历时半年多的银行卡跨行收费之争最终以收费取消告终，令不少市民拍手叫好。正如数月来为叫停跨行查询费而奔波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所言，“这是多方努力的结果”。然而，尽管其间有诸如邓维婕等人状告银行，但遍览9个多月来的各方反应，似乎很难将这一叫停视为“庶民的胜利”，相反，它折射了公益官司的困境。
　　自2006年7月上海市民邓维婕率先状告四家银行和中国银联跨行查询收费违法之后，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只有另一位上海市民汤先生和北京市民王先生先后把向其收取跨行查询费的银行告上了法庭。而从结果来看，这几起诉讼案均不了了之，除了邓维婕的诉讼已在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正式立案之外，直至4月6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叫停决定的出笼，有关诉讼的进一步进展情况再也未进入大众的视野。
　　事实上，从铁路不给乘客开发票到地铁收费厕所侵权，从银行向小额存款收费到春运火车票涨价，对这些问题的公益官司，虽然在社会上都曾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引得好评如潮，但结果往往是败多胜少。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有些问题是只能通过立法及行政程序来解决的，但更多的还是缘于“集体非理性”。
　　在公益官司越来越成为彰显公民意识觉醒和社会进步的语境下，虽然公益官司表面上似乎只是公民个人利益的公正诉求，但实际上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利益共同的利益诉求，然而，它未必符合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体理性。因为，个体理性建立在经济人的自我假设之上，即每个人只是按照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安排自己的行为。而在此过程中，个体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因此，个体在自己的理性计算中，总是将公益官司义务的履行寄希望于他人，而自己却在不诉诸官司的前提下获取利益最大化。
　　这种“搭便车”的情形，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因为任何公共物品都具有非排他性，都不可避免地由“公地悲剧”所致，其根源就在于公益官司这种公共物品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外部性。虽然大多数人都可以预见到公益官司的重要性和预期收益性，但其未必有身体力行的决心和勇气。
　　明乎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公益官司的困境简单地归结为公众的公益官司意识不够，从而只将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如何提升公益官司意识上，而应当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公益官司的共识，以及这种共识的制度化表达、形成以及产生约束力平台的创建。只有当这种集体理性能够在制度上形成对破坏公正的一种“在先约束”时，个体理性所形成的集体非理性，才不至于在某种正当性外衣下，将公益官司这种公共产品的外部性挥洒得淋漓尽致。为此需要在三个方面努力：
　　降低公益官司的诉讼成本。打公益官司受益的是公众，可是奔波劳累出钱埋单的却是个体，除了体力智力时间的考虑以外，经济上的危险性就足以把人吓住：即便赢了官司对于诉讼主体来讲也得不偿失，更何况输官司的几率往往很大。所以，为公民意识觉醒和社会公正，不妨成立专门的公益官司基金，对可以认定为具有代表性的公益官司进行补偿、支持。
　　提高垄断企业的责任成本。当前，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依赖于企业的自律，所以，在跨行查询费被叫停后，黄细花对垄断企业“更多注重其社会责任，多为普通百姓想想”的期望，多少显得有些苍白。对于那些对社会进步具有推动意义的公益官司，要对官司中败诉的垄断企业或相关单位，追加一定程度的经济处罚，并可用于对原告的奖励。
　　健全公益官司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对公益官司的“公益”程度的评价体系，并依据公益官司的“公益”程度，制定赏罚严明的激励政策，促进相关方面对其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全面及时的修正，推动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