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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全國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谁掌握了信用评级的话语权，谁就掌握了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制高点。规范发展信用评级首次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已经突显信用评级机构在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地位。抓紧落实这一战略部署迫切需要全面认识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并提出相应对策予以解决。
一、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市场过度开放给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生存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我国绝大多数信用评级机构在国内开展业务，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利用尚不充分。由于我国企业债和公司债发行量小，在信用评级业务中占最大份额的债券市场相当狭小。我国大部分债券由国有金融机构或国有企业发行，或者有国有银行担保，造成债券风险承担机制不健全，实际上对这些债券评级意义并不很大，市场对信用评级的需求并不强劲，导致信用评级市场僧多粥少现象更为突出。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加入WTO后， 因为对信用评级重要性认识不够，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缓慢而被迫开放，国外信用评级机构利用我国法律制度的漏洞并购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迅速占有和控制我国信用评级市场，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扩大在我国的影响。2006年4月，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向穆迪出让49%的股权，在国内影响较大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成为穆迪成员。惠誉则收购了另一家国内有影响的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49%的股权，标准普尔与新世纪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 。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巨头通过并购方式已经控制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从2005～2007年7月31日，共有469支短期融资债券发行，发行额为6，089.8亿元，具有外资背景的中诚信国际占41.46%，联合资信占28.38%。2001～2005年，联合资信和中诚信国际在企业债券信用评级市场占有率达到77%。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开放程度过高已经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造成了威胁，国内信用评级机构面临严重生存危机。
（二）信用评级基础数据库建设薄弱
数据资源不足是国内评级机构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由于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开展评级业务的时间不长，受国内评级市场规模的限制，每年可做的评级项目数量有限，最多不到百来家，最少仅有几家，数据积累有限，主要依靠评级对象提供的信息资料确定信用等级。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政务信息公开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各地方、部门、公共服务和中介机构等各自为政，系统之间互不兼容，信用信息分散不能共享。有的从狭隘的本位利益出发，对本应公开的信息进行屏蔽。信用评级机构正常获取数据信息的途径有限，可以依赖的公共信息比较少。评级机构自身积累的违约率数据、回收率数据等都很少，评级方法特别是评级模型的研究缺乏相关的历史数据，评级方法的创新难度大，评级方法容易受到市场的质疑。
（三）多种因素制约信用评级服务质量提高
我国信用评级机构作出的评级普遍都很高，并且很少调整变化。好公司与差公司在评级之间没有太大区别，评级风险揭示功能和作用发挥比较有限。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存在评级概念模糊、评级方法落后、评级缺乏检验、评级跟踪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评级机构普遍面临着人才缺乏问题，业内认可的权威性专家更缺，尚处于人才积累初级阶段。现阶段，我国本土评级机构很难做到按行业确定分析人员的岗位机制，一般按项目临时组班方式确定项目小组人员。项目人员行业知识欠缺，评级经验积累不足，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分析、行业竞争优势比较、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动态走势、国际经济区域及国别经济形势研判能力较弱，相对于新产品的频频出现，研究和创新能力不足 。信用评级报告质量和认可度不高，利用率低，社会影响力小，市场上尚未产生比较权威的机构，或者市场认同的权威机构 。评级得到检验的机会比较少，市场环境尚不成熟，如破产机制、风险承担机制等不健，违约暴露不充分 。
（四）不规范行为严重损害信用评级机构信誉
一些信用评级机构与评级对象存在特殊利益关系，发行者付费的收费模式和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开展评级、咨询、产品设计等多项业务使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评级机构受到委托方的影响和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干扰，独立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利用非市场手段开展不正当竞争，只要给钱就给一个好的评级，为争取和扩大市场允诺高信用评级，不惜低价甚至免费争夺客户。有的根本就不具备相当的资质条件，却仍以专题、专家访谈和评论等形式大肆宣传，虚夸信用评级业务水平，缺少职业道德，败坏行业形象。
（五）行业多头监管局面不利于信用评级业务发展
我国信用评级监管体制不是依据法律规定而建构的，而是相关部门和地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通过部门和地方制度规定形式而逐步形成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我国形成了多个行业主管部门分头监管的模式，不同的信用评级产品和服务的资格认定部门不同，不同的资本市场的信用评级由不同的部门认定。企业债券市场和中小企业信用服务市场信用评级由国家发改委认可；银行间债券市场、信贷市场信用评级由中国人民银行认可；保险机构投资债券市场信用评级由中国保监会认可；证券市场则有证监会认可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除此之外，其他一些部门和地方对信用评级资格也进行了认定，如各人民银行大区行和中心支行有权认可借款企业评级机构。很多地方政府对企业信用评级作出了规定，对信用评级资质进行认可。在不同市场对不同产品和服务评级必须要获得多个部门和地方的认可，造成全国统一的市场被条块分割，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主义滋生蔓延。受这种监管体制的制约，信用评级机构扩大业务范围举步维艰，难以做强做大。由于缺乏统一的评级机构认可制度和信用评级市场准入机制，没有统一的主管部门对评级机构进行行业准入审查，各监管部门监管理念、方法和要求有很大差别，导致评级机构准入门槛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与多头监管模式相适应，监管制度相当零散和复杂，统一的信用评级法律制度体系难以形成，制度存在漏洞，规定之间相互冲突，为国外信用评级机构长驱直入我国资本市场带来了机会。
二、规范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对策
（一）大力支持发展信用评级产业，积极拓展信用评级业务领域
信用评级已进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有必要制定信用评级产业发展规划，对规范和发展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具体安排。要有限制地开放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对外国信用评级机构在我国开展并购和经营活动严格监管。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要接受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其中包括人民币主权评级、主体评级、债项评级等。境内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债券属于国内评级性质，要接受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保证发行债项获得合理的评级，降低筹资成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产品创新，推动债券市场快速发展，促进资本市场结构不断优化，改善我国债券市场的品种结构。制定并实施“走出去”战略，趁次贷危机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盈利大幅下滑，鼓励和支持中投、汇金等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收购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国际知名评级机构股权，争取对其控股。鼓励支持国内信用评级机构通过持股等方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信用评级机构合作。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既要立足本国企业、个人、投资产品，又要对国外企业、国家主权风险、投资产品等及时进行评级，为国外投资提供准确、客观、及时、全面的信息。大力培育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信用评级机构，让其成为香港、日本、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机构认可的外部信用评级机构。
（二）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畅通信用评级信息渠道
加快制定《社会信用信息法》，为商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服务等业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鼓励和支持各种类型的数据公司，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数据，在市场上出售，建立健全数据供需市场。鼓励和支持私营公司从事征信业务。培育像Equifax、Experian和Trans Union之类的征信公司，建立覆盖全国的数据库，依法收集個人和企业的信息，对信息进行分类、比较、计算、分析、评估等系列加工处理，形成征信产品，向信用评级机构、消费信贷的授信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雇主、司法部门及消费者个人出售。政府和银行部门的征信产品应该通过市场方式出售，给信用评级公司获得数据的适当途径。充分应用现有的政务资源网和征信平台，推进部门、地方、中介机构之间联合采集信用信息，加强合作与交流，逐步实现全国统一征信。鼓励支持信用评级企业技术创新，开发运用“云计算”，整合各类数据，提高数据分析、资源整合能力，提高信用评级机构危机预测能力和水平。
（三）大力培养信用评级专门人才，提高信用评级服务质量
建立世界主要评级机构分析师数据库，长期跟踪分析评级分析师评级报告和评级活动，认准评级优秀人才，通过沟通联络、理论研讨、技术合作、高薪聘请等多种方式与国外信用评级机构建立良好关系，有效利用好全球评级资源。建立和完善信用评级行业协会教育培训管理制度，组织国内评级机构分析师开展高级研讨、教育培训、经验交流等活动，提高评级队伍整体水平。选派优秀评级分析师到国外评级机构和院校进行学习交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评级人才。鼓励和支持信用评级机构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信用评级理论和实践研究，发挥多学科专业的优势，吸引更多专家学者关注和参与信用评级。加强对结构性融资产品评级的研究，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培养结构性融资产品的顶尖人才。培养在国际信用评级组织中真正能够起到主导作用、发挥影响力，甚至能够修改和制定规则的人才。
（四）推进信用评级监管体制改革，促进信用评级机构规范发展
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负责、各业务监管机构参与的监管委员会，制定统一的监管政策，建立统一规范的评级机构认可制度，提高信用评级业务监管的专业性。完善信用评级法律制度，对不正当竞争、利益冲突、防止垄断、增强透明度、跟踪评级、法律责任等进行规范。深入研究利益冲突问题，设计一套适用于我国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规避机制，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对实际或潜在利益进行充分披露。在保护评级机构商业秘密和客户数据资料的前提下，向投资者公开更多关于评级机构数据来源和评级方法的信息，提高评级的透明度。加强评级机构跟踪评级机制建设，要求评级机构建立定期、不定期跟踪评级制度。建立信用评级机构权利责任对称机制。通过完善信用评级行业协会规则、严格执行反垄断、国家安全和保密等法律法规等措施，按照国际公约规定规范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禁止国外评级机构从事危害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活动。建立信用评级机构诚信体系，建立黑名单制度，建立评级人员执业诚信档案，对违反法律法规的机构和从业人员进行资格限制和处罚，提高信用评级机构诚信度和公信力。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一、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市场过度开放给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生存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我国绝大多数信用评级机构在国内开展业务，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利用尚不充分。由于我国企业债和公司债发行量小，在信用评级业务中占最大份额的债券市场相当狭小。我国大部分债券由国有金融机构或国有企业发行，或者有国有银行担保，造成债券风险承担机制不健全，实际上对这些债券评级意义并不很大，市场对信用评级的需求并不强劲，导致信用评级市场僧多粥少现象更为突出。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加入WTO后， 因为对信用评级重要性认识不够，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缓慢而被迫开放，国外信用评级机构利用我国法律制度的漏洞并购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迅速占有和控制我国信用评级市场，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扩大在我国的影响。2006年4月，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向穆迪出让49%的股权，在国内影响较大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成为穆迪成员。惠誉则收购了另一家国内有影响的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49%的股权，标准普尔与新世纪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 。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巨头通过并购方式已经控制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从2005～2007年7月31日，共有469支短期融资债券发行，发行额为6，089.8亿元，具有外资背景的中诚信国际占41.46%，联合资信占28.38%。2001～2005年，联合资信和中诚信国际在企业债券信用评级市场占有率达到77%。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开放程度过高已经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造成了威胁，国内信用评级机构面临严重生存危机。
（二）信用评级基础数据库建设薄弱
数据资源不足是国内评级机构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由于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开展评级业务的时间不长，受国内评级市场规模的限制，每年可做的评级项目数量有限，最多不到百来家，最少仅有几家，数据积累有限，主要依靠评级对象提供的信息资料确定信用等级。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政务信息公开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各地方、部门、公共服务和中介机构等各自为政，系统之间互不兼容，信用信息分散不能共享。有的从狭隘的本位利益出发，对本应公开的信息进行屏蔽。信用评级机构正常获取数据信息的途径有限，可以依赖的公共信息比较少。评级机构自身积累的违约率数据、回收率数据等都很少，评级方法特别是评级模型的研究缺乏相关的历史数据，评级方法的创新难度大，评级方法容易受到市场的质疑。
（三）多种因素制约信用评级服务质量提高
我国信用评级机构作出的评级普遍都很高，并且很少调整变化。好公司与差公司在评级之间没有太大区别，评级风险揭示功能和作用发挥比较有限。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存在评级概念模糊、评级方法落后、评级缺乏检验、评级跟踪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评级机构普遍面临着人才缺乏问题，业内认可的权威性专家更缺，尚处于人才积累初级阶段。现阶段，我国本土评级机构很难做到按行业确定分析人员的岗位机制，一般按项目临时组班方式确定项目小组人员。项目人员行业知识欠缺，评级经验积累不足，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分析、行业竞争优势比较、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动态走势、国际经济区域及国别经济形势研判能力较弱，相对于新产品的频频出现，研究和创新能力不足 。信用评级报告质量和认可度不高，利用率低，社会影响力小，市场上尚未产生比较权威的机构，或者市场认同的权威机构 。评级得到检验的机会比较少，市场环境尚不成熟，如破产机制、风险承担机制等不健，违约暴露不充分 。
（四）不规范行为严重损害信用评级机构信誉
一些信用评级机构与评级对象存在特殊利益关系，发行者付费的收费模式和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开展评级、咨询、产品设计等多项业务使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评级机构受到委托方的影响和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干扰，独立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利用非市场手段开展不正当竞争，只要给钱就给一个好的评级，为争取和扩大市场允诺高信用评级，不惜低价甚至免费争夺客户。有的根本就不具备相当的资质条件，却仍以专题、专家访谈和评论等形式大肆宣传，虚夸信用评级业务水平，缺少职业道德，败坏行业形象。
（五）行业多头监管局面不利于信用评级业务发展
我国信用评级监管体制不是依据法律规定而建构的，而是相关部门和地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通过部门和地方制度规定形式而逐步形成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我国形成了多个行业主管部门分头监管的模式，不同的信用评级产品和服务的资格认定部门不同，不同的资本市场的信用评级由不同的部门认定。企业债券市场和中小企业信用服务市场信用评级由国家发改委认可；银行间债券市场、信贷市场信用评级由中国人民银行认可；保险机构投资债券市场信用评级由中国保监会认可；证券市场则有证监会认可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除此之外，其他一些部门和地方对信用评级资格也进行了认定，如各人民银行大区行和中心支行有权认可借款企业评级机构。很多地方政府对企业信用评级作出了规定，对信用评级资质进行认可。在不同市场对不同产品和服务评级必须要获得多个部门和地方的认可，造成全国统一的市场被条块分割，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主义滋生蔓延。受这种监管体制的制约，信用评级机构扩大业务范围举步维艰，难以做强做大。由于缺乏统一的评级机构认可制度和信用评级市场准入机制，没有统一的主管部门对评级机构进行行业准入审查，各监管部门监管理念、方法和要求有很大差别，导致评级机构准入门槛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与多头监管模式相适应，监管制度相当零散和复杂，统一的信用评级法律制度体系难以形成，制度存在漏洞，规定之间相互冲突，为国外信用评级机构长驱直入我国资本市场带来了机会。
二、规范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对策
（一）大力支持发展信用评级产业，积极拓展信用评级业务领域
信用评级已进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有必要制定信用评级产业发展规划，对规范和发展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具体安排。要有限制地开放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对外国信用评级机构在我国开展并购和经营活动严格监管。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要接受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其中包括人民币主权评级、主体评级、债项评级等。境内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债券属于国内评级性质，要接受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保证发行债项获得合理的评级，降低筹资成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产品创新，推动债券市场快速发展，促进资本市场结构不断优化，改善我国债券市场的品种结构。制定并实施“走出去”战略，趁次贷危机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盈利大幅下滑，鼓励和支持中投、汇金等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收购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国际知名评级机构股权，争取对其控股。鼓励支持国内信用评级机构通过持股等方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信用评级机构合作。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既要立足本国企业、个人、投资产品，又要对国外企业、国家主权风险、投资产品等及时进行评级，为国外投资提供准确、客观、及时、全面的信息。大力培育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信用评级机构，让其成为香港、日本、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机构认可的外部信用评级机构。
（二）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畅通信用评级信息渠道
加快制定《社会信用信息法》，为商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服务等业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鼓励和支持各种类型的数据公司，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数据，在市场上出售，建立健全数据供需市场。鼓励和支持私营公司从事征信业务。培育像Equifax、Experian和Trans Union之类的征信公司，建立覆盖全国的数据库，依法收集個人和企业的信息，对信息进行分类、比较、计算、分析、评估等系列加工处理，形成征信产品，向信用评级机构、消费信贷的授信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雇主、司法部门及消费者个人出售。政府和银行部门的征信产品应该通过市场方式出售，给信用评级公司获得数据的适当途径。充分应用现有的政务资源网和征信平台，推进部门、地方、中介机构之间联合采集信用信息，加强合作与交流，逐步实现全国统一征信。鼓励支持信用评级企业技术创新，开发运用“云计算”，整合各类数据，提高数据分析、资源整合能力，提高信用评级机构危机预测能力和水平。
（三）大力培养信用评级专门人才，提高信用评级服务质量
建立世界主要评级机构分析师数据库，长期跟踪分析评级分析师评级报告和评级活动，认准评级优秀人才，通过沟通联络、理论研讨、技术合作、高薪聘请等多种方式与国外信用评级机构建立良好关系，有效利用好全球评级资源。建立和完善信用评级行业协会教育培训管理制度，组织国内评级机构分析师开展高级研讨、教育培训、经验交流等活动，提高评级队伍整体水平。选派优秀评级分析师到国外评级机构和院校进行学习交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评级人才。鼓励和支持信用评级机构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信用评级理论和实践研究，发挥多学科专业的优势，吸引更多专家学者关注和参与信用评级。加强对结构性融资产品评级的研究，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培养结构性融资产品的顶尖人才。培养在国际信用评级组织中真正能够起到主导作用、发挥影响力，甚至能够修改和制定规则的人才。
（四）推进信用评级监管体制改革，促进信用评级机构规范发展
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负责、各业务监管机构参与的监管委员会，制定统一的监管政策，建立统一规范的评级机构认可制度，提高信用评级业务监管的专业性。完善信用评级法律制度，对不正当竞争、利益冲突、防止垄断、增强透明度、跟踪评级、法律责任等进行规范。深入研究利益冲突问题，设计一套适用于我国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规避机制，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对实际或潜在利益进行充分披露。在保护评级机构商业秘密和客户数据资料的前提下，向投资者公开更多关于评级机构数据来源和评级方法的信息，提高评级的透明度。加强评级机构跟踪评级机制建设，要求评级机构建立定期、不定期跟踪评级制度。建立信用评级机构权利责任对称机制。通过完善信用评级行业协会规则、严格执行反垄断、国家安全和保密等法律法规等措施，按照国际公约规定规范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禁止国外评级机构从事危害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活动。建立信用评级机构诚信体系，建立黑名单制度，建立评级人员执业诚信档案，对违反法律法规的机构和从业人员进行资格限制和处罚，提高信用评级机构诚信度和公信力。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