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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邓振发，也许有人不熟悉他的名字，但若提起“邓钣金”，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因为在他身上，充满了太多的传奇色彩：改革开放前，他因私自修车被发配农场改造；改革开放初始，他抓住商机，领到哈尔滨市第一份私营执照，成为第一个百万元户，还是全国私企成立工会组织第一人……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他骄人的业绩却逐渐滑落，最后不得不淡出曾赋予他无比辉煌的历史舞台……
但是，形式上的退养，并不代表精髓上的沉寂，这创造了数个历史“第一”的传奇人物的经历，带给后人的，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敢为人先，领到了0001号私营执照
1954年冬天，15岁的邓振发和弟弟妹妹跟随母亲从老家山东莱州，风尘仆仆地来到哈尔滨，投奔在此立脚的父亲。当时，全家7口人挤在道里区一间只有10平方米、四面透风的板夹泥房子里，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贫苦的生活让少年邓振发萌生了赚钱养家的念头。然而，他在哈尔滨人生地不熟，加之年龄小，只得去离家不远的一条坡路拉小套。别人拉一趟小套能挣4分钱，他是孩子，拉一趟人家只给他2分钱，但他仍是乐此不疲。钱虽然少，毕竟可以帮助父母分担一些生活重担啊。
两年后的一天，邓振发路过中央大街时，忽然发现一家商店的橱窗上贴着一则启事，仔细一看，原来是哈尔滨市汽车修配生产合作社要招学徒工。邓振发不由得一阵兴奋，按照地址来到了汽修合作社的办公室报名。
报名的人很多，从屋子里一直排到门外，邓振发只好排在队尾焦急地等待。正在这时，两个穿工作服的人抬着一台机器从他身边路过。邓振发忽然发现机器发生了倾斜，眼看两人就要抬不住了，便下意识地伸出双手，帮着两人把机器抬到了车间。看到邓振发汗流浃背的样子，抬机器的两个人中的一个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挺机灵的，是来报名的吧？”看到邓振发点头，那个人把他带到了办公室，对负责报名登记的人说：“这个小伙子条件差不多，就把他留下吧。”邓振发这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领导。
被留下的邓振发不但肯吃苦，而且悟性好，别人需要三四年才能学会的技术，他一年多就掌握得非常娴熟了。但邓振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在汽修厂干了两年，他就嫌每月30元的工资太少，到了第三个年头，便离开了汽修厂，到一家建筑公司做工。这样，他每月的工资可以拿到50多块钱。
在建筑公司干了一年多后，邓振发的心又活泛了，想要单挑独干赚更多的钱。于是，他又辞了建筑公司的活儿，一个人带着修车工具，跑到道里区一家汽车配件商店门前蹲着，看见有人进进出出购买汽车零配件，便凑过去搭讪：“师傅，要修车吗？我钣金活儿好，修车又快又省钱。”当时，没有个人修车的，哪个单位车坏了，都送到修配厂，不但价格固定，而且要等好多天才能修好。听邓振发这么说，有人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请他去修车。邓振发大活小活都不敢怠慢，修起车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而且质量上乘，雇主直夸他手艺好。就这样，靠雇主间口口相传，邓振发揽到了不少修车的活儿。有时自己忙不过来，他就找人帮忙。
邓振发靠给人修车维持住了家人的温饱，但在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也因此遭受了一场磨难。1968年6月10日，邓振发刚替人修好了一辆车，忽然闯进来一伙人，将他连人带工具弄到了公安局。随即，他因私包工罪名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关押501天、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后，邓振发又被“发配”到了绥棱农场强制劳动。
命运弄人。邓振发被送到农场后，却成了农场里的“香饽饽”。场长知道他有修车本领，就说：“邓振发，你以后不用干农活，就专门修车。”场长的一句话，邓振发便重操旧业，干起了修车的老本行。农场里的吉普车、拖拉机、康拜因等都和他有过“亲密”接触。场长也高看他一眼，有时候把他和北京、天津来的两个知识分子一起请到家里喝酒，四个人围坐在酒桌边，谈天说地，使他挨过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强制劳动结束后，邓振发于1976年结婚，再也不想出去修车了。凭着前些年考了个机动车驾照，他谋到给一家水泵厂厂长开车的活儿。
时间一晃到了1979年2月。一天，邓振发开车拉着厂长外出办事，途中两人唠起了家常。厂长说：“老邓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抓经济。国家开始鼓励干个体，我要是有你这么一手修车的绝活，厂长我都不干了，自己开修配厂，赚大钱！”
厂长的一番感慨令邓振发平静的心激荡起来，蛰居在心底想要靠手艺改变命运的念头，也在这个早春二月渐渐复苏了。经过与家人商量，第二天上午，邓振发来到南岗区工商科，一眼看见工商科牌子旁边，还挂着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牌子。他心里不由得变得忐忑起来，试探地对工商科的工作人员说：“我想办个汽车修配厂，可不可以领个营业执照？”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说：“你动作挺快呀！”随即便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和厂名，盖上公章，交给了他。邓振发拿过执照一看，便问道：“这执照咋是手写的呀？”工作人员说：“刚下来文件允许办个体执照，还没来得及印刷呢。”邓振发又仔细看了一下手里的执照，见上面的编号居然是个体经营0001号，便揣着执照回家了。
创造辉煌，修车锤敲出“邓钣金”品牌
然而，邓振发领了个体经营0001号营业执照后，并没有马上挂牌开厂，因为他吃不准政策会不会变。自己因为私包工的罪名吃了不少苦头，如果以后再连累一双儿女，那就得不偿失了。但邓振发又不甘心就此罢手。思来想去，他决定“投石问路”，先试探一下再说。
于是，邓振发辞去司机的工作，重新拿起自己的修车工具，在路边竖了块修车点的牌子，遇到过往的车辆“抛锚”，便上前揽活。为了让人家相信自己，他总是先把自己的0001号营业执照展示给对方看，然后再认真地帮人家修车。一来二去，许多人都知道有个姓邓的钣金工在路边给人修车，而且还有营业执照。
真正让邓振发声名鹊起和挂牌开厂的是他到一家单位修车的经历。1980年春节后的一天，有人找到邓振发，让他去一家单位修车，邓振发拎着工具箱就跟人家去了。那是一家负责全市禽蛋供应的批发单位，新进了一辆日本产的面包车，司机不小心把车身撞瘪了一块。当时，日本车在街面上并不多见，加之对钣金工艺要求高，几家修配厂都表示无法修复，要修只能去北京。邓振发来了后，对方告诉他，因为是局部修理，修车时不能用锤子，不能把玻璃卸下来，问他能不能修？邓振发绕着车转了一圈，胸有成竹地回答：“能修！”
三天后，汽车修好了，司机开出去喷漆。等司机再把车开回来，大家一看，完好如新，用手仔细摸被撞过的地方，平平整整，一丁点修复的痕迹都感觉不出来。当时，这家单位的领导一高兴，特批给邓振发一箱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鸡蛋。
赶巧的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这天正好到那家单位采访，便当场对邓振发做了采访。第二天，报纸就报道了邓振发巧手修车的事迹，还配了一张邓振发修车的照片。因为当时敢修进口车的人寥寥无几，邓振发立刻成了新闻人物，找他修车的单位络绎不绝。邓振发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并没有相关部门来找他的麻烦，这才花1000元钱在南岗区三姓街买了个棚子，挂上了“大新汽车钣金修理站”的牌子。
由于邓振发手艺精湛，诚实守信，他的修理站办得红红火火，待修的汽车在门口排成了长队。邓振发一个人忙不过来，产生了扩大企业规模、招收工人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几个好朋友，有个朋友善意地劝他：“老邓啊，你把摊子扑腾大了，万一政策再变，给你扣上顶资本家的帽子，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邓振发心里没底了。
198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夜里，邓振发睡不着觉，不知该何去何从。一番冥思苦想后，他披衣下床，提笔给哈尔滨日报社写信，将自己的心理矛盾和盘托出：“……最近，我们几个人还准备集资合股扩大企业，但又都担心将来政策会变化，特请编辑同志给予答复……”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将署着自己实名的信投进了邮筒……
11月17日，《哈尔滨日报》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请哈尔滨市工商局以《现行个体经济政策是否会变》为题做了公开答复：“……国家提出适当地发展个体经济，并且从各方面创造条件方便其发展，这是从当前我国实际经济状况出发所制定的符合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长远政策……”
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邓振发终于可以放手放脚地干了。他用自己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建起了700余平方米的新厂房，招收了20多个工人，将厂名更换为“邓钣金汽车修配厂”，生产经营搞得风生水起，每天都能赚上千元的利润。由于他是靠修车的“锤子”吃饭的，有人形象地比喻他“一锤子就能敲出一只烧鸡”。很快，邓振发就成了哈尔滨的第一个百万元户，当上了南岗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个体户，还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在艰苦创业的同时，邓振发还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那就是自己因为私包工问题曾被关过拘留所和强制劳动。于是，在建厂之初，他多次找到曾处理过他的公安机关，要求对自己的问题给予明确说法。1982年9月，公安机关以书面形式给予答复，承认对他的强制劳动是错误的，撤销了对他强制劳动的决定，恢复名誉，挽回影响。手捧一纸为他恢复名誉的信函，邓振发百感交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拂去了蒙在他身上的历史尘埃。由此，他由衷地感谢党的好政策，也尽自己所能积极回报社会，在照章纳税的同时，多次捐资助学和为社会捐款。
邓振发渐渐地成了哈尔滨的名人。不过，许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都称呼他“邓钣金”，他也因各种机缘结识了许多文艺界人士。著名电影演员李仁堂、许还山、谢芳等，来哈尔滨拍摄电影，由于剧组的车坏了，便来到邓振发的工厂修理。邓振发热情地接待了这些老艺术家，令他们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临走，李仁堂为他写了“白手起家”的书法条幅，许还山为他题写了“邓钣金”三个大字。许还山的字遒劲有力，邓振发非常喜欢，将其制成匾额，悬挂在工厂的门楣上。
“邓钣金”成了邓振发的别名、厂名，也成了响当当的品牌。工厂最兴盛时，邓振发率先在私营企业成立了工会，由此他成为全国私企成立工会组织的第一人。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分别将邓振发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做了报道。
沉浮起落，见证改革伟大历程
成了老板的邓振发并没有用西装革履包装自己，依然是平素的装扮。冬天喜欢穿黑棉袄，无论是干活还是上街都是这一身。夏天就穿平时修车的工装，往人堆里一站，怎么看都像个民工。为此，邓振发没少遭受白眼，也留下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
1988年，邓振发和一位朋友吃完饭去逛街，顺脚迈进了一家车行。突然，一辆最新款式的摩托车吸引住了俩人的目光。那个朋友穿戴齐整，售货员见了，急忙过来赔着笑脸，向其介绍各品牌摩托车的性能。当时，摩托车对普通百姓而言还属于奢侈品，一般人很少问津。这时，售货员一抬眼，看见一旁的邓振发正用手摸着摩托车，便冲过去扒拉开他的手，斥责道：“去去，上一边去。”邓振发有点委屈地说：“我摸摸不行吗？”售货员说：“这不是自行车，摸了你也买不起。”邓振发便来了犟脾气：“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你说个价。”售货员用眼睛斜瞧着他说：“说出来吓你一跳，5000块！”
看见售货员鄙视自己的眼神，邓振发被激怒了，他当即从兜里掏出一张支票，拍在售货员眼前：“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不是白纸？我买一台！”售货员立刻傻眼了，他没想到这位穿着穷酸、说着一口山东话的人会买摩托车，而且使用的竟是支票。这边一吵闹，商店经理过来了，他也疑惑地打量着邓振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邓振发的朋友对商店经理说：“你们怎么看人下菜？他可是民营企业家邓钣金啊。”商店经理听说眼前这个像叫花子似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邓钣金，急忙向邓振发赔礼道歉，随后又打发人将摩托车送到邓钣金“府上”。邓振发只得买下了这辆摩托车。
邓振发的那身穿着，一方面让他遭受到别人的误解和怠慢，另一方面也使他得以体察民间疾苦，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邓振发正蹲在修配厂门前，和几个在那里等活干的“盲流”闲聊。这时，突然开来一辆车，随即从车上下来一伙穿制服的人，将那些拉小套的“盲流”抓上了车。一个人看见邓振发的穿着打扮，把他也误认成“盲流”一起抓上车了，好在司机认出他来，把他撵下车去。后来他才弄清，因为这些闲散人员妨碍市容，有关部门联合行动，要把他们送去劳动。
邓振发有些想不通，拉小套本身就是参加劳动，难道这也错了吗？后来，在参加政协会议时，邓振发将这个问题写成议案，递交上去。不久，相关部门经过慎重研究，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做法，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些“盲流”知道是邓振发为他们仗义执言，感动得一个劲地给他作揖。
然而，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不断进步，与汽修行业朝着机械化、电子化、数字化方向迅猛发展相比，文化落后、观念落后、技术落后以及缺少现代科学管理手段等因素严重制约了邓振发，使他的企业难以再有大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末，“邓钣金”逐渐踏上了由兴到衰的历程。尤其是汽车保险业兴起以后，许多保险公司都指定了修配厂，而没有一家保险公司看中“手工作坊式”的“邓钣金汽车修配厂”，这无形中也加速了他的企业衰退的步伐。
当年，邓振发并没有让自己的一双儿女子承父业，现在，他的一双儿女全都在机关里工作，对企业经营全都是“门外汉”。到了2003年，与邓振发“一锤子敲出一只烧鸡”相比，他只能是“一锤子敲出一粒花生米”了。无奈，邓振发只得承认自己的企业被市场淘汰，于这年的7月正式办理了企业废业手续。
在关闭企业之前，有人找到邓振发，说他的0001号执照和“邓钣金”的牌子值钱，劝他转卖出去。邓振发淡然一笑，说：“我修车没骗过人。可是要遇到个心术不正的主儿，拿着‘邓钣金’的招牌去拐骗坑人，我这老脸可往哪儿搁啊？所以这两样东西多少钱都不卖，留着做个念想吧。”
如今，邓振发已经把原来的厂房租出去了。经历了商海沉浮和人生起落，邓振发把一切都看得很开，人也很淡定。他告诉记者，他个人的成败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借助改革开放富足了，辉煌了，甚至还创造了许多个“第一”，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
结束采访前，邓振发认真地对记者说：“改革刚开始时，我赢了，改革深入发展后，我败了，我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有太多东西值得深思和借鉴……希望我的传奇经历能够对世人具有意义，也算是我对社会的一份回报吧……”
作者声明：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违者必究。
编辑 / 王 琳
但是，形式上的退养，并不代表精髓上的沉寂，这创造了数个历史“第一”的传奇人物的经历，带给后人的，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敢为人先，领到了0001号私营执照
1954年冬天，15岁的邓振发和弟弟妹妹跟随母亲从老家山东莱州，风尘仆仆地来到哈尔滨，投奔在此立脚的父亲。当时，全家7口人挤在道里区一间只有10平方米、四面透风的板夹泥房子里，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贫苦的生活让少年邓振发萌生了赚钱养家的念头。然而，他在哈尔滨人生地不熟，加之年龄小，只得去离家不远的一条坡路拉小套。别人拉一趟小套能挣4分钱，他是孩子，拉一趟人家只给他2分钱，但他仍是乐此不疲。钱虽然少，毕竟可以帮助父母分担一些生活重担啊。
两年后的一天，邓振发路过中央大街时，忽然发现一家商店的橱窗上贴着一则启事，仔细一看，原来是哈尔滨市汽车修配生产合作社要招学徒工。邓振发不由得一阵兴奋，按照地址来到了汽修合作社的办公室报名。
报名的人很多，从屋子里一直排到门外，邓振发只好排在队尾焦急地等待。正在这时，两个穿工作服的人抬着一台机器从他身边路过。邓振发忽然发现机器发生了倾斜，眼看两人就要抬不住了，便下意识地伸出双手，帮着两人把机器抬到了车间。看到邓振发汗流浃背的样子，抬机器的两个人中的一个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挺机灵的，是来报名的吧？”看到邓振发点头，那个人把他带到了办公室，对负责报名登记的人说：“这个小伙子条件差不多，就把他留下吧。”邓振发这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领导。
被留下的邓振发不但肯吃苦，而且悟性好，别人需要三四年才能学会的技术，他一年多就掌握得非常娴熟了。但邓振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在汽修厂干了两年，他就嫌每月30元的工资太少，到了第三个年头，便离开了汽修厂，到一家建筑公司做工。这样，他每月的工资可以拿到50多块钱。
在建筑公司干了一年多后，邓振发的心又活泛了，想要单挑独干赚更多的钱。于是，他又辞了建筑公司的活儿，一个人带着修车工具，跑到道里区一家汽车配件商店门前蹲着，看见有人进进出出购买汽车零配件，便凑过去搭讪：“师傅，要修车吗？我钣金活儿好，修车又快又省钱。”当时，没有个人修车的，哪个单位车坏了，都送到修配厂，不但价格固定，而且要等好多天才能修好。听邓振发这么说，有人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请他去修车。邓振发大活小活都不敢怠慢，修起车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而且质量上乘，雇主直夸他手艺好。就这样，靠雇主间口口相传，邓振发揽到了不少修车的活儿。有时自己忙不过来，他就找人帮忙。
邓振发靠给人修车维持住了家人的温饱，但在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也因此遭受了一场磨难。1968年6月10日，邓振发刚替人修好了一辆车，忽然闯进来一伙人，将他连人带工具弄到了公安局。随即，他因私包工罪名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关押501天、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后，邓振发又被“发配”到了绥棱农场强制劳动。
命运弄人。邓振发被送到农场后，却成了农场里的“香饽饽”。场长知道他有修车本领，就说：“邓振发，你以后不用干农活，就专门修车。”场长的一句话，邓振发便重操旧业，干起了修车的老本行。农场里的吉普车、拖拉机、康拜因等都和他有过“亲密”接触。场长也高看他一眼，有时候把他和北京、天津来的两个知识分子一起请到家里喝酒，四个人围坐在酒桌边，谈天说地，使他挨过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强制劳动结束后，邓振发于1976年结婚，再也不想出去修车了。凭着前些年考了个机动车驾照，他谋到给一家水泵厂厂长开车的活儿。
时间一晃到了1979年2月。一天，邓振发开车拉着厂长外出办事，途中两人唠起了家常。厂长说：“老邓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抓经济。国家开始鼓励干个体，我要是有你这么一手修车的绝活，厂长我都不干了，自己开修配厂，赚大钱！”
厂长的一番感慨令邓振发平静的心激荡起来，蛰居在心底想要靠手艺改变命运的念头，也在这个早春二月渐渐复苏了。经过与家人商量，第二天上午，邓振发来到南岗区工商科，一眼看见工商科牌子旁边，还挂着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牌子。他心里不由得变得忐忑起来，试探地对工商科的工作人员说：“我想办个汽车修配厂，可不可以领个营业执照？”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说：“你动作挺快呀！”随即便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和厂名，盖上公章，交给了他。邓振发拿过执照一看，便问道：“这执照咋是手写的呀？”工作人员说：“刚下来文件允许办个体执照，还没来得及印刷呢。”邓振发又仔细看了一下手里的执照，见上面的编号居然是个体经营0001号，便揣着执照回家了。
创造辉煌，修车锤敲出“邓钣金”品牌
然而，邓振发领了个体经营0001号营业执照后，并没有马上挂牌开厂，因为他吃不准政策会不会变。自己因为私包工的罪名吃了不少苦头，如果以后再连累一双儿女，那就得不偿失了。但邓振发又不甘心就此罢手。思来想去，他决定“投石问路”，先试探一下再说。
于是，邓振发辞去司机的工作，重新拿起自己的修车工具，在路边竖了块修车点的牌子，遇到过往的车辆“抛锚”，便上前揽活。为了让人家相信自己，他总是先把自己的0001号营业执照展示给对方看，然后再认真地帮人家修车。一来二去，许多人都知道有个姓邓的钣金工在路边给人修车，而且还有营业执照。
真正让邓振发声名鹊起和挂牌开厂的是他到一家单位修车的经历。1980年春节后的一天，有人找到邓振发，让他去一家单位修车，邓振发拎着工具箱就跟人家去了。那是一家负责全市禽蛋供应的批发单位，新进了一辆日本产的面包车，司机不小心把车身撞瘪了一块。当时，日本车在街面上并不多见，加之对钣金工艺要求高，几家修配厂都表示无法修复，要修只能去北京。邓振发来了后，对方告诉他，因为是局部修理，修车时不能用锤子，不能把玻璃卸下来，问他能不能修？邓振发绕着车转了一圈，胸有成竹地回答：“能修！”
三天后，汽车修好了，司机开出去喷漆。等司机再把车开回来，大家一看，完好如新，用手仔细摸被撞过的地方，平平整整，一丁点修复的痕迹都感觉不出来。当时，这家单位的领导一高兴，特批给邓振发一箱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鸡蛋。
赶巧的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这天正好到那家单位采访，便当场对邓振发做了采访。第二天，报纸就报道了邓振发巧手修车的事迹，还配了一张邓振发修车的照片。因为当时敢修进口车的人寥寥无几，邓振发立刻成了新闻人物，找他修车的单位络绎不绝。邓振发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并没有相关部门来找他的麻烦，这才花1000元钱在南岗区三姓街买了个棚子，挂上了“大新汽车钣金修理站”的牌子。
由于邓振发手艺精湛，诚实守信，他的修理站办得红红火火，待修的汽车在门口排成了长队。邓振发一个人忙不过来，产生了扩大企业规模、招收工人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几个好朋友，有个朋友善意地劝他：“老邓啊，你把摊子扑腾大了，万一政策再变，给你扣上顶资本家的帽子，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邓振发心里没底了。
198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夜里，邓振发睡不着觉，不知该何去何从。一番冥思苦想后，他披衣下床，提笔给哈尔滨日报社写信，将自己的心理矛盾和盘托出：“……最近，我们几个人还准备集资合股扩大企业，但又都担心将来政策会变化，特请编辑同志给予答复……”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将署着自己实名的信投进了邮筒……
11月17日，《哈尔滨日报》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请哈尔滨市工商局以《现行个体经济政策是否会变》为题做了公开答复：“……国家提出适当地发展个体经济，并且从各方面创造条件方便其发展，这是从当前我国实际经济状况出发所制定的符合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长远政策……”
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邓振发终于可以放手放脚地干了。他用自己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建起了700余平方米的新厂房，招收了20多个工人，将厂名更换为“邓钣金汽车修配厂”，生产经营搞得风生水起，每天都能赚上千元的利润。由于他是靠修车的“锤子”吃饭的，有人形象地比喻他“一锤子就能敲出一只烧鸡”。很快，邓振发就成了哈尔滨的第一个百万元户，当上了南岗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个体户，还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在艰苦创业的同时，邓振发还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那就是自己因为私包工问题曾被关过拘留所和强制劳动。于是，在建厂之初，他多次找到曾处理过他的公安机关，要求对自己的问题给予明确说法。1982年9月，公安机关以书面形式给予答复，承认对他的强制劳动是错误的，撤销了对他强制劳动的决定，恢复名誉，挽回影响。手捧一纸为他恢复名誉的信函，邓振发百感交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拂去了蒙在他身上的历史尘埃。由此，他由衷地感谢党的好政策，也尽自己所能积极回报社会，在照章纳税的同时，多次捐资助学和为社会捐款。
邓振发渐渐地成了哈尔滨的名人。不过，许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都称呼他“邓钣金”，他也因各种机缘结识了许多文艺界人士。著名电影演员李仁堂、许还山、谢芳等，来哈尔滨拍摄电影，由于剧组的车坏了，便来到邓振发的工厂修理。邓振发热情地接待了这些老艺术家，令他们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临走，李仁堂为他写了“白手起家”的书法条幅，许还山为他题写了“邓钣金”三个大字。许还山的字遒劲有力，邓振发非常喜欢，将其制成匾额，悬挂在工厂的门楣上。
“邓钣金”成了邓振发的别名、厂名，也成了响当当的品牌。工厂最兴盛时，邓振发率先在私营企业成立了工会，由此他成为全国私企成立工会组织的第一人。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分别将邓振发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做了报道。
沉浮起落，见证改革伟大历程
成了老板的邓振发并没有用西装革履包装自己，依然是平素的装扮。冬天喜欢穿黑棉袄，无论是干活还是上街都是这一身。夏天就穿平时修车的工装，往人堆里一站，怎么看都像个民工。为此，邓振发没少遭受白眼，也留下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
1988年，邓振发和一位朋友吃完饭去逛街，顺脚迈进了一家车行。突然，一辆最新款式的摩托车吸引住了俩人的目光。那个朋友穿戴齐整，售货员见了，急忙过来赔着笑脸，向其介绍各品牌摩托车的性能。当时，摩托车对普通百姓而言还属于奢侈品，一般人很少问津。这时，售货员一抬眼，看见一旁的邓振发正用手摸着摩托车，便冲过去扒拉开他的手，斥责道：“去去，上一边去。”邓振发有点委屈地说：“我摸摸不行吗？”售货员说：“这不是自行车，摸了你也买不起。”邓振发便来了犟脾气：“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你说个价。”售货员用眼睛斜瞧着他说：“说出来吓你一跳，5000块！”
看见售货员鄙视自己的眼神，邓振发被激怒了，他当即从兜里掏出一张支票，拍在售货员眼前：“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不是白纸？我买一台！”售货员立刻傻眼了，他没想到这位穿着穷酸、说着一口山东话的人会买摩托车，而且使用的竟是支票。这边一吵闹，商店经理过来了，他也疑惑地打量着邓振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邓振发的朋友对商店经理说：“你们怎么看人下菜？他可是民营企业家邓钣金啊。”商店经理听说眼前这个像叫花子似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邓钣金，急忙向邓振发赔礼道歉，随后又打发人将摩托车送到邓钣金“府上”。邓振发只得买下了这辆摩托车。
邓振发的那身穿着，一方面让他遭受到别人的误解和怠慢，另一方面也使他得以体察民间疾苦，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邓振发正蹲在修配厂门前，和几个在那里等活干的“盲流”闲聊。这时，突然开来一辆车，随即从车上下来一伙穿制服的人，将那些拉小套的“盲流”抓上了车。一个人看见邓振发的穿着打扮，把他也误认成“盲流”一起抓上车了，好在司机认出他来，把他撵下车去。后来他才弄清，因为这些闲散人员妨碍市容，有关部门联合行动，要把他们送去劳动。
邓振发有些想不通，拉小套本身就是参加劳动，难道这也错了吗？后来，在参加政协会议时，邓振发将这个问题写成议案，递交上去。不久，相关部门经过慎重研究，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做法，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些“盲流”知道是邓振发为他们仗义执言，感动得一个劲地给他作揖。
然而，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不断进步，与汽修行业朝着机械化、电子化、数字化方向迅猛发展相比，文化落后、观念落后、技术落后以及缺少现代科学管理手段等因素严重制约了邓振发，使他的企业难以再有大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末，“邓钣金”逐渐踏上了由兴到衰的历程。尤其是汽车保险业兴起以后，许多保险公司都指定了修配厂，而没有一家保险公司看中“手工作坊式”的“邓钣金汽车修配厂”，这无形中也加速了他的企业衰退的步伐。
当年，邓振发并没有让自己的一双儿女子承父业，现在，他的一双儿女全都在机关里工作，对企业经营全都是“门外汉”。到了2003年，与邓振发“一锤子敲出一只烧鸡”相比，他只能是“一锤子敲出一粒花生米”了。无奈，邓振发只得承认自己的企业被市场淘汰，于这年的7月正式办理了企业废业手续。
在关闭企业之前，有人找到邓振发，说他的0001号执照和“邓钣金”的牌子值钱，劝他转卖出去。邓振发淡然一笑，说：“我修车没骗过人。可是要遇到个心术不正的主儿，拿着‘邓钣金’的招牌去拐骗坑人，我这老脸可往哪儿搁啊？所以这两样东西多少钱都不卖，留着做个念想吧。”
如今，邓振发已经把原来的厂房租出去了。经历了商海沉浮和人生起落，邓振发把一切都看得很开，人也很淡定。他告诉记者，他个人的成败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借助改革开放富足了，辉煌了，甚至还创造了许多个“第一”，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
结束采访前，邓振发认真地对记者说：“改革刚开始时，我赢了，改革深入发展后，我败了，我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有太多东西值得深思和借鉴……希望我的传奇经历能够对世人具有意义，也算是我对社会的一份回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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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