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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国去日本前，供职于北京一家艺术团体，千篇一律地演奏着古筝。丈夫已是单位的部门主任，但我们是父辈做主撮合的夫妻，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在一起大部分时间，不是沉默就是吵架。
　　当又一次夫妻争吵之中，丈夫却对我动了武。恼羞成怒之下，我提出了离婚，却又难舍幼小可爱的女儿，最后，我痛下决心：走吧，到国外去，也许会闯出一条新的道路。
　　一遍遍地筛过家里的亲戚，终于找到了一个沾“洋”的人儿，他是父母多年的老邻居，我曾经称他为“三哥”。
　　一切都很顺利，我给“三哥”去信后，他不仅答应下来，而且很快就把手续办下来。当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机场时，觉得无比温暖而舒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置身于异国他乡了。
　　来日本到两个月，我和“三哥”却同居了。此前，他已经对我和盘托出，虽然和一位日本女性结婚了，但“妻子”住在横浜，他仍住在东京。每年更换新的签证的时候，他要向“妻子”支付60万日元除此以外，两个人没有什么来往。
　　原来，他的日本国籍光环下竟然隐匿着如此残缺！情不自禁地，我心底涌出一阵心酸和怜悯。此后，我在生活中对“三哥”关怀备至。
　　那晚，“三哥”跟两个朋友喝醉了，我搀扶他回到家，又像似病人似的给他脱下鞋，盖好被子……我正转身离去时，“三哥”却顺势拉住了我的手。犹豫中，“三哥”一用力，我便扑在了他身上。他把厚厚的双唇压在了我的唇上，我一阵恍惚……
　　事后，“我的心里仿佛被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棉絮堵塞着。一方面，我还沉浸在虚脱般的快感中；另一方面，内心羞愧万分，为了欲望，竟然不顾道德任理智丧失！虽然我和丈夫的婚姻已是名存实亡，可我们还没有离婚，觉得自己做过度了。后来，我不断地安慰自己：谁让这是在国外，不算为过。
　　两天后，我听从“三哥”的安排，退了房，把行李搬进了他的屋里，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2
　　“三哥”很会说话，又善解女人的心。他说我做的菜好吃，说我穿的衣服漂亮。从公园观赏樱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每年的3月15日至4月15日，正是日本樱花最茂盛最美丽的时节，故被定为樱花节，也是日本吸收游客最多的一个月，并柔情蜜意地承诺：“滕慧，待到明年樱花节，我把你女儿接到日本，我们携酒带肴在樱花树下席地而坐，边赏樱、边畅饮。”
　　“三哥”的承诺像一股清泉，缓缓地流入我的内心，滋润着我渴望爱的心灵。结婚以来，我何曾得到过丈夫的体贴，这样的体贴不正是我一直在期盼的吗？
　　可是三个月后，生活又波澜乍起。“三哥”由于酒后打人，失去了工作。他没有了工作，整天泡在弹子房内，赢钱的时候不少，输钱的时候更多。没想到，输红了眼的他，竟然让我拿出学习外打工挣的血汗钱再“投资”。有一次，我坚决不从，他火起，抬腿就是一脚，咆哮怒吼：“别给脸不要脸！没有老子帮忙，你能来日本？”
　　我为自己的感情“投资”后悔了。我觉得这样和“三哥”住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考虑来考虑去，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他。
　　我搬出了“三哥”的住处。走在大街上，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了“黑户口”，是那样地无助，那样地茫然。我开始想亲人，想那些国内的朋友们，不知道我的“明天”会是什么样？
　　祸不单行。不久，因为担心警察突然出现餐馆查户口，在洗碗时分了神，不慎打碎了一叠盘子。那个肥胖的后堂经理忿怒不已，大喊大叫：“这么大岁数了，干活像没长眼睛似的，就这么笨手笨脚的还想在日本混……”不知所措中，恰好一位青年男子走了过来，帮助我解了围，使我免遭辞退的厄运，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他叫子善，来自上海，比我小4岁，来日本已有一年，也是“黑户口”，但他正在申请合法居留。没多久，我们同居了。我不是情欲奔放的女人，所不能承受的是心灵的孤独，远在异国，两个孤苦伶仃的人一起相依为命是很正常的事情。
　　子善承担起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全部责任——他出房租，买菜做饭，偶尔还给我买衣服和首饰，他说一个女人在国外生存太艰难了，今后，将尽最大的能力呵护我、关怀我。当时我真的以为自己已经历尽情感的苍桑，将来他顺利获得日本身份，我跟丈夫离婚后，把女儿接过来，就和他结婚，然后就可以申请居留。
　　然而，一天晚上，我们缠绵过后，我迎着他温柔的目光，动情地描绘两人未来的蓝图。谁知，他摇摇头，抛出一颗重磅炸弹：“对不起，我有一个女朋友，住在横滨……”我十分愕然，却没有爆发。我知道自己先违反了游戏规则，罗敷有夫。
　　我一夜无眠，思来想去，还是不愿意和他分离，如果没有他，无法想象我怎么在那空荡冷清的出租屋里度过漫漫长夜。我的幸福，我的快乐又该到哪里去寻找？
　　次日晚上，我告诉子善，决定和他继续维持这种关系，直到他们结婚。他很感动：“对不起，假如……”我苦笑了一下，心里泛起一阵酸涩。
　　3
　　世事往往有着那么多变幻莫测。不知“三哥”怎么知道了我和子善的关系，并持刀找上门来。他对子善发话：“我把她办到日本，又养了她半年，你拿出200万日元来。拿出来，你们就平平安安过日子；不拿出来，老子这刀不认人！”
　　我哭着央求“三哥”，告诉他现在没有钱，他以往借给他的150万日元不再要了。可是，“三哥”毫不在意我的眼泪，反而打了我一个巴掌。
　　在暴力面前，人是软弱的。我们两个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临走，“三哥”晃晃手中的匕首，又把子善手腕上戴的价值20万日元的“雷达”手表“要”了过去。
　　事后，我抱着惊魂未定的子善，失声痛哭。150万日元已经被“借”走，银行卡里的38万日元也被抢走，这样身无分文，怎么待下去呢？
　　“三哥”吃准了我们是“黑户口”，不敢报案。可是，他忘了“狗急也会跳墙”这句老话。第二天，经过一夜的心灵挣扎，我们拨通了“110”。当天中午，当“三哥”还处在睡梦中的时候，日本警察破门而入，一副冰凉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
　　听到消息后，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尽管，我才知道日本警察并不是见到“黑户口”就要收容或者逮捕的。但遭此一劫，我对自己的日本之旅已经旖旎全无。当晚，我忍不住拨通了家里的电话。顷刻，传来丈夫的声音：“滕慧，你还好吗？女儿天天念叨着你，你走后，我想了许多，明白自己错了，疏忽了你的情感……”千万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苦和委屈一下子袭上我心头，一股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子善听了我回国的决定，并没有挽留我：“我理解你的心情。回去吧，他们都盼着你呢。”
　　当飞机呼啸着冲向蓝天，舷窗外阳光灿烂的日本海岸渐渐从地平线消失。看着窗外渺茫的蓝天，我无力地瘫靠在坐椅上，眼中再次淌出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