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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马小彬在《档案学研究》2009年第41期撰文，论述了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给档案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的策略。
作者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各国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进程加快，档案作为世界历史的记忆，备受国际组织及各国重视；国家加大了文化建设的投入，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发挥档案文化资源潜在作用的工作亟待加强；国家信息化建设为提高档案工作及档案管理水平创造了条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可持续协调发展，扩展了档案工作的内容与领域；档案管理体制的改革需引起重视；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亟待丰富与完善。
如何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作者认为：一要提高认识，坚定信心；二要勇于创新，转变职能；三要依法行政，完善法规；四要加大档案科技工作改革创新的力度，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促进档案事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五要加强档案人员队伍建设。
档案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对策研究
张世林在《档案学研究》2009年第3期撰文指出，先进的技术是档案数字化的手段，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是数字化的合法保障。
作者认为：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可排除以下三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①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时事新闻、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计算机软件在开发软件过程中所用的思想、数学概念、处理过程和操作方法；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当地善良风俗的反动淫秽作品；⑧著作权保护期满的作品档案。
档案数字化需注意的知识产权问题还包括：对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档案数字化，必须指明作者姓名与作品名称；未进入公共领域即仍在保护期内的作品档案，数字化后仅为收藏或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则无需征得产权人的同意；将馆藏作品档案数字化后，如通过网络传播不得侵犯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要注意档案馆档案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其内容主要有二：一、作者在对档案材料的选材中若涉及含有著作权的档案，在数据库内对此类档案做出著作权标志；二、利用者在利用档案数据时，不能侵犯数据库作者的整体著作数据权。
在与专业技术公司合作进行数字化时，尤应注意：一要做好数据库数字化的前期准备工作；二要与合作方签署细致完备的协议；三要有强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四要着力培养自己的数字化专业队伍。谈城建档案馆接收范围过宽问题
张胤生在《中国档案》2009年第8期撰文指出：目前，全国各地城建档案馆的归档接收范围都大幅度超出了国家档案局制发的《城市建设档案归属与流向暂行办法》的规定，这是令人深思的。作者认为，接收范围过宽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①严重浪费馆藏资源，提高档案管理成本；②增加城建档案馆的工作量，浪费人力资源；⑧不利于建设、施工等单位档案归档与利用，不利于充分发挥建设工程档案的作用；④增加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相对人的负担；⑤不利于依法行政和树立政府服务窗口的良好形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五点建议：①将城建档案馆的财政拨款制度由差额拨款改为全额拨款；②将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审核权上升到法的层面进行规定，并对违法行为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③国家和行业的规定、规范，应由行业主管部门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联合制定；④应区分各单位在城建档案所有和保管方面的权利和义务；⑤推广深圳、安徽等地综合档案馆与城建档案馆合并的成功做法，创新城建档案管理体制。
档案部门如何做好数据备份
唐竟在《档案与建设》2009年第7期撰文，着重论述了数据备份机制的建立。作者指出：第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制定数据备份时间表，定期进行数据备份，重要档案数据至少备份两份；第二，档案数据的备份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完整、准确地存储到不可更改的介质上，并设定保存期限；第三，对读取数据的软件或系统也要进行备份，防范因技术淘汰致使备份数据不可读取的风险；第四，定期对备份数据进行恢复试验以及可读性检查，确保备份数据正确无误，备份数据完整可靠；第五，进行规范管理，制作完成数据备份后要填写数据备份情况登记表，详细记录数据的属性、数据量、备份设备、数据存储位置、备份时间以及周期和是否压缩或加密等相关信息；第六，产生新的备份数据后，删除已经确认失效的备份数据，释放存储空间；第七，重视备份数据的保密，备份数据应集中存放在指定的保管场所，作好防火、防热、防潮等安排。
档案馆建设中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宗培岭在《浙江档案》2009年第7期撰文，对当前档案馆建设中的两个倾向性问题、也是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
一、不宜过度解读档案馆的文化性。①档案馆是政治性、公益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体，文化性不是档案馆基本属性；②档案的利用具有多样性，文化性利用不是档案利用的主流，对档案馆文化性的过度解读不符合档案馆的实际。档案馆基本属性应定为公益性或公共性。
二、实践科学发展观应更务实。①在认识和处理档案馆工作核心价值与“以人为本”的关系上，档案工作或档案馆工作只能是服务于“以人为本”；②“两个体系”建设的提出应在可操作性上下工夫，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制度予以保证；③“民生档案”的概念宜改为“民生档案信息”，民生档案的范围应界定在人民生计的范畴；④对档案作用的定位应实事求是，不宜以偏概全，无限放大。
建立征集档案信息记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邢淑霞在《山西档案》2009年第3期撰文对建立征集档案信息记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建立征集档案信息记录的必要性，主要有五：①有利于增强档案的科学性；②有利于促进档案鉴定工作的开展，提高征集档案的质量；③有利于增强档案的文物价值；④有利于增加档案潜在的教育价值；⑤能为科学研究、库房管理等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同时，作者认为，在建立征集档案信息记录实际工作中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是要规范档案信息记录内容，可通过制定“征集档案信息记录表”(其内容包括档案的基本情况——名称、质地、现状、尺寸、密级和档案照片，档案形成过程、流传经过，档案鉴定意见、征集情况)来进行规范；二是记录必须真实、准确、翔实；三是要加强对征集记录进行检查、监督。
档案利用权利的限度及其科学控制
周毅在《北京档案》2009年第8期撰文，针对学术界有专家关于“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的说法，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 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存在“过度限制”的现象：一是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可以利用”的表述仅适合于对外国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行为的概括。二是档案利用权利客体范围上的限制。档案利用权利客体对象目前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三是档案利用权利行使目的限制。《档案法》在相关的档案利用条款中，显然未将公民个人因“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不属于“各项工作需要”范围的档案利用目的包含在内。有鉴于此，作者建议：一要设计覆盖文件管理全过程的信息开放政策；二要形成对档案利用权利进行科学控制的基本机制；三要制定未开放档案中淆利用的科学程序；四要开发具有保障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文件管理系统。
面对自然灾害如何做好档案安全防范工作
陈映明在《档案》2009年第4期撰文，由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北川等地档案遭受惨重损失谈及对档案部门防灾减灾的几点看法。作者认为：一要建立健全档案系统自然灾害应急处置机制，其内容包括启动预案范围、组织领导、工作职责、应急准备、救助等，使灾害应急处置在制度上有保障；二是全面提升档案工作人员的档案安全防范意识，档案部门应组织工作人员定期进行针对性训练；三是提高档案馆建筑本身的防灾能力，防止或减少灾害对档案馆的损毁；四是加强档案数字化工作及电子档案异地备份工作。
论缩微技术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孙沁在《兰台世界》2009年8月上半月刊撰文，针对“缩微技术是不是过时了?”“缩微技术是不是即将被光盘技术所取代?”的置疑，作者认为：一、从技术层面看，缩微技术在载体信息稳定性、可长期保存性、信息安全性、标准化程度、法律效力性等方面有着光盘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二、从现实利用状况看，缩徽技术作为一项较为成熟的文献真迹存储技术，已被中外档案部门公认为是对档案进行再生性保护的有效技术；三、从专业角度来说，缩微技术仍将是档案等信息存储保管部门的不二选择；四、从发展层面看，缩微胶片数字化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要用光盘技术去替代缩微技术，而是应让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最好办法就是使缩微胶片数字化。这样既能保持缩微胶片作为档案最佳存储介质的优势，又能将缩微胶片上信息转换成可网上传输的信息，使光盘技术方便利用的优势得到发挥。
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几对关系
何永斌在《兰台世界》2009年第7期下半月刊撰文，作者认为：现阶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亟待理顺的关系主要有四对：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的关系。要理顺这对关系，必须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促进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的关系。要理顺这对关系，须在坚持“信息集中”和“馆藏独立”原则的前提下，调整《中国档案》分类法的分类项目，建立全宗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实体分类法。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要理顺这对关系，须落实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的关系。要理顺这对关系，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资源建没放在首位。
马小彬在《档案学研究》2009年第41期撰文，论述了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给档案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的策略。
作者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各国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进程加快，档案作为世界历史的记忆，备受国际组织及各国重视；国家加大了文化建设的投入，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发挥档案文化资源潜在作用的工作亟待加强；国家信息化建设为提高档案工作及档案管理水平创造了条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可持续协调发展，扩展了档案工作的内容与领域；档案管理体制的改革需引起重视；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亟待丰富与完善。
如何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作者认为：一要提高认识，坚定信心；二要勇于创新，转变职能；三要依法行政，完善法规；四要加大档案科技工作改革创新的力度，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促进档案事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五要加强档案人员队伍建设。
档案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对策研究
张世林在《档案学研究》2009年第3期撰文指出，先进的技术是档案数字化的手段，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是数字化的合法保障。
作者认为：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可排除以下三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①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时事新闻、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计算机软件在开发软件过程中所用的思想、数学概念、处理过程和操作方法；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当地善良风俗的反动淫秽作品；⑧著作权保护期满的作品档案。
档案数字化需注意的知识产权问题还包括：对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档案数字化，必须指明作者姓名与作品名称；未进入公共领域即仍在保护期内的作品档案，数字化后仅为收藏或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则无需征得产权人的同意；将馆藏作品档案数字化后，如通过网络传播不得侵犯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要注意档案馆档案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其内容主要有二：一、作者在对档案材料的选材中若涉及含有著作权的档案，在数据库内对此类档案做出著作权标志；二、利用者在利用档案数据时，不能侵犯数据库作者的整体著作数据权。
在与专业技术公司合作进行数字化时，尤应注意：一要做好数据库数字化的前期准备工作；二要与合作方签署细致完备的协议；三要有强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四要着力培养自己的数字化专业队伍。谈城建档案馆接收范围过宽问题
张胤生在《中国档案》2009年第8期撰文指出：目前，全国各地城建档案馆的归档接收范围都大幅度超出了国家档案局制发的《城市建设档案归属与流向暂行办法》的规定，这是令人深思的。作者认为，接收范围过宽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①严重浪费馆藏资源，提高档案管理成本；②增加城建档案馆的工作量，浪费人力资源；⑧不利于建设、施工等单位档案归档与利用，不利于充分发挥建设工程档案的作用；④增加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相对人的负担；⑤不利于依法行政和树立政府服务窗口的良好形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五点建议：①将城建档案馆的财政拨款制度由差额拨款改为全额拨款；②将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审核权上升到法的层面进行规定，并对违法行为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③国家和行业的规定、规范，应由行业主管部门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联合制定；④应区分各单位在城建档案所有和保管方面的权利和义务；⑤推广深圳、安徽等地综合档案馆与城建档案馆合并的成功做法，创新城建档案管理体制。
档案部门如何做好数据备份
唐竟在《档案与建设》2009年第7期撰文，着重论述了数据备份机制的建立。作者指出：第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制定数据备份时间表，定期进行数据备份，重要档案数据至少备份两份；第二，档案数据的备份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完整、准确地存储到不可更改的介质上，并设定保存期限；第三，对读取数据的软件或系统也要进行备份，防范因技术淘汰致使备份数据不可读取的风险；第四，定期对备份数据进行恢复试验以及可读性检查，确保备份数据正确无误，备份数据完整可靠；第五，进行规范管理，制作完成数据备份后要填写数据备份情况登记表，详细记录数据的属性、数据量、备份设备、数据存储位置、备份时间以及周期和是否压缩或加密等相关信息；第六，产生新的备份数据后，删除已经确认失效的备份数据，释放存储空间；第七，重视备份数据的保密，备份数据应集中存放在指定的保管场所，作好防火、防热、防潮等安排。
档案馆建设中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宗培岭在《浙江档案》2009年第7期撰文，对当前档案馆建设中的两个倾向性问题、也是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
一、不宜过度解读档案馆的文化性。①档案馆是政治性、公益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体，文化性不是档案馆基本属性；②档案的利用具有多样性，文化性利用不是档案利用的主流，对档案馆文化性的过度解读不符合档案馆的实际。档案馆基本属性应定为公益性或公共性。
二、实践科学发展观应更务实。①在认识和处理档案馆工作核心价值与“以人为本”的关系上，档案工作或档案馆工作只能是服务于“以人为本”；②“两个体系”建设的提出应在可操作性上下工夫，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制度予以保证；③“民生档案”的概念宜改为“民生档案信息”，民生档案的范围应界定在人民生计的范畴；④对档案作用的定位应实事求是，不宜以偏概全，无限放大。
建立征集档案信息记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邢淑霞在《山西档案》2009年第3期撰文对建立征集档案信息记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建立征集档案信息记录的必要性，主要有五：①有利于增强档案的科学性；②有利于促进档案鉴定工作的开展，提高征集档案的质量；③有利于增强档案的文物价值；④有利于增加档案潜在的教育价值；⑤能为科学研究、库房管理等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同时，作者认为，在建立征集档案信息记录实际工作中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是要规范档案信息记录内容，可通过制定“征集档案信息记录表”(其内容包括档案的基本情况——名称、质地、现状、尺寸、密级和档案照片，档案形成过程、流传经过，档案鉴定意见、征集情况)来进行规范；二是记录必须真实、准确、翔实；三是要加强对征集记录进行检查、监督。
档案利用权利的限度及其科学控制
周毅在《北京档案》2009年第8期撰文，针对学术界有专家关于“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的说法，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 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存在“过度限制”的现象：一是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可以利用”的表述仅适合于对外国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行为的概括。二是档案利用权利客体范围上的限制。档案利用权利客体对象目前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三是档案利用权利行使目的限制。《档案法》在相关的档案利用条款中，显然未将公民个人因“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不属于“各项工作需要”范围的档案利用目的包含在内。有鉴于此，作者建议：一要设计覆盖文件管理全过程的信息开放政策；二要形成对档案利用权利进行科学控制的基本机制；三要制定未开放档案中淆利用的科学程序；四要开发具有保障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文件管理系统。
面对自然灾害如何做好档案安全防范工作
陈映明在《档案》2009年第4期撰文，由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北川等地档案遭受惨重损失谈及对档案部门防灾减灾的几点看法。作者认为：一要建立健全档案系统自然灾害应急处置机制，其内容包括启动预案范围、组织领导、工作职责、应急准备、救助等，使灾害应急处置在制度上有保障；二是全面提升档案工作人员的档案安全防范意识，档案部门应组织工作人员定期进行针对性训练；三是提高档案馆建筑本身的防灾能力，防止或减少灾害对档案馆的损毁；四是加强档案数字化工作及电子档案异地备份工作。
论缩微技术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孙沁在《兰台世界》2009年8月上半月刊撰文，针对“缩微技术是不是过时了?”“缩微技术是不是即将被光盘技术所取代?”的置疑，作者认为：一、从技术层面看，缩微技术在载体信息稳定性、可长期保存性、信息安全性、标准化程度、法律效力性等方面有着光盘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二、从现实利用状况看，缩徽技术作为一项较为成熟的文献真迹存储技术，已被中外档案部门公认为是对档案进行再生性保护的有效技术；三、从专业角度来说，缩微技术仍将是档案等信息存储保管部门的不二选择；四、从发展层面看，缩微胶片数字化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要用光盘技术去替代缩微技术，而是应让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最好办法就是使缩微胶片数字化。这样既能保持缩微胶片作为档案最佳存储介质的优势，又能将缩微胶片上信息转换成可网上传输的信息，使光盘技术方便利用的优势得到发挥。
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几对关系
何永斌在《兰台世界》2009年第7期下半月刊撰文，作者认为：现阶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亟待理顺的关系主要有四对：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的关系。要理顺这对关系，必须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促进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的关系。要理顺这对关系，须在坚持“信息集中”和“馆藏独立”原则的前提下，调整《中国档案》分类法的分类项目，建立全宗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实体分类法。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要理顺这对关系，须落实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的关系。要理顺这对关系，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资源建没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