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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殖技术解决了不孕不育的难题，但是，人类生殖技术所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必须深入的思考，同时，还必须对此项技术进行理性的、规范化的约束，使之得以正确、有序地应用，从而造福于人类。
关键词：生殖；技术；伦理；
中图分类号 ：Q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8-00-01
一、生殖技术的类别
生殖技术是指用现代生物医学知识、技术及方法代替自然的人类生殖过程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的手段。最基本的生殖技术有三种：人工授精、体外授精与无性生殖。人工授精解决的是男性不育问题，体外受精解决的是女性不育的问题。从古到今，自然生殖被看成是天经地义、不可取代的。人类的繁衍一直被自然生殖所垄断：男女结合后的性交、输卵管受精、植入子宫、子宫内妊娠以及之后的婴儿出生是人类自然生殖不可缺少的基本过程。然而，神奇的医学力量，却已经打破了人类自然繁衍的连续过程，超越了这一自然的垄断方式。现代生殖技术的进步，无疑是生殖医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观念上的、伦理上的革命。1890年，美国的杜莱姆逊首先将人工授精技术试用于临床。1978年7月，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标志了体外授精技术划时代的突破和由此带来的生殖技术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表明，用人工生殖技术造就自己的同类不再是昨天科学家和科幻作家的浪漫幻想，它已经以现实的精神和科学的姿态占据了“人类自然繁衍”这块神圣的领地，并始终以服务于人类，造福于社会为目的。它不仅给不育症患者带来了福音，而且可以使遗传病患者避免自己的悲剧重现于后代。从此意义上说，生殖技术是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有意识地达到自己的正常愿望和理想，并使人类的生殖和繁衍更加科学和有规律，根除疾病、保证优生。生殖技术的进展无疑是生殖优生领域的一场革命。
二、生殖技术的评价
生殖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在人类繁衍后代领域里的运用，无疑是对人类几百万年以来自然生殖方式的一种挑战。然而，任何科学技术的应用总是与每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应用的价值在于是否与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一致。因此，值得人们重视的是，科学技术的成果，包括生殖技术如果不正确的使用，没有相应有效、严格的道德原则和法律措施，不仅不会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类，相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痛若或麻烦。
今天，生殖技术应用已经面临着种种伦理学难题。自然生殖过程所形成和习惯了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关系，由于人工生殖技术的介入而发生了解体，并且出现了许多与传统伦理道德观相悖的一系列新衍生的道德观，造成了两种或多种道德价值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围绕医学进步与社会进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传统义务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而展开。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道德难题和冲突？其道德标准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需要我们站在哲学高度，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用人类学、社会学的视野进行理性的沉思和道德的辨析，普遍建立起真正合乎于人类的道德观念。对生殖技术的评价不能不注意到新技术所代表的方向及它所产生的条件以及应用的目的。科学只要是为人类服务的，那么，它的贡献与价值就应予以肯定。对现代生殖技术所引起的具体道德难题和道德冲突的判断和选择，其主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对人类发展带来实际的好处，为社会及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
（一）社会伦理问题。人类精子库的建立，异源人工授精技术的广泛开展，会出现同一供精源后代彼此结婚并生育孩子的可能，这种情况实际是同父异母的血亲婚配。必须制定科学而有效的措施，加以预防。人工授精走向商业化，为了获利而忽视精子的质量，这些将最终影响人类生存质量。高薪招聘代孕母亲会使代孕行为走向商业化，利用代孕过程赚钱而帮别人生孩子，那就等于“出租子宫”，显然是不符合伦理道德。
（二）家庭伦理问题。异源人工授精会出现两个父亲，便产生了哪个父亲对授精儿负抚养责任，授精儿可以继承谁的遗产等问题。在体外受精中，代孕母亲与孩子之间是否具有亲子关系，如果有，会使家庭关系复杂化，甚至发生畸变；若无，又有悖常情，毕竟孩子是代孕母亲10月怀胎后“亲生”的。
四、几点思考
（一）双刃剑意识。人类生殖技术既会给人类带来福音，也会给人类传统的伦理观念带来冲击和挑战，同时它的滥用还可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科技就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就会伤害人类自身。当人类面对伦理道德的危机时，应该理性正视现实。
（二）伦理原则意识。我国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相关伦理道德要求，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遵循以下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签署文字契约；维护供受双方和后代利益原则，确保生殖质量；互盲保密的原则，减少医疗纠纷；维护社会公益原则，严格掌握适应证；严防商品化的原则，不受经济利益驱使。
参考文献：
[1]王德彦：生命与生殖伦理选自《医学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2]摘薛影、何伦、施卫星：医德困惑与选择——现代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
[3]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关键词：生殖；技术；伦理；
中图分类号 ：Q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8-00-01
一、生殖技术的类别
生殖技术是指用现代生物医学知识、技术及方法代替自然的人类生殖过程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的手段。最基本的生殖技术有三种：人工授精、体外授精与无性生殖。人工授精解决的是男性不育问题，体外受精解决的是女性不育的问题。从古到今，自然生殖被看成是天经地义、不可取代的。人类的繁衍一直被自然生殖所垄断：男女结合后的性交、输卵管受精、植入子宫、子宫内妊娠以及之后的婴儿出生是人类自然生殖不可缺少的基本过程。然而，神奇的医学力量，却已经打破了人类自然繁衍的连续过程，超越了这一自然的垄断方式。现代生殖技术的进步，无疑是生殖医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观念上的、伦理上的革命。1890年，美国的杜莱姆逊首先将人工授精技术试用于临床。1978年7月，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标志了体外授精技术划时代的突破和由此带来的生殖技术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表明，用人工生殖技术造就自己的同类不再是昨天科学家和科幻作家的浪漫幻想，它已经以现实的精神和科学的姿态占据了“人类自然繁衍”这块神圣的领地，并始终以服务于人类，造福于社会为目的。它不仅给不育症患者带来了福音，而且可以使遗传病患者避免自己的悲剧重现于后代。从此意义上说，生殖技术是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有意识地达到自己的正常愿望和理想，并使人类的生殖和繁衍更加科学和有规律，根除疾病、保证优生。生殖技术的进展无疑是生殖优生领域的一场革命。
二、生殖技术的评价
生殖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在人类繁衍后代领域里的运用，无疑是对人类几百万年以来自然生殖方式的一种挑战。然而，任何科学技术的应用总是与每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应用的价值在于是否与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一致。因此，值得人们重视的是，科学技术的成果，包括生殖技术如果不正确的使用，没有相应有效、严格的道德原则和法律措施，不仅不会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类，相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痛若或麻烦。
今天，生殖技术应用已经面临着种种伦理学难题。自然生殖过程所形成和习惯了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关系，由于人工生殖技术的介入而发生了解体，并且出现了许多与传统伦理道德观相悖的一系列新衍生的道德观，造成了两种或多种道德价值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围绕医学进步与社会进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传统义务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而展开。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道德难题和冲突？其道德标准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需要我们站在哲学高度，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用人类学、社会学的视野进行理性的沉思和道德的辨析，普遍建立起真正合乎于人类的道德观念。对生殖技术的评价不能不注意到新技术所代表的方向及它所产生的条件以及应用的目的。科学只要是为人类服务的，那么，它的贡献与价值就应予以肯定。对现代生殖技术所引起的具体道德难题和道德冲突的判断和选择，其主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对人类发展带来实际的好处，为社会及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
（一）社会伦理问题。人类精子库的建立，异源人工授精技术的广泛开展，会出现同一供精源后代彼此结婚并生育孩子的可能，这种情况实际是同父异母的血亲婚配。必须制定科学而有效的措施，加以预防。人工授精走向商业化，为了获利而忽视精子的质量，这些将最终影响人类生存质量。高薪招聘代孕母亲会使代孕行为走向商业化，利用代孕过程赚钱而帮别人生孩子，那就等于“出租子宫”，显然是不符合伦理道德。
（二）家庭伦理问题。异源人工授精会出现两个父亲，便产生了哪个父亲对授精儿负抚养责任，授精儿可以继承谁的遗产等问题。在体外受精中，代孕母亲与孩子之间是否具有亲子关系，如果有，会使家庭关系复杂化，甚至发生畸变；若无，又有悖常情，毕竟孩子是代孕母亲10月怀胎后“亲生”的。
四、几点思考
（一）双刃剑意识。人类生殖技术既会给人类带来福音，也会给人类传统的伦理观念带来冲击和挑战，同时它的滥用还可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科技就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就会伤害人类自身。当人类面对伦理道德的危机时，应该理性正视现实。
（二）伦理原则意识。我国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相关伦理道德要求，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遵循以下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签署文字契约；维护供受双方和后代利益原则，确保生殖质量；互盲保密的原则，减少医疗纠纷；维护社会公益原则，严格掌握适应证；严防商品化的原则，不受经济利益驱使。
参考文献：
[1]王德彦：生命与生殖伦理选自《医学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2]摘薛影、何伦、施卫星：医德困惑与选择——现代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
[3]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