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的前领导人希望在美国看到制造业能有更多就业机会——不论采用何种手段。
　　去年，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在彭博《商业周刊》写的一篇文章中称自己是个“一次性工厂者”，显然这位74岁的退休了的英特尔董事长对于制造业可能会出现高成本及高风险有清楚的体会。格罗夫认为，鉴于这些挑战，美国政府应该在培育制造业上下更多功夫，否则美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
　　一方面，失去本土的制造能力，将会使得创新发明难以转化成产品。他说，事实上，虽然光伏发电技术是在美国发明的，但现在，其中许多关键的创新却在亚洲，主要是因为那里才有所必需的制造能力。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制造业才能有效地减少失业。这就是为什么格鲁夫认为，美国不一定非得只集中于发展“高附加值”生产的先进技术，提升一些低附加值商品的生产能力同样是明智的。
　　在格鲁夫的文章中，他甚至呼吁要向在海外生产的商品征税，税收再用于向美国制造业投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不得人心的，但格鲁夫坚信就该这样办。
　　《科技创业》：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关注美国制违业中就业机会的下降?
　　格鲁夫：在美国计算机行业，工作岗位下降的幅度令人难以置信。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计算机行业有15万产业工人，在其高峰期达到200万，但现在又回到了15万。但与此同时，电脑这32科技创业个产业从20亿美元变成了2000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继续重复那句口头禅：创新和技术会拯救我们，眼前的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那篇文章。
　　《科技创业》：工厂岗位减少，难道自动化和生产力提高不是主要原因吗?
　　格鲁夫：不是。不管生产能力如何，那些职位大部分仍然存在，只是不在美国了。在美国大量兴起的合同制造中(像苹果这样的公司设计一个产品然后交由其他公司去生产)，你可以看到究竟是什么与其关联在一起：一个提供了110万个计算机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公司——中国的富士康。
　　《科技创业》：把制造放在中国，不就是因为成本便宜吗?
　　格鲁夫：首先，试试找出一个能说清便宜多少的分析报告吧。你可能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这取决于你的假设是什么。是当地的供应链节约了成本吗?你把劳动力派到海外去，背后的成本(如产品设计及工程技术等与制造有关的费用)有多少?把一个工厂搬到海外的获益，就是从东道国得到的税赋优惠吗?
　　结果就会是“人人都知道美国制造业已经死了。”如果你相信一些事情，并去做，这些事就会变成真的了。我认为在第一张报表启动伊始，风险投资就被这个“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所影响了。如果你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来进行规模化生产，你就不会去生产，如果你不去做，你的供应商也不会转移到美国本土。
　　《科技创业》：其他工业化国家能提供些思路?
　　格鲁夫：德国就做到了——与美国完全相反——在制造业中占有主导并向更高等级发展。因此，他们可以进行精密制造，例如奔驰公司。西门子也生产高端成像产品和发电技术。这不是说德国就没有问题，只是就业不是其中之一。
　　《科技创业》：对于美国，该怎样去做才是更可行的呢?
　　格鲁夫：我认为美国制造业最大的敌人，是“美国是一个不适合制造业的地方”这个错误的认识。这种看法将阻止制造业的行动起来，从而使得预言成真。我觉得要让每一个美国的企业、州、市，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美国政府就应想方设法，让每一个想要设立新工厂的人，或每一个准备走上一条不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职业道路的人，都具备足够的相应的意识。可能最好是将其看成是一场主要的形象宣传战。
　　《科技创业》：对于美国制造业将重新抓住就业机会，听起来你好像不是特别有信心?
　　格鲁夫：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会发生，但它发生的时候会太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制造业赢得了战争，但即使如此，它也花了两年进行转型，那个时候很不一样。我不知道除了拼命苦干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打破这种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