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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凯是一位学术性的画家。
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他自己对自己有过渲染，总是说去年画了什么，明年的计划如何，谈的都是工作，我很敬重这种态度。
……永凯只是沉默地工作。我没见永凯工作过，只是画这么庄重缜密的画，不专注沉默行吗?
——黄永玉
寻求心灵平静的港湾
走进胡永凯的画室，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怀旧、宁静、恬淡的气息。我坐在老黄花梨木椅上，看着对面墙上他的新派仕女画，听着他慢条斯理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胡永凯虽然出生在北京，由于父亲是南方人，从小接受的却是南方小桥流水式的文化熏陶，这也使他的性格中有了温婉细腻的一面。他认为任何女性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的美，他也很自信自己在发现女性美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所以，他在生活中不断地观察，从传统文化中不断吸取营养，创造出了一种胡永凯笔下特有的女性，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作品中的女性有着招牌式的桃形面庞，高挑的细眉和俏俏的双眼夸张地高高悬挂在颧骨上面。鼻子异常地长而尖利，而双唇却是樱桃般地娇小、红润。五官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典型的中国特征，只是分别被极度放大了，这是画家心目中对东方女性特征的理解。这些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安详的神态，让人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穿越时空和她们进行心灵的沟通。
从胡永凯表现旧上海和清宫内女性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骨子里就很怀旧的人。“我的怀旧不是为了画那个时代而怀旧，我只是用怀旧来寄托一种情结，就是对很安逸很潇洒的生活的一种向往，而这种东西，又恰恰是现代人的一个梦。”胡永凯希望通过他的画作，使人们在这个激荡的现代社会中寻求一个能够让心灵平静的港湾。
阳台上的第一幅画
胡永凯童年时候，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外公就经常带着他去北京的戏楼听京剧。那时候他还不懂什么是京剧，但是京剧大花脸给了他强烈的视觉刺激。回家之后，那些色彩对比强烈的大花脸还不时在他的眼前晃动，使他不自觉地就想把它们画出来。后来，年幼的胡永凯随父母去了上海，居住在上海的英租界。从他家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外面头上包着红布的印度警察。于是，这些装扮特别的印度警察就成了他画在阳台上第一张画的模特。胡永凯的一个画家表兄看到了他画在阳台上的画，就对他的妈妈说，这个小孩有画画的天才，你赶紧给他买点纸和笔来。从此，胡永凯得以在纸上随便涂鸦。
胡永凯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而并非画家。他仅仅将画画作为一项爱好。“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画画也能成为一种职业。”直到他196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才正式将绘画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四年之后，正当胡永凯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之时，文艺界刮起了整风运动。由于有“海外关系”，胡永凯被大学拒之门外。这时候，正好赶上上海美术制片厂到中央美院附中招人，他和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便被分配到了上海美术制片厂。到了那里，胡永凯才发现，画动画和当一个大画家可谓相去甚远，那仅仅是一种机械的劳动，谈不上创作。所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胡永凯并没有放弃他喜爱的艺术创作。就是在“文革”时期，恶劣的文化环境下，他仍然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等别人都睡着以后，偷偷地在蚊帐里拿着手电筒作画。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他以后的绘画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冷眼旁观一切艺术运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上海美术制片厂恢复了动画片的拍摄和制作，因为具有扎实的美术功底，胡永凯担任起了美术设计的工作。
1978年，胡永凯遇到了他毕业之后被称为第一个恩师的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张仃被上海美术制片厂聘请为动画片《哪吒闹海》的总设计师，胡永凯作为他的助手之一得以与他有了许多深入接触的机会。看到胡永凯每天都坚持画速写，张仃就鼓励他好好画，并介绍他到工艺美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书室去查资料。在那里，胡永凯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派绘画艺术，从此，打开了他学习西方现代派绘画艺术的一扇窗户。
1980年，在创作动画片《九色鹿》的时候，胡永凯第一次去了敦煌，这成为他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工艺美院的藏书室使他对西方的现代艺术产生浓厚兴趣的话，那么这次去敦煌，就使他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敦煌的壁画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这给了胡永凯以巨大的震撼。敦煌的壁画注重色彩，胡永凯决心要为中国重彩画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潜心研究敦煌艺术，研究中国古代重彩画和西方的现代艺术，经过不断的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这十年来，我对一切艺术运动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毕竟一切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一种纯个人的行为，要的是天赋和积累，而不是随波逐流……”这是胡永凯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段话。
归去来兮得安宁
1988年，胡水凯定居香港，顺利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
1990年，经一位美国教授的推荐，胡永凯在美国洛杉矶的比华利山举办个人画展，成为在这里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位中国画家。当时正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做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今天两伊战争打得很激烈，胡永凯的画展也是人山人海。看起来，胡永凯比胡辛更有吸引力(当时的华文报纸将萨达姆·侯赛因翻译成萨达姆胡辛)。
画展结束，正当胡永凯准备回香港的时候，比华利山为他举办画展的画廊请移民律师来找他谈话，表示愿意为他办理移民美国的手续。在签了一连串儿的名字并交了3000美金之后，那个移民律师舒了一口气，说：“好了，你可以安心在美国生活，直到拿到绿卡。”胡永凯却告诉他自己已经订了飞机票，三天以后要飞回香港。移民律师感到很奇怪，因为胡永凯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可以在美国等绿卡却非要回国的中国人。
回到香港之后，胡永凯就将这件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几个月之后，他却收到了美国律师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胡永凯的美国移民被批准了。如此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绿卡，着实让胡永凯吃了一惊。因为当时他在香港发展得不错，并不想去美国定居。但儿子说想去美国读书，胡永凯才改变主意，在美国领事馆规定的最后报到日前一天，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美国。 胡永凯很快在美国洛杉矶海边的高级住宅区买了一座别墅。舒适的环境并没有给胡永凯带来多少欢乐，他总是对着太平洋思念着远方的祖国，心里一种很怅惘很失落的感觉逐渐上升。他知道，这既不是生活不习惯，也不是生活条件不好，而是来自文化方面的失落感。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使他不能安心地在美国生活。半年之后，他觉得自己在美国实在呆不下去了，于是，便独自一人回到了香港。
在这期间，他不断往返于大洋两岸，在世界各地举办了20多次个人画展，并参加了“大英博物馆中国现代绘画展”“纽约迈阿密艺术博览会”“亚洲艺术博览会”“百年中国画大展”“香港、北京、深圳美术双年展”等国内外重大的艺术展览，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胡永凯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尽管这样，他还是不满足。他认为香港和深圳都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中国文化的中心是在北京，那又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常常做梦又回到了童年的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3年“非典”之后，胡永凯在北京的工作室才正式启用。在外游历了近40年，他才真正回到魂萦梦绕的故乡北京。
胡永凯现在的身份仍然是香港居民，可是，他的心却早已属于北京了，他打算在北京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现在已经年届60的胡永凯每天画点画，有时间就和朋友们交流交流，生活过得安详而充实。
编辑 会心
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他自己对自己有过渲染，总是说去年画了什么，明年的计划如何，谈的都是工作，我很敬重这种态度。
……永凯只是沉默地工作。我没见永凯工作过，只是画这么庄重缜密的画，不专注沉默行吗?
——黄永玉
寻求心灵平静的港湾
走进胡永凯的画室，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怀旧、宁静、恬淡的气息。我坐在老黄花梨木椅上，看着对面墙上他的新派仕女画，听着他慢条斯理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胡永凯虽然出生在北京，由于父亲是南方人，从小接受的却是南方小桥流水式的文化熏陶，这也使他的性格中有了温婉细腻的一面。他认为任何女性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的美，他也很自信自己在发现女性美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所以，他在生活中不断地观察，从传统文化中不断吸取营养，创造出了一种胡永凯笔下特有的女性，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作品中的女性有着招牌式的桃形面庞，高挑的细眉和俏俏的双眼夸张地高高悬挂在颧骨上面。鼻子异常地长而尖利，而双唇却是樱桃般地娇小、红润。五官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典型的中国特征，只是分别被极度放大了，这是画家心目中对东方女性特征的理解。这些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安详的神态，让人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穿越时空和她们进行心灵的沟通。
从胡永凯表现旧上海和清宫内女性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骨子里就很怀旧的人。“我的怀旧不是为了画那个时代而怀旧，我只是用怀旧来寄托一种情结，就是对很安逸很潇洒的生活的一种向往，而这种东西，又恰恰是现代人的一个梦。”胡永凯希望通过他的画作，使人们在这个激荡的现代社会中寻求一个能够让心灵平静的港湾。
阳台上的第一幅画
胡永凯童年时候，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外公就经常带着他去北京的戏楼听京剧。那时候他还不懂什么是京剧，但是京剧大花脸给了他强烈的视觉刺激。回家之后，那些色彩对比强烈的大花脸还不时在他的眼前晃动，使他不自觉地就想把它们画出来。后来，年幼的胡永凯随父母去了上海，居住在上海的英租界。从他家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外面头上包着红布的印度警察。于是，这些装扮特别的印度警察就成了他画在阳台上第一张画的模特。胡永凯的一个画家表兄看到了他画在阳台上的画，就对他的妈妈说，这个小孩有画画的天才，你赶紧给他买点纸和笔来。从此，胡永凯得以在纸上随便涂鸦。
胡永凯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而并非画家。他仅仅将画画作为一项爱好。“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画画也能成为一种职业。”直到他196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才正式将绘画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四年之后，正当胡永凯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之时，文艺界刮起了整风运动。由于有“海外关系”，胡永凯被大学拒之门外。这时候，正好赶上上海美术制片厂到中央美院附中招人，他和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便被分配到了上海美术制片厂。到了那里，胡永凯才发现，画动画和当一个大画家可谓相去甚远，那仅仅是一种机械的劳动，谈不上创作。所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胡永凯并没有放弃他喜爱的艺术创作。就是在“文革”时期，恶劣的文化环境下，他仍然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等别人都睡着以后，偷偷地在蚊帐里拿着手电筒作画。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他以后的绘画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冷眼旁观一切艺术运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上海美术制片厂恢复了动画片的拍摄和制作，因为具有扎实的美术功底，胡永凯担任起了美术设计的工作。
1978年，胡永凯遇到了他毕业之后被称为第一个恩师的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张仃被上海美术制片厂聘请为动画片《哪吒闹海》的总设计师，胡永凯作为他的助手之一得以与他有了许多深入接触的机会。看到胡永凯每天都坚持画速写，张仃就鼓励他好好画，并介绍他到工艺美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书室去查资料。在那里，胡永凯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派绘画艺术，从此，打开了他学习西方现代派绘画艺术的一扇窗户。
1980年，在创作动画片《九色鹿》的时候，胡永凯第一次去了敦煌，这成为他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工艺美院的藏书室使他对西方的现代艺术产生浓厚兴趣的话，那么这次去敦煌，就使他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敦煌的壁画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这给了胡永凯以巨大的震撼。敦煌的壁画注重色彩，胡永凯决心要为中国重彩画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潜心研究敦煌艺术，研究中国古代重彩画和西方的现代艺术，经过不断的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这十年来，我对一切艺术运动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毕竟一切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一种纯个人的行为，要的是天赋和积累，而不是随波逐流……”这是胡永凯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段话。
归去来兮得安宁
1988年，胡水凯定居香港，顺利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
1990年，经一位美国教授的推荐，胡永凯在美国洛杉矶的比华利山举办个人画展，成为在这里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位中国画家。当时正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做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今天两伊战争打得很激烈，胡永凯的画展也是人山人海。看起来，胡永凯比胡辛更有吸引力(当时的华文报纸将萨达姆·侯赛因翻译成萨达姆胡辛)。
画展结束，正当胡永凯准备回香港的时候，比华利山为他举办画展的画廊请移民律师来找他谈话，表示愿意为他办理移民美国的手续。在签了一连串儿的名字并交了3000美金之后，那个移民律师舒了一口气，说：“好了，你可以安心在美国生活，直到拿到绿卡。”胡永凯却告诉他自己已经订了飞机票，三天以后要飞回香港。移民律师感到很奇怪，因为胡永凯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可以在美国等绿卡却非要回国的中国人。
回到香港之后，胡永凯就将这件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几个月之后，他却收到了美国律师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胡永凯的美国移民被批准了。如此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绿卡，着实让胡永凯吃了一惊。因为当时他在香港发展得不错，并不想去美国定居。但儿子说想去美国读书，胡永凯才改变主意，在美国领事馆规定的最后报到日前一天，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美国。 胡永凯很快在美国洛杉矶海边的高级住宅区买了一座别墅。舒适的环境并没有给胡永凯带来多少欢乐，他总是对着太平洋思念着远方的祖国，心里一种很怅惘很失落的感觉逐渐上升。他知道，这既不是生活不习惯，也不是生活条件不好，而是来自文化方面的失落感。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使他不能安心地在美国生活。半年之后，他觉得自己在美国实在呆不下去了，于是，便独自一人回到了香港。
在这期间，他不断往返于大洋两岸，在世界各地举办了20多次个人画展，并参加了“大英博物馆中国现代绘画展”“纽约迈阿密艺术博览会”“亚洲艺术博览会”“百年中国画大展”“香港、北京、深圳美术双年展”等国内外重大的艺术展览，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胡永凯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尽管这样，他还是不满足。他认为香港和深圳都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中国文化的中心是在北京，那又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常常做梦又回到了童年的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3年“非典”之后，胡永凯在北京的工作室才正式启用。在外游历了近40年，他才真正回到魂萦梦绕的故乡北京。
胡永凯现在的身份仍然是香港居民，可是，他的心却早已属于北京了，他打算在北京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现在已经年届60的胡永凯每天画点画，有时间就和朋友们交流交流，生活过得安详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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