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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她知青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大部分所描写的时代背景和地名，以及叙事的细节都是对其20世纪80年代乡村系列小说的重写。对于王安忆这样不满足于重复自我的作家而言，这种重写意味深长。这种重写不是一种经历和语言方式的简单再现，从本质上是一个返乡者对自己记忆的检索和追思，既是想重构和再现经历过的现实，又是要试图发现和建构能够再现经历过的现实的语言和叙事方式。
关键词：王安忆 乡村小说 重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项目编号：LX2014397
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她在淮北乡村插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如《蚌埠》《招工》《王汉芳》，以及《姐妹们》《隐居的时代》等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对其20世纪80年代乡村系列小说的重写。它们不仅在叙事空间上和时间上延续了80年代乡村小说的思路，而且诸多的叙事细节，比如知青插队生活、文工团生活、“文革”时期乡村的世俗人情也都留下了80年代乡村小说的深刻印记。王安忆的这种重写耐人寻味，因为在现当代的作家群中，她不仅作品产量丰厚，而且写作风格多变，不满足于自我重复，为何要对以前的作品念念不忘，重新书写？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王安忆发表了许多关于写作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是对其自身写作的构想和反思，对照她所作的反思，这种重写究竟有哪些刻意制作的小说技法，又有哪些精心策划的艺术层面？我们想从以下的两个层面进入她重写的艺术。
一、小说地理学
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的叙述空间不外乎是那些在80年代小说中反复出现过的：“大刘庄”、“小鲍庄”、“小岗上”、“花园”。但是，与80年代稍有些不同的是：在80年代的一系列乡村小说中，尤其是“雯雯系列”里，这些地名都有着一个与现实世界对应的位置，并由着现实里的真实赋予其“可信性”。它们的存在，在王安忆看来也是毋庸质疑的。正因为如此，王安忆极少在文本中仔细耐心地描绘它们具体的地理位置，追问它们名字的由来以及考辨它们的历史。而在90年代的乡村世界里，王安忆对它们的重新提及，往往是一种处心积虑的重写，是一种细化，也是对它们的真实性的一种补充和提升：
那时候，我们在大刘庄，离花园那个庄有七里路。从我们这里往公社去，先经过小岗上，再是金岗，夹沟，冯井，然后就是花园了。可见，这地方人口相当稠密。花园过去是头铺，再过去是头铺集，公社机关就设在头铺集上。但这个集还是不如别的集那样兴旺，它只有一条土路，路边几间土房子。即便是集日，也没有多少火气，而是冷冷清清。①
王安忆在这里几乎采用了一个导游式的视角，一种对具体的地理位置图解似的定位，将读者拉向一个心理选择：你如果置疑这些地方的存在，那你就是一个忽略真实存在的人，而你如果相信它们，并且想找到它们验证它们，那你就必须彻底依照这个路线图，丝毫不差地循图而进，不折不扣，毫不犹疑，也就是，你必须彻底信服于讲述者的权威和真实。其实，不难看出，虽然王安忆在这里采用的叙述口吻平淡随和，有时显得漫不经心，但这些地理位置清清楚楚的交代，可感可触的指明，表明她的叙述采取了一种比从前更强势更策略的方式，也说明她对它们的重写，包含了如何强调真实感的元叙述的考虑。
这种考虑有时是潜对话似的，叙述者先设定地名的实在，地理的标向，但故意去答疑似解说它们的命名史：
“花园”这名很蹊跷，因为此地并不通行这样洋乎的叫法。看上去，它也是平常的庄稼地，和平常的庄户人家，甚至比一般的村庄还要逼仄和贫穷一些。它多是土坯房，人均土地面积也更少。它为什么却要叫花园呢？①……
可花园却没有任何众人瞩目的特色， 连这个蹊跷的庄名也没引起多大的兴趣而我曾经想过， 这个庄名会不会来源于河南的花园口呢？他们会不会是从花园口跑水跑来的河南人呢？①
她早已摈弃了早年那种一笔带过的地名交代法了。大段大段的细化，占去了大量的叙述空间，变成了小说的重要部分，与人物、事件和氛围交融一体，也舒缓着作者对“真实”的焦虑。除此之外，王安忆还引入地方志的客观性来加强地方命名的权威感，目的也是要引诱读者完全进入故事的真实性。
在王安忆90年代的乡村书写中，类似以上的叙述几乎成了她设置空间的定式。而在时间设置上，倒是简便些，因为她追忆的时代背景，本身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其实也同样是她80年代“雯雯系列”里的一些小说和《大刘庄》等小说中不断回忆和反复书写的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时期。
这段时期，不仅是一种记忆，一种曾经可感可触的真实，更是一种信手拈来的小灵感。它变得越来越远了，慢慢地在王安忆心里生发、演变成了一种信念，一种无须质疑的坚定。
二、我，我们
在90年代的乡村重写中，王安忆的叙事方式中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特点，那就是叙事者经常性地出现在“我”和“我们”之间的交替使用，这在她80年代的乡村小说中是没有过的。在80年代的“雯雯系列”中，她的叙述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以“雯雯”的口吻叙述故事。
而90年代的《蚌埠》等小说里，极少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多数情况下是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来展开叙事的。在《隐居的时代》《姐妹们》等小说中，处处可见“我们庄”、“我们团”这样的表述方式，并且，“我”和“我们”也是游刃有余地交替使用。可见，“我”和“我们”之间的交替使用，是王安忆90年代叙述方式的一个重要策略。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小说《蚌埠》中的“我”和“我们”的使用：
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我们追究历史的地方，總是那些与我们无关的，比如旅游地，或者某一处偶然的途经之地……蚌埠这城市的历史，我也不知道。但知道它对于我插队地方的农民们，是一个重要的大码头，它使得孤陋寡闻的农民，变得见多识广了。无论是多么遥远陌生的地方，由于有了蚌埠，就变得容易了解了。农民们说：哦，是从蚌埠往北。②1（《蚌埠》） 王安忆的叙述很是游刃有余，时而缘情而发，时而缘景而发，把描述性的语句和评述性的语句交替使用，在看似散漫的笔触中，依赖着“我”和“我们”来伸展着一种理性和节制。以摆脱早年那种对于“我”的过分伸张和沉溺。其次，“由单个的‘我’变换成‘我们，’易于对具体的人事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把个体归到类。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概括，从流动的时间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具有恒久的意味”。③
当年的“我”被生计前途遮住了眼睛，就连同喜怒哀乐也带上了功利的色彩。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色彩逐渐地褪去了颜色，“我们庄”携带着那些杂凑的人和事又纷至沓来了，经过岁月的沉淀，那些人和事生发出许多超越时代的诗意品质。
我们庄往往以‘侠’为小名，比如，‘根侠子’、‘兰侠子’。……我猜想它实是来自‘伢’。这个字在某苏北地区被叫做‘侠’的音。关于我们庄的语言情况方才已经说了不少，许多发音找不到字和来源。②270
在“我们庄”这，就是一种经历了时代沉淀后的超越时代的美。王安忆一会用“我”与叙事对象拉开距离，呈现一个看的姿态，一个美的发现者；一会是“我们”这个亲切的复数叙事者，用“我们”来亲现那种美丽，二者之间不着痕迹的转换和融合，似乎是王安忆刻意的维护叙述对象的自足性，舍不得去破坏它的天然美。并且，依靠着“我”与“我们”的转换和融合，王安忆刻画出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文风。
王安忆依赖这种“漫不经心”的文风，对20世纪60-70年代淮北乡村百态和她所到过的江南小镇进行了记录和速写，她摈弃了早年乡村写作中对知青生活心境困頓的“自我疗伤式”的写作模式，也拂去了对乡村愚昧落后的社会批判，经过岁月的沉淀和遥远的凝望，她更为体察和体谅乡村的人情世故，更为理解和领悟乡村几千年来积攒的理性和智慧，当它们再次融入到笔端之时，“我们村”那些人、那些事逐渐升腾为乡村的世故理性之美，而王安忆本身，也从一个感性的自我感情的抒发者，演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故事的讲述者，美的体悟者。从简单的依赖于生活经历的真实性层面转化为小说情节，转变到不依靠生活本身的真实故事性层面进入到小说的真实性和戏剧性。显然，这种看似相似的重写，已经不再是一种经历和语言方式的简单再现了，从本质上是一个返乡者对自己记忆的检索和追思，既是想重构和再现经历过的现实，又是要试图发现和建构能够再现经历过的现实的语言和叙事方式。
注释
① 王安忆.花园的小红[J].上海文学，1999（11）：31.
② 王安忆.隐居的时代[J].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③ 张新颖.“我们”的叙事——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火焰的心脏[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139.
关键词：王安忆 乡村小说 重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项目编号：LX2014397
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她在淮北乡村插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如《蚌埠》《招工》《王汉芳》，以及《姐妹们》《隐居的时代》等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对其20世纪80年代乡村系列小说的重写。它们不仅在叙事空间上和时间上延续了80年代乡村小说的思路，而且诸多的叙事细节，比如知青插队生活、文工团生活、“文革”时期乡村的世俗人情也都留下了80年代乡村小说的深刻印记。王安忆的这种重写耐人寻味，因为在现当代的作家群中，她不仅作品产量丰厚，而且写作风格多变，不满足于自我重复，为何要对以前的作品念念不忘，重新书写？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王安忆发表了许多关于写作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是对其自身写作的构想和反思，对照她所作的反思，这种重写究竟有哪些刻意制作的小说技法，又有哪些精心策划的艺术层面？我们想从以下的两个层面进入她重写的艺术。
一、小说地理学
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的叙述空间不外乎是那些在80年代小说中反复出现过的：“大刘庄”、“小鲍庄”、“小岗上”、“花园”。但是，与80年代稍有些不同的是：在80年代的一系列乡村小说中，尤其是“雯雯系列”里，这些地名都有着一个与现实世界对应的位置，并由着现实里的真实赋予其“可信性”。它们的存在，在王安忆看来也是毋庸质疑的。正因为如此，王安忆极少在文本中仔细耐心地描绘它们具体的地理位置，追问它们名字的由来以及考辨它们的历史。而在90年代的乡村世界里，王安忆对它们的重新提及，往往是一种处心积虑的重写，是一种细化，也是对它们的真实性的一种补充和提升：
那时候，我们在大刘庄，离花园那个庄有七里路。从我们这里往公社去，先经过小岗上，再是金岗，夹沟，冯井，然后就是花园了。可见，这地方人口相当稠密。花园过去是头铺，再过去是头铺集，公社机关就设在头铺集上。但这个集还是不如别的集那样兴旺，它只有一条土路，路边几间土房子。即便是集日，也没有多少火气，而是冷冷清清。①
王安忆在这里几乎采用了一个导游式的视角，一种对具体的地理位置图解似的定位，将读者拉向一个心理选择：你如果置疑这些地方的存在，那你就是一个忽略真实存在的人，而你如果相信它们，并且想找到它们验证它们，那你就必须彻底依照这个路线图，丝毫不差地循图而进，不折不扣，毫不犹疑，也就是，你必须彻底信服于讲述者的权威和真实。其实，不难看出，虽然王安忆在这里采用的叙述口吻平淡随和，有时显得漫不经心，但这些地理位置清清楚楚的交代，可感可触的指明，表明她的叙述采取了一种比从前更强势更策略的方式，也说明她对它们的重写，包含了如何强调真实感的元叙述的考虑。
这种考虑有时是潜对话似的，叙述者先设定地名的实在，地理的标向，但故意去答疑似解说它们的命名史：
“花园”这名很蹊跷，因为此地并不通行这样洋乎的叫法。看上去，它也是平常的庄稼地，和平常的庄户人家，甚至比一般的村庄还要逼仄和贫穷一些。它多是土坯房，人均土地面积也更少。它为什么却要叫花园呢？①……
可花园却没有任何众人瞩目的特色， 连这个蹊跷的庄名也没引起多大的兴趣而我曾经想过， 这个庄名会不会来源于河南的花园口呢？他们会不会是从花园口跑水跑来的河南人呢？①
她早已摈弃了早年那种一笔带过的地名交代法了。大段大段的细化，占去了大量的叙述空间，变成了小说的重要部分，与人物、事件和氛围交融一体，也舒缓着作者对“真实”的焦虑。除此之外，王安忆还引入地方志的客观性来加强地方命名的权威感，目的也是要引诱读者完全进入故事的真实性。
在王安忆90年代的乡村书写中，类似以上的叙述几乎成了她设置空间的定式。而在时间设置上，倒是简便些，因为她追忆的时代背景，本身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其实也同样是她80年代“雯雯系列”里的一些小说和《大刘庄》等小说中不断回忆和反复书写的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时期。
这段时期，不仅是一种记忆，一种曾经可感可触的真实，更是一种信手拈来的小灵感。它变得越来越远了，慢慢地在王安忆心里生发、演变成了一种信念，一种无须质疑的坚定。
二、我，我们
在90年代的乡村重写中，王安忆的叙事方式中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特点，那就是叙事者经常性地出现在“我”和“我们”之间的交替使用，这在她80年代的乡村小说中是没有过的。在80年代的“雯雯系列”中，她的叙述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以“雯雯”的口吻叙述故事。
而90年代的《蚌埠》等小说里，极少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多数情况下是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来展开叙事的。在《隐居的时代》《姐妹们》等小说中，处处可见“我们庄”、“我们团”这样的表述方式，并且，“我”和“我们”也是游刃有余地交替使用。可见，“我”和“我们”之间的交替使用，是王安忆90年代叙述方式的一个重要策略。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小说《蚌埠》中的“我”和“我们”的使用：
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我们追究历史的地方，總是那些与我们无关的，比如旅游地，或者某一处偶然的途经之地……蚌埠这城市的历史，我也不知道。但知道它对于我插队地方的农民们，是一个重要的大码头，它使得孤陋寡闻的农民，变得见多识广了。无论是多么遥远陌生的地方，由于有了蚌埠，就变得容易了解了。农民们说：哦，是从蚌埠往北。②1（《蚌埠》） 王安忆的叙述很是游刃有余，时而缘情而发，时而缘景而发，把描述性的语句和评述性的语句交替使用，在看似散漫的笔触中，依赖着“我”和“我们”来伸展着一种理性和节制。以摆脱早年那种对于“我”的过分伸张和沉溺。其次，“由单个的‘我’变换成‘我们，’易于对具体的人事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把个体归到类。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概括，从流动的时间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具有恒久的意味”。③
当年的“我”被生计前途遮住了眼睛，就连同喜怒哀乐也带上了功利的色彩。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色彩逐渐地褪去了颜色，“我们庄”携带着那些杂凑的人和事又纷至沓来了，经过岁月的沉淀，那些人和事生发出许多超越时代的诗意品质。
我们庄往往以‘侠’为小名，比如，‘根侠子’、‘兰侠子’。……我猜想它实是来自‘伢’。这个字在某苏北地区被叫做‘侠’的音。关于我们庄的语言情况方才已经说了不少，许多发音找不到字和来源。②270
在“我们庄”这，就是一种经历了时代沉淀后的超越时代的美。王安忆一会用“我”与叙事对象拉开距离，呈现一个看的姿态，一个美的发现者；一会是“我们”这个亲切的复数叙事者，用“我们”来亲现那种美丽，二者之间不着痕迹的转换和融合，似乎是王安忆刻意的维护叙述对象的自足性，舍不得去破坏它的天然美。并且，依靠着“我”与“我们”的转换和融合，王安忆刻画出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文风。
王安忆依赖这种“漫不经心”的文风，对20世纪60-70年代淮北乡村百态和她所到过的江南小镇进行了记录和速写，她摈弃了早年乡村写作中对知青生活心境困頓的“自我疗伤式”的写作模式，也拂去了对乡村愚昧落后的社会批判，经过岁月的沉淀和遥远的凝望，她更为体察和体谅乡村的人情世故，更为理解和领悟乡村几千年来积攒的理性和智慧，当它们再次融入到笔端之时，“我们村”那些人、那些事逐渐升腾为乡村的世故理性之美，而王安忆本身，也从一个感性的自我感情的抒发者，演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故事的讲述者，美的体悟者。从简单的依赖于生活经历的真实性层面转化为小说情节，转变到不依靠生活本身的真实故事性层面进入到小说的真实性和戏剧性。显然，这种看似相似的重写，已经不再是一种经历和语言方式的简单再现了，从本质上是一个返乡者对自己记忆的检索和追思，既是想重构和再现经历过的现实，又是要试图发现和建构能够再现经历过的现实的语言和叙事方式。
注释
① 王安忆.花园的小红[J].上海文学，1999（11）：31.
② 王安忆.隐居的时代[J].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③ 张新颖.“我们”的叙事——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火焰的心脏[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