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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中思想政治课也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迈入了该课程建设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
1978年教育部拟定了《 全国十年制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 》，规定：高一年级设《 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高二年级设《 政治经济学常识 》，高三年级复习高一、高二年级课程，迎接政治高考。[2] 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全国通用的教材，高中政治课初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79年4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思想政治课工作，决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新的教材。1980年教育部发出《 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从五个方面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① 明确中学政治课的地位和任务；② 改进课程设置，编写教材，保证教学时数；③ 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④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⑤ 加强政治课教学的指导。《 意见 》根据30年来中等教育实践经验，中学的培养目标及政治课的任务，考虑到中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水平、政治课与其它各科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课程设置方案：高一年级开设《 政治经济学常识 》，高二年级开设《 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高三年级复习高一、二年级课程，迎接高考。教学时数均为每周2学时。时事政策教育为每周1学时。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全国通用的教材及相应的教学参考资料。新教材于1981年秋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1988年。从此高中思想政治课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课程不稳定、教材不稳定、课时无保证”的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教材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政治课程的改革被提到议程上来。198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 》（简称《 85通知 》）。这是中共中央迄今为止惟一一次专门针对学校“两课”改革而发的通知，是指导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3]《 85通知 》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政治的巨大变化，适应新时期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各方面改革的需要，我国现行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必须认真地改革。中学生在高中阶段，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常识，要正确对待人生的意义，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社会现象，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奋学习并勇于献身的远大理想。为贯彻落实《 85通知 》精神，国家教委于1986年制定了《 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 》（简称《 86实验大纲 》），规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设置方案为：高一年级《 共产主义人生观 》（1987年改为《 科学人生观 》），高二年级《 经济常识 》，高三年级《 政治常识 》。对毕业生还安排了毕业前的思想教育。法律常识教育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安排。根据《 86实验大纲 》的要求，编写新教材的工作由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广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七家编写单位承担，组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政治课教材编写队伍，教材编写首次实行“一纲多本”的原则。1987年国家教委发出《 关于进一步扩大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的通知 》，确立了1988年秋季高中阶段开始使用新的教材。本次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课程实施方面特别强调实行启发式教学方法，“讲课应当用丰富而生动的事实来引出和认证有关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灌输抽象的概念。”“灌输、注入式的教育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传授知识，也不能是灌输式的或注入式，而应该是启发式的，使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4] 国家教委在总结《 86实验大纲 》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于1992年又制定了新的《 中学思想政治教学大纲 》（以下简称《 大纲 》），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常识和社会主义公民政治、思想、品德教育的课程。根据这个《 大纲 》的要求，为了便于综合考虑教学内容，增强整体教育的效果，新的课程设置方案为：初中一年级至高三年级课程名称统一为“思想政治课”，各年级不再分列课名。高一年级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常识教育，高二年级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教育，高三年级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教育。《 大纲 》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国情教育，从高一到高三年级每周安排1课时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新编写的教材于1992年秋季出版投入使用。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深入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改善政治课教学质量和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中共中央1994年8月31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简称《 94若干意见 》），明确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课重点是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出了整体规划中小学德育和思想政治课课程体系的要求。这是指导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又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指导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最全面、最具指导意义的文件。[5] 1995年4月，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成立课程标准编订小组，把制定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作为落实《 94若干意见 》的一项重要措施。1996年4月，国家教委颁发了《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简称《 96课程标准 》）。该课程标准改变了原来将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教学划分为一个阶段的做法。而是把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的政治（品德）作为一个教学阶段，将高中政治课作为另一个独立的教学阶段，统筹安排教学。课程标准规定的高中阶段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是：高一年级进行经济常识教育，高二年级进行哲学常识教育，高三年级进行政治常识教育，课程统称为《 思想政治 》。课程标准还规定，在《 课程标准 》统一要求下，教材要多样化。
这一次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用《 课程标准 》取代《 教学大纲 》。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都是国家制定的指导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均有规范教学行为的法规性质，是编写、使用和评价教材的依据，也是检查、评估教学质量和考核教学效果、测量学习水平的依据。但是与教学大纲相比，课程标准有明显的优点：①课程标准着眼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而教学大纲关注的是学生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要求；②课程标准除了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过程提出要求外，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过程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而教学大纲较多地关注教师的教学，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关注；③课程标准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做出的只是指导和建议，它给教学和评价留下较大的空间，而教学大纲对教学工作作了十分具体细致的规定，没有给教材特色化和个性化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刚性”过强。[6] 新的思想政治课程在反思以往课程设计缺陷的基础上，采取模块式的组织形态，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把基础性和选择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必修课程主要体现思想政治课程的基础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题设置了三个模块，即思想政治1（经济生活）、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为主要内容设置生活与哲学模块，即思想政治4（生活与哲学）。必修模块的学习主要在高一、高二年级完成，每周2学时。选修课程是基于必修课程教学的延伸和扩展，本质在于尊重学生对课程的选择权，共设了6个模块：①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② 经济学常识；③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④ 科学思维常识；⑤ 生活中的法律常识；⑥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课程模块的设置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既着眼于学生升学的需要，又考虑学生结业后就业的需求；既体现本课程作为德育课程的特有性质，又反映本课程在人文与社会学习领域中特有的价值。[7] 一门课程的基本理念是构建这门课程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追求，课程标准的内容和实施必须符合这个理念。新的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确立了五个基本理念：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②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③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④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⑤建立促进学生发展的课程评价机制。[8]
以史为镜，以鉴来者。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历程，我们认为在今后的思想政治课程建设中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1.高中思想政治的学科地位问题
高中思想政治课作为高中的课程计划中的一门必修课，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是真正的培育德性的课程，即是真正的育德的课程，因而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的课程”。[9]
然而，对是否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理论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把道德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直接的道德教育，就是进行道德灌输。这种教育使“学生学到的不是沉甸甸的生活与道德智慧，而是枯萎的道德语言符号和知识气泡”。[10]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任何社会或文化都先于个人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价值规则体系，作为文化传递工具的教育，其主要职责在于向年轻一代传授这些道德的财富。人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反复的说理、说服、宣传等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
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首先，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形成，不仅有我国自古以来政治道德教育合一的传统文化渊源，而且作为一种革命文化的积淀，是我党多年思想政治工作成功经验和众多理论教育工作者智慧的结晶。其次，在我国高中思想政治课发展的历程中，曾有过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科教学进行，致使高一、高二年级的政治课均被取消，仅保留高三的宪法课而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的教训。再次，美国道德教育的钟摆现象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对直接的道德教育课进行批评，认为直接的道德教学只能帮助学生形成“关于道德的观念”，而不能形成“道德观念”，这种教育“不仅不能反而限制了儿童的智慧和道德的发展”。而哈桑和梅等人的研究则从实证的角度为杜威提供了佐证。此后，美国的道德教育经历了一个长时间否定直接的学科教学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反思过去的学校德育时发现，如果只采用间接法不仅会使德育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产生消极影响，在教学时间、教材、教师等方面也得不到保证。此后，设置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备受关注，美国品德教育学院于1986年编制出了一套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品德教育课程。
2.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的稳定性问题
如前所述，高中思想政治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注意联系政治生活现实，新政策、新方针的出台往往很快就能反映到课程及教材内容中去，这是一个优点。但是伴随这一优点的是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多是属于一时一地的政策性问题。这种做法使得中学政治课变动频繁。如北京，在1949～1990年间，变动次数总计达32次，其中1976年以后大小变动10余次。[11]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作些相应的调整，这是情理之中的，但不能过于频繁。因为变动过频，往往会使广大教师把注意力放在适应教材的变化上，而无暇专心钻研教学方法，总结教学经验。再者，如果教材变动过多也会使教师无法消化教材内容。如果教师连教材内容都没有理解，又怎能指望他们有效地教育学生呢？
3.思想政治课联系学生的生活问题
审视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历程，总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总是在强调它的重要性、首要性，但实际地位和应有作用却总是难以保证、难惬人意。我们常常抱怨领导不重视，但有哪门课程不止一次由中央专门以文件形式做出决定、提出意见，并得到几乎所有最高层领导的直接指导？我们也曾把问题归咎于社会环境的恶化，但综观各国的可比因素，我们的社会环境果然那么差吗？依笔者之见，问题的症结是我们以前的高中思想政治课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德育的主渠道之一，课程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传授某一方面的知识或知识体系，而在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信念和行为方式。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政治课教师都再清楚不过。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却往往把它当作一般的智育课来看待，高中思想政治课异化成一门为了应付考试、争取高分的课程。只重视学生对这门课的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学生的行为养成及道德能力的培养，与学生当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无法发生意义联系。对此，韩震教授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政治课的教学内容虽然非常好，但却得不到学生的共鸣？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生的生活世界。我们必须了解并且进入学生的生活世界，才能增加政治课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2] 正是在反思原来高中思想政治课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新的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构建以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
【本文系广西贺州市“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历史研究”（编号2010B033）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广西 富川，542700）
参考文献：
[1]张同印.反思历史 总结经验 开创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新局面——40年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5）.
[2]谢树平，李宏亮，胡文瑞.新编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5]朱明光，蓝维，高德胜.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6]邝丽湛，王卫平，谢绍，何亮.思想政治（品德）新课程教学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9]戚万学，唐汉卫.现代道德教育专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10]高德胜.生活德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2]韩震.《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追求[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4（1）.
1978年教育部拟定了《 全国十年制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 》，规定：高一年级设《 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高二年级设《 政治经济学常识 》，高三年级复习高一、高二年级课程，迎接政治高考。[2] 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全国通用的教材，高中政治课初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79年4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思想政治课工作，决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新的教材。1980年教育部发出《 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从五个方面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① 明确中学政治课的地位和任务；② 改进课程设置，编写教材，保证教学时数；③ 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④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⑤ 加强政治课教学的指导。《 意见 》根据30年来中等教育实践经验，中学的培养目标及政治课的任务，考虑到中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水平、政治课与其它各科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课程设置方案：高一年级开设《 政治经济学常识 》，高二年级开设《 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高三年级复习高一、二年级课程，迎接高考。教学时数均为每周2学时。时事政策教育为每周1学时。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全国通用的教材及相应的教学参考资料。新教材于1981年秋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1988年。从此高中思想政治课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课程不稳定、教材不稳定、课时无保证”的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教材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政治课程的改革被提到议程上来。198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 》（简称《 85通知 》）。这是中共中央迄今为止惟一一次专门针对学校“两课”改革而发的通知，是指导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3]《 85通知 》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政治的巨大变化，适应新时期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各方面改革的需要，我国现行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必须认真地改革。中学生在高中阶段，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常识，要正确对待人生的意义，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社会现象，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奋学习并勇于献身的远大理想。为贯彻落实《 85通知 》精神，国家教委于1986年制定了《 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 》（简称《 86实验大纲 》），规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设置方案为：高一年级《 共产主义人生观 》（1987年改为《 科学人生观 》），高二年级《 经济常识 》，高三年级《 政治常识 》。对毕业生还安排了毕业前的思想教育。法律常识教育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安排。根据《 86实验大纲 》的要求，编写新教材的工作由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广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七家编写单位承担，组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政治课教材编写队伍，教材编写首次实行“一纲多本”的原则。1987年国家教委发出《 关于进一步扩大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的通知 》，确立了1988年秋季高中阶段开始使用新的教材。本次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课程实施方面特别强调实行启发式教学方法，“讲课应当用丰富而生动的事实来引出和认证有关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灌输抽象的概念。”“灌输、注入式的教育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传授知识，也不能是灌输式的或注入式，而应该是启发式的，使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4] 国家教委在总结《 86实验大纲 》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于1992年又制定了新的《 中学思想政治教学大纲 》（以下简称《 大纲 》），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常识和社会主义公民政治、思想、品德教育的课程。根据这个《 大纲 》的要求，为了便于综合考虑教学内容，增强整体教育的效果，新的课程设置方案为：初中一年级至高三年级课程名称统一为“思想政治课”，各年级不再分列课名。高一年级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常识教育，高二年级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教育，高三年级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教育。《 大纲 》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国情教育，从高一到高三年级每周安排1课时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新编写的教材于1992年秋季出版投入使用。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深入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改善政治课教学质量和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中共中央1994年8月31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简称《 94若干意见 》），明确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课重点是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出了整体规划中小学德育和思想政治课课程体系的要求。这是指导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又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指导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最全面、最具指导意义的文件。[5] 1995年4月，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成立课程标准编订小组，把制定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作为落实《 94若干意见 》的一项重要措施。1996年4月，国家教委颁发了《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简称《 96课程标准 》）。该课程标准改变了原来将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教学划分为一个阶段的做法。而是把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的政治（品德）作为一个教学阶段，将高中政治课作为另一个独立的教学阶段，统筹安排教学。课程标准规定的高中阶段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是：高一年级进行经济常识教育，高二年级进行哲学常识教育，高三年级进行政治常识教育，课程统称为《 思想政治 》。课程标准还规定，在《 课程标准 》统一要求下，教材要多样化。
这一次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用《 课程标准 》取代《 教学大纲 》。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都是国家制定的指导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均有规范教学行为的法规性质，是编写、使用和评价教材的依据，也是检查、评估教学质量和考核教学效果、测量学习水平的依据。但是与教学大纲相比，课程标准有明显的优点：①课程标准着眼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而教学大纲关注的是学生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要求；②课程标准除了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过程提出要求外，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过程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而教学大纲较多地关注教师的教学，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关注；③课程标准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做出的只是指导和建议，它给教学和评价留下较大的空间，而教学大纲对教学工作作了十分具体细致的规定，没有给教材特色化和个性化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刚性”过强。[6] 新的思想政治课程在反思以往课程设计缺陷的基础上，采取模块式的组织形态，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把基础性和选择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必修课程主要体现思想政治课程的基础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题设置了三个模块，即思想政治1（经济生活）、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为主要内容设置生活与哲学模块，即思想政治4（生活与哲学）。必修模块的学习主要在高一、高二年级完成，每周2学时。选修课程是基于必修课程教学的延伸和扩展，本质在于尊重学生对课程的选择权，共设了6个模块：①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② 经济学常识；③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④ 科学思维常识；⑤ 生活中的法律常识；⑥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课程模块的设置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既着眼于学生升学的需要，又考虑学生结业后就业的需求；既体现本课程作为德育课程的特有性质，又反映本课程在人文与社会学习领域中特有的价值。[7] 一门课程的基本理念是构建这门课程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追求，课程标准的内容和实施必须符合这个理念。新的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确立了五个基本理念：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②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③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④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⑤建立促进学生发展的课程评价机制。[8]
以史为镜，以鉴来者。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历程，我们认为在今后的思想政治课程建设中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1.高中思想政治的学科地位问题
高中思想政治课作为高中的课程计划中的一门必修课，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是真正的培育德性的课程，即是真正的育德的课程，因而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的课程”。[9]
然而，对是否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理论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把道德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直接的道德教育，就是进行道德灌输。这种教育使“学生学到的不是沉甸甸的生活与道德智慧，而是枯萎的道德语言符号和知识气泡”。[10]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任何社会或文化都先于个人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价值规则体系，作为文化传递工具的教育，其主要职责在于向年轻一代传授这些道德的财富。人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反复的说理、说服、宣传等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
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首先，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形成，不仅有我国自古以来政治道德教育合一的传统文化渊源，而且作为一种革命文化的积淀，是我党多年思想政治工作成功经验和众多理论教育工作者智慧的结晶。其次，在我国高中思想政治课发展的历程中，曾有过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科教学进行，致使高一、高二年级的政治课均被取消，仅保留高三的宪法课而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的教训。再次，美国道德教育的钟摆现象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对直接的道德教育课进行批评，认为直接的道德教学只能帮助学生形成“关于道德的观念”，而不能形成“道德观念”，这种教育“不仅不能反而限制了儿童的智慧和道德的发展”。而哈桑和梅等人的研究则从实证的角度为杜威提供了佐证。此后，美国的道德教育经历了一个长时间否定直接的学科教学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反思过去的学校德育时发现，如果只采用间接法不仅会使德育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产生消极影响，在教学时间、教材、教师等方面也得不到保证。此后，设置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备受关注，美国品德教育学院于1986年编制出了一套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品德教育课程。
2.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的稳定性问题
如前所述，高中思想政治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注意联系政治生活现实，新政策、新方针的出台往往很快就能反映到课程及教材内容中去，这是一个优点。但是伴随这一优点的是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多是属于一时一地的政策性问题。这种做法使得中学政治课变动频繁。如北京，在1949～1990年间，变动次数总计达32次，其中1976年以后大小变动10余次。[11]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作些相应的调整，这是情理之中的，但不能过于频繁。因为变动过频，往往会使广大教师把注意力放在适应教材的变化上，而无暇专心钻研教学方法，总结教学经验。再者，如果教材变动过多也会使教师无法消化教材内容。如果教师连教材内容都没有理解，又怎能指望他们有效地教育学生呢？
3.思想政治课联系学生的生活问题
审视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历程，总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总是在强调它的重要性、首要性，但实际地位和应有作用却总是难以保证、难惬人意。我们常常抱怨领导不重视，但有哪门课程不止一次由中央专门以文件形式做出决定、提出意见，并得到几乎所有最高层领导的直接指导？我们也曾把问题归咎于社会环境的恶化，但综观各国的可比因素，我们的社会环境果然那么差吗？依笔者之见，问题的症结是我们以前的高中思想政治课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德育的主渠道之一，课程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传授某一方面的知识或知识体系，而在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信念和行为方式。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政治课教师都再清楚不过。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却往往把它当作一般的智育课来看待，高中思想政治课异化成一门为了应付考试、争取高分的课程。只重视学生对这门课的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学生的行为养成及道德能力的培养，与学生当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无法发生意义联系。对此，韩震教授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政治课的教学内容虽然非常好，但却得不到学生的共鸣？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生的生活世界。我们必须了解并且进入学生的生活世界，才能增加政治课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2] 正是在反思原来高中思想政治课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新的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构建以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
【本文系广西贺州市“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历史研究”（编号2010B033）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广西 富川，542700）
参考文献：
[1]张同印.反思历史 总结经验 开创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新局面——40年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5）.
[2]谢树平，李宏亮，胡文瑞.新编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5]朱明光，蓝维，高德胜.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6]邝丽湛，王卫平，谢绍，何亮.思想政治（品德）新课程教学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9]戚万学，唐汉卫.现代道德教育专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10]高德胜.生活德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2]韩震.《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追求[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