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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估计,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金额的5%,即500亿至800亿美元,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
4月1日,美国司法部根据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指控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为获得海外合同而舞弊及篡改账本”。两家戴姆勒子公司被控有罪,并被判处1.85亿美元的罚金。
披露的信息显示,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和地区卷入此事,而中石化和中石油赫然在列。“该案的后续影响将远没有结束,尤其是有关中国企业在跨境交易中面临的合规问题正在集中暴露。”
戴姆勒行贿路径
根据美国司法部门的文件显示,戴姆勒贿赂中国国企的主体是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有限公司(DCCL),一家设在北京,由戴姆勒全资控制的附属公司,管理戴姆勒在华商业关系的成本中心,帮助戴姆勒选择和管理在华的合资公司,并帮助管理戴姆勒在华的外派雇员。
“尽管DCCL本身并没有直接卖给中国任何车辆,但是DCCL的雇员帮助戴姆勒在德国的各个分支机构向中国的政府客户销售车辆。”而被指控的受贿行为集中在三家中国国有企业身上,即中石化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中石油的两家子公司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公司(BGP)和长庆石油勘探公司。
根据美国司法部提供的信息,在2000年到2005年间,DCCL的雇员或者(和)戴姆勒的雇员通过DCCL以“佣金”的形式共进行了至少417万欧元的不正当支付,这些“不正当支付”包括为政府官员及其亲属提供的旅游及利益性馈赠,并与其对华政府客户的1.12亿欧元销售订单直接相关。
“这些销售,是在DCCL雇员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由戴姆勒在德国的分支机构直接完成的。”“与此同时,为了完成给中国政府官员的不正当支付,戴姆勒和DCCL很典型地夸大了卖给中国政府的车辆销售价格,同时在戴姆勒的财务账簿的借方账户上超付结算,包括在借方账户上设置‘专门佣金账户’。”
资料显示,在这桩贿赂案中,被证实提供不正当支付的代表机构包括:M.F. Mechanical & Electrical的机电公司、Shores International得克萨斯公司、Lily Energy Services得克萨斯公司;King Jack加利福尼亚公司和一家中国的代表公司。
两大国企受贿清单
美国司法部的指控信息中,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以及BGP和长庆石油勘探公司深陷此次戴姆勒贿赂旋涡。
戴姆勒行贿“账单”显示:
1、2000年4月-2004年10月,提供15.59万欧元用于BGP及中石化管理层娱乐费用;
2、2002年3月-2003年2月,为BGP一位官员的公子支付市场调研费3万欧元;
3、2002年4月18日,伪装成咨询费用,向在中石化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提供5.7万欧元;
4、2003年6月8日-2004年9月17日,支付总计接近5.64万欧元进入一个与BGP有关的政府官员亲属的复合式银行的账户;
5、2004年12月16日,向BGP有关的政府官员的亲属提供接近1.48万欧元,以获得BGP商务车的订单;
6、支付BGP某领导的“公子”和“女友”在戴姆勒总部的“实习”费用,并为该领导支付参加“卡车大赛”的费用,以及提供一部奔驰车供其使用⋯⋯
这仅仅是戴姆勒中国公司所支付的全部417.4万欧元回扣的一部分。据美国司法部与戴姆勒公司“自查”所公布的材料,这些回扣为戴姆勒赢得了在中国市场1.12亿欧元左右的生意。
在戴姆勒公司的数百个特别账户上,尾号为819的一个账户,是专门用来行贿中国官员的。方法则有三种:直接行贿;第三方银行转账;第三方直接行贿。而根据2001年6月27日-2004年10月25日的行贿记录,通过第三方行贿的方式被较多使用。
美国何以盯上戴姆勒
戴姆勒是一家总部设在德国的汽车巨头,美国政府何以对它提出指控呢?根据美国司法部递交的材料解释, 1993年,戴姆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加上其是通过美国公司向中国“官员”行贿的(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规定,“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被认定为是“政府”官员),因此,戴姆勒在美国司法部的管辖范围。
2004年,戴姆勒一雇员离职时向美国政府告密,称该公司有大量的账务不清。此后,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介入调查。与此同时,戴姆勒在接到相关通知以后,也开始自查,并自查出了数百个说不明道不清的“支付账户”。
这些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很多是戴姆勒的分销商、海外分公司、咨询公司等一些“母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帐户上的钱则是由戴姆勒通过“现金支付平台”给予支付的。经由这些账户,戴姆勒一共向22个国家的官员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佣金”以及“特别折扣”,并获得了数亿美元的生意。
戴姆勒自查发现,“公司纵容行贿”,而且公司的数位高管与此事有极深的介入,并非只是“底下人所为”。包括1998-2008期间的海外销售总裁(DCOS主管),内部审计主管,以及分公司及附属公司的CEO,都与此案有染。
为此,有60名戴姆勒高管或员工受处分,其中45名高管或员工被停职。值得注意的是,此案还有“案中案”——戴姆勒中国公司的销售与营销主管,看到这些特别账户资金的调动“无人监管”,于是给自己老婆的美国账户一口气汇了23万欧元。
作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商及第二大豪华车生产商,这家成立于1926年的德国汽车业旗帜企业向来以“求质不求量”闻名。资料显示,很多政府公车、要员用车都是戴姆勒。此次“行贿门”爆发后,可以预见,此后的公车采购招标中,各国政府部门难免会对有劣迹的戴姆勒心存芥蒂。
谁来监督国企内控
从2004年开始,由于涉及秘密账户的调查,戴姆勒开始进入美国证监会与司法部的视野,并于2006年面临6.4亿美元罚款。2009年,戴姆勒-克莱斯勒宣告破产,克莱斯勒在美国被出售,戴姆勒则刚完成重组便又因为此次的贿赂门登上了被告席。
资料显示,戴姆勒贿赂案中,在被指控的“2001-2005年”的时间段里,有相当数量的戴姆勒载重车和特种车销往了中国,投入到中国西部塔克拉玛干地区的石油勘探开采工作以及其他基础建设当中。而贿赂事件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石油公司与汽车公司会产生如此大的订单。
近年来,美国司法部加强人力及技术配备,将国际反腐的目标直指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根据此前爆出的朗讯案、西门子案、CCI案占中国经济重要成分的国有企业正日益暴露在《反海外腐败法》的反腐视线之内。
“在中国,大量国企的采购并没有被作为‘政府采购’的规范对象受到《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的制约,形成了国企采购的随意性及其制度空白。”谁来监督国企内控?戴姆勒案再次暴露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事实上,早在2008年7月1日,包括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下称“《内控规范》”)规定,自2009年7月1日起,《内控规范》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并鼓励非上市的其他大中型企业执行,被称为“中国的萨班斯法案”。然而,其正式施行则被一再延迟,直到今天仍未能出炉。
根据德勤披露的《2010年全面风险管理建设热点问题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超过六成的被调查企业将通过风险管理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加作为其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但是由于内控工作缺乏足够的人才及经验支持,尤其是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及管理责任的不明确,导致风控工作虽然讨论多年,但仍是摆在企业面前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呼唤中国《反商业贿赂法》
慑于发达经济体的严刑峻法,跨国公司如今已经将商业贿赂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治理国内企业商业贿赂行为时,对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商业贿赂行为同样不可小视。
根据中国的法律,个人受贿金额在5000元以上,单位受贿在10万元以上,即构成受贿罪。“而现在,中国对海外企业的贿赂行为几乎没有采取过法律行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教授指出。
被爆出的西门子、家乐福、德普等行贿案,主要源自这些公司的自查。“中国的检察院、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纪检监察等部门都有调查取证乃至立案查处,但竟然没有发现。甚至在美国政府调查处理之后,依然没有任何动作。”此外,“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上做得还非常不够,执法的结果可能是处罚之后公司仍然有利可图。”
中国市场巨大的利润令跨国巨头在“潜规则”面前敢于大胆出手。而垄断特权的存在也驱使跨国公司在“潜规则”面前铤而走险。再就是制度供给不足使得它们肆无忌惮地行贿。法律界人士认为,要有效地遏制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必须制定一部完备的《反商业贿赂法》,并加大惩罚力度。
根据被披露的“2006年度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国香港排名第15。而“在这个清廉指数靠前的地区,还是接连发生了黄宏生和周正毅案件,这提醒我们中国海外公司类似的问题可能很严重。”但目前,中国大陆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2条,对商业贿赂案件的管辖做出规定。
1977年,美国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把海外公司的腐败行为作为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和打击,成为了第一个让反腐败走出国门的国家。之后,美国又启动在经合组织(OECD)范围内的共同行动,即各国都要打击自己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贿赂行为。
1997年,OECD反贿赂公约正式签署,规定:一、把海外公司贿赂当地公职人员的行为“刑事化”,即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二、政府必须取消那些暗中支持和鼓励这种行为的政策。1998年,包括美国在内的34个国家加入这项反贿赂公约,这些国家的公司集中了全球大约2/3的出口额和近90%的外国直接投资。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雷法》,大公司的不法行为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
2005年12月14日,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确立了反腐败五大机制: 预防机制、 刑事定罪和执法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资产追回机制、履约监督机制。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OECD反贿赂公约作为全球性的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强制力更强一些。2005年10月27日,中国加入该公约。
跨国公司在华贿赂案呈上升趋势
据安邦咨询公司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六成与跨国公司有关,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案呈上升趋势。一些著名在华的跨国企业,如朗讯、德普、IBM、沃尔玛、西门子相继传出贿赂丑闻。
“沃尔玛案”—— 2003年12月,云南省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党组书记、厅长彭木裕,其妻在香港接受了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其支付的10余万元购物费,彭为此获刑10年。
“朗讯案”—— 2004年4月,朗讯被曝在过去3年间出资超过千万美元为近千人次的中国政府官员、电信运营商高管“访问”美国买单,并安排其前往夏威夷、拉斯韦加斯、大峡谷、迪斯尼乐园和纽约等地旅游。案发后,朗迅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监会重罚250万美元。
“德普案” ——2005年5月,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德普公司天津子公司被爆从1991年开始的11年间,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现金,用以购买德普的产品,而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最后被美国《反商业贿赂法》处以479万美元罚金。
“IBM案”——2006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2002-2003年间,IBM通过中间人安排,多次与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会面,并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账户转交张。判处张恩照有期徒刑15年。
“家乐福案”—— 2007年8月,法国零售业巨头家乐福中国总部发出通告称,北京区域的8名经理级员工因涉嫌收受供应商贿赂被警方拘留。此案涉案贿赂总额超过百万元。
“西门子案”——2003-2007年间,德国电信工程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向5家中国国有医院行贿2340万美元,同时还通过贿赂中国部分官员,获得了价值10亿美元的地铁工程和华南地区两个总价值约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为此,2008年底西门子被判处16亿美元罚款。
“大摩案” ——2009年2月,摩根士丹利(大摩)向美国证监会提交文件称,发现一名中国区地产雇员“有违反《反海外腐败法》之嫌”,随后,两名中国区地产主管宣告离职。目前,大摩在华受贿案仍在调查中。
4月1日,美国司法部根据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指控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为获得海外合同而舞弊及篡改账本”。两家戴姆勒子公司被控有罪,并被判处1.85亿美元的罚金。
披露的信息显示,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和地区卷入此事,而中石化和中石油赫然在列。“该案的后续影响将远没有结束,尤其是有关中国企业在跨境交易中面临的合规问题正在集中暴露。”
戴姆勒行贿路径
根据美国司法部门的文件显示,戴姆勒贿赂中国国企的主体是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有限公司(DCCL),一家设在北京,由戴姆勒全资控制的附属公司,管理戴姆勒在华商业关系的成本中心,帮助戴姆勒选择和管理在华的合资公司,并帮助管理戴姆勒在华的外派雇员。
“尽管DCCL本身并没有直接卖给中国任何车辆,但是DCCL的雇员帮助戴姆勒在德国的各个分支机构向中国的政府客户销售车辆。”而被指控的受贿行为集中在三家中国国有企业身上,即中石化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中石油的两家子公司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公司(BGP)和长庆石油勘探公司。
根据美国司法部提供的信息,在2000年到2005年间,DCCL的雇员或者(和)戴姆勒的雇员通过DCCL以“佣金”的形式共进行了至少417万欧元的不正当支付,这些“不正当支付”包括为政府官员及其亲属提供的旅游及利益性馈赠,并与其对华政府客户的1.12亿欧元销售订单直接相关。
“这些销售,是在DCCL雇员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由戴姆勒在德国的分支机构直接完成的。”“与此同时,为了完成给中国政府官员的不正当支付,戴姆勒和DCCL很典型地夸大了卖给中国政府的车辆销售价格,同时在戴姆勒的财务账簿的借方账户上超付结算,包括在借方账户上设置‘专门佣金账户’。”
资料显示,在这桩贿赂案中,被证实提供不正当支付的代表机构包括:M.F. Mechanical & Electrical的机电公司、Shores International得克萨斯公司、Lily Energy Services得克萨斯公司;King Jack加利福尼亚公司和一家中国的代表公司。
两大国企受贿清单
美国司法部的指控信息中,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以及BGP和长庆石油勘探公司深陷此次戴姆勒贿赂旋涡。
戴姆勒行贿“账单”显示:
1、2000年4月-2004年10月,提供15.59万欧元用于BGP及中石化管理层娱乐费用;
2、2002年3月-2003年2月,为BGP一位官员的公子支付市场调研费3万欧元;
3、2002年4月18日,伪装成咨询费用,向在中石化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提供5.7万欧元;
4、2003年6月8日-2004年9月17日,支付总计接近5.64万欧元进入一个与BGP有关的政府官员亲属的复合式银行的账户;
5、2004年12月16日,向BGP有关的政府官员的亲属提供接近1.48万欧元,以获得BGP商务车的订单;
6、支付BGP某领导的“公子”和“女友”在戴姆勒总部的“实习”费用,并为该领导支付参加“卡车大赛”的费用,以及提供一部奔驰车供其使用⋯⋯
这仅仅是戴姆勒中国公司所支付的全部417.4万欧元回扣的一部分。据美国司法部与戴姆勒公司“自查”所公布的材料,这些回扣为戴姆勒赢得了在中国市场1.12亿欧元左右的生意。
在戴姆勒公司的数百个特别账户上,尾号为819的一个账户,是专门用来行贿中国官员的。方法则有三种:直接行贿;第三方银行转账;第三方直接行贿。而根据2001年6月27日-2004年10月25日的行贿记录,通过第三方行贿的方式被较多使用。
美国何以盯上戴姆勒
戴姆勒是一家总部设在德国的汽车巨头,美国政府何以对它提出指控呢?根据美国司法部递交的材料解释, 1993年,戴姆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加上其是通过美国公司向中国“官员”行贿的(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规定,“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被认定为是“政府”官员),因此,戴姆勒在美国司法部的管辖范围。
2004年,戴姆勒一雇员离职时向美国政府告密,称该公司有大量的账务不清。此后,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介入调查。与此同时,戴姆勒在接到相关通知以后,也开始自查,并自查出了数百个说不明道不清的“支付账户”。
这些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很多是戴姆勒的分销商、海外分公司、咨询公司等一些“母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帐户上的钱则是由戴姆勒通过“现金支付平台”给予支付的。经由这些账户,戴姆勒一共向22个国家的官员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佣金”以及“特别折扣”,并获得了数亿美元的生意。
戴姆勒自查发现,“公司纵容行贿”,而且公司的数位高管与此事有极深的介入,并非只是“底下人所为”。包括1998-2008期间的海外销售总裁(DCOS主管),内部审计主管,以及分公司及附属公司的CEO,都与此案有染。
为此,有60名戴姆勒高管或员工受处分,其中45名高管或员工被停职。值得注意的是,此案还有“案中案”——戴姆勒中国公司的销售与营销主管,看到这些特别账户资金的调动“无人监管”,于是给自己老婆的美国账户一口气汇了23万欧元。
作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商及第二大豪华车生产商,这家成立于1926年的德国汽车业旗帜企业向来以“求质不求量”闻名。资料显示,很多政府公车、要员用车都是戴姆勒。此次“行贿门”爆发后,可以预见,此后的公车采购招标中,各国政府部门难免会对有劣迹的戴姆勒心存芥蒂。
谁来监督国企内控
从2004年开始,由于涉及秘密账户的调查,戴姆勒开始进入美国证监会与司法部的视野,并于2006年面临6.4亿美元罚款。2009年,戴姆勒-克莱斯勒宣告破产,克莱斯勒在美国被出售,戴姆勒则刚完成重组便又因为此次的贿赂门登上了被告席。
资料显示,戴姆勒贿赂案中,在被指控的“2001-2005年”的时间段里,有相当数量的戴姆勒载重车和特种车销往了中国,投入到中国西部塔克拉玛干地区的石油勘探开采工作以及其他基础建设当中。而贿赂事件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石油公司与汽车公司会产生如此大的订单。
近年来,美国司法部加强人力及技术配备,将国际反腐的目标直指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根据此前爆出的朗讯案、西门子案、CCI案占中国经济重要成分的国有企业正日益暴露在《反海外腐败法》的反腐视线之内。
“在中国,大量国企的采购并没有被作为‘政府采购’的规范对象受到《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的制约,形成了国企采购的随意性及其制度空白。”谁来监督国企内控?戴姆勒案再次暴露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事实上,早在2008年7月1日,包括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下称“《内控规范》”)规定,自2009年7月1日起,《内控规范》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并鼓励非上市的其他大中型企业执行,被称为“中国的萨班斯法案”。然而,其正式施行则被一再延迟,直到今天仍未能出炉。
根据德勤披露的《2010年全面风险管理建设热点问题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超过六成的被调查企业将通过风险管理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加作为其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但是由于内控工作缺乏足够的人才及经验支持,尤其是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及管理责任的不明确,导致风控工作虽然讨论多年,但仍是摆在企业面前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呼唤中国《反商业贿赂法》
慑于发达经济体的严刑峻法,跨国公司如今已经将商业贿赂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治理国内企业商业贿赂行为时,对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商业贿赂行为同样不可小视。
根据中国的法律,个人受贿金额在5000元以上,单位受贿在10万元以上,即构成受贿罪。“而现在,中国对海外企业的贿赂行为几乎没有采取过法律行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教授指出。
被爆出的西门子、家乐福、德普等行贿案,主要源自这些公司的自查。“中国的检察院、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纪检监察等部门都有调查取证乃至立案查处,但竟然没有发现。甚至在美国政府调查处理之后,依然没有任何动作。”此外,“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上做得还非常不够,执法的结果可能是处罚之后公司仍然有利可图。”
中国市场巨大的利润令跨国巨头在“潜规则”面前敢于大胆出手。而垄断特权的存在也驱使跨国公司在“潜规则”面前铤而走险。再就是制度供给不足使得它们肆无忌惮地行贿。法律界人士认为,要有效地遏制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必须制定一部完备的《反商业贿赂法》,并加大惩罚力度。
根据被披露的“2006年度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国香港排名第15。而“在这个清廉指数靠前的地区,还是接连发生了黄宏生和周正毅案件,这提醒我们中国海外公司类似的问题可能很严重。”但目前,中国大陆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2条,对商业贿赂案件的管辖做出规定。
1977年,美国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把海外公司的腐败行为作为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和打击,成为了第一个让反腐败走出国门的国家。之后,美国又启动在经合组织(OECD)范围内的共同行动,即各国都要打击自己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贿赂行为。
1997年,OECD反贿赂公约正式签署,规定:一、把海外公司贿赂当地公职人员的行为“刑事化”,即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二、政府必须取消那些暗中支持和鼓励这种行为的政策。1998年,包括美国在内的34个国家加入这项反贿赂公约,这些国家的公司集中了全球大约2/3的出口额和近90%的外国直接投资。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雷法》,大公司的不法行为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
2005年12月14日,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确立了反腐败五大机制: 预防机制、 刑事定罪和执法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资产追回机制、履约监督机制。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OECD反贿赂公约作为全球性的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强制力更强一些。2005年10月27日,中国加入该公约。
跨国公司在华贿赂案呈上升趋势
据安邦咨询公司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六成与跨国公司有关,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案呈上升趋势。一些著名在华的跨国企业,如朗讯、德普、IBM、沃尔玛、西门子相继传出贿赂丑闻。
“沃尔玛案”—— 2003年12月,云南省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党组书记、厅长彭木裕,其妻在香港接受了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其支付的10余万元购物费,彭为此获刑10年。
“朗讯案”—— 2004年4月,朗讯被曝在过去3年间出资超过千万美元为近千人次的中国政府官员、电信运营商高管“访问”美国买单,并安排其前往夏威夷、拉斯韦加斯、大峡谷、迪斯尼乐园和纽约等地旅游。案发后,朗迅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监会重罚250万美元。
“德普案” ——2005年5月,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德普公司天津子公司被爆从1991年开始的11年间,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现金,用以购买德普的产品,而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最后被美国《反商业贿赂法》处以479万美元罚金。
“IBM案”——2006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2002-2003年间,IBM通过中间人安排,多次与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会面,并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账户转交张。判处张恩照有期徒刑15年。
“家乐福案”—— 2007年8月,法国零售业巨头家乐福中国总部发出通告称,北京区域的8名经理级员工因涉嫌收受供应商贿赂被警方拘留。此案涉案贿赂总额超过百万元。
“西门子案”——2003-2007年间,德国电信工程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向5家中国国有医院行贿2340万美元,同时还通过贿赂中国部分官员,获得了价值10亿美元的地铁工程和华南地区两个总价值约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为此,2008年底西门子被判处16亿美元罚款。
“大摩案” ——2009年2月,摩根士丹利(大摩)向美国证监会提交文件称,发现一名中国区地产雇员“有违反《反海外腐败法》之嫌”,随后,两名中国区地产主管宣告离职。目前,大摩在华受贿案仍在调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