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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刚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充分利用了日本越前国人的“鞑靼漂流”，通过朝鲜向日本“宣谕”，希望日本能够认同清王朝的国际地位并进入它的秩序圈内。此举引起德川幕府强烈反应，甚至积极筹划出兵中国。尽管此后清仍希望实现对日“建交”愿望，但是由于日本对“夷狄”出身的清王朝的怀疑以及清对日消极的“不治主义”外交转向，使得中日在清初即渐行渐远，终德川一代两国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关系。
[关键词]清初，日本，鞑靼漂流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10-05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在“华夷理念”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取代蒙古族对中国实行统治的大明建立之初就“诏谕”四邻各国，促令朝贡，致力于恢复并扩大以中国为中心的、以华夷分野为理念的国际体系。到了16世纪末，明朝构建了一个包括从库页岛，经日本、琉球、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到印度洋周围各国以及东北亚等广阔地区在内的华夷体系口。但是这种“内华外夷”的秩序终因1644年满族定鼎中原而崩溃。满族在打破明的华夷秩序的同时又致力在继承原有秩序的精神之下建立以清为中心的新秩序。由于“(华夷秩序)这种国际秩序的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与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于是，刚刚入关、意气风发的清在对日关系的处理上也企图通过大力宣扬“德治”来“怀柔远人”，使日本乃至万国“慕化投诚”，从而达到巩固和扩大以清帝国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1644年，日本越前国的漂民到来，为清对日“宣谕”创造了契机，岂料清的这种政治行为引起了信奉“华夷理念”的日本强烈的外交反弹——筹划借道朝鲜，出兵中国，帮助汉族实现对中国的统治。而日本漂流民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的见闻也成为当时锁国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影响了日本的对清政策。清初中日在“鞑靼漂流”事件上的博弈折射了17世纪处于秩序大调整时期的东北亚地区民族、国家之间复杂情势。
一、入关前的清日关系
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使得清朝在尚未入关之前就比较关注日本。在壬辰战争进行得比较激烈的1592年，女真部族首领努尔哈赤曾以“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为由向明朝提出愿意帮助其和朝鲜共同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的意愿，朝鲜宫廷也曾考虑过“中原力弱，亦欲以老乙可赤除倭贼”，但明朝出于防止女真趁势强大的想法拒绝了努尔哈赤。尽管如此，女真还一直通过各种途径获悉日本情报。1595年，朝鲜的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时，女真酋人马臣曾向其求证有关日本的情报：“马臣曰：‘倭奴等状貌壮大云，然也?’申曰：‘形体甚小，能潜行草间，放丸必中。’马臣曰：‘虽远且小，能中否?’申答曰：‘倭铳能中飞鸟，故曰鸟铳。’马臣出铁甲以示，曰：‘能透得这盔否?’申曰：‘鸟铳防丸，能穿两重真木防牌笼以薄铁者，透过此盔，何足道哉!’马臣则曰：‘企至于此?’女真人之立左右者，皆相顾愕然。”崛起之初的女真并不认为日本多么强大，对于朝鲜人描述的日本强大形象并不十分相信。
1637年，在清朝的军事征服下，朝鲜仁祖被迫与清太宗在南汉山城缔结城下之盟，接收清太宗的册封。在征服朝鲜并将之成功编人自己秩序圈的胜利之余，清太宗又敕谕朝鲜：“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期望与日本建立起官方的联系。甚至后来清朝派去朝鲜的敕使还向朝鲜提过与在朝日使见面进行清日直接接触的要求，“以开交邻之道”。但是由于朝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清朝“通交”日本的要求并没有给予积极的配合。入关之前清朝企图“假道”朝鲜“遣使”日本的愿望最终流于失败。但清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与日本可能沟通的机会。1644年日本越前国人的漂到为清表达与日“交往”意向提供了良好契机，只不过此时的清朝对自己的定位是新的东亚秩序中的宗主国，不再是东亚秩序中普通的成员国。它与日本交往的期望值是期盼着自己“华夷秩序”之主的地位能够获得日本的承认，甚至它还希望日本进入它的秩序圈之内，不再局限于“交邻”了。
二、日本越前国人的“鞑靼漂流”
在中国大陆发生政局激剧变化的同时，日本政局也并不平静。刚刚建立幕藩政权不久的日本不断颁布锁国令。1633年宣布“除特许船以外，严禁其他船只驶往外国”。同时还规定：“除特许船以外，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如有偷渡，应处死罪。偷渡船及其船主一并扣留。”1636年进一步把特许权也取消了，“严禁派遣日本船驶往外国，也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甚至对已经旅居海外的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应即处以死罪”。连续不断的“锁国令”严格地限制了日本的对外交往，把日本导向了“海禁”的时代，同时也造成了日本船只遭风漂流事件的频繁发生。“由于实施锁国令，像朱印船那样的航海型船只被禁止使用，所以不得不利用近海驳船来进行数百里甚至数千里的海运……正是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频繁的漂流”。另外气象变化复杂的海洋也加剧了日本人漂流事件的频发。明人张瀚记道：(中日海域)“海风之行，触礁则摧，入涉则覆。又有黑风、海动之变，遇之则天地晦冥，波涛鼎沸……”
有清一代，日本人漂到中国事件非常的多，而尤以1644年日本越前国人的鞑靼漂流对两国关系最为重要。1644年6月，日本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人漂到中国满洲晖春附近。“所乙古等胡人百余到海边，则倭船三艘漂风而至，言语虽不相通。而其所干专为采参。所乙古等佯若指示参处，诱杀六十余人，生擒十五人，烧其一船”。后来生存的十五人被转送到盛京，并很幸运地随同清朝入关队伍一起入京，他们成了目睹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批日本人：“在这三十五天中，往北京搬家的鞑靼人，络绎不绝。”在北京他们还受到了当时清的实权人物多尔衮的接见，并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对(漂流民)所提出的要求完全办到”。
处于锁国时代的日本漂流民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对这个刚刚由鞑靼统治的国家更是充满兴趣，他们“刚来时一无所知，居住两年以后，由于能够听懂一些话了，所以能打听到一些事情”，“(鞑靼)人的身体比日本人高大，从上到下全剃头发，头顶上留有一寸见方的长发，辫成三条辫子，上髭留着，下髭全剃光，大小官员至黎民百姓莫不如此”。“弓箭功夫在马上运用自如”，“每天要练弓箭，骑在马上能够随意射箭，而且能射中靶的”，并且“从上到下都能够经常熟记兵法”。另外，“那里的法治和各种规定，是非常严明和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漂流民给锁国日本带回了中国大陆明清交替的最新政治情报：“大明的北京和南京，由于都已经落入鞑靼人之手，所以当地人也像鞑靼人一样，剃光了头，只是头顶上留一绺头发。”“从北京到南京，据说快走需要三十天到达。其间隔有大河。南京也被鞑靼占领了。征伐的军队已撤回北京。但是一部分听说留驻在南京。在这以后，南京的人们也来北京参拜，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南京的人也剃了头，像鞑靼人一样。”
1645年底，清政府命令册封朝鲜世子的使臣祈充格把这些日本漂流民送往朝鲜，由朝鲜方面派人将之遣返回日。“启程时15人都骑着马，有100余名清军护送，打着大龙旗，拿着箭戟，一直送到朝鲜国境”。1646年，这些日本漂流民被送到东莱府，移交给驻在釜山的对马藩士，经由对马岛，于6月16日抵达大阪。值得注意的是，顺治帝还要求朝鲜向日本转达他的敕谕：“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闵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刚刚定都北京、意气风发的顺治帝怀着一颗慈父之心，以中华皇帝自居，宣扬仁德，在“中外一统，四海为家”的华夷秩序新领袖的名义下向日本发出感召，希望日本在“慕化主义”的支配下进入清的新秩序之中。
三、“漂人送来”与幕府的反应
把漂流民转交给日本之后，1646年4月11日朝鲜即向清朝做了初步汇报：“臣仰体皇上一视之仁，即将所据漂倭人等，优加供馈，给与脚力。……使海外偏服，感戴大朝德意。外缘系钦依圣旨。转解漂倭事理。”朝鲜很了解清的“海外偏服，感戴大朝德意”的处理精神。但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日本对此并没有给予什么回应，朝鲜方面对此很是着急，“清国出送漂倭，交付日本，形止久无回报……令东莱府使，从便善探于馆倭等处，急急启闻”。九个多月后，日本终于向朝鲜派出了针对遣返漂流民事件的答谢使。“倭船一只出来，即着译官张伟敏、李时吉等往问出来缘由。则说称此项日转送漂倭致谢事。……倭差橘成税来见卑职，仍呈书契，而其中见有鞑靼国三字。卑职不觉惊愕，退却而言曰：书契所云鞑靼，曾所未闻之国，未知指何而言耶?……决难依受。”日本谢书中称清为“鞑靼”使得朝鲜颇为不满：“清国之出送漂倭，转还本国，盖出于施恩莫大之意。而今见倭书契口本，则全没归美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显有轻视之状”，拒绝接受谢书。
日本对送返漂人更意外行为更表现在声称要假道朝鲜，出兵中国。“倭使橘成税、藤智绳到东莱府，盖为漂倭押还回谢也。智绳谓东莱府使闵应协曰：“江户执政等闻漂倭人来，惊曰：‘鞑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夸大，而朝鲜受而送之，必须是与鞑为一也。’大纳言欲赴援南京。议者曰：‘彼兵不下百万，我虽发百万之众，平原广野，则必不能抵当，不如假途朝鲜。’岛主言：‘顷年朝鲜酷被鞑兵之祸，人民死亡殆尽。且釜山至北京八千余里，绝不可轻举大众。’以此意，反复周旋。”
应该提及的是，在这些日本漂流民送返大阪之前不久，致力于大明复兴的郑芝龙曾派人向日本请兵，而幕府也正在慎重考虑是否出兵：“同年(1646年)十月，(书简)由长崎投进江户，老中上言其趣，先考(林道春、信胜)即于御前进读，数日评议，尾张、纪伊两大纳言，水户中纳言亦登城，春斋读右之书简。”“执政召纪伊大纳言赖宣卿和水户中纳言赖房卿，密议于黑木书院。酒井赞歧守忠胜以下等老臣以及林道春、信胜在座，将郑芝龙来书给两卿阅览。”日本漂流民的恰时归来对幕府的秘密会议无疑是有影响的。日本学者认为：“从清国回来的漂流民到达大阪是在这个秘密会议的两个月前。十五名漂流民中的园田兵右卫门、宇野与三郎从越前被传唤到江户，被详细询问有关鞑靼的事情，江户町奉行完成漂流民的口供《鞑靼漂流记》是在八月十三日。从这些关系，幕府反复会议的时候对他们带来的最新情报不能不考虑。崛起期的清国特别勇武、国人正直、政治严明的报告对出兵无用论无疑是产生某些影响的。”
事实上，大清通过朝鲜遣返漂流民的行为引起了日本的恐慌、刺激日本出兵援助郑芝龙的可能性比阻止日本出兵的可能性要大，因为幕府尽管在听了漂流民的报告之后还是做了出兵准备的。1646年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给他的侄子重矩的书信中就透露了出师情报：“乘船发往大明，准备攻取城阵，务须随时待命进军”，“出发大明一事如无其他变化，乘渡之舟不得毁坏。先此通知，阅后此信请焚毁。”这显然是幕府曾明确向亲信的藩主板仓重宗发出了某种出师命令，重宗据此才向其侄子重矩透露这一内部意向的。“阅后此信请焚毁”这样的指示道出了计划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其实日本最终没有出兵的原因是中国反清复明势力的失败，而不是日本漂流民带来的大清强大的报告。“长崎奉行飞报，福州既陷，芝龙降清”，于是“执政谕诸侯，以援兵议罢”。
日本并没有和朝鲜一样把大清的救助与遣送漂流民之举视为“施恩莫大”之举，德川幕府派驻对马岛的轮番僧口西堂认为清朝是：“所闻日本政道之正，故使漂流民送来。”日本认为救助与清遣返漂流民之举是清在“慕化主义”支配下的一种行为。《通航一览》则把清朝此举解读为清对日本的畏惧。在这里，日本人把日本的优越放在了“武威”上，而不是中华的“礼”，而有学者指出武威恰是日本型华夷秩序的重要标志。显然，由于大明的灭亡使得正统的中国的“华”在东亚失去了统治地位，被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成为中国的主人，这导致了整个东亚华夷观的多元化。罗纳德·托比就观察到：“日本要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中华’，不只是东亚的，而且要成为世界的中”。显然，日本把是自己作为另一个秩序的领袖来判断清遣送漂流民事件的。处于当时变动频仍的东北亚地区的两国对自身身份的类似界定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在相互交往上发生不愉快。而朝鲜代为遣送漂流民更使日本得出朝鲜“与鞑靼为一”、奉鞑靼为正朔的结论，引起了日本的恐慌，进而加剧清日关系的紧张。尽管如此，1647年顺治又以“浙东、福建平定，颁诏天下”，诏曰：“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明确表达要把日本作为华夷秩序的成员编入其体系之中的意愿。
四、余论
17世纪中叶的东亚是一个动荡的世界、是一个秩序重建的世界。日本和满族是原先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极不安分因子。而恰在满族定鼎中原的时候日本开始走向锁国并对出身“夷”的清朝充满鄙夷和敌视，清日关系似乎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处于不和谐的状态。而作为明朝余势并被日本心理接受的南明政权在清朝的打击下最终失败，使得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似乎对满族统治下中国外交没有选择的意向，正如学者所观察到“蛮夷出身的满清政权不值得日本去朝贡”。在十七八世纪的东亚地区，中国周边的民族和地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利用华夷思想，以寻求自己政权的正当化，转换身份的清朝也在这个共同的潮流之中，它更是想利用一切机会来使自己的政权得到“国际”的承认。而日本则是以“华夷理念”为判断标准否认清政权的“正当性”，甚至试图建立日本型的华夷秩序，中日在外交目标上的分歧很大。
德川日本对以清朝之主的新的华夷秩序不愿意给予支持也是有其历史经验的。清朝的出现使日本重新想起了侵略过自己的“元寇”，而皇太极对朝鲜的要求“和当年元朝征服高丽并试图诏谕日本，而当日本拒绝时，便派元军入侵日本的态度有相通之处。所以日本得到这个情报后，就加强防备，并通知朝鲜，日本准备出兵赴援”。因此，从一开始日本就对清朝充满怀疑，时刻担心“蒙古袭来”再次重演。甚至当时活跃于日本的名儒熊泽藩山还预测到清朝既已取得中国，不久将要进攻日本，他并向幕府建议有必要囤积兵粮，拟订兵法，作好准备以积极应付清朝的入侵。
通过朝鲜宣谕日本“投诚”的期望受到挫折之后，清开始消极地处理对日事务。在对1668年日本名古屋漂来的难船进行救助与遣返时并没有看见官方在清初时的那种积极外交身影清开始“幻想”日本会仰慕清的“德治”而来自请“通贡”。1682年，在前往琉球册封琉球国王尚贞的汪楫、林麟口离京之时，汪楫就日本通贡一事向康熙专门请旨：“闻海外日本诸国与琉球往来，今皆瞻仰德化。如有通贡之事，允行与否，非臣等所敢擅便，恭请皇上指授，以便凛遵圣谕，临时应对。”康熙愉快地下了指示：“若有通贡之事，尔等报部，听部议可也。”清开始选择东汉何休所说的那种消极的“来者不拒，往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来处理对日关系。显然这与德川日本的外交相去甚远，日本并没有进行清想象中的行动，甚至随后的中国两次有官方背景的贸易活动也被日本严厉地拒绝了：一次是1685年拒绝福州武官江君开和厦门文官梁尔寿的请求；一次是1703年春拒绝以“浙江守官”信使的名义前来的汉商。而对于日本的抵制行为，清并没有给予激烈的反应，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走向了悄然的冷淡。
清初对漂流民的救助与遣返的背后是中日的政治外交的潜在博弈。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国内的逐渐安宁以及日本锁国体制的日趋成熟，延续着清初之状态，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处于平和的民间贸易状态。外加日本的“华夷意识”和清对日本消极的“不治主义”外交转向使得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渐行渐远，终德川一代两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清初，日本，鞑靼漂流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10-05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在“华夷理念”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取代蒙古族对中国实行统治的大明建立之初就“诏谕”四邻各国，促令朝贡，致力于恢复并扩大以中国为中心的、以华夷分野为理念的国际体系。到了16世纪末，明朝构建了一个包括从库页岛，经日本、琉球、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到印度洋周围各国以及东北亚等广阔地区在内的华夷体系口。但是这种“内华外夷”的秩序终因1644年满族定鼎中原而崩溃。满族在打破明的华夷秩序的同时又致力在继承原有秩序的精神之下建立以清为中心的新秩序。由于“(华夷秩序)这种国际秩序的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与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于是，刚刚入关、意气风发的清在对日关系的处理上也企图通过大力宣扬“德治”来“怀柔远人”，使日本乃至万国“慕化投诚”，从而达到巩固和扩大以清帝国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1644年，日本越前国的漂民到来，为清对日“宣谕”创造了契机，岂料清的这种政治行为引起了信奉“华夷理念”的日本强烈的外交反弹——筹划借道朝鲜，出兵中国，帮助汉族实现对中国的统治。而日本漂流民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的见闻也成为当时锁国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影响了日本的对清政策。清初中日在“鞑靼漂流”事件上的博弈折射了17世纪处于秩序大调整时期的东北亚地区民族、国家之间复杂情势。
一、入关前的清日关系
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使得清朝在尚未入关之前就比较关注日本。在壬辰战争进行得比较激烈的1592年，女真部族首领努尔哈赤曾以“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为由向明朝提出愿意帮助其和朝鲜共同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的意愿，朝鲜宫廷也曾考虑过“中原力弱，亦欲以老乙可赤除倭贼”，但明朝出于防止女真趁势强大的想法拒绝了努尔哈赤。尽管如此，女真还一直通过各种途径获悉日本情报。1595年，朝鲜的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时，女真酋人马臣曾向其求证有关日本的情报：“马臣曰：‘倭奴等状貌壮大云，然也?’申曰：‘形体甚小，能潜行草间，放丸必中。’马臣曰：‘虽远且小，能中否?’申答曰：‘倭铳能中飞鸟，故曰鸟铳。’马臣出铁甲以示，曰：‘能透得这盔否?’申曰：‘鸟铳防丸，能穿两重真木防牌笼以薄铁者，透过此盔，何足道哉!’马臣则曰：‘企至于此?’女真人之立左右者，皆相顾愕然。”崛起之初的女真并不认为日本多么强大，对于朝鲜人描述的日本强大形象并不十分相信。
1637年，在清朝的军事征服下，朝鲜仁祖被迫与清太宗在南汉山城缔结城下之盟，接收清太宗的册封。在征服朝鲜并将之成功编人自己秩序圈的胜利之余，清太宗又敕谕朝鲜：“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期望与日本建立起官方的联系。甚至后来清朝派去朝鲜的敕使还向朝鲜提过与在朝日使见面进行清日直接接触的要求，“以开交邻之道”。但是由于朝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清朝“通交”日本的要求并没有给予积极的配合。入关之前清朝企图“假道”朝鲜“遣使”日本的愿望最终流于失败。但清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与日本可能沟通的机会。1644年日本越前国人的漂到为清表达与日“交往”意向提供了良好契机，只不过此时的清朝对自己的定位是新的东亚秩序中的宗主国，不再是东亚秩序中普通的成员国。它与日本交往的期望值是期盼着自己“华夷秩序”之主的地位能够获得日本的承认，甚至它还希望日本进入它的秩序圈之内，不再局限于“交邻”了。
二、日本越前国人的“鞑靼漂流”
在中国大陆发生政局激剧变化的同时，日本政局也并不平静。刚刚建立幕藩政权不久的日本不断颁布锁国令。1633年宣布“除特许船以外，严禁其他船只驶往外国”。同时还规定：“除特许船以外，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如有偷渡，应处死罪。偷渡船及其船主一并扣留。”1636年进一步把特许权也取消了，“严禁派遣日本船驶往外国，也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甚至对已经旅居海外的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应即处以死罪”。连续不断的“锁国令”严格地限制了日本的对外交往，把日本导向了“海禁”的时代，同时也造成了日本船只遭风漂流事件的频繁发生。“由于实施锁国令，像朱印船那样的航海型船只被禁止使用，所以不得不利用近海驳船来进行数百里甚至数千里的海运……正是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频繁的漂流”。另外气象变化复杂的海洋也加剧了日本人漂流事件的频发。明人张瀚记道：(中日海域)“海风之行，触礁则摧，入涉则覆。又有黑风、海动之变，遇之则天地晦冥，波涛鼎沸……”
有清一代，日本人漂到中国事件非常的多，而尤以1644年日本越前国人的鞑靼漂流对两国关系最为重要。1644年6月，日本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人漂到中国满洲晖春附近。“所乙古等胡人百余到海边，则倭船三艘漂风而至，言语虽不相通。而其所干专为采参。所乙古等佯若指示参处，诱杀六十余人，生擒十五人，烧其一船”。后来生存的十五人被转送到盛京，并很幸运地随同清朝入关队伍一起入京，他们成了目睹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批日本人：“在这三十五天中，往北京搬家的鞑靼人，络绎不绝。”在北京他们还受到了当时清的实权人物多尔衮的接见，并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对(漂流民)所提出的要求完全办到”。
处于锁国时代的日本漂流民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对这个刚刚由鞑靼统治的国家更是充满兴趣，他们“刚来时一无所知，居住两年以后，由于能够听懂一些话了，所以能打听到一些事情”，“(鞑靼)人的身体比日本人高大，从上到下全剃头发，头顶上留有一寸见方的长发，辫成三条辫子，上髭留着，下髭全剃光，大小官员至黎民百姓莫不如此”。“弓箭功夫在马上运用自如”，“每天要练弓箭，骑在马上能够随意射箭，而且能射中靶的”，并且“从上到下都能够经常熟记兵法”。另外，“那里的法治和各种规定，是非常严明和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漂流民给锁国日本带回了中国大陆明清交替的最新政治情报：“大明的北京和南京，由于都已经落入鞑靼人之手，所以当地人也像鞑靼人一样，剃光了头，只是头顶上留一绺头发。”“从北京到南京，据说快走需要三十天到达。其间隔有大河。南京也被鞑靼占领了。征伐的军队已撤回北京。但是一部分听说留驻在南京。在这以后，南京的人们也来北京参拜，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南京的人也剃了头，像鞑靼人一样。”
1645年底，清政府命令册封朝鲜世子的使臣祈充格把这些日本漂流民送往朝鲜，由朝鲜方面派人将之遣返回日。“启程时15人都骑着马，有100余名清军护送，打着大龙旗，拿着箭戟，一直送到朝鲜国境”。1646年，这些日本漂流民被送到东莱府，移交给驻在釜山的对马藩士，经由对马岛，于6月16日抵达大阪。值得注意的是，顺治帝还要求朝鲜向日本转达他的敕谕：“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闵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刚刚定都北京、意气风发的顺治帝怀着一颗慈父之心，以中华皇帝自居，宣扬仁德，在“中外一统，四海为家”的华夷秩序新领袖的名义下向日本发出感召，希望日本在“慕化主义”的支配下进入清的新秩序之中。
三、“漂人送来”与幕府的反应
把漂流民转交给日本之后，1646年4月11日朝鲜即向清朝做了初步汇报：“臣仰体皇上一视之仁，即将所据漂倭人等，优加供馈，给与脚力。……使海外偏服，感戴大朝德意。外缘系钦依圣旨。转解漂倭事理。”朝鲜很了解清的“海外偏服，感戴大朝德意”的处理精神。但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日本对此并没有给予什么回应，朝鲜方面对此很是着急，“清国出送漂倭，交付日本，形止久无回报……令东莱府使，从便善探于馆倭等处，急急启闻”。九个多月后，日本终于向朝鲜派出了针对遣返漂流民事件的答谢使。“倭船一只出来，即着译官张伟敏、李时吉等往问出来缘由。则说称此项日转送漂倭致谢事。……倭差橘成税来见卑职，仍呈书契，而其中见有鞑靼国三字。卑职不觉惊愕，退却而言曰：书契所云鞑靼，曾所未闻之国，未知指何而言耶?……决难依受。”日本谢书中称清为“鞑靼”使得朝鲜颇为不满：“清国之出送漂倭，转还本国，盖出于施恩莫大之意。而今见倭书契口本，则全没归美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显有轻视之状”，拒绝接受谢书。
日本对送返漂人更意外行为更表现在声称要假道朝鲜，出兵中国。“倭使橘成税、藤智绳到东莱府，盖为漂倭押还回谢也。智绳谓东莱府使闵应协曰：“江户执政等闻漂倭人来，惊曰：‘鞑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夸大，而朝鲜受而送之，必须是与鞑为一也。’大纳言欲赴援南京。议者曰：‘彼兵不下百万，我虽发百万之众，平原广野，则必不能抵当，不如假途朝鲜。’岛主言：‘顷年朝鲜酷被鞑兵之祸，人民死亡殆尽。且釜山至北京八千余里，绝不可轻举大众。’以此意，反复周旋。”
应该提及的是，在这些日本漂流民送返大阪之前不久，致力于大明复兴的郑芝龙曾派人向日本请兵，而幕府也正在慎重考虑是否出兵：“同年(1646年)十月，(书简)由长崎投进江户，老中上言其趣，先考(林道春、信胜)即于御前进读，数日评议，尾张、纪伊两大纳言，水户中纳言亦登城，春斋读右之书简。”“执政召纪伊大纳言赖宣卿和水户中纳言赖房卿，密议于黑木书院。酒井赞歧守忠胜以下等老臣以及林道春、信胜在座，将郑芝龙来书给两卿阅览。”日本漂流民的恰时归来对幕府的秘密会议无疑是有影响的。日本学者认为：“从清国回来的漂流民到达大阪是在这个秘密会议的两个月前。十五名漂流民中的园田兵右卫门、宇野与三郎从越前被传唤到江户，被详细询问有关鞑靼的事情，江户町奉行完成漂流民的口供《鞑靼漂流记》是在八月十三日。从这些关系，幕府反复会议的时候对他们带来的最新情报不能不考虑。崛起期的清国特别勇武、国人正直、政治严明的报告对出兵无用论无疑是产生某些影响的。”
事实上，大清通过朝鲜遣返漂流民的行为引起了日本的恐慌、刺激日本出兵援助郑芝龙的可能性比阻止日本出兵的可能性要大，因为幕府尽管在听了漂流民的报告之后还是做了出兵准备的。1646年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给他的侄子重矩的书信中就透露了出师情报：“乘船发往大明，准备攻取城阵，务须随时待命进军”，“出发大明一事如无其他变化，乘渡之舟不得毁坏。先此通知，阅后此信请焚毁。”这显然是幕府曾明确向亲信的藩主板仓重宗发出了某种出师命令，重宗据此才向其侄子重矩透露这一内部意向的。“阅后此信请焚毁”这样的指示道出了计划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其实日本最终没有出兵的原因是中国反清复明势力的失败，而不是日本漂流民带来的大清强大的报告。“长崎奉行飞报，福州既陷，芝龙降清”，于是“执政谕诸侯，以援兵议罢”。
日本并没有和朝鲜一样把大清的救助与遣送漂流民之举视为“施恩莫大”之举，德川幕府派驻对马岛的轮番僧口西堂认为清朝是：“所闻日本政道之正，故使漂流民送来。”日本认为救助与清遣返漂流民之举是清在“慕化主义”支配下的一种行为。《通航一览》则把清朝此举解读为清对日本的畏惧。在这里，日本人把日本的优越放在了“武威”上，而不是中华的“礼”，而有学者指出武威恰是日本型华夷秩序的重要标志。显然，由于大明的灭亡使得正统的中国的“华”在东亚失去了统治地位，被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成为中国的主人，这导致了整个东亚华夷观的多元化。罗纳德·托比就观察到：“日本要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中华’，不只是东亚的，而且要成为世界的中”。显然，日本把是自己作为另一个秩序的领袖来判断清遣送漂流民事件的。处于当时变动频仍的东北亚地区的两国对自身身份的类似界定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在相互交往上发生不愉快。而朝鲜代为遣送漂流民更使日本得出朝鲜“与鞑靼为一”、奉鞑靼为正朔的结论，引起了日本的恐慌，进而加剧清日关系的紧张。尽管如此，1647年顺治又以“浙东、福建平定，颁诏天下”，诏曰：“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明确表达要把日本作为华夷秩序的成员编入其体系之中的意愿。
四、余论
17世纪中叶的东亚是一个动荡的世界、是一个秩序重建的世界。日本和满族是原先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极不安分因子。而恰在满族定鼎中原的时候日本开始走向锁国并对出身“夷”的清朝充满鄙夷和敌视，清日关系似乎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处于不和谐的状态。而作为明朝余势并被日本心理接受的南明政权在清朝的打击下最终失败，使得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似乎对满族统治下中国外交没有选择的意向，正如学者所观察到“蛮夷出身的满清政权不值得日本去朝贡”。在十七八世纪的东亚地区，中国周边的民族和地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利用华夷思想，以寻求自己政权的正当化，转换身份的清朝也在这个共同的潮流之中，它更是想利用一切机会来使自己的政权得到“国际”的承认。而日本则是以“华夷理念”为判断标准否认清政权的“正当性”，甚至试图建立日本型的华夷秩序，中日在外交目标上的分歧很大。
德川日本对以清朝之主的新的华夷秩序不愿意给予支持也是有其历史经验的。清朝的出现使日本重新想起了侵略过自己的“元寇”，而皇太极对朝鲜的要求“和当年元朝征服高丽并试图诏谕日本，而当日本拒绝时，便派元军入侵日本的态度有相通之处。所以日本得到这个情报后，就加强防备，并通知朝鲜，日本准备出兵赴援”。因此，从一开始日本就对清朝充满怀疑，时刻担心“蒙古袭来”再次重演。甚至当时活跃于日本的名儒熊泽藩山还预测到清朝既已取得中国，不久将要进攻日本，他并向幕府建议有必要囤积兵粮，拟订兵法，作好准备以积极应付清朝的入侵。
通过朝鲜宣谕日本“投诚”的期望受到挫折之后，清开始消极地处理对日事务。在对1668年日本名古屋漂来的难船进行救助与遣返时并没有看见官方在清初时的那种积极外交身影清开始“幻想”日本会仰慕清的“德治”而来自请“通贡”。1682年，在前往琉球册封琉球国王尚贞的汪楫、林麟口离京之时，汪楫就日本通贡一事向康熙专门请旨：“闻海外日本诸国与琉球往来，今皆瞻仰德化。如有通贡之事，允行与否，非臣等所敢擅便，恭请皇上指授，以便凛遵圣谕，临时应对。”康熙愉快地下了指示：“若有通贡之事，尔等报部，听部议可也。”清开始选择东汉何休所说的那种消极的“来者不拒，往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来处理对日关系。显然这与德川日本的外交相去甚远，日本并没有进行清想象中的行动，甚至随后的中国两次有官方背景的贸易活动也被日本严厉地拒绝了：一次是1685年拒绝福州武官江君开和厦门文官梁尔寿的请求；一次是1703年春拒绝以“浙江守官”信使的名义前来的汉商。而对于日本的抵制行为，清并没有给予激烈的反应，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走向了悄然的冷淡。
清初对漂流民的救助与遣返的背后是中日的政治外交的潜在博弈。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国内的逐渐安宁以及日本锁国体制的日趋成熟，延续着清初之状态，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处于平和的民间贸易状态。外加日本的“华夷意识”和清对日本消极的“不治主义”外交转向使得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渐行渐远，终德川一代两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