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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华文作家姚紫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曾经畅销一时，日军俘虏秀子姑娘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俘虏营“姚主任”形象更加耐人寻味，他面临战争与爱情的冲突，困囿在无法解脱的家国矛盾和人性漩涡中，挣扎求存，痛苦不堪，演绎了一曲战地悲歌。
关键词：姚主任 《秀子姑娘》 战地 哀歌
陈贤茂曾在《论姚紫的小说创作》一文中这样评价姚紫：“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而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姚紫，可以说是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1}诚然，姚紫的小说创作在当时新（马）华文坛确实独树一帜，影响广泛，尤其是1949年，姚紫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以后，好评如潮，于是同年5月《南洋商报》将《秀子姑娘》以单行本出版，在3个月内连印3版，销量达到1.6万册，成就了新（马）华文坛的一段佳话。《秀子姑娘》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故事，但作者并未正面描写战争激烈悲壮的场面，而是将诸多矛盾集中在一起，通过一曲战地异国恋来发掘人性之美以及战争与人性的纠缠与冲突。很多研究者在研究《秀子姑娘》时，总是关注并着眼于分析小说主人公日军俘虏——上士电讯员秀子形象，往往忽视或轻描淡写地提到远征军俘虏营“姚主任”，对于姚主任的形象分析不够透彻。事实上，正如红花需要绿叶陪衬一样，秀子姑娘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姚主任这片“绿叶”的衬托，这片“绿叶”在这篇小说当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如有研究者认为：“小说中的‘我’，是正义战争的代表，也是人性的象征。他一方面以公理、正义一类的说教来说服秀子，另一方面又以人性的温暖和人类的爱来感化秀子。既要当战场上的英雄，又要当教堂里的牧师，这双重身份，使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境地。”{2}确实，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小说中的“我”，即姚主任形象是耐人寻味的，他困囿在无法解脱的家国矛盾和人性漩涡中，挣扎求存，痛苦不堪，演绎了一曲战地悲歌。
通读《秀子姑娘》这篇小说，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姚主任”的侠肝义胆，颇有古代侠客的仁义之风。确实，作为战争中的正义一方，姚主任的机智、聪敏、沉稳却又不失勇敢和真诚的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非常符合古之侠义人士的行为规范。在接受上级命令劝降秀子姑娘的过程中，姚主任懂得如何利用秀子的性格弱点，催醒秀子心中那部分未被军国主义控制的作为一个正常人理当拥有的良知和人性，小说中写道：“在目前，我简直没有别的计策可想，只是攀着一条希望的线索，那就是从她那忧郁的心理上去分析出来的。不错，她是一个富有情感的女人，我就抓住她这个弱点，竭力想用柔软的方法引诱她，在至少的限度内，必须使她对我没有恶感，使她接近我。”{3}这个方法应该说比较见效，秀子姑娘在他不断地说服下，心理慢慢起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更加忧郁了，但却少了许多抵触情绪，“她躲开我的眼光，颤声：‘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们还是少接近一点吧。’她向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4}这说明秀子姑娘一直坚守着效忠天皇陛下的军国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心理的钟摆开始倾向于人性和正义。
当然，姚主任与秀子姑娘之间的关系发生逆转却多亏了那次日军的“空袭”。看到日军的轰炸机，秀子姑娘表现得异常兴奋，手舞足蹈扑向战机，差点成为轰炸目标，是“我”——姚主任奋不顾身地救了她，姚主任“机智地抱着秀子的身躯，一起扑往地上，不管她双拳拼命向我的头部乱打，我就地抱紧她的身子，翻身滚过去，滚向土墙的棕榈树下”{5}。姚主任的勇敢和机智，挽救了秀子性命，虽然身受重伤，但却意外地赢得秀子的好感和爱情，从此二人的关系日益亲密，但烦恼仍然不断，因为不管怎样亲密，秀子却始终守住了一条底线：“原谅我！先生，只要我能做你一个异国的朋友，我什么都愿意，只是我恳求你，不要向我打听任何关于军事上的消息吧……”{6}姚主任与秀子一样陷入家国矛盾和爱恨情仇中不能自拔。作家姚紫将“姚主任”置于事件的漩涡中，将纯洁的爱情与忠于职守之间的矛盾放到最大，通过各种心理冲突的刻画，淬炼姚主任形象。
具有正义感又颇具侠义之风的姚主任，一直想用反法西斯立场对秀子姑娘展开救赎，从根本上摧毁秀子的军国主义的“愚忠”思想，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又从“爱情”上下功夫，结果也是一样。用爱来使秀子得到拯救，这里寄托了作家姚紫的理想，他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了“姚主任”这个人物形象上，“姚紫骨子里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对现实的关怀始终是以一种抽象的理想为核心的，这种理想在黑暗的现实中表现为一种高尚的爱，爱是具有拯救力量的。”{7}然而，“爱”作为拯救力量还是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之后，功亏一篑的姚主任不得不使用并不高明和光彩的手段，将秀子姑娘灌醉套取情报，“我估量既已诱出她密码的秘密，目的达到了，便无心与她再谈，只唯唯地应付着。”{8}因为秀子的密码情报，使远征军获得胜利，却让“我”面对秀子的时候矛盾万分，纯洁的爱情演变成政治的工具，这在情感上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情感使她矛盾地痛苦着，也使我矛盾地痛苦着。我明了自己，倘使我在这时必须有一份警戒，而我对她的怜爱已经超过几万倍了。”{9}战争的正义与爱情的背叛发生碰撞，让“姚主任”痛苦不堪。
姚主任明明知道自己不该爱着秀子姑娘，然而情感并不受理智的控制，他将秀子姑娘比喻成“一株美丽的带刺的蔷薇花”，他觉得自己作为正常人当然不爱那些杂草荆棘，爱上那株蔷薇花是应该的，是自然而然的。可是，面对已经变质的爱情，面对无法解开心结的秀子，面对无可奈何的自己，姚主任的痛苦是无与伦比的：“不，秀子，你听我说，我可以剖开我的心给你看的！我爱你的程度，已是超过理智之外，到了做人的天赋的本能的限度了……”{10}但秀子的军国主义精神已经深入骨髓，闪烁着人性之美和不时沉浸于爱情甜蜜的秀子终究是敌不过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因为“日本民族不仅在历史活动中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而且还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军国主义精神——武士道，并以之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11}武士道精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效忠天皇陛下，是一种不论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和奴性，将生命作为侍奉君主的手段，刻意追求尚武精神，“不成功便成仁”，驱使武士追求战场上的“丰功伟业”，培养战争狂人——要么以刀杀人，要么以刀切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姚主任面对秀子时，并不是面对一个柔弱而惹人爱怜的女人，而是面对一个已经走火入魔的、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战争受害者。这就注定姚主任的多方救赎是不可能见效的。
关键词：姚主任 《秀子姑娘》 战地 哀歌
陈贤茂曾在《论姚紫的小说创作》一文中这样评价姚紫：“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而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姚紫，可以说是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1}诚然，姚紫的小说创作在当时新（马）华文坛确实独树一帜，影响广泛，尤其是1949年，姚紫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以后，好评如潮，于是同年5月《南洋商报》将《秀子姑娘》以单行本出版，在3个月内连印3版，销量达到1.6万册，成就了新（马）华文坛的一段佳话。《秀子姑娘》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故事，但作者并未正面描写战争激烈悲壮的场面，而是将诸多矛盾集中在一起，通过一曲战地异国恋来发掘人性之美以及战争与人性的纠缠与冲突。很多研究者在研究《秀子姑娘》时，总是关注并着眼于分析小说主人公日军俘虏——上士电讯员秀子形象，往往忽视或轻描淡写地提到远征军俘虏营“姚主任”，对于姚主任的形象分析不够透彻。事实上，正如红花需要绿叶陪衬一样，秀子姑娘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姚主任这片“绿叶”的衬托，这片“绿叶”在这篇小说当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如有研究者认为：“小说中的‘我’，是正义战争的代表，也是人性的象征。他一方面以公理、正义一类的说教来说服秀子，另一方面又以人性的温暖和人类的爱来感化秀子。既要当战场上的英雄，又要当教堂里的牧师，这双重身份，使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境地。”{2}确实，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小说中的“我”，即姚主任形象是耐人寻味的，他困囿在无法解脱的家国矛盾和人性漩涡中，挣扎求存，痛苦不堪，演绎了一曲战地悲歌。
通读《秀子姑娘》这篇小说，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姚主任”的侠肝义胆，颇有古代侠客的仁义之风。确实，作为战争中的正义一方，姚主任的机智、聪敏、沉稳却又不失勇敢和真诚的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非常符合古之侠义人士的行为规范。在接受上级命令劝降秀子姑娘的过程中，姚主任懂得如何利用秀子的性格弱点，催醒秀子心中那部分未被军国主义控制的作为一个正常人理当拥有的良知和人性，小说中写道：“在目前，我简直没有别的计策可想，只是攀着一条希望的线索，那就是从她那忧郁的心理上去分析出来的。不错，她是一个富有情感的女人，我就抓住她这个弱点，竭力想用柔软的方法引诱她，在至少的限度内，必须使她对我没有恶感，使她接近我。”{3}这个方法应该说比较见效，秀子姑娘在他不断地说服下，心理慢慢起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更加忧郁了，但却少了许多抵触情绪，“她躲开我的眼光，颤声：‘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们还是少接近一点吧。’她向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4}这说明秀子姑娘一直坚守着效忠天皇陛下的军国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心理的钟摆开始倾向于人性和正义。
当然，姚主任与秀子姑娘之间的关系发生逆转却多亏了那次日军的“空袭”。看到日军的轰炸机，秀子姑娘表现得异常兴奋，手舞足蹈扑向战机，差点成为轰炸目标，是“我”——姚主任奋不顾身地救了她，姚主任“机智地抱着秀子的身躯，一起扑往地上，不管她双拳拼命向我的头部乱打，我就地抱紧她的身子，翻身滚过去，滚向土墙的棕榈树下”{5}。姚主任的勇敢和机智，挽救了秀子性命，虽然身受重伤，但却意外地赢得秀子的好感和爱情，从此二人的关系日益亲密，但烦恼仍然不断，因为不管怎样亲密，秀子却始终守住了一条底线：“原谅我！先生，只要我能做你一个异国的朋友，我什么都愿意，只是我恳求你，不要向我打听任何关于军事上的消息吧……”{6}姚主任与秀子一样陷入家国矛盾和爱恨情仇中不能自拔。作家姚紫将“姚主任”置于事件的漩涡中，将纯洁的爱情与忠于职守之间的矛盾放到最大，通过各种心理冲突的刻画，淬炼姚主任形象。
具有正义感又颇具侠义之风的姚主任，一直想用反法西斯立场对秀子姑娘展开救赎，从根本上摧毁秀子的军国主义的“愚忠”思想，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又从“爱情”上下功夫，结果也是一样。用爱来使秀子得到拯救，这里寄托了作家姚紫的理想，他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了“姚主任”这个人物形象上，“姚紫骨子里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对现实的关怀始终是以一种抽象的理想为核心的，这种理想在黑暗的现实中表现为一种高尚的爱，爱是具有拯救力量的。”{7}然而，“爱”作为拯救力量还是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之后，功亏一篑的姚主任不得不使用并不高明和光彩的手段，将秀子姑娘灌醉套取情报，“我估量既已诱出她密码的秘密，目的达到了，便无心与她再谈，只唯唯地应付着。”{8}因为秀子的密码情报，使远征军获得胜利，却让“我”面对秀子的时候矛盾万分，纯洁的爱情演变成政治的工具，这在情感上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情感使她矛盾地痛苦着，也使我矛盾地痛苦着。我明了自己，倘使我在这时必须有一份警戒，而我对她的怜爱已经超过几万倍了。”{9}战争的正义与爱情的背叛发生碰撞，让“姚主任”痛苦不堪。
姚主任明明知道自己不该爱着秀子姑娘，然而情感并不受理智的控制，他将秀子姑娘比喻成“一株美丽的带刺的蔷薇花”，他觉得自己作为正常人当然不爱那些杂草荆棘，爱上那株蔷薇花是应该的，是自然而然的。可是，面对已经变质的爱情，面对无法解开心结的秀子，面对无可奈何的自己，姚主任的痛苦是无与伦比的：“不，秀子，你听我说，我可以剖开我的心给你看的！我爱你的程度，已是超过理智之外，到了做人的天赋的本能的限度了……”{10}但秀子的军国主义精神已经深入骨髓，闪烁着人性之美和不时沉浸于爱情甜蜜的秀子终究是敌不过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因为“日本民族不仅在历史活动中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而且还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军国主义精神——武士道，并以之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11}武士道精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效忠天皇陛下，是一种不论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和奴性，将生命作为侍奉君主的手段，刻意追求尚武精神，“不成功便成仁”，驱使武士追求战场上的“丰功伟业”，培养战争狂人——要么以刀杀人，要么以刀切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姚主任面对秀子时，并不是面对一个柔弱而惹人爱怜的女人，而是面对一个已经走火入魔的、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战争受害者。这就注定姚主任的多方救赎是不可能见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