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卷，通常用减分的方法，会快一些、简捷一些，毕竟想在考试中丢分的学生少之又少。香港老师改考卷总用加法，却有系统而实在的道理，学习后不免感到学海无涯处处在、书山有路每每存。
　　 近读苗向东的《给人生加分》一文，引起一番思索的兴趣，信马由缰，也有受益和启迪。
　　 评卷用加法，就是把答题正确的得分加在一块。反之，用减法则是把错误的失分加起来。速度与效率，用在事上往往是正确的，而，用在人上难免有失偏颇。香港老师说：“用加法和减法效果完全不一样。用减法，基准是100分，改卷时主要的目的是在找错误。久而久之，就会让老师更加习惯于发现学生身上的不是，看什么都不满意，一开口就是批评人，这会令学生很反感。
　　 思路决定出路，态度指导方法。有殊途同归就有分道扬镳，殊途同归当有一比，分道扬镳各有不同。用什么方法对待学生的试卷，就决定戴什么样的眼镜。用加法，更像戴着平光镜，客观而公正，温和地提示你的进步，潜台词是“爱你没商量”;用减法，更像戴着变色镜，反正我就是来挑错的，潜台词是“挑你没商量”。
　　 好习惯可以成为时尚，不好的习惯坚持下去就容易吹毛求疵而以辞害意。一旦总认为自己是天平、是准绳，长此以往极易形成怀疑的天性，挑剔的习性，“看什么都不满意，一开口就是批评人”的现象，如是老师改学生试卷倒还有标准或参考答案，如果推及职场中的上下级评判，其结果和效果自是不言而喻。这种作派，助长的恰恰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愈演愈烈。
　　 用加法和减法，一个起点是0分，一个起点是100分。用加法，意味着只要学生上了课，能够得50分，也表明他有收获;用减法，则认为学生上了课，就应该拿满分，不然就是学得不够好。
　　 好的理念，关键在于指导和运用在实践中。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落实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一种素质的彰显。当我们看到别人如何如何的时候，是否能变通成为我们也能如何如何。不缺乏好的思路，却更需要好的执行者。我高中时候的校长很牛，不允许学生穿拖鞋上学，亲自镇守校门口，见一个收一双，见两个收四只，然后亲自点火集中烧毁。因为他一直奉行“言必行，信必果”，这样一弄确实把这个习惯很快搞得灰飞烟灭了，据说他女儿的拖鞋也同样被收和被付之一炬。在回想起我当时拖鞋的命运的时候，我仍然为这位校长的动真格笑了起来。没有怨恨，因为人家不管是谁，都采取了一脱到底、一收到底、一烧到底，隐隐的还蛮佩服这个小老头呢。这里，我认为校长是在做减法，但这个减法在这种时候虽然偏激了一些，但很管用，与改试卷是不同的一个方面。
　　 一位香港学生说：“扣分的方法，是对学生的苛责;而加分的方法，是对学生的夸奖和鼓励。”教育事业无小事，为老师的不当批评而自杀的事件已不是偶然事件，因老师的鼓励而后来居上的事例也举不胜举。鼓励的另一面，是类似人性的挖潜。郎朗9岁那年的一天，遭到父亲的暴打，皮鞋后跟的铁钉子把他的脑袋都打破了。父亲打累了，就拿出一包药丢到儿子面前，恶狠狠地说：“你还有什么脸呆在北京，现在我给你摆出三条路，一条是去死，吃药;另一条是跳楼;第三条是回沈阳。”从小被教育得成名心极强的郎朗认为丢不起那个脸，死也不愿回沈阳。郎国任说：“那好，你就选择死吧，要么跳楼，要么吃药。”郎朗不敢想象从11层楼的阳台往下跳的情景，于是绝望的拿起了药片。但他一想到妈妈和自已经历的种种辛酸，又立刻忿忿不平起来，他说：“我为什么要死？我没有错！”如今，已经成名的郎朗把父亲的“教子之方”公布出来，竞得到很多家长的认同和模仿。其中一位父亲给了女儿400多个嘴巴，终于使女儿达到能够上台领奖的水平。
　　 大棒下的引导，可能会成才，但成人的机率值得商榷。但如果我们没有过分强烈的成功欲驱使，还是以夸奖和鼓励为人生加分的好，毕竟郎朗的成功不是可以随便复制的，毕竟别人的成功模式不是可以照单全收全用的。人与人的差距，有太多的因素，包括基因、包括环境、包括后天的修炼，但有一点没有变，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依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
　　 人生中需要加法，也需要减法。我们倡导更多地使用加法的理念，使不同的人生绽放出更多的异彩，使一个一个的小确幸聚集成精彩。若是，让每个人都有“不虛此行”的感叹，就是有意义的人生。你呈现给世界什么样子，世界便回馈你什么样子。人不浮华，当下不杂;加减有度，心中有数。
　　 杨贺勤荐自《黔南日报》2018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