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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文革”歌曲中找不到对于个人尊严的讴歌，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对于私人利益与情感的维护。今天重唱它们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
1970年我十岁，由于家庭落难，回到了当时属于烟台地区的牟平县农村老家。那时候，“文革”最急风暴雨的阶段已经过去，不过，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还是一浪高过一浪。教育战线当然属于这场革命的最前线了。课本里都是革命内容，像语文，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其他大多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篇什。连数学、物理等也要结合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编写教材和教学，文艺方面的教育就更不在话下了。
唱歌是最普及和简单的艺术教育形式。像《东方红》这样几乎取代了国歌的歌曲，学前阶段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了。后来唱得多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还有那首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歌曲：
最嘹亮的歌是东方红，
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毛泽东，毛泽东，
您是革命人民的导师，
您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全世界人民热爱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全世界人民心向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那个时代，物质极其贫乏，但是唱着这样的歌，想着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在这样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光辉照耀下过着幸福生活，还是不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只是经常吃不饱饭的滋味不好受。
在歌曲方面，也许“文革”最重要的创新是把毛主席的语录谱曲歌唱。小时候不觉得，大了之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长短不齐的一大段话，要谱曲，唱起来要上口，我实在是太佩服那位最擅长打这类攻坚战的李劫夫先生了。记得我们唱得较多的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时必须唱的那首（“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以及只有四句话的《下定决心》。某年，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简洁到只是一句话：“要斗私批修”。很快语录歌就来了，内容贫乏，却简单易学，高亢有力到只是吼叫的程度。
在江青的主导下，现代京剧样板戏陆续推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是比较早的几出。彩色电影带来了那个时代殊为难得的视听感受，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剧团都大力推进，样板戏的唱段传唱全国城乡。我们那个学校甚至组成了宣传队，演出了全本的《沙家浜》。我嗓子不好，只能饰演一个配角：翻译官。不过，那些戏里的唱段却是烂熟于胸，不少戏都可以从头背到尾。
虽然只有十多岁，但是懵懵懂懂地对某种特殊情感的向往还是在心中涌动。只是那个时代讳言爱情；无论是一般歌曲、样板戏、仅有的几部来来回回重复放映的电影（所谓“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还是官方许可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小说，爱情完全是一个禁区。这不免令人惆怅苦闷。样板戏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向杨子荣哭诉血泪史的唱段，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或许只有把常人之间的爱都驱除殆尽，才能让全国人民的爱都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确实，那个时代的歌曲充斥着对领袖的歌颂，所用的形容词都是最高级的。领袖无所不能，是真理、智慧和力量的惟一源泉。《沙家浜》里，敌人“派了岗哨又扣船”，让阿庆嫂无法与新四军联系，她的唱段中连声迭出三个“怎么办”。此时《东方红》旋律响起，阿庆嫂浑身上下突然之间就焕发了勃勃生机：“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杜鹃山》里，党代表柯湘看乱云飞渡，心情沉重，猛然想起毛委员：“我看到，万山丛中战旗红，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随之响起的女声伴唱以及灯光变化都强化了这“天地明”的效果。顺便说一句，在京剧里引入伴唱以及男女二重唱也许《杜鹃山》是第一次，无论如何是一个创举。另外，管弦乐队的引入大大提升了音乐的表现力，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对于语言的千锤百炼也是样板戏唱段得以光彩照人的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整体而言，“文革”歌曲属于一种病态的花朵。这些歌曲掩饰了国家与民众的苦难，制造了社会的仇恨，语言粗暴，非黑即白，成为“文革”浩劫的助推器。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对于个人尊严的讴歌，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对于私人利益与情感的维护。对于这些因素，今天重唱它们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的。
1977年，中央宣布“文革”结束。转年，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入学的大学生。当年学校给我们宿舍楼每一层配备了一台电视机。那时，许多“文革”期间遭禁的文艺作品正成批量地解禁。一天晚上，电视播放的是“文革”期间被宣布为“封资修大毒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上海乐团演出，1959年首演时的小提琴手俞丽拿重新亮相。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音乐演绎到楼台会和哭灵时，在小提琴与大提琴之間缠绵倾诉和悲剧发生后凄婉痛楚的乐声中，俞丽拿的两行热泪滚落在琴板上。我们二十多个男生仿佛遭到电击，一片默然，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我们好像又活过来了。
1970年我十岁，由于家庭落难，回到了当时属于烟台地区的牟平县农村老家。那时候，“文革”最急风暴雨的阶段已经过去，不过，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还是一浪高过一浪。教育战线当然属于这场革命的最前线了。课本里都是革命内容，像语文，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其他大多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篇什。连数学、物理等也要结合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编写教材和教学，文艺方面的教育就更不在话下了。
唱歌是最普及和简单的艺术教育形式。像《东方红》这样几乎取代了国歌的歌曲，学前阶段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了。后来唱得多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还有那首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歌曲：
最嘹亮的歌是东方红，
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毛泽东，毛泽东，
您是革命人民的导师，
您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全世界人民热爱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全世界人民心向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那个时代，物质极其贫乏，但是唱着这样的歌，想着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在这样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光辉照耀下过着幸福生活，还是不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只是经常吃不饱饭的滋味不好受。
在歌曲方面，也许“文革”最重要的创新是把毛主席的语录谱曲歌唱。小时候不觉得，大了之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长短不齐的一大段话，要谱曲，唱起来要上口，我实在是太佩服那位最擅长打这类攻坚战的李劫夫先生了。记得我们唱得较多的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时必须唱的那首（“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以及只有四句话的《下定决心》。某年，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简洁到只是一句话：“要斗私批修”。很快语录歌就来了，内容贫乏，却简单易学，高亢有力到只是吼叫的程度。
在江青的主导下，现代京剧样板戏陆续推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是比较早的几出。彩色电影带来了那个时代殊为难得的视听感受，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剧团都大力推进，样板戏的唱段传唱全国城乡。我们那个学校甚至组成了宣传队，演出了全本的《沙家浜》。我嗓子不好，只能饰演一个配角：翻译官。不过，那些戏里的唱段却是烂熟于胸，不少戏都可以从头背到尾。
虽然只有十多岁，但是懵懵懂懂地对某种特殊情感的向往还是在心中涌动。只是那个时代讳言爱情；无论是一般歌曲、样板戏、仅有的几部来来回回重复放映的电影（所谓“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还是官方许可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小说，爱情完全是一个禁区。这不免令人惆怅苦闷。样板戏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向杨子荣哭诉血泪史的唱段，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或许只有把常人之间的爱都驱除殆尽，才能让全国人民的爱都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确实，那个时代的歌曲充斥着对领袖的歌颂，所用的形容词都是最高级的。领袖无所不能，是真理、智慧和力量的惟一源泉。《沙家浜》里，敌人“派了岗哨又扣船”，让阿庆嫂无法与新四军联系，她的唱段中连声迭出三个“怎么办”。此时《东方红》旋律响起，阿庆嫂浑身上下突然之间就焕发了勃勃生机：“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杜鹃山》里，党代表柯湘看乱云飞渡，心情沉重，猛然想起毛委员：“我看到，万山丛中战旗红，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随之响起的女声伴唱以及灯光变化都强化了这“天地明”的效果。顺便说一句，在京剧里引入伴唱以及男女二重唱也许《杜鹃山》是第一次，无论如何是一个创举。另外，管弦乐队的引入大大提升了音乐的表现力，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对于语言的千锤百炼也是样板戏唱段得以光彩照人的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整体而言，“文革”歌曲属于一种病态的花朵。这些歌曲掩饰了国家与民众的苦难，制造了社会的仇恨，语言粗暴，非黑即白，成为“文革”浩劫的助推器。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对于个人尊严的讴歌，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对于私人利益与情感的维护。对于这些因素，今天重唱它们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的。
1977年，中央宣布“文革”结束。转年，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入学的大学生。当年学校给我们宿舍楼每一层配备了一台电视机。那时，许多“文革”期间遭禁的文艺作品正成批量地解禁。一天晚上，电视播放的是“文革”期间被宣布为“封资修大毒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上海乐团演出，1959年首演时的小提琴手俞丽拿重新亮相。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音乐演绎到楼台会和哭灵时，在小提琴与大提琴之間缠绵倾诉和悲剧发生后凄婉痛楚的乐声中，俞丽拿的两行热泪滚落在琴板上。我们二十多个男生仿佛遭到电击，一片默然，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我们好像又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