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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家语》所载的曾子“藜烝出妻”典故在古代影响极大，现代也有很多人信以为真。实际上，“藜烝出妻”的典故是通过糅合并扭曲《白虎通》与《韩诗外传》的相关记载而炮制出来的伪说。此伪说的炮制，是为了迎合当时察举制对极端孝行的需要，此伪说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有必要予以揭穿，加以证伪，还其本来面目。
关键词：《孔子家语》 曾子 藜烝出妻 伪说 察举制
“藜出妻”{1}这一典故说的是曾参出妻，仅仅因为藜不熟，有违孝道一事，记载最早见《孔子家语》：“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取妻。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2}其事十分著名，多种古籍引用，见诸四库全书的文献即达十七种。如《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五、《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二十八，《曾子全书》等。
古人对此事真实性的态度有三类，第一类亦即主流意见认为是可靠的，如明程登吉《幼学琼林》即认为，“蒸梨出妻，曾子善全孝道”{3}。隋刘炫《古文孝经述义》认为“曾子性鲁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蒸梨不熟而去妻，家法严也”{4}，都认为藜不熟而去妻是事实。并且许多典籍引用该典故时多直录其事，而不提出异议。
第二类意见则认为，藜不熟而去妻背后有隐情，藜不熟并非曾子去妻的真实原因，曾子之妻还犯有别的大过，只是因为夫妻有容隐之义，不愿暴露妻子的大过，而以藜不熟的借口出妻。如唐李翱《论故度支李尚书事状》中说，“故曾参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恶败；鲍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辞而去之也”{5}。认为曾子出妻并非徒为藜不熟的小过，而是另有隐情。宋儒程颐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君子不忍以大恶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见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亲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处，只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尔”{6}。也认为藜不熟这类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曾子出妻只是因为平日有其他缘故。经过程颐的肯定，这种意见的影响也非常大。
第三类意见认为曾子藜出妻不可靠。金王若虚即认为，“至于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谈，战国诸子之所记，非圣贤之事，而一切信之”{7}。指出藜出妻系尾巷之谈，并非圣贤之事，不可靠。
今人对藜出妻的价值判断分为两种，而对其真实性则往往不加辨析予以接受。一种意见认为曾子藜出妻具有合理性，体现了曾子的大孝，如杨朝明在《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在先秦孔门儒家学者中，恐怕只有曾子是真正出妻的人。曾子至孝，尽心侍奉后母，历代传为佳话。为了后母，曾子出妻，也许曾子所做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够为后人接受”{8}。王长坤《先秦儒家孝道研究》、{9}沈效敏《曾子与〈孝经〉》{10}等论著亦持相近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曾子藜出妻小题大做，是愚孝行为。如李小娟《〈孔子家语〉人物形象研究》认为“曾参的小题大做，以及一味愚孝，不顾情由，不分青红皂白，表露无遗。而其妻的无辜，也颇引人同情”{11}。造成上述争议的关键原因，在于曾子藜出妻一事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实。
我们今天看来，曾子藜出妻事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一、“藜出妻”违礼
儒门最重视礼，时时事事以是否合礼作为评判标准。而曾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传人，不可能违反周礼关于休妻“七出”的规定，而以小过出妻。在《孔子家语》中曾子对自己违礼出妻的解释也十分牵强，主要是说连一件小事都“不用吾命”，何况大事。但是，小事不用命，不代表大事也会不用命，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况就算是真的“不用吾命”，那也不犯七出之条。因此无论怎么看，藜出妻都是违礼的，不符合孔门弟子的行事原则。
二、“藜出妻”有违忠恕之道
《论语》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2}可见曾子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乃是忠恕之道，而作为孔子思想的传人曾子，因为小过出妻，实则有违忠恕之道。
三、“藜出妻”有暴虐之嫌。
孔子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13}。诚然，这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但儒家思想认为齐家治国道理是相同的。妻子有小过失，做丈夫的应当教导，丈夫不尽教导之义而直接休妻，置妻子于绝地，实质是不教而杀，何况蒸食不熟实乃无心之过，因此休妻，实在暴虐。
四、“藜出妻”陷父母于不义。
《孝经》开宗明义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4}。认为显父母之名是孝顺的最终目的。古代孝子孝亲，看重父母的名声。陷父母于不义，是一种不孝。而我们看《孔子家语》关于曾子出妻的记载，曾子仅仅因为妻子奉母有小过就出妻。并且，古人事关婚姻则必告父母，曾子如这么做，是自己包揽至孝之名，而归刻薄寡恩之责于父母，陷父母于不义，这绝非圣贤孝亲之道。
以上主要是从伦理和逻辑上指出诸多不合理之处。若揆诸典籍，则可发现曾子藜出妻有两处来历。其一为《白虎通》：“夫妻相为隐乎？传曰：‘曾去妻，黎蒸不熟’，问曰：‘妇有七出，不蒸亦预乎？’曰‘吾闻之也，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问其故乎？’此为隐之也。”{15}其二为《韩诗外传》的一条佚文：“曾参丧妻不更娶，人问其故，曾子曰：‘以华元善人也。’”{16}不难看出，《孔子家语》所载曾子藜出妻事，糅合了上述两条材料。家语所载曾子出妻事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曾子因妻子藜不熟而出妻，取材于《白虎通》所载无名氏“黎蒸不熟而去妻”，其二是曾子不再娶，取材于《韩诗外传》所载“曾子丧妻不更娶”。
然而，《孔子家语》“藜出妻”的记载，与《韩诗外传》、《白虎通》有诸多抵触之处。
关键词：《孔子家语》 曾子 藜烝出妻 伪说 察举制
“藜出妻”{1}这一典故说的是曾参出妻，仅仅因为藜不熟，有违孝道一事，记载最早见《孔子家语》：“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取妻。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2}其事十分著名，多种古籍引用，见诸四库全书的文献即达十七种。如《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五、《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二十八，《曾子全书》等。
古人对此事真实性的态度有三类，第一类亦即主流意见认为是可靠的，如明程登吉《幼学琼林》即认为，“蒸梨出妻，曾子善全孝道”{3}。隋刘炫《古文孝经述义》认为“曾子性鲁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蒸梨不熟而去妻，家法严也”{4}，都认为藜不熟而去妻是事实。并且许多典籍引用该典故时多直录其事，而不提出异议。
第二类意见则认为，藜不熟而去妻背后有隐情，藜不熟并非曾子去妻的真实原因，曾子之妻还犯有别的大过，只是因为夫妻有容隐之义，不愿暴露妻子的大过，而以藜不熟的借口出妻。如唐李翱《论故度支李尚书事状》中说，“故曾参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恶败；鲍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辞而去之也”{5}。认为曾子出妻并非徒为藜不熟的小过，而是另有隐情。宋儒程颐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君子不忍以大恶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见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亲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处，只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尔”{6}。也认为藜不熟这类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曾子出妻只是因为平日有其他缘故。经过程颐的肯定，这种意见的影响也非常大。
第三类意见认为曾子藜出妻不可靠。金王若虚即认为，“至于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谈，战国诸子之所记，非圣贤之事，而一切信之”{7}。指出藜出妻系尾巷之谈，并非圣贤之事，不可靠。
今人对藜出妻的价值判断分为两种，而对其真实性则往往不加辨析予以接受。一种意见认为曾子藜出妻具有合理性，体现了曾子的大孝，如杨朝明在《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在先秦孔门儒家学者中，恐怕只有曾子是真正出妻的人。曾子至孝，尽心侍奉后母，历代传为佳话。为了后母，曾子出妻，也许曾子所做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够为后人接受”{8}。王长坤《先秦儒家孝道研究》、{9}沈效敏《曾子与〈孝经〉》{10}等论著亦持相近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曾子藜出妻小题大做，是愚孝行为。如李小娟《〈孔子家语〉人物形象研究》认为“曾参的小题大做，以及一味愚孝，不顾情由，不分青红皂白，表露无遗。而其妻的无辜，也颇引人同情”{11}。造成上述争议的关键原因，在于曾子藜出妻一事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实。
我们今天看来，曾子藜出妻事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一、“藜出妻”违礼
儒门最重视礼，时时事事以是否合礼作为评判标准。而曾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传人，不可能违反周礼关于休妻“七出”的规定，而以小过出妻。在《孔子家语》中曾子对自己违礼出妻的解释也十分牵强，主要是说连一件小事都“不用吾命”，何况大事。但是，小事不用命，不代表大事也会不用命，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况就算是真的“不用吾命”，那也不犯七出之条。因此无论怎么看，藜出妻都是违礼的，不符合孔门弟子的行事原则。
二、“藜出妻”有违忠恕之道
《论语》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2}可见曾子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乃是忠恕之道，而作为孔子思想的传人曾子，因为小过出妻，实则有违忠恕之道。
三、“藜出妻”有暴虐之嫌。
孔子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13}。诚然，这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但儒家思想认为齐家治国道理是相同的。妻子有小过失，做丈夫的应当教导，丈夫不尽教导之义而直接休妻，置妻子于绝地，实质是不教而杀，何况蒸食不熟实乃无心之过，因此休妻，实在暴虐。
四、“藜出妻”陷父母于不义。
《孝经》开宗明义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4}。认为显父母之名是孝顺的最终目的。古代孝子孝亲，看重父母的名声。陷父母于不义，是一种不孝。而我们看《孔子家语》关于曾子出妻的记载，曾子仅仅因为妻子奉母有小过就出妻。并且，古人事关婚姻则必告父母，曾子如这么做，是自己包揽至孝之名，而归刻薄寡恩之责于父母，陷父母于不义，这绝非圣贤孝亲之道。
以上主要是从伦理和逻辑上指出诸多不合理之处。若揆诸典籍，则可发现曾子藜出妻有两处来历。其一为《白虎通》：“夫妻相为隐乎？传曰：‘曾去妻，黎蒸不熟’，问曰：‘妇有七出，不蒸亦预乎？’曰‘吾闻之也，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问其故乎？’此为隐之也。”{15}其二为《韩诗外传》的一条佚文：“曾参丧妻不更娶，人问其故，曾子曰：‘以华元善人也。’”{16}不难看出，《孔子家语》所载曾子藜出妻事，糅合了上述两条材料。家语所载曾子出妻事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曾子因妻子藜不熟而出妻，取材于《白虎通》所载无名氏“黎蒸不熟而去妻”，其二是曾子不再娶，取材于《韩诗外传》所载“曾子丧妻不更娶”。
然而，《孔子家语》“藜出妻”的记载，与《韩诗外传》、《白虎通》有诸多抵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