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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根据时局及时调整自己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三三制“政权等项政策。为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地主阶级：统战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10-0288-02
在抗战时期，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是中共统战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关系到能否实现国共友好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中共在与地主阶级共同合作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采取了恰当的措施。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在联合地主抗日、进行减租减息等项措施时。党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方针。即“采取先取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
在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等政策刚开始颁布实施时，由于广大农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一般地主阶级对党的减租减息等政策是持抵触情绪的。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等工作。“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在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以便“造成声势，相互呼应”。广大农民在党的发动下组织成立农会。帮助农民，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推翻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迫使广大地主阶级意识到如果不服从党为改造旧的封建剥削而提出的各种政策，就不能维护其自己的利益，从而接受削弱封建剥削，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
在这种激烈的反封建斗争中，由于对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憎恨，广大农民群众不可避免会做出一些过左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可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但是对地主阶级过度打击，容易使地主阶级跑到敌人阵营中去，这会妨碍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针对根据地出现的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粮食、财产一律没收等过左行动，党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他们说明现阶段联合地主阶级进行抗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时纠正了过左行动。并且给地主阶级以交租交息、政治上的“三三制”以及“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使地主阶级感恩怀德，愿意与我们合作，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以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党实行了联合各阶级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总体来说阶级矛盾是缓和的，但是有时候在局部地区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的，因为地主阶级作为一种封建落后的阶级，他们不愿放弃自己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权利，一部分地主阶级利用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自己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优势，曲解党的政策条文。有些地方出现了向农民夺租夺佃的现象。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群众甚至是党的干部，很容易被这些文化水平较高、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针对这些状况，党教育各级干部学会与地主阶级作合法斗争，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对地主阶级“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退地主阶级的进攻。同时又维护地主阶级的合法利益，“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顺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2根据对抗日的不同态度，党将一般的地主阶级和汉奸地主区别开来。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
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停止了过去长期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阶级和阶层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即使是对于那些汉奸地主的土地财产，党也没有采取一律没收的做法，没收的仅仅是那些个别的罪恶昭著的大汉奸的土地财产，并且每一次没收都事先经过慎重考虑，“罪大恶极的大汉奸的土地财产，经当地群众的真正要求可以没收，但须经当地政权之正式判定并出布告。在判定书中，以抗战建国纲领及中央法令中的条文为依据。”而对于一般的反共顽固地主阶级，只要其没有公开投敌，也不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即使这些反共顽固分子公开当汉奸，也只是没收他们中最大最坏者的土地财产。为了分化敌人阵营，争取伪军反正抗日，党对一切伪军长官的土地也一概不没收，对于那些逃亡伪军军官、普通汉奸、地主，其土地财产暂时由政府代管，而不是没收，政府以低租租给农民，等到他们返回抗日时再退还其土地财产。
在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党实行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通行的口号是“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即在原租额基础上减去25％，废除各种超经济剥削，利息率不得超过年息10％，后来党又按照国民政府《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375％。这一总的规定简明通俗。便于政策的宣讲，容易被群众掌握使用，操作性强，有利于政簸的施行。
党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土地政策，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在旧时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它触动的是中国社会基本经济结构的最底层，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最终会导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重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地主、富农在内，因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复杂，斗争更曲折。在民族矛盾为主，又掺杂着复杂的阶级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了合理的土地制度，团结了地主阶级，不仅有利于抗战。也有利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提高。
3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参与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来。为中共献献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在实行停止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了地主阶级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重要作用。王稼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人在抗战过程中容易动摇，但对于一般的地主阶级，“还是要争取与推动他抗日”，“可以吸收开明的有威信的坚持抗战的士绅参加县政会”。王稼祥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共中央的对地主阶级参政议政的认识，这也是中共首次公开表明开明的绅士可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中来。1940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召开参议会，进行民主选举。从1940—1943年，陕甘宁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晋西北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召开了参议会届参议会。参议会作为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是在“三三制”原则下建立起来的，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于“三三制”的原则的正确执行，在根据地基层普遍进行村选的地方，珏在政权中都有明绅士的积极参与。如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五区涉县、林县、磁武等25个村绕计。整顿后的村政权281个代表(包括村政委员)中，地主6人，占2.3％；太行三分区武乡、榆社、襄垣598个村干部中，计地主成份的39人，占6.5％。9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也实行了彻底的“三三制”。如1941年村选当中。据11个县55个行政村中的统计，主任代表中有44％是中农，38％是贫农、雇农和农村工人，17％是地主富农；村长中32％是中农。54％是贫农，14％是地主富农。
广大开明地主开明士绅积极参政议政。通过各种渠道对根据地政府各项政镱提出意见和建议。因为开明士绅没有形成政党。但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经常召开士绅座谈会讨论问题。同题涉及面很广，凡征收公粮、减租减息、生产建设、整顿金融、文化教育、保障人权、改善生活等皆在其列。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1年10月15日，在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上，经毛泽东提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这次会议上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玫”的议案，这一议案是李鼎铭通过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听取各方意见后提出来的。党中央采纳了他的议案并在各抗日根据地施行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整顿了各级机构，精简了机关，提高了效率。节约了人力、财力，解决了根据地政权机构中存在的人事繁杂、机构臃肿的现象，有利于根据地军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而坚持长期抗战。像李鼎铭这样的开明绅士在抗日根据地还有很多。他们提出的大量意见和建议。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地主阶级：统战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10-0288-02
在抗战时期，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是中共统战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关系到能否实现国共友好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中共在与地主阶级共同合作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采取了恰当的措施。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在联合地主抗日、进行减租减息等项措施时。党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方针。即“采取先取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
在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等政策刚开始颁布实施时，由于广大农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一般地主阶级对党的减租减息等政策是持抵触情绪的。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等工作。“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在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以便“造成声势，相互呼应”。广大农民在党的发动下组织成立农会。帮助农民，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推翻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迫使广大地主阶级意识到如果不服从党为改造旧的封建剥削而提出的各种政策，就不能维护其自己的利益，从而接受削弱封建剥削，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
在这种激烈的反封建斗争中，由于对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憎恨，广大农民群众不可避免会做出一些过左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可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但是对地主阶级过度打击，容易使地主阶级跑到敌人阵营中去，这会妨碍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针对根据地出现的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粮食、财产一律没收等过左行动，党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他们说明现阶段联合地主阶级进行抗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时纠正了过左行动。并且给地主阶级以交租交息、政治上的“三三制”以及“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使地主阶级感恩怀德，愿意与我们合作，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以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党实行了联合各阶级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总体来说阶级矛盾是缓和的，但是有时候在局部地区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的，因为地主阶级作为一种封建落后的阶级，他们不愿放弃自己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权利，一部分地主阶级利用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自己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优势，曲解党的政策条文。有些地方出现了向农民夺租夺佃的现象。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群众甚至是党的干部，很容易被这些文化水平较高、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针对这些状况，党教育各级干部学会与地主阶级作合法斗争，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对地主阶级“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退地主阶级的进攻。同时又维护地主阶级的合法利益，“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顺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2根据对抗日的不同态度，党将一般的地主阶级和汉奸地主区别开来。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
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停止了过去长期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阶级和阶层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即使是对于那些汉奸地主的土地财产，党也没有采取一律没收的做法，没收的仅仅是那些个别的罪恶昭著的大汉奸的土地财产，并且每一次没收都事先经过慎重考虑，“罪大恶极的大汉奸的土地财产，经当地群众的真正要求可以没收，但须经当地政权之正式判定并出布告。在判定书中，以抗战建国纲领及中央法令中的条文为依据。”而对于一般的反共顽固地主阶级，只要其没有公开投敌，也不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即使这些反共顽固分子公开当汉奸，也只是没收他们中最大最坏者的土地财产。为了分化敌人阵营，争取伪军反正抗日，党对一切伪军长官的土地也一概不没收，对于那些逃亡伪军军官、普通汉奸、地主，其土地财产暂时由政府代管，而不是没收，政府以低租租给农民，等到他们返回抗日时再退还其土地财产。
在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党实行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通行的口号是“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即在原租额基础上减去25％，废除各种超经济剥削，利息率不得超过年息10％，后来党又按照国民政府《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375％。这一总的规定简明通俗。便于政策的宣讲，容易被群众掌握使用，操作性强，有利于政簸的施行。
党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土地政策，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在旧时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它触动的是中国社会基本经济结构的最底层，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最终会导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重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地主、富农在内，因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复杂，斗争更曲折。在民族矛盾为主，又掺杂着复杂的阶级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了合理的土地制度，团结了地主阶级，不仅有利于抗战。也有利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提高。
3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参与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来。为中共献献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在实行停止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了地主阶级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重要作用。王稼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人在抗战过程中容易动摇，但对于一般的地主阶级，“还是要争取与推动他抗日”，“可以吸收开明的有威信的坚持抗战的士绅参加县政会”。王稼祥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共中央的对地主阶级参政议政的认识，这也是中共首次公开表明开明的绅士可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中来。1940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召开参议会，进行民主选举。从1940—1943年，陕甘宁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晋西北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召开了参议会届参议会。参议会作为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是在“三三制”原则下建立起来的，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于“三三制”的原则的正确执行，在根据地基层普遍进行村选的地方，珏在政权中都有明绅士的积极参与。如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五区涉县、林县、磁武等25个村绕计。整顿后的村政权281个代表(包括村政委员)中，地主6人，占2.3％；太行三分区武乡、榆社、襄垣598个村干部中，计地主成份的39人，占6.5％。9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也实行了彻底的“三三制”。如1941年村选当中。据11个县55个行政村中的统计，主任代表中有44％是中农，38％是贫农、雇农和农村工人，17％是地主富农；村长中32％是中农。54％是贫农，14％是地主富农。
广大开明地主开明士绅积极参政议政。通过各种渠道对根据地政府各项政镱提出意见和建议。因为开明士绅没有形成政党。但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经常召开士绅座谈会讨论问题。同题涉及面很广，凡征收公粮、减租减息、生产建设、整顿金融、文化教育、保障人权、改善生活等皆在其列。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1年10月15日，在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上，经毛泽东提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这次会议上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玫”的议案，这一议案是李鼎铭通过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听取各方意见后提出来的。党中央采纳了他的议案并在各抗日根据地施行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整顿了各级机构，精简了机关，提高了效率。节约了人力、财力，解决了根据地政权机构中存在的人事繁杂、机构臃肿的现象，有利于根据地军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而坚持长期抗战。像李鼎铭这样的开明绅士在抗日根据地还有很多。他们提出的大量意见和建议。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