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了前进坐标和行动指南。其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机遇的牵引下，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是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979年，我国提出了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经济随之快速发展，但随着经济集聚效应发生，资源和人才都向东部集聚，中西部则成为“塌陷地带”，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2000年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接连实施，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开始缩小，但由于受到已有发展基础的影响，东中西部的绝对差距仍然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难题并未解决。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西部地区仍是我国区域經济发展的“短板”。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各国积极参与，再到“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一一明确，“一带一路”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跨越高山深海，逐步构建起世界上最壮美的经济走廊，不仅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地理格局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将重塑我国区域经济地理，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一带一路”将改变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结构，西部将成为新的开放前沿。开放程度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相比于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在开放中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特别是西部地区地处偏远，远离开放地带，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但“一带一路”建设将会改变这种局面，“丝绸之路经济带”起始于西部，由西部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它将使我国西部地区从开放的大后方变成开放的新前沿，如果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一带一路”有效对接，西部地区就会集向西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为一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牵引力量，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我国经济走出去的重任。
　　“一带一路”将大幅改善中西部的基础设施水平，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将实现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牵引的跨区域合作，横贯亚非欧三个大陆，要想使沿线国家串联起来、共赢发展，必须做到互联互通，尤其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中欧班列的重要通道，其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得到优先考虑，建设速度也会加快，西部地区对接向西、向南、向北开放的国际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会越来越多。同时，国内对接西部的基础设施也将逐渐完善，如“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等会扩大对中西部路网的覆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物流成本和贸易成本随着边境通道、区域间物流通道的打通将大大降低，这会有力支撑区域间发展的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中西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将提速。
　　“一带一路”贯穿东中西部，新的区域价值链和区域经济增长极将加快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工业化进程大不一样，贸易互补性很强，传统最终产品分工下的贸易仍是各国合作的主要动力。西部作为“一带一路”开放的新前沿，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会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新增动力，而且会促成西部地区在国际区域价值链中形成自己的价值分工和特色地位。并且随着中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战略的对接，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在要素成本高企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的情况下将快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分工和价值链也会发生变化、逐渐明晰。因此，中西部地区不仅会获得来自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动力，而且在内力外力综合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特色也会越来越明显，中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将会加快形成，成渝城市群、关中—天水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中原城市群、喀什等边境城市都将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各地应综合运用规划、财税、金融和贸易政策，营造良好环境，扩大向西开放。第一，要加快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尤其是“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和“西部地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摆在首要位置；第二，要统筹协调，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与既有区域性战略的融合、协同，形成合力，将沿线省份城市连接起来；第三，西部地区应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和向西开放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完善自己的产业结构，立足产业链中下段的加工制造和向西出口，形成特色价值链；第四，根据经济发展态势，在中西部规划重点城市，并给予政策支持和财力支持，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加快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