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简直岂有此理！”随着一声怒吼，一只厚实的巴掌猛力拍在宽大的办公桌上，墨水瓶被震得侧倒一边，深蓝色的墨水汨汨流出，染蓝了平摊在办公桌上的一张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的上海《文汇报》。
拍案而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引起他震怒的就是刊登在该日《文汇报》头版头条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该文不仅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还捕风捉影别有用心地诬蔑吴晗“影射”现实，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名为“学术讨论”，实则蛮不讲理，字里行间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
这篇文章的后台一定是江青！几年来，彭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排除和抵制江青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频频干扰和发难，因而得罪了这位急于在中国政坛“露峥嵘”的“中国第一夫人”。面对她的挑战，如果退却半步，任其为所欲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围绕着《评》，彭真与江青等人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勉为其难文化组长规范学术批判 居心叵测 “流动哨兵”锁定《海瑞罢官》
１９６４年７月，为了在全国文化战线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负责规范和领导当前开展的学术批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但深谙当前文化战线状况的彭真意识到这是一桩苦差事，不好干。
自从１９６２年９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便不断升级，政治批判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搞得全国文艺界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人心惶惶。彭真虽然采取了许多制止大批判不断升温的措施，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文化战线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直接关系。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各种艺术都是死人统治着。戏剧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他在全国文联整风的一份文件又作了一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１５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彭真虽然对毛泽东的判断不敢苟同，但又必须贯彻毛泽东的批示精神，这显然十分为难。
更令彭真头疼的是那个当时在党内外无一官半职的江青。她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拿着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当尚方宝剑，肆无忌惮地扣帽子，打棍子，今天批这个，明天骂那个，把文化界甚至意识形态领域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江青说她是文化战线上一个小小的“流动哨兵”。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以后，江青便使出看家本领，在文化战线上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京剧《海瑞罢官》就是她在１９６２年７月６日发现的“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的“大毒草”！她当即找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后私下找到北京的一些“笔杆子”，欲先批后奏，又未能如愿。
彭真刚就任五人小组组长，江青便找上门来，要彭真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坏人”的名单，要一块批。在她看来，“倒下一个吴晗，后面就是一大串”，批《海瑞罢官》，批吴晗，更容易联系“现实”，为其所用。
“我看《海瑞罢官》没什么问题，吴晗这个人我了解，政治上很可靠。”彭真一口回绝。
“是吗？那你怎么理解毛主席的两个批示？”江青带着挑衅的口气问道。
“毛主席的指示当然要贯彻执行，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现在学术批判动不动就提到政治上来，弄得大家很紧张。这样我们怎么发展科学文化事业？”
彭真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肯定《海瑞罢官》，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浮夸成风，很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实事求是讲真话。１９５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号召全党同志要讲真话，并特意提出要大家学习明朝宰相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把毛泽东这个意思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海瑞。吴晗很快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上。同年９月，吴晗又先后写出了《论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这年下半年，吴晗应北京京剧团的要求，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将海瑞的故事改编成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京剧团于１９６１年初公演。
有关海瑞的文章和京剧，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认可和欢迎。提倡“海瑞精神”的毛泽东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后，也说好。历史学家动手写戏，引起了史学界和文艺界的注意，报刊上很快展开了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关系等的问题的讨论，学术领域一时活跃起来。吴晗谦虚地说自己是抛砖引玉。总之，学术争论，大家都认为很正常。
１９６４年９月，彭真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工作后，毛泽东突然问：“你这个五人小组组长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啊？江青搞了京剧改革，我看学术上也要开展批判，不要死气沉沉嘛。”毛泽东还特意问起了吴晗的情况。
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并坦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江青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和历史界的看法太偏激，吴晗在政治上和我们党靠得很紧，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江青有点左，而且喜欢强加于人。照她看来，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也不赞成她信口开河，她是她，我是我，她并代表不了我。就像张洁清同志（彭真夫人，笔者注），她能事事代表你吗？”最后毛泽东就学术批判的事对彭真说：“这是你份内的事，由你决定。”
听毛泽东这样说，彭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北京，就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遏止学术批判随意政治化、随意点名批判的措施，一度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了。
然而，对《海瑞罢官》始终耿耿于怀的江青，见在北京施展不开拳脚，便采取迂回战术，南下上海。
阴谋策划江青突施“重镑炸弹” 奋起反击彭真出台《二月提纲》
从１９６５年２月至１１月，江青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之间，目的就是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打北京市委，给彭真来个措手不及。
在上海组织批判文章，对江青来说是轻车熟路。上海有江青的“知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江青１９６５年５月发动对昆剧《李慧娘》及其作者批判的文章就是在他支持下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的。虽然柯庆施在１９６５年４月９日亡故，但他向江青举荐了大批判的行家里手张春桥、姚文元。
为炮制这篇与众不同的批判文章，江青费尽了心机。
江青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让读者明白，吴晗１９５９年写有关海瑞的文章时，就“未卜先知”，要为发生在１９６１年的“单干风”和１９６２年的“翻案风”喊冤叫屈。以至《评》公开发表一个月后，张春桥仍心虚不已，他说：“我们的论点站不站得住脚，分析的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文章署名姚文元，是因为他当时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尚未显赫，便于持不同政见者跟他“讨论”；至于为什么不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是因为《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也便于“讨论”。
就这样，江青等人历时八个月，十易其稿，精心炮制的“重镑炸弹”———《评》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基地”发射，直轰北京。
《评》一发表，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先是华东六省一市，尔后是全国其它省市的党报纷纷转载。十天后，又被印成单行本。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地方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彭真事先不知道，连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蒙在鼓里。彭真厉声责问张春桥“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已大获全胜的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得意洋洋地透露了她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说明。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春桥同志每次来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那几天，彭真坐卧不安，每当电话响起，便急忙亲自去接。秘书看到他心急火燎的样子，不由得劝说道：“彭书记，小心急出病来，大不了就是一个吴晗的问题，她能把北京怎么样？”
“什么？”彭真瞪起了眼珠子，“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来？你以为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吗？不！他身后有一大批跟着党走的知识分子，我作为一名党的负责干部，要对广大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就是豁出去不干这个市委书记，我也要站出来说公道话，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肆无忌惮！”他连续召开座谈会，征询各方面对姚文的看法，通过摸底，彭真得出结论：《评》不得人心。彭真心里有底了，他下令：
“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的书一本也不要订！”
彭真凭着正义和良知，一面拒《评》于京门之外，一面安慰已被巨大压力搞得神情恍惚的吴晗。
北京各报顽强对抗至第十八天，彭真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原来，毛泽东见《评》文公开发表后北京各报毫无动静，十分震怒，便下令出单行本，全国发行。彭真听说后心里“格登”一下，怪不得江青这么有恃无恐。
次日下午，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由周恩来召集的有关转载姚文事宜的会议时，与江青不期而遇，短兵相接。
“你从上海回来了？”
“想回就回，想去就去，还要经过你批准吗？”
“你也来参加会议？”
“我哪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呀？你开会从来是不通知我的，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啊！”
“话不能这样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拐弯抹角。”
江青冷笑一声：“原来你还挺谦虚，会听别人的意见啊！我倒听别人说北京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不过我还没这么说。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别走得太远了吧！”
“江青同志！”彭真强忍着怒火，严肃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倒劝你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当一天市长，就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
“好，你说得好，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江青气得脸色苍白。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９日、３０日，北京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２７日，在巨大的压力和彭真的劝说下，吴晗违心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登在《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江青发射的“重镑炸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随后，在江青进一步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的“批判家”们纷纷跟进，一场超越学术争论的政治大批判在文化战线上迅速展开，搞得彭真穷于招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求彭真向上海的同志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深一步。
还要往哪里引？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向前来杭州汇报工作的彭真揭了“密”：“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他郑重地对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联系。毛泽东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以后再作结论。
１９６５年２月３日，彭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求今后的学术批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的意见得到了其它同志的一致赞同。会议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２月５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审议并同意将《汇报提纲》上报毛泽东。
２月８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到武汉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看了《二月提纲》后没有表示不同意见。２月１２日，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就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全党。
《二月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很明显，《二月提纲》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
《二月提纲》出台后，文化学术界人士都松了一口气。吴晗看到后，激动地对彭真说：“这样的提法我打心眼里服气，只要是实事求是，即使批评过火都没关系，只要不轻易戴上反党帽子就行！”
那些“风派”批判家一看风向不对，都纷纷作撤退的准备。全国的大批判热潮立即缓和下来。然而，彭真不敢有丝毫怠慢，一来江青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二来那个当代“海瑞”着实令他放心不下，弄不好会前功尽弃。于是，２月中旬，彭真离开万事缠身的北京，前往四川视察工作。
远赴千里密会当代“海瑞” 宁折不弯彭德怀婉拒彭真
１９６６年２月中旬，彭真出现在成都永兴巷７号。这里住着已被“罢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当代“海瑞”。
去年的９月２３日，彭真陪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约见了闲居六年的彭德怀。那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坦诚相见，畅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决定启用彭德怀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毛泽东对在场的刘少奇等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少奇、小平同志要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了一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毛泽东的谈话真挚热烈，随意坦诚，令彭德怀十分感动。
看到此情此景，彭真心里十分欣慰，希望两人之间误会就此烟消云散。
彭德怀将心中的委曲抛至一边，顾全大局，只身赴川，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但风云突变，不到半年，彭德怀又一次被推向了政治斗争的前台。
１９６２年党中央开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经济政策，并对在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以来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彭德怀不仅没得到平反，反而在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七千人大会）再次受到了批判。
满腹委屈的彭德怀听说后悲愤难平，不得不进行申述，分别于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６日和８月２２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两封长长的申诉信，再次请求中央对他所犯错误进行全面审查。
彭德怀的信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怒了毛泽东，加上江青等人危言耸听，推波助澜，毛泽东对彭德怀误会加深了，对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
深知彭德怀刚烈秉性的彭真，怕他受不了《评》的刺激，又生出事端，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局面前功尽弃。所以彭真不远千里来到成都。
见到彭真，彭德怀激动地连声说道：“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还未等彭真坐稳，彭德怀就迫不及待地问：“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批判《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望着眼前饱受屈辱、备尝孤独的“彭大将军”，彭真感慨不已。“你沉住气，我们五人小组搞了个《二月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彭真边说边将一份《二月提纲》递给他。
彭德怀一口气看完了《二月提纲》。他连连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讲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呢。姚文元的文章只许他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太霸道了！”
彭真向他介绍了吴晗的情况，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么？”彭德怀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着彭德怀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室内的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厚实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着，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我坚持立场！”
彭真这才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误会有多深！
就在彭真在四川视察期间，从北京不断传来“坏消息”：吴晗已到京郊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月提纲》有问题，是大毒草……联想到这些天来报纸上、广播里的大批判语气越来越激烈，调子越来越高，不仅公开把吴晗和彭德怀挂起来一起批判，而且将点名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彭真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
操持《纪要》江青握尚方宝剑成“旗手” 颁发《通知》彭真倒台引发十年“文革”
１９６６年３月６日，忧心忡忡的彭真回到北京，立即拨通毛泽东在武汉住所的电话，可一接通马上就被掐断，反复多次都是如此，这在以前还从没发生过。彭真仿佛突挨一句闷棍，痛，又说不出话来。
还未等他缓过劲来，“电话事件”又给了他重重地一击。
３月１１日，为了搞清北京的动向，张春桥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就《二月提纲》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中所说的“学阀”指的是谁请教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许立群当即请示了彭真并作了记录：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是阿Ｑ，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杨永直。正在上海搞“座谈会”的江青得到消息后，心中狂喜，连夸这个情报弄得及时。她马上将此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大怒，３月２８日、２９日、３０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严厉批评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他们包庇坏人；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 是非不分，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北京市委；说吴晗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求彭真就“电话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４月２８日、２９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北京市委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进攻！
在１９６６年天安门的“五一”庆典上，往年主持庆典的彭真消失了。
江青却春风得意，一路高歌猛进。
自２月份以来，彭真与江青围绕着学术大批判的斗争已呈白热化。
２月３日，彭真五人小组开始紧急制定《二月提纲》；江青则在上海紧锣密鼓开“座谈会”，要搞出个与《二月提纲》分庭抗礼的“东西”。
江青搞的这个座谈会世所罕见。
求助军队请出了林彪。江青要借林彪以壮声威，林彪求之不得，一拍即合。于是乎，一场只有江青一人“谈”四名军队干部只准“洗耳恭听”，主要是看电影，看戏，看中谈、谈中看的“座谈会”在上海开谈。就这样说说停停，停停说说，拖拖拉拉前后历时１８天！
２月２０日，军队的四位同志将江青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拉西扯，颠三倒四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汇报提纲》。江青看后十分不满，她要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充实，前后八易其稿，从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多字。这期间，发生了“电话事件”，正往彭真头上栽赃诬陷的江青等人又狠狠地记了一笔。
毛泽东对江青搞的《汇报提纲》偏爱有加，亲自修改了三次。后经林彪之手，形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心中窃喜，她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３月２３日，当这份虽然还是打印稿，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的《纪要》展现在彭真面前时，他明白了：《二月提纲》夭亡在即。
“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纪要》中这些措辞激烈的话把彭真看得头晕目眩！
４月１０日，处境艰难的彭真履行着他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责，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印发全党。
《纪要》既出，《二月提纲》则亡。谁也没料到，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宣告了中国一个惊天动地时代的到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对彭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还将他和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因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刚挨批判不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捆在一起批判，打了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次会议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十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起草，毛泽东亲自定稿的。
《通知》向全党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于是，《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
《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
５月１７日，“和彭真一伙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自杀。
５月２３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被扣上“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按彭真指示没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几句毛泽东的话扩散）的罪名横遭围逼，自杀。
发誓“要跟姚文元斗争到底”的吴晗，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惨死狱中。
当代“海瑞”彭德怀元帅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４日由江青一声令下，被红卫兵从四川押回北京，受到法西斯式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
一路春风得意的江青于５月２８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８月３０日又升为“代理组长”。新的“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权倾一方，人们闻之不是“肃然起敬”，而是“谈江色变”。一代“文化革命旗手”诞生。从此，毫无顾忌的江青呼风唤雨，祸国殃民，一晃就是十年。
被解职后的彭真身陷囹圄１３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１９７９年１月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彭德怀、吴晗、邓拓、田家英等也先后被平反昭雪。
有心抗争，无力回天。当年彭真与江青围绕着学术大批判的斗争最终导致一场祸及中华民族的十年大灾难，这是彭真始料未及的。
痛定思痛。“文革”后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倾其余生呼吁“加强法制建设，防止文革悲剧重演”，并为此呕心沥血，奔走呼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责任编辑 张荣辉
拍案而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引起他震怒的就是刊登在该日《文汇报》头版头条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该文不仅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还捕风捉影别有用心地诬蔑吴晗“影射”现实，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名为“学术讨论”，实则蛮不讲理，字里行间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
这篇文章的后台一定是江青！几年来，彭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排除和抵制江青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频频干扰和发难，因而得罪了这位急于在中国政坛“露峥嵘”的“中国第一夫人”。面对她的挑战，如果退却半步，任其为所欲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围绕着《评》，彭真与江青等人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勉为其难文化组长规范学术批判 居心叵测 “流动哨兵”锁定《海瑞罢官》
１９６４年７月，为了在全国文化战线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负责规范和领导当前开展的学术批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但深谙当前文化战线状况的彭真意识到这是一桩苦差事，不好干。
自从１９６２年９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便不断升级，政治批判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搞得全国文艺界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人心惶惶。彭真虽然采取了许多制止大批判不断升温的措施，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文化战线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直接关系。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各种艺术都是死人统治着。戏剧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他在全国文联整风的一份文件又作了一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１５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彭真虽然对毛泽东的判断不敢苟同，但又必须贯彻毛泽东的批示精神，这显然十分为难。
更令彭真头疼的是那个当时在党内外无一官半职的江青。她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拿着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当尚方宝剑，肆无忌惮地扣帽子，打棍子，今天批这个，明天骂那个，把文化界甚至意识形态领域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江青说她是文化战线上一个小小的“流动哨兵”。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以后，江青便使出看家本领，在文化战线上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京剧《海瑞罢官》就是她在１９６２年７月６日发现的“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的“大毒草”！她当即找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后私下找到北京的一些“笔杆子”，欲先批后奏，又未能如愿。
彭真刚就任五人小组组长，江青便找上门来，要彭真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坏人”的名单，要一块批。在她看来，“倒下一个吴晗，后面就是一大串”，批《海瑞罢官》，批吴晗，更容易联系“现实”，为其所用。
“我看《海瑞罢官》没什么问题，吴晗这个人我了解，政治上很可靠。”彭真一口回绝。
“是吗？那你怎么理解毛主席的两个批示？”江青带着挑衅的口气问道。
“毛主席的指示当然要贯彻执行，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现在学术批判动不动就提到政治上来，弄得大家很紧张。这样我们怎么发展科学文化事业？”
彭真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肯定《海瑞罢官》，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浮夸成风，很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实事求是讲真话。１９５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号召全党同志要讲真话，并特意提出要大家学习明朝宰相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把毛泽东这个意思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海瑞。吴晗很快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上。同年９月，吴晗又先后写出了《论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这年下半年，吴晗应北京京剧团的要求，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将海瑞的故事改编成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京剧团于１９６１年初公演。
有关海瑞的文章和京剧，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认可和欢迎。提倡“海瑞精神”的毛泽东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后，也说好。历史学家动手写戏，引起了史学界和文艺界的注意，报刊上很快展开了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关系等的问题的讨论，学术领域一时活跃起来。吴晗谦虚地说自己是抛砖引玉。总之，学术争论，大家都认为很正常。
１９６４年９月，彭真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工作后，毛泽东突然问：“你这个五人小组组长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啊？江青搞了京剧改革，我看学术上也要开展批判，不要死气沉沉嘛。”毛泽东还特意问起了吴晗的情况。
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并坦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江青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和历史界的看法太偏激，吴晗在政治上和我们党靠得很紧，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江青有点左，而且喜欢强加于人。照她看来，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也不赞成她信口开河，她是她，我是我，她并代表不了我。就像张洁清同志（彭真夫人，笔者注），她能事事代表你吗？”最后毛泽东就学术批判的事对彭真说：“这是你份内的事，由你决定。”
听毛泽东这样说，彭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北京，就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遏止学术批判随意政治化、随意点名批判的措施，一度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了。
然而，对《海瑞罢官》始终耿耿于怀的江青，见在北京施展不开拳脚，便采取迂回战术，南下上海。
阴谋策划江青突施“重镑炸弹” 奋起反击彭真出台《二月提纲》
从１９６５年２月至１１月，江青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之间，目的就是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打北京市委，给彭真来个措手不及。
在上海组织批判文章，对江青来说是轻车熟路。上海有江青的“知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江青１９６５年５月发动对昆剧《李慧娘》及其作者批判的文章就是在他支持下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的。虽然柯庆施在１９６５年４月９日亡故，但他向江青举荐了大批判的行家里手张春桥、姚文元。
为炮制这篇与众不同的批判文章，江青费尽了心机。
江青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让读者明白，吴晗１９５９年写有关海瑞的文章时，就“未卜先知”，要为发生在１９６１年的“单干风”和１９６２年的“翻案风”喊冤叫屈。以至《评》公开发表一个月后，张春桥仍心虚不已，他说：“我们的论点站不站得住脚，分析的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文章署名姚文元，是因为他当时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尚未显赫，便于持不同政见者跟他“讨论”；至于为什么不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是因为《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也便于“讨论”。
就这样，江青等人历时八个月，十易其稿，精心炮制的“重镑炸弹”———《评》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基地”发射，直轰北京。
《评》一发表，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先是华东六省一市，尔后是全国其它省市的党报纷纷转载。十天后，又被印成单行本。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地方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彭真事先不知道，连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蒙在鼓里。彭真厉声责问张春桥“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已大获全胜的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得意洋洋地透露了她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说明。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春桥同志每次来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那几天，彭真坐卧不安，每当电话响起，便急忙亲自去接。秘书看到他心急火燎的样子，不由得劝说道：“彭书记，小心急出病来，大不了就是一个吴晗的问题，她能把北京怎么样？”
“什么？”彭真瞪起了眼珠子，“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来？你以为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吗？不！他身后有一大批跟着党走的知识分子，我作为一名党的负责干部，要对广大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就是豁出去不干这个市委书记，我也要站出来说公道话，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肆无忌惮！”他连续召开座谈会，征询各方面对姚文的看法，通过摸底，彭真得出结论：《评》不得人心。彭真心里有底了，他下令：
“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的书一本也不要订！”
彭真凭着正义和良知，一面拒《评》于京门之外，一面安慰已被巨大压力搞得神情恍惚的吴晗。
北京各报顽强对抗至第十八天，彭真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原来，毛泽东见《评》文公开发表后北京各报毫无动静，十分震怒，便下令出单行本，全国发行。彭真听说后心里“格登”一下，怪不得江青这么有恃无恐。
次日下午，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由周恩来召集的有关转载姚文事宜的会议时，与江青不期而遇，短兵相接。
“你从上海回来了？”
“想回就回，想去就去，还要经过你批准吗？”
“你也来参加会议？”
“我哪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呀？你开会从来是不通知我的，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啊！”
“话不能这样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拐弯抹角。”
江青冷笑一声：“原来你还挺谦虚，会听别人的意见啊！我倒听别人说北京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不过我还没这么说。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别走得太远了吧！”
“江青同志！”彭真强忍着怒火，严肃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倒劝你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当一天市长，就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
“好，你说得好，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江青气得脸色苍白。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９日、３０日，北京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２７日，在巨大的压力和彭真的劝说下，吴晗违心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登在《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江青发射的“重镑炸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随后，在江青进一步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的“批判家”们纷纷跟进，一场超越学术争论的政治大批判在文化战线上迅速展开，搞得彭真穷于招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求彭真向上海的同志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深一步。
还要往哪里引？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向前来杭州汇报工作的彭真揭了“密”：“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他郑重地对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联系。毛泽东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以后再作结论。
１９６５年２月３日，彭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求今后的学术批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的意见得到了其它同志的一致赞同。会议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２月５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审议并同意将《汇报提纲》上报毛泽东。
２月８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到武汉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看了《二月提纲》后没有表示不同意见。２月１２日，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就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全党。
《二月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很明显，《二月提纲》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
《二月提纲》出台后，文化学术界人士都松了一口气。吴晗看到后，激动地对彭真说：“这样的提法我打心眼里服气，只要是实事求是，即使批评过火都没关系，只要不轻易戴上反党帽子就行！”
那些“风派”批判家一看风向不对，都纷纷作撤退的准备。全国的大批判热潮立即缓和下来。然而，彭真不敢有丝毫怠慢，一来江青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二来那个当代“海瑞”着实令他放心不下，弄不好会前功尽弃。于是，２月中旬，彭真离开万事缠身的北京，前往四川视察工作。
远赴千里密会当代“海瑞” 宁折不弯彭德怀婉拒彭真
１９６６年２月中旬，彭真出现在成都永兴巷７号。这里住着已被“罢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当代“海瑞”。
去年的９月２３日，彭真陪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约见了闲居六年的彭德怀。那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坦诚相见，畅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决定启用彭德怀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毛泽东对在场的刘少奇等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少奇、小平同志要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了一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毛泽东的谈话真挚热烈，随意坦诚，令彭德怀十分感动。
看到此情此景，彭真心里十分欣慰，希望两人之间误会就此烟消云散。
彭德怀将心中的委曲抛至一边，顾全大局，只身赴川，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但风云突变，不到半年，彭德怀又一次被推向了政治斗争的前台。
１９６２年党中央开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经济政策，并对在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以来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彭德怀不仅没得到平反，反而在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七千人大会）再次受到了批判。
满腹委屈的彭德怀听说后悲愤难平，不得不进行申述，分别于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６日和８月２２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两封长长的申诉信，再次请求中央对他所犯错误进行全面审查。
彭德怀的信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怒了毛泽东，加上江青等人危言耸听，推波助澜，毛泽东对彭德怀误会加深了，对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
深知彭德怀刚烈秉性的彭真，怕他受不了《评》的刺激，又生出事端，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局面前功尽弃。所以彭真不远千里来到成都。
见到彭真，彭德怀激动地连声说道：“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还未等彭真坐稳，彭德怀就迫不及待地问：“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批判《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望着眼前饱受屈辱、备尝孤独的“彭大将军”，彭真感慨不已。“你沉住气，我们五人小组搞了个《二月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彭真边说边将一份《二月提纲》递给他。
彭德怀一口气看完了《二月提纲》。他连连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讲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呢。姚文元的文章只许他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太霸道了！”
彭真向他介绍了吴晗的情况，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么？”彭德怀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着彭德怀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室内的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厚实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着，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我坚持立场！”
彭真这才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误会有多深！
就在彭真在四川视察期间，从北京不断传来“坏消息”：吴晗已到京郊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月提纲》有问题，是大毒草……联想到这些天来报纸上、广播里的大批判语气越来越激烈，调子越来越高，不仅公开把吴晗和彭德怀挂起来一起批判，而且将点名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彭真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
操持《纪要》江青握尚方宝剑成“旗手” 颁发《通知》彭真倒台引发十年“文革”
１９６６年３月６日，忧心忡忡的彭真回到北京，立即拨通毛泽东在武汉住所的电话，可一接通马上就被掐断，反复多次都是如此，这在以前还从没发生过。彭真仿佛突挨一句闷棍，痛，又说不出话来。
还未等他缓过劲来，“电话事件”又给了他重重地一击。
３月１１日，为了搞清北京的动向，张春桥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就《二月提纲》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中所说的“学阀”指的是谁请教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许立群当即请示了彭真并作了记录：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是阿Ｑ，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杨永直。正在上海搞“座谈会”的江青得到消息后，心中狂喜，连夸这个情报弄得及时。她马上将此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大怒，３月２８日、２９日、３０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严厉批评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他们包庇坏人；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 是非不分，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北京市委；说吴晗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求彭真就“电话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４月２８日、２９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北京市委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进攻！
在１９６６年天安门的“五一”庆典上，往年主持庆典的彭真消失了。
江青却春风得意，一路高歌猛进。
自２月份以来，彭真与江青围绕着学术大批判的斗争已呈白热化。
２月３日，彭真五人小组开始紧急制定《二月提纲》；江青则在上海紧锣密鼓开“座谈会”，要搞出个与《二月提纲》分庭抗礼的“东西”。
江青搞的这个座谈会世所罕见。
求助军队请出了林彪。江青要借林彪以壮声威，林彪求之不得，一拍即合。于是乎，一场只有江青一人“谈”四名军队干部只准“洗耳恭听”，主要是看电影，看戏，看中谈、谈中看的“座谈会”在上海开谈。就这样说说停停，停停说说，拖拖拉拉前后历时１８天！
２月２０日，军队的四位同志将江青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拉西扯，颠三倒四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汇报提纲》。江青看后十分不满，她要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充实，前后八易其稿，从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多字。这期间，发生了“电话事件”，正往彭真头上栽赃诬陷的江青等人又狠狠地记了一笔。
毛泽东对江青搞的《汇报提纲》偏爱有加，亲自修改了三次。后经林彪之手，形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心中窃喜，她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３月２３日，当这份虽然还是打印稿，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的《纪要》展现在彭真面前时，他明白了：《二月提纲》夭亡在即。
“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纪要》中这些措辞激烈的话把彭真看得头晕目眩！
４月１０日，处境艰难的彭真履行着他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责，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印发全党。
《纪要》既出，《二月提纲》则亡。谁也没料到，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宣告了中国一个惊天动地时代的到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对彭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还将他和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因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刚挨批判不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捆在一起批判，打了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次会议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十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起草，毛泽东亲自定稿的。
《通知》向全党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于是，《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
《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
５月１７日，“和彭真一伙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自杀。
５月２３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被扣上“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按彭真指示没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几句毛泽东的话扩散）的罪名横遭围逼，自杀。
发誓“要跟姚文元斗争到底”的吴晗，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惨死狱中。
当代“海瑞”彭德怀元帅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４日由江青一声令下，被红卫兵从四川押回北京，受到法西斯式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
一路春风得意的江青于５月２８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８月３０日又升为“代理组长”。新的“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权倾一方，人们闻之不是“肃然起敬”，而是“谈江色变”。一代“文化革命旗手”诞生。从此，毫无顾忌的江青呼风唤雨，祸国殃民，一晃就是十年。
被解职后的彭真身陷囹圄１３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１９７９年１月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彭德怀、吴晗、邓拓、田家英等也先后被平反昭雪。
有心抗争，无力回天。当年彭真与江青围绕着学术大批判的斗争最终导致一场祸及中华民族的十年大灾难，这是彭真始料未及的。
痛定思痛。“文革”后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倾其余生呼吁“加强法制建设，防止文革悲剧重演”，并为此呕心沥血，奔走呼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