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一次我去浙江绍兴，在禹陵景区，一位当地文化部门的老先生向我们一行人介绍大书法家王羲之，以调侃的口吻说了句：“王右军是第一位到我们浙江的南下干部。”他的意思是：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大批的北方干部南下，而王羲之早在一千七百年前就由家乡山东南渡来到浙江绍兴，而且也是当时的“干部”，可能还够得上是“副部级”以上的高干之列。但老先生的话也并不十分严谨，王羲之是早期“南下”的士子固然不错，但是否是第一个到浙江的就未必了。
　　甭说别人，就说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南下”后，便没有与其弟一起“躬耕于南阳”，而是转徙东南，投向东吴，也是一位标准的“南下干部”，但也比东晋的王右军至少早了一百年，却也不敢说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北方南渡的士子人才。
　　但可以这样看：先秦时代不说，中国自秦至汉，当时的皇都均在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在于此，那时不可能有大批南渡的现象。而自东汉末年始，黄巾起事，军阀混战，宦官祸乱，朝政日非，社会动荡日甚一日，民生凋敝到了十分不堪的地步。许多有识之士在重重重压之下自思出路，一些有志者都在寻求“发展”之机。这时大江南北两侧的广大空间便成为北方诸多人才的向往之域。人所熟知的刘备集团（关、张、赵等）是集体“南下”，先荆襄（今湖北一带），天机遇合诸葛亮，旋又入川，开拓西南。今天的人们读“三国”时，可能认为南下者只是西蜀之成员，其实非也。焉知东吴的基干队伍也并非尽是南方的班底。不错，东吴最早起炉灶者是孙坚、孙策爷们（今浙江富阳人），但正因炉灶较新，急需人才，所以除江、浙、皖等的人才如周瑜、魯肃等加入外，相对北方，如今之苏北、山东乃至河北的文武人才纷至沓来，在这片开发较晚、几为全新的土地上似更有用武之地，拿当今的一句惯用语就是“实现自我价值”。举例且看：东吴继承者孙权（字仲谋）御前的第一位谋臣张昭，就是苏北徐州人。孙氏在相当时段中，重大决策几乎皆有张昭的主意在。可见此人极受信任。后来略见失色是在赤壁之战前，该主张坚持东吴必须降曹，对战争胜利的估计几乎为零。这一着是最使孙权内心“恼火”的，别看这位当时尚属年轻的吴主表面上并不强悍，实则对江东的大业十分自信，内在可谓雄心勃勃。第一谋士竟促使他将先祖基业拱手让人，又岂能使他满意？他当然拒绝接受。即使如此，这位后来的孙大帝也还给张昭留足了面子，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名分。毕竟这位超过“正部级”的“南下干部”投靠有功，全面考察还不是出的都是“馊主意”，故对之“留有余地”。难怪后世八百年的大词人辛弃疾有云：“生子当如孙仲谋”！会用人，才使江北士子源源不断而来。
　　在这当中就有我一千八百年前的一位老乡，他就是曾与小霸王孙策打了个平手的猛将太史慈。这可是我真正的老乡，不仅是同一个县，而且彼此的村庄才相距十几公里。其人在《三国志》中有载：事母至孝，曾先闯过关东，事不顺遂，转而又赴南方，歪打正着，不打不成交，受到东吴的重用，多立战功，四十岁上在吴、魏合肥战役中被乱箭射成重伤而不治，最后葬于镇江北固山下，与鲁肃墓相距很近，我曾去过两次。也许是因为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在我县逗留过，太史慈生前每次出场，总喜欢以自豪口吻自报家门：“吾乃东莱黄县人也。”这是实在的，而不是戏剧舞台上的台词。但他对他所在的东吴也秉有一种献身精神。我总觉得：在那个时代，一些有志节的人士不存在什么狭隘的地域观念，好像也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天南地北，彼能容我，我亦能适彼；纵然覆土于他乡，亦可自安矣。
　　如果说山东距东吴尚不太远的话，那么南下东吴的还有更远的杰士将才。如老将程普，乃今河北丰润人，自较年轻时离乡南渡，在东吴前期算是重量级的人物，在周瑜之前，程普应是“总司令”的角色。即使在若干年之后，彝陵之战当中，老程普仍在发挥作用。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好像始终没有黯然失色，只是自愿“退居二线”，却仍在“发挥余热”。可见当时的东吴统治层对于属下，只要他们尽心效力，也不因地域不同而冷暖有别；绝不似后世有的用人者分什么这个系那个系“嫡系”或“杂牌”之类。与程普原籍不远处，东吴还有一员将领韩当，是今河北迁安人。这不由使我想起小时候读《三国演义》东吴方一有事就派出丁奉、徐盛或是周泰、韩当，我还误以为是舞台上跑龙套的角色，殊不知不仅是实有其人，而且在当时起码也是“师、军级”的将领。我太小看了人家。由此也不难看出《三国演义》在大的方面还真是“三分虚构，七分真实”。较重要的人物还的确不是随意杜撰。
　　然而，也不可否认它在某些地方是杜撰了。譬如：吴国有一位将领潘璋（也是一员南下将领，原籍鲁西冠县），在小说中至多是个二流角色，却在东吴袭取荆州的战役行动中大显身手，协助吕蒙缚住了威风八面的关羽（一说是直接杀了关某），这在带有明显感情倾向的小说作者心目中，潘璋自然是其罪非小，所以在《三国演义》中安排了一个情节：让关爷的儿子关兴在一个农户家与仇人潘璋遭遇，当即手刃了潘璋，为其父报仇雪恨。这是中国章回小说常用的解恨方式，遗憾的是此情节在史上完全属于子虚乌有。真实的潘璋不仅活着，而且又多活了十五年（自公元219至234年）疾终。纵然是经典名著，在下如我者历来并不欣赏这样的杜撰：随意安排一个虚假的情节只为逞一时之快，既有违历史，又有误于世代读者，纵是“小节”亦不可取。就连鄙乡的老农都有这样的谚语：光靠咒人灭不了仇敌，也不算真能耐。
　　还有一桩有趣的事：前面提到的那个四“龙套”之一的徐盛（今山东莒县人），竟在垂暮之年“灿烂”了一把。他协助老将丁奉几度挽救了东吴内外危局，延缓了覆亡的时日。但毕竟孙权之后东吴的朝政日非，一架锈损过重的机器仅靠一、二人的忠勇之力无法从根本上挽回颓局。
　　总的来讲，三国这个特定的时段，由北而南有名或无名的士民是迁徙最频繁的。尤其是东吴，其“南下干部”与“坐地户”大约各占二分之一，比例还是够大的。此后的晋、隋、唐、宋等朝代，交流与迁徙无疑都在继续，只是频度与疏密有所不同而已。琐情不赘，唯在北、南宋之间，有两位杰人才俊还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这就是“济南二安”——李清照（易安）和辛弃疾（幼安）。
　　此二位，一为绝世才女，一为马上词豪，南渡动因有一定共同点：北方山东正沦为骁金之统治区，不得不南渡长江，不单纯为了避难，而且文可扬己气节，武可求取抗敌之机，以伸男儿报国之志。但都有事与愿违之虞：清照南渡途中即命运多蹇，一路颠沛，而金陵、而浙江金华，从其词中亦不难看出她的心迹种种，纵然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无限清寂和愁苦，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不屈与壮烈。总归是女中杰才，词中女神，无愧于九百年后北京世纪坛上易安君应享之荣光。另一位爱国词人，民族英雄辛幼安，多年辗转于江南湘、赣、苏、浙、闽（今之诸省），尽心尽职，无一日稍闲，然毕竟壮志难伸，悲郁苍烈，五味杂陈，词中风骨，气贯千载。尽管慨叹“被白发欺人奈何”，却还是“提英雄泪”，不枉北战南渡，大半生身居半壁，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数百年间多所诠释，都有道理；但作为大词人灵性之真髓，更可能是抽象的终生挚爱和向往。这种追求，绝对是与生命同步的。
　　千年，乃至几千年的迁徙、交流、融合，肯定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方方面面的进步与发展。不论当时的南渡者是出于何种动因：自愿的也好，被迫的也罢，集群性的也好，个体的也罢，有意无意地都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今天，我们理所当然要向过去不同时期“南下”的先辈致以深深的敬意。
　　而真正的南下，则是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时期肩负神圣使命离开家乡故土去往自己原先不熟悉的地域完成自身肩负的使命，无私奉献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而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七十多年前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与之同时的是：同样是几十万、上百万的革命干部去南方各省扎根，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连自己以至后代也成了南方人。不，都是具有华夏血统的中国人。
　　无须赘言，现当代的百万雄师，百万干部渡江南下是任何时代的南迁都无可比拟的。
　　责任编辑/何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