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笔记：如果一个人不考虑自己活着的价值，真的很没有意思 。
　　我的母后大人原名叫江晓凤，她年轻时做事火辣，就像百慕大三角，拥有着强大的磁场，所以身边的熟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热乎乎地喊她“江姐”。久而久之，我也开始愈发得没规矩起来：“江姐！我袜子呢？”“小鬼灵精，不许没大没小。”江姐嗔怪着，眼神却是笑着的，很不拘小节的样子。“江姐……”“喊我干嘛？”一来二去，江姐就默认了这个称号。
　　在外掌开霹雳的江姐，在家扮总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于是相较于别家的“独裁专制”，我家一直实施“三权分立”的制度（前提是我沒有犯错被剥夺权利），民主的江姐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予我最大的自由。
　　芜湖到湘西，颠簸的一千多公里，是我和江姐的第一次出门远行。我背着包走在前面，她满脸兴奋地跟在后头。火车窗外，一路山清水秀，层峦叠嶂，江姐拿着她像素八百的手机连拍了好多张，还自鸣得意地来来回回翻看许多遍。我摸着已经冷透的“康师傅”无奈地对她说：“妈，吃面。”她给我削苹果时，我随便翻了她视为珍宝的照片，发现全部都没有对焦。
　　湘西地偏，我们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学校的汽车。这时，江姐像朝启夕败的喇叭花，精神气不再。她靠在椅背上，全身冒冷汗，吐了一袋子的酸水。刚下车，江姐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车站。晕车加上水土不服，她上吐下泻了整三天。
　　湖南人无辣不欢，肠胃不好的江姐却是半点辣都吃不得，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来一碗清汤面，早就吐光了胃的她把面条吸得直响。我看着眼前头发蓬乱的江姐觉得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她应该永远像她曾经的那样精明干练，在办公室里指点方遒。
　　半个月前，江姐毫不犹豫地辞去了高薪工作，跋山涉水陪我来湖南读大学。为了省钱，她在我学校旁租了一间“全裸”式房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唯一的家电是她从房东那里买来的一台二手空调。
　　“你的寝室没有空调，夏天热得不行了就过来睡。”
　　我看着她脱下黑白职业装穿上围裙，蹲在地上擦瓷砖的样子觉得别扭极了。
　　江姐来湘西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她和《山河故人》里的张晋生一样，操着浓重的乡音，这里的人常常听不懂她说话。如果我在场，就用普通话给她翻译。可是大多时间，她一个人逛菜市场、购物、锻炼身体，性格爽利的她十分想融入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可是别人地道的湘西话总让她找不到边，处于“失语”状态的她很痛苦。
　　江姐把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厨房。她隔三差五就往我的寝室跑，变着花样送来鸡蛋炖银鱼、芥菜圆子、卤水板鸭等家乡菜，极大满足了我和室友的五脏庙。她的忠实粉丝维维满嘴鸭肉，含糊不清地说：“阿姨，你做菜比我妈还好吃！”每当这时，江姐的脸上就会洋溢满骄傲的表情。
　　不过半年，江姐的包里塞满了这里的超市购物卡、兑换券还有车票。湘西是山城，交通不发达，连高铁也没有。中途回家的江姐只得凌晨坐火车去长沙，在车站等到深夜再坐高铁到合肥，第二天中午下车后，在半个小时内狂奔到汽车站坐车回家。
　　江姐的胳膊受过伤，很难使上劲，我给她在网上买票，电脑经常自动选择上铺。睡觉时，她只能右手死死攥着扶手，左手搭在床上，像一只蜗牛，半天才爬动一层梯子。偏偏江姐人到中年有些尿频，每隔几个小时就要上厕所，她只好不停地爬上爬下。我心疼地给她贴刺鼻的膏药：“你回家吧，省得来回折腾。”江姐头摇得像拨浪鼓，她既放心不下患“三高”的刘哥，也不舍得我。
　　江姐像候鸟，永远都在两地迁徙。每月在湘西住两周，在家住两周，车上待两天，这就是江姐2013年到2018年全部的生活。
　　我一直觉得上帝放倒了时光的卡带，十八年后才想起翻过面来。
　　很多年，我有关江姐的记忆都是一片空白。小时候，家里生活很拮据，还欠一屁股债。记得刚上小学，江姐突然给我买了很多衣服，好几件上衣都能垂到我膝盖。“妈妈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在家要乖。”我扬起脑袋：“那你今晚回来吗？”她摇头，“明晚呢？”她的怀抱突然又紧了些，我再没等到回答。
　　直到后天晚上，江姐也没有回来。我被干妈接回了家，干妈在客厅装了一道推拉门，隔出一小块地方来给我做房间。我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青春期，而我成长时所有的表情，江姐只能靠电话猜测。那几年，别人总误把干妈当做我的母亲，我急红了脸，大声地解释，以至于我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时，总是捂着耳朵流泪。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江姐在服装厂缝扣子、小餐馆洗碗、摆地摊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把钱攒着寄给干妈供我读书。晚上，她还拖着酸软的身子去夜校考各种证，才换来后来光鲜体面的工作。
　　可我终究辜负了江姐的付出。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勉强够上外省的一所二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后，江姐盯着封面上红彤彤的“吉首大学”四个字问我：“吉首在哪？”“在湖南。”她拿出地图说：“你点给我看看。”我指着贵州和湖南接壤的那条线：“大概就在这附近。”江姐突然就哭了，她难过她的女儿要去地图上都找不到名的大山里生活。“妈，好歹也是一所省重点学校，待遇不会很差的。”“我看过《湘西剿匪记》，那里以前可是土匪窝！”她哭得快抽不过气了。
　　第二天，她在刘哥的支持下，果断辞去工作，大包小包和我一起来了湖南。
　　搬进租房的第一天，江姐激动地睡不着。她反复地说：“平时你得住学校，和同学处好关系，周日回来就行。”我轻轻“嗯”了一声。
　　半夜我睡醒，瞥见江姐正靠在床头打毛衣，她戴着老花镜，双手生疏地捋毛线，好半天才在针头绕一圈，小橘灯散发柔柔的光。
　　这只出现在小学日记本里的场景，却在我的十八岁上演。我心酸得厉害，把头埋在被子里，很小声地呜咽。
　　虽然她迟迟才来报道，但怀揣着数不尽的爱与温柔，晚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四的冬天，我患了记忆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感冒，拖拖拉拉一个月还没有好。医生检查是得了鼻窦炎。江姐落魄地坐在凳子上，十分自责，眼泪大把大把地砸下来。
　　我胆子小，不愿做手术。江姐便从老家背来许多干艾草，熬生姜艾草水给我熏脚，按摩。她天蒙蒙亮就起床，守在菜市场门口等进城的农民，买最正宗的母鸡佐枸杞炖汤给我吃。病得晕晕乎乎的我不再反感她的唠叨，任由她摆布，乐得江姐眼睛笑眯成了花：“女儿，等你考上研究生，我还来陪读！”
　　和新闻上那些与子女一起上大学的“宝妈”不同，江姐知道在她缺席我生命的那些年，我已经把自己织成了一块锦，不需要她来添花。她以不远不近的距离化作我身旁路灯，倾尽全力守护我走过黑暗，等到光明到来的时候，悄悄地退出我的世界。
　　四年，174张车票，来回三万多千米。从不出远门的江姐用脚步为我走出一幅地图。她放弃追逐自己的天南地北，只想用满满的爱，陪我去湖海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