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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玫：“男人戏”专业户
在中国的电影史上，胡玫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名字。无论是她镜头里的帝王，还是现实中男导演主导的影视圈，在男性为主导的世界里，胡玫以她尖锐的视角，独特的诠释语言，让所有中国影视迷记住了她的名字，并以女性的方式完美地诠释了男人的故事。
胡玫的从导之路颇有些曲折。1975年胡玫从高中直接考到总政话剧团，当了兵，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在学校里设想的长大以后当文艺兵的梦想，开始了在话剧团跑龙套的生涯。四年以后，国家恢复了高考，一大批被荒废了很久的孩子，终于有了读书的希望。
读书归读书，但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却完全是一次意外，因为对当时做演员的胡玫来说当导演是一个太遥远、不敢想的事，甚至是一个有些可怕的假想。胡玫当时想报考演员，又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没底气，就天天到与家隔着一道墙的电影学院看报考的考场，一直拖到离报名截止还差三天，碰到一个当时在北影做导演的大哥，他问胡玫怎么不去报考导演，还对她说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于是胡玫就穿着军装去了考场取招生简章。
走进考场，一大群考官坐在那里。本来就很紧张的胡玫，自选的诗歌还没有朗诵完，突然考官老师问她：“同学，你为什么要报考导演系？”一下子蒙了的胡玫，把问题和现成的答案在心里过了一圈之后，却没有说，而是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在她看来实在的话，结果让好多老师听得哭了，流下眼泪，当时就全票通过让胡玫准备复试。就这样，胡玫顺利地走进了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课堂。
在胡玫的这一届同学里，几乎塞满了当代中国导演界的所有领军人物：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这一批后来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都出自胡玫所在的那个班。而在这个高手林立的环境里，胡玫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实力。
女导演正流行，不过相比于青春、爱情、理想、激情这些鲜艳的清新简单的主题，作为女导演圈子里的前辈，胡玫的主攻方向却是政治大戏。《雍正王朝》、《忠诚》、《汉武大帝》、《孔子》等等，无一不是生猛刚硬的朝堂大戏。
不得不承认，胡玫之所以让所有男观众钦佩的原因，正是基于她以女性的视角解读男人，而这样的细腻、丝丝入扣却是身为男人所“当局者迷”的。无论是《雍正王朝》还是《汉武大帝》，直到后来的《乔家大院》，胡玫以其霸气、犀利、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个收视高潮。
早在《甄嬛传》流行之时，曾有影评人指出，宫斗戏其实就是女人们的政治朝堂戏，只是相比较而言，宫斗戏以绵密阴狠见长，而政治朝堂戏则更显波谲云诡。对于这样一个男人的权力世界，胡玫以一个女导演的视角，解读出不一样的味道。
在她的戏中，男人是霸气的，无论是汉武帝，还是雍正；在她的戏中，男人是温柔的，无论是对女人的感情，还是对兄弟、亲情的处理；在她的戏中，男人是智慧的，指挥作战或者商场斗争；在她的戏中，男人是脆弱的，会落泪，会崩溃，也会在瞬间白头。这一点，陈宝国有发言权，唐国强有发言权，陈建斌有发言权。她的戏之所以男人更欣赏，是因为她比男人更了解男人。
将自己的风格定位在政治大戏这个基调上之后，胡玫的作品都在努力传达这种视觉风格和人文关怀。在她的镜头下，有陈宝国为汉武帝的动情而深深垂泪，也有唐国强为雍正革除弊政而在朝堂上的振臂一呼，她的镜头下的男人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担当，极好地展现出中国读书人的家国天下情怀。在她的眼中，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没有好坏的黑白之分，而有的只是历史使命下的人格化和作为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作为女导演的胡玫，在男性化的视角上，的确有着她独特的解读魅力。
《汉武大帝》拍摄时曾有一个细节：当霍去病大破匈奴的捷报传来时，饰演汉武帝的陈宝国在胡玫的启发下才拍出喜极而泣的效果。陈宝国后来说：不是因为太辛苦才决定以后不演帝王，而是皇帝本身就难演，每个皇帝都不一样，不像普通人那么好理解。男人戏不好导演，皇帝戏尤其不好拍，而执导过这么多皇帝戏的胡玫却做到了。
毕格罗：艳丽外表下有颗“男人心”
北京时间2010年2月2日晚上九点半，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揭晓答案，奥斯卡奖诞生了首位最佳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凯瑟琳·毕格罗凭借《拆弹部队》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编剧在内的6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的奖项对决集中在《拆弹部队》和当年席卷票房的《阿凡达》之间。更有意思的是，毕格罗正是《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前妻。现场的镜头注意到，当毕格罗从汤姆·汉克斯手里接过小金人时，卡梅隆一脸铁青。
不过这位奥斯卡历史上的首位最佳女导演却并不以高产出名。1978年拍了首部短片《博命者》后，她总共拍摄了9部影片。2002年，毕格罗执导的影片《K-19：寡妇制造者》投资高达1亿美元，但只收回6500万美元的票房。这一次的失意，导致了毕格罗6年的沉寂与思考。6年后重拿执导筒的毕格罗，又多了一份坚韧与沉稳，《拆弹部队》的投资只有1500万美元，且在制作之初，竟然没有发行商敢接手这部电影，但面对种种困难与逆境的毕格罗，一路守护着她的信念与坚持走了过来，并创造了投入产出比超高的历史。
这部反映伊拉克战争题材的《拆弹部队》让凯瑟琳·毕格罗曾直言：男人那活儿，我能干得更牛。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最擅长执导的却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动作电影，荷枪实弹的火爆场面，赤手空拳的格斗还有血花四溅。很多时候，人们都会把她简单地称之为一位优秀的女导演，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略带偏见的字眼，简而言之，她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导演。因为每当她举着话筒高喊“开拍”和“停”的时候，这个由两条X染色体主宰性别的生物操纵的全是看似只有男人才能干的活儿。
让凯瑟琳出尽风头的《拆弹部队》，同样是一部关于男人和战争的电影。影片全部由男演员出演，充满了雄性荷尔蒙气息。故事背景设置在2004年的伊拉克，而影片正好是在约旦边境拍摄的，围绕三个特派到伊拉克炸弹区的美国大兵在巴格达执行任务时惊心动魄的遭遇而展开。 和好莱坞制作的《壮志凌云》、《变形金刚》这些替军方卖力宣传的征兵广告大片不同的是，《拆弹部队》并不受限其中，也没有要老调重弹所谓反战的思想。它只是在书写一份不作说明的诊断书： 凯瑟琳的《拆弹部队》从心理和行为上来解析战争的经历能对一个男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即使在他狼狈逃离后，战争依然能严重腐蚀他的灵魂。
《拆弹部队》的成功似乎为毕格罗的执导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刚硬、生猛，充满男性荷尔蒙。虽然不是故意为之，但也在为宣扬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和国民情感导向上“出了一把力”。而毕格罗的新片《猎杀本·拉丹》就为这种风格做了最好的注脚。
早在今年年初，《猎杀本·拉丹》法语版上映时，就有美国国会参议员指责毕格罗在影片中描述美军利用酷刑得知本·拉丹的下落是“失实”。而毕格罗显得不以为然：“我们知道影片的题材本身就广受争议。但我们没有想到影片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要知道严刑拷打早在2002年就已经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了。至于严刑拷打的问题，则应该留给政治家们去解答。”
《猎杀本·拉丹》最终获得好评，而这部近似纪录片式的影片也传递出毕格罗作为导演的终极情怀：女主角杰西卡·查斯坦的成功传达出毕格罗想展现的权威感，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就有多面性，严厉和温柔并存。虽然毕格罗一再表示自己不想被拿来和女主角作比较，但是其坚韧的性格和超强的自我控制力让人永远都能感受到她心底潜藏的暗流。将自己十多年的导演人生浓缩在这两个半小时的电影里，或许其中也暗含着毕格罗的立场和寄托。
许鞍华：名成不一定利就
她曾于香港中学会考英文科考试中取得A级成绩，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制片人中的著名一员，她是目前夺得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的唯一人，她曾担任香港导演会会长，并在2011年获亚洲电影大奖颁发的终生成就奖，她就是香港导演许鞍华。
1979年的《疯劫》是掀开香港新浪潮序幕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标志着许鞍华作为一位电影作者的诞生。作为导演，许鞍华在香港影坛上有其特立独行的地位。她对类型片技巧的圆浑掌握，令她无论拍摄惊悚片、伦理片、武侠片以至纪录片，都挥洒自如。
令人颇感难得的是，在商业市场的考虑下，她的多部作品仍渗透着浓浓而共通的作者信息：对过去历史的执迷、对飘泊人间的关怀怜惜、对个人与城市变迁的重视，使她的作品成为香港影坛上，罕有能平衡个人言志与类型取向的极佳示范。无论是借倾城传奇抒发末世感性，还是罕有地以基层生活故事背景，甚至以重现经典去写民族情，或是淡然低回地作自传，都能得心应手、言之有物。
1972年许鞍华获得文学硕士后，前往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进修。三年后回港，曾为著名导演胡金铨做过几个月英文助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入无线任编导，并逐渐尝试拍摄纪录片和电视剧。1979年许鞍华拍摄了她的第一部电影《疯劫》，这部被誉为是掀开香港新浪潮序幕的电影作品，获得第17届金马奖剧情片奖，也使得许鞍华的横空出世几乎成为一次完美的神话，而她的第二部讲述越南难民故事的电影《投奔怒海》则更为引人注目，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等5个奖项。
虽然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女导演之一，许鞍华自谦不敢以艺术家自居，她对自己的评语是“我只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而已。”六十多岁的许鞍华至今依然喜欢顶着蘑菇头，拎着从超市里买来的东西去挤回家的地铁，走在路上被粉丝撞见，也会说：“唔好意思，我赶着有事做。”在许鞍华的眼里，典型的香港人是活在当下的，他们非常之开放，凡事大而化之，但也明察秋毫。而许鞍华乐意去拍摄的也正是记录下港人的喜怒哀乐。或许正是这样的认知，才有了《天水围的日与夜》这部影片。
可能连许鞍华都没有想到，这部四处找投资商筹拍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上映后竟会有这样的轰动。这部投资不过一百多万的超低成本电影，没有大牌明星，没有任何炫目的焦点和炒作资本，主角不过是隔壁邻居家满脸褶皱的阿婆，镜头前来来去去不过是普通人起居、吃饭、睡觉、穿衣这样触目可及的平凡生活。
然而《天水围的日与夜》上映后却赢得很多香港民众的共鸣，并获得第十五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年过六旬的女主角鲍起静更是凭借此片封后。2009年4月，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天水围的日与夜》大放异彩，揽下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在内的4项大奖。
对于《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成功，许鞍华这样总结道：“现在的观众希望看到反映人性较深层的内容。当他们坐下来，是想要在电影里重新发现自己，找回人生意义。”有影评人评论说，许鞍华是个异数，她已经超越了一般“女导演”的范畴。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曾说过：“分析显而易见的东西需要非凡的头脑。”
许鞍华的独特就在于她已经超出普通导演的工作范畴，她所做的事情是向更多的人去呈现和映照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与其说她在导电影，不如说她是在讲故事。只是讲故事的方式不是用嘴，而是她手里的胶片机。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下，许鞍华的镜头总是能捕捉到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东西。至简至纯之物，往往是最动人心的。而拍出这种片子的女导演，也往往是非同“一般”的。
在中国的电影史上，胡玫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名字。无论是她镜头里的帝王，还是现实中男导演主导的影视圈，在男性为主导的世界里，胡玫以她尖锐的视角，独特的诠释语言，让所有中国影视迷记住了她的名字，并以女性的方式完美地诠释了男人的故事。
胡玫的从导之路颇有些曲折。1975年胡玫从高中直接考到总政话剧团，当了兵，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在学校里设想的长大以后当文艺兵的梦想，开始了在话剧团跑龙套的生涯。四年以后，国家恢复了高考，一大批被荒废了很久的孩子，终于有了读书的希望。
读书归读书，但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却完全是一次意外，因为对当时做演员的胡玫来说当导演是一个太遥远、不敢想的事，甚至是一个有些可怕的假想。胡玫当时想报考演员，又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没底气，就天天到与家隔着一道墙的电影学院看报考的考场，一直拖到离报名截止还差三天，碰到一个当时在北影做导演的大哥，他问胡玫怎么不去报考导演，还对她说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于是胡玫就穿着军装去了考场取招生简章。
走进考场，一大群考官坐在那里。本来就很紧张的胡玫，自选的诗歌还没有朗诵完，突然考官老师问她：“同学，你为什么要报考导演系？”一下子蒙了的胡玫，把问题和现成的答案在心里过了一圈之后，却没有说，而是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在她看来实在的话，结果让好多老师听得哭了，流下眼泪，当时就全票通过让胡玫准备复试。就这样，胡玫顺利地走进了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课堂。
在胡玫的这一届同学里，几乎塞满了当代中国导演界的所有领军人物：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这一批后来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都出自胡玫所在的那个班。而在这个高手林立的环境里，胡玫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实力。
女导演正流行，不过相比于青春、爱情、理想、激情这些鲜艳的清新简单的主题，作为女导演圈子里的前辈，胡玫的主攻方向却是政治大戏。《雍正王朝》、《忠诚》、《汉武大帝》、《孔子》等等，无一不是生猛刚硬的朝堂大戏。
不得不承认，胡玫之所以让所有男观众钦佩的原因，正是基于她以女性的视角解读男人，而这样的细腻、丝丝入扣却是身为男人所“当局者迷”的。无论是《雍正王朝》还是《汉武大帝》，直到后来的《乔家大院》，胡玫以其霸气、犀利、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个收视高潮。
早在《甄嬛传》流行之时，曾有影评人指出，宫斗戏其实就是女人们的政治朝堂戏，只是相比较而言，宫斗戏以绵密阴狠见长，而政治朝堂戏则更显波谲云诡。对于这样一个男人的权力世界，胡玫以一个女导演的视角，解读出不一样的味道。
在她的戏中，男人是霸气的，无论是汉武帝，还是雍正；在她的戏中，男人是温柔的，无论是对女人的感情，还是对兄弟、亲情的处理；在她的戏中，男人是智慧的，指挥作战或者商场斗争；在她的戏中，男人是脆弱的，会落泪，会崩溃，也会在瞬间白头。这一点，陈宝国有发言权，唐国强有发言权，陈建斌有发言权。她的戏之所以男人更欣赏，是因为她比男人更了解男人。
将自己的风格定位在政治大戏这个基调上之后，胡玫的作品都在努力传达这种视觉风格和人文关怀。在她的镜头下，有陈宝国为汉武帝的动情而深深垂泪，也有唐国强为雍正革除弊政而在朝堂上的振臂一呼，她的镜头下的男人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担当，极好地展现出中国读书人的家国天下情怀。在她的眼中，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没有好坏的黑白之分，而有的只是历史使命下的人格化和作为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作为女导演的胡玫，在男性化的视角上，的确有着她独特的解读魅力。
《汉武大帝》拍摄时曾有一个细节：当霍去病大破匈奴的捷报传来时，饰演汉武帝的陈宝国在胡玫的启发下才拍出喜极而泣的效果。陈宝国后来说：不是因为太辛苦才决定以后不演帝王，而是皇帝本身就难演，每个皇帝都不一样，不像普通人那么好理解。男人戏不好导演，皇帝戏尤其不好拍，而执导过这么多皇帝戏的胡玫却做到了。
毕格罗：艳丽外表下有颗“男人心”
北京时间2010年2月2日晚上九点半，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揭晓答案，奥斯卡奖诞生了首位最佳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凯瑟琳·毕格罗凭借《拆弹部队》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编剧在内的6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的奖项对决集中在《拆弹部队》和当年席卷票房的《阿凡达》之间。更有意思的是，毕格罗正是《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前妻。现场的镜头注意到，当毕格罗从汤姆·汉克斯手里接过小金人时，卡梅隆一脸铁青。
不过这位奥斯卡历史上的首位最佳女导演却并不以高产出名。1978年拍了首部短片《博命者》后，她总共拍摄了9部影片。2002年，毕格罗执导的影片《K-19：寡妇制造者》投资高达1亿美元，但只收回6500万美元的票房。这一次的失意，导致了毕格罗6年的沉寂与思考。6年后重拿执导筒的毕格罗，又多了一份坚韧与沉稳，《拆弹部队》的投资只有1500万美元，且在制作之初，竟然没有发行商敢接手这部电影，但面对种种困难与逆境的毕格罗，一路守护着她的信念与坚持走了过来，并创造了投入产出比超高的历史。
这部反映伊拉克战争题材的《拆弹部队》让凯瑟琳·毕格罗曾直言：男人那活儿，我能干得更牛。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最擅长执导的却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动作电影，荷枪实弹的火爆场面，赤手空拳的格斗还有血花四溅。很多时候，人们都会把她简单地称之为一位优秀的女导演，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略带偏见的字眼，简而言之，她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导演。因为每当她举着话筒高喊“开拍”和“停”的时候，这个由两条X染色体主宰性别的生物操纵的全是看似只有男人才能干的活儿。
让凯瑟琳出尽风头的《拆弹部队》，同样是一部关于男人和战争的电影。影片全部由男演员出演，充满了雄性荷尔蒙气息。故事背景设置在2004年的伊拉克，而影片正好是在约旦边境拍摄的，围绕三个特派到伊拉克炸弹区的美国大兵在巴格达执行任务时惊心动魄的遭遇而展开。 和好莱坞制作的《壮志凌云》、《变形金刚》这些替军方卖力宣传的征兵广告大片不同的是，《拆弹部队》并不受限其中，也没有要老调重弹所谓反战的思想。它只是在书写一份不作说明的诊断书： 凯瑟琳的《拆弹部队》从心理和行为上来解析战争的经历能对一个男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即使在他狼狈逃离后，战争依然能严重腐蚀他的灵魂。
《拆弹部队》的成功似乎为毕格罗的执导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刚硬、生猛，充满男性荷尔蒙。虽然不是故意为之，但也在为宣扬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和国民情感导向上“出了一把力”。而毕格罗的新片《猎杀本·拉丹》就为这种风格做了最好的注脚。
早在今年年初，《猎杀本·拉丹》法语版上映时，就有美国国会参议员指责毕格罗在影片中描述美军利用酷刑得知本·拉丹的下落是“失实”。而毕格罗显得不以为然：“我们知道影片的题材本身就广受争议。但我们没有想到影片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要知道严刑拷打早在2002年就已经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了。至于严刑拷打的问题，则应该留给政治家们去解答。”
《猎杀本·拉丹》最终获得好评，而这部近似纪录片式的影片也传递出毕格罗作为导演的终极情怀：女主角杰西卡·查斯坦的成功传达出毕格罗想展现的权威感，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就有多面性，严厉和温柔并存。虽然毕格罗一再表示自己不想被拿来和女主角作比较，但是其坚韧的性格和超强的自我控制力让人永远都能感受到她心底潜藏的暗流。将自己十多年的导演人生浓缩在这两个半小时的电影里，或许其中也暗含着毕格罗的立场和寄托。
许鞍华：名成不一定利就
她曾于香港中学会考英文科考试中取得A级成绩，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制片人中的著名一员，她是目前夺得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的唯一人，她曾担任香港导演会会长，并在2011年获亚洲电影大奖颁发的终生成就奖，她就是香港导演许鞍华。
1979年的《疯劫》是掀开香港新浪潮序幕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标志着许鞍华作为一位电影作者的诞生。作为导演，许鞍华在香港影坛上有其特立独行的地位。她对类型片技巧的圆浑掌握，令她无论拍摄惊悚片、伦理片、武侠片以至纪录片，都挥洒自如。
令人颇感难得的是，在商业市场的考虑下，她的多部作品仍渗透着浓浓而共通的作者信息：对过去历史的执迷、对飘泊人间的关怀怜惜、对个人与城市变迁的重视，使她的作品成为香港影坛上，罕有能平衡个人言志与类型取向的极佳示范。无论是借倾城传奇抒发末世感性，还是罕有地以基层生活故事背景，甚至以重现经典去写民族情，或是淡然低回地作自传，都能得心应手、言之有物。
1972年许鞍华获得文学硕士后，前往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进修。三年后回港，曾为著名导演胡金铨做过几个月英文助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入无线任编导，并逐渐尝试拍摄纪录片和电视剧。1979年许鞍华拍摄了她的第一部电影《疯劫》，这部被誉为是掀开香港新浪潮序幕的电影作品，获得第17届金马奖剧情片奖，也使得许鞍华的横空出世几乎成为一次完美的神话，而她的第二部讲述越南难民故事的电影《投奔怒海》则更为引人注目，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等5个奖项。
虽然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女导演之一，许鞍华自谦不敢以艺术家自居，她对自己的评语是“我只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而已。”六十多岁的许鞍华至今依然喜欢顶着蘑菇头，拎着从超市里买来的东西去挤回家的地铁，走在路上被粉丝撞见，也会说：“唔好意思，我赶着有事做。”在许鞍华的眼里，典型的香港人是活在当下的，他们非常之开放，凡事大而化之，但也明察秋毫。而许鞍华乐意去拍摄的也正是记录下港人的喜怒哀乐。或许正是这样的认知，才有了《天水围的日与夜》这部影片。
可能连许鞍华都没有想到，这部四处找投资商筹拍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上映后竟会有这样的轰动。这部投资不过一百多万的超低成本电影，没有大牌明星，没有任何炫目的焦点和炒作资本，主角不过是隔壁邻居家满脸褶皱的阿婆，镜头前来来去去不过是普通人起居、吃饭、睡觉、穿衣这样触目可及的平凡生活。
然而《天水围的日与夜》上映后却赢得很多香港民众的共鸣，并获得第十五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年过六旬的女主角鲍起静更是凭借此片封后。2009年4月，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天水围的日与夜》大放异彩，揽下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在内的4项大奖。
对于《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成功，许鞍华这样总结道：“现在的观众希望看到反映人性较深层的内容。当他们坐下来，是想要在电影里重新发现自己，找回人生意义。”有影评人评论说，许鞍华是个异数，她已经超越了一般“女导演”的范畴。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曾说过：“分析显而易见的东西需要非凡的头脑。”
许鞍华的独特就在于她已经超出普通导演的工作范畴，她所做的事情是向更多的人去呈现和映照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与其说她在导电影，不如说她是在讲故事。只是讲故事的方式不是用嘴，而是她手里的胶片机。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下，许鞍华的镜头总是能捕捉到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东西。至简至纯之物，往往是最动人心的。而拍出这种片子的女导演，也往往是非同“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