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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野草在歌唱》一书不同于以往的帝国叙事，聚焦殖民时代文明的野蛮人在广袤的非洲原野追逐帝国梦，通过典型的“贫苦白人”与黑人悲剧命运书写，深刻揭露殖民统治制度下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的本质关系。作者多丽丝·莱辛运用写作机制解构与颠覆帝国主义统治，披露白人优越论的虚妄；赋予边缘群体文化抵抗的勇气，表达对压迫种族的同情和尊重。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抵抗
《野草在歌唱》是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以非洲殖民地令人窒息的种族压迫和一触即发的种族矛盾为言说对象，陈述了殖民统治制度下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的本质关系。“贫苦白人”卑微的生活姿态和黑人艰难的生存状态无不对帝国主义统治及其产物——殖民主义发出声与泪的控诉。为实现自我表述，打破失语模式，获取人生的生存空间，文中以玛丽·特纳和摩西为代表的边缘群体拾起铠甲，走上文化抵抗的道路。顽强的野草在非洲原野纵情歌唱，奏响正义胜利的序曲，昭示着不公平的体制终将没落与衰亡。
一、文化帝国主义书写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主张“‘帝国主义’代表一种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所涉及的实践、理论和态度，它几乎从始至终伴随‘帝国主义’而来，意味着要向远边土地上移民。正如米歇尔·多伊多所说，‘帝国是一种正式或者是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支配下，一个国家对另一个政治社会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这一主权控制形式依赖政治强力、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来获得，而帝国主义在这里起的作用只是建立或保持帝国的政策与过程’。”（爱德华· W ·萨义德， 2003：9）帝国主义具有形式多样性，分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三种不同形态。“军事帝国主义谋求军事征服，经济帝国主义谋求对其他民族进行经济剥削，文化帝国主义谋求以另一种文化取代一种文化”。（汉斯·摩根索，1995：87）在这里文化成为一种利器，宣传和鼓吹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通过媒介传播意识形态、思维体系、行为准则、社会制度、身份人权等手段来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和人的意识形态（齐峰，2015：31），从而实现非暴力征服落后国家和地区或者控制其意识形态和人民生活的目的。小说《野草在歌唱》中，白人社会用生命捍卫自身种族的尊严，塑造驯顺的黑人劳力，不断传播帝国意识，使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设得到维护，并使已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胡勤，2012：112）。
（一）白人困境
“当地人对待特纳夫妇的态度，原是以南非社会中的首要准则，即所谓‘社团精神’为依据的，可是特纳夫妇自己却没有理会这种精神。他们显然没有体会到‘社团精神’的必要性”。（多丽丝·莱辛，2013：3）当地白人谈到他们时总是语气尖酸刻薄，充满对这对“穷苦白人”的鄙夷和厌恶。“‘这个国家’这几个字，对一般白人来说，等于是一种团结的号召，而对于[玛丽]却没有任何意义。”（多丽丝·莱辛，2013：204）迪克和玛丽离群索居的生活状态，与世隔绝的社交记录无疑给了白人社会一记狠狠的耳光。因而，在白人文化堡垒里人言啧啧，流言四起，特纳一家成为众矢之的。此外，以查理·斯莱特为代表的财富猎人无情地攫取资源和财富，终究不能理解迪克盲目可笑的自尊心以及对土地的感情，剥夺了他心爱的农场，致使生命如同失去土壤的植物般枯萎。白人主流文化潜在地威胁着圈子里的羸弱的生命。与周围的白人相比，迪克一家是弱势的，边缘化的，在主流话语里站不住脚跟，注定要沦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祭品。
（二）黑人歧视
帝国身份的建立赋予殖民者神圣使命，为落后地区带去“文明”、送去“上帝的福音”，向殖民地传播其文明和效率成为白人肩上的担子。（胡勤， 2012： 110）“还要承认，优越性给人以权力，但反之也附有严格的义务。征服土著的基本合法性存在于我们对自己优越性的信心，而不仅是我们在机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优越性，还有我们的道德优越性。我们的尊严就存在于这种优越性上，而且它加强了我们指挥其余人的权力。”（爱德华·W·萨义德， 2003： 20）
为了毫不示弱地监督和控制农场上的黑人雇工认真卖力地工作，玛丽化身冷漠的监工，目光犀利，不断扫描雇工们的一举一动，唯恐他们偷了懒。黑人总是懒惰、无知、厚颜无耻的。应该学会热爱生活，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一心想着工资是要不得的。“白人之所以成为白人，就在于他们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工作的。白人之所以要干活，只因为他们觉得干活好，因为没有酬劳的劳动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多丽丝·莱辛，2013：120）即便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玛丽借体内流淌的白人血统振振有词地数说黑人的不是，就劳动的尊严和伟大进行一套说教。意识形态的灌输与熏陶之外，白人们有警察、法庭和监狱做后盾，置土人于孤立无援境地，强化了这种文化的至高无上性。
白人深知语言的重要意义，不喜欢黑人说英语，他们仿佛有一种玷污力量。黑人就是干活工具，不允许使用土话交流，因而丢失发声的空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承载了人类文化和知识的悠久积淀。禁止黑人发声，是对黑人群体思维体系的一种入侵，扼杀了语言的民族性特点，切断了语言的传承性和交际性，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个性。强势文化不断控制、影响和吞蚀弱势文化，黑人群体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不断被弱化。
当然白种文化必须进行自卫，扫除一切引发自身失势或者崩溃的可能性。如同艾勒克·博埃默指出的那样，“种族之间的壁垒对于维系白种优越论的观念至关重要，因此，无论在白人群体的内部或是与当地人打交道时，哪怕在交往的规则方面稍有变动，对于支撑整个体系的构架来说，都是伤筋动骨的事。”（艾勒克·博埃默，1998：77）斯莱特和警长德纳姆始终奉行近似殉道者的责任感对待白人与黑人的关系处理，玛丽和摩西之间微妙的情感越界，触犯了种族禁忌，构成了对白人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只有勉强维持等级制才能挽救种族纯洁性，所以人们本能的恐惧和憎恨玛丽，不敢还原谋杀案件真相，对此不约而同缄口不言。谋杀案情节扑朔迷离，无奈侦查人员胁迫知情人士托尼守住秘密，保全白人颜面，而以黑人谋财害命之由自我安慰。凡事不说破是白人社会的运行规则，是“什么都没说，但一切都明白”的描述。（Doris Lessing，1997：8-9） 二、文化反抗
“无论一种思想意识或社会制度实现的统治多么坚不可破，世界上永远有某种社会历史是它所不能覆盖和控制的。从这种历史中就时常会产生反抗，这种反抗有时是自觉与主动的，有时是互动的。”（爱德华· W ·萨义德，2003：341）作为“他者”，黑人不止于沉默，而是从某些方面主动表达自我，展开文化反抗，在白人自以为牢不可破的统治之网打开了一个缺口。
小说中黑人摩西是千万黑人中的一个，身材健硕、寡言少语、桀骜不驯，是力量与行动的化身。与白人不同，他不如迪克懦弱、优柔寡断，不如查理贪婪无情、自私自利，揭示了白人优越论的荒谬；与白人化的黑人不同，他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能像自然一样包容；像自然一样神秘。摩西身上带有原始的、未经开发与改造的天性，非洲人民的颠覆潜能（朱振武，2008：97）。被其深深吸引的玛丽，冲破现实重重束缚，放低自身姿态，用名字称呼摩西，承认黑人个体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摩西完成了自我重构。他用善良和宽厚陪伴玛丽，为她枯槁干涸的生命注入活力，唤醒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诉求。摩西有思想和人性特征，用殖民者的话语对政治和宗教问题进行诘问，赤裸裸地拷问了白人心中所谓的道德。摩西的存在冲击了白人对黑人固有的成见，挑起了白人对黑人的畏惧，打破了黑人作为人肉机器的一贯形象。像摩西这般“懂得太多”的佣人实在不招人喜欢，“无论如何都不能教这些人读书写字。应该教他们懂得劳动的体面以及有利于白人的通常道理”（多丽丝·莱辛，2013：167）。迪克的话将殖民主义的真实面孔暴露，白人宣传的文明和进步不过是劳力剥夺、愚民政策的华丽借口。
多丽丝·莱辛是来自殖民国家的白种人，在白色隔膜、生活反差中以边缘人身份度过了在非洲的二十五年。透过这段岁月，她更加洞悉现实人性的扭曲、生活的困顿与无奈。因此，莱辛将自身的体验浇注于文字中，无情地描绘了查理代表的社会环境中白人丑陋、狡黠的嘴脸，深刻披露了帝国统治下种族政策、白人文化对思想的侵蚀和人性的残害。莱辛大力渲染制度牺牲者玛丽的心路历程、穷苦白人的拮据生活、黑人们卑微的存在，与传统的帝国叙事大相径庭，流露出对弱势的他者的同情以及对帝国民族性的质疑。换言之，莱辛完成了对帝国的逆写过程，还原低下民众微弱的心声，为殖民地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性文化增强了信心。同时，在处理方式上，莱辛通过殖民者视角，有意深入白人话语内部结构，同它打成一片，努力去改变它，使它最终承认被它边缘化了的、受压制的，甚至是被遗忘了的某段历史”（爱德华· W ·萨义德，2003：308）。当白人社会统治的绝对性被打破，包括警长在内的守护者处心积虑地维护其表面的完整性，如同掩耳盗铃般荒唐可笑。莱辛借用萨义德提出的“驶入的航行”策略，在西方的话语中心中体现统治的不合理性和自我矛盾性，发现其自身潜在的危险。这一危险是不可避免的，也将导致自身分崩离析的命运。文中的中心话语得以解构，至此动摇了白人统治的根基。
三、结语
小说中，多丽丝·莱辛以迪克·特纳一家为线索，讲述了在殖民统治笼罩下非洲原野上人们艰难的生存状态。白人文化带有霸权性、攻击性和欺骗性色彩，为殖民主义“自我”者巩固帝国主义统治提供了精神支撑，一定程度上甚至演变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实践。文化的帝国特性赋予了白人优越的的身份地位，加速了“他者”悲剧的生命体验，终将被抵抗、消灭殆尽。边缘人的自我重构、逆写帝国和解构中心话语是弱势文化抵抗的呈现，也是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局限无法改变的宿命。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M].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3]齐峰.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5.6.
[4]胡勤.审视分裂的文明：多丽丝·莱辛小说艺术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多丽丝·莱辛著，一蕾译.野草在歌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Doris Lessing.Walking In the Shade：Volume Two of My Autobiography，1949-1962[M].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7.
[8]朱振武.多丽丝·莱辛：否定中前行[J].当代外国文学，2008（2）：97.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抵抗
《野草在歌唱》是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以非洲殖民地令人窒息的种族压迫和一触即发的种族矛盾为言说对象，陈述了殖民统治制度下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的本质关系。“贫苦白人”卑微的生活姿态和黑人艰难的生存状态无不对帝国主义统治及其产物——殖民主义发出声与泪的控诉。为实现自我表述，打破失语模式，获取人生的生存空间，文中以玛丽·特纳和摩西为代表的边缘群体拾起铠甲，走上文化抵抗的道路。顽强的野草在非洲原野纵情歌唱，奏响正义胜利的序曲，昭示着不公平的体制终将没落与衰亡。
一、文化帝国主义书写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主张“‘帝国主义’代表一种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所涉及的实践、理论和态度，它几乎从始至终伴随‘帝国主义’而来，意味着要向远边土地上移民。正如米歇尔·多伊多所说，‘帝国是一种正式或者是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支配下，一个国家对另一个政治社会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这一主权控制形式依赖政治强力、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来获得，而帝国主义在这里起的作用只是建立或保持帝国的政策与过程’。”（爱德华· W ·萨义德， 2003：9）帝国主义具有形式多样性，分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三种不同形态。“军事帝国主义谋求军事征服，经济帝国主义谋求对其他民族进行经济剥削，文化帝国主义谋求以另一种文化取代一种文化”。（汉斯·摩根索，1995：87）在这里文化成为一种利器，宣传和鼓吹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通过媒介传播意识形态、思维体系、行为准则、社会制度、身份人权等手段来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和人的意识形态（齐峰，2015：31），从而实现非暴力征服落后国家和地区或者控制其意识形态和人民生活的目的。小说《野草在歌唱》中，白人社会用生命捍卫自身种族的尊严，塑造驯顺的黑人劳力，不断传播帝国意识，使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设得到维护，并使已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胡勤，2012：112）。
（一）白人困境
“当地人对待特纳夫妇的态度，原是以南非社会中的首要准则，即所谓‘社团精神’为依据的，可是特纳夫妇自己却没有理会这种精神。他们显然没有体会到‘社团精神’的必要性”。（多丽丝·莱辛，2013：3）当地白人谈到他们时总是语气尖酸刻薄，充满对这对“穷苦白人”的鄙夷和厌恶。“‘这个国家’这几个字，对一般白人来说，等于是一种团结的号召，而对于[玛丽]却没有任何意义。”（多丽丝·莱辛，2013：204）迪克和玛丽离群索居的生活状态，与世隔绝的社交记录无疑给了白人社会一记狠狠的耳光。因而，在白人文化堡垒里人言啧啧，流言四起，特纳一家成为众矢之的。此外，以查理·斯莱特为代表的财富猎人无情地攫取资源和财富，终究不能理解迪克盲目可笑的自尊心以及对土地的感情，剥夺了他心爱的农场，致使生命如同失去土壤的植物般枯萎。白人主流文化潜在地威胁着圈子里的羸弱的生命。与周围的白人相比，迪克一家是弱势的，边缘化的，在主流话语里站不住脚跟，注定要沦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祭品。
（二）黑人歧视
帝国身份的建立赋予殖民者神圣使命，为落后地区带去“文明”、送去“上帝的福音”，向殖民地传播其文明和效率成为白人肩上的担子。（胡勤， 2012： 110）“还要承认，优越性给人以权力，但反之也附有严格的义务。征服土著的基本合法性存在于我们对自己优越性的信心，而不仅是我们在机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优越性，还有我们的道德优越性。我们的尊严就存在于这种优越性上，而且它加强了我们指挥其余人的权力。”（爱德华·W·萨义德， 2003： 20）
为了毫不示弱地监督和控制农场上的黑人雇工认真卖力地工作，玛丽化身冷漠的监工，目光犀利，不断扫描雇工们的一举一动，唯恐他们偷了懒。黑人总是懒惰、无知、厚颜无耻的。应该学会热爱生活，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一心想着工资是要不得的。“白人之所以成为白人，就在于他们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工作的。白人之所以要干活，只因为他们觉得干活好，因为没有酬劳的劳动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多丽丝·莱辛，2013：120）即便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玛丽借体内流淌的白人血统振振有词地数说黑人的不是，就劳动的尊严和伟大进行一套说教。意识形态的灌输与熏陶之外，白人们有警察、法庭和监狱做后盾，置土人于孤立无援境地，强化了这种文化的至高无上性。
白人深知语言的重要意义，不喜欢黑人说英语，他们仿佛有一种玷污力量。黑人就是干活工具，不允许使用土话交流，因而丢失发声的空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承载了人类文化和知识的悠久积淀。禁止黑人发声，是对黑人群体思维体系的一种入侵，扼杀了语言的民族性特点，切断了语言的传承性和交际性，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个性。强势文化不断控制、影响和吞蚀弱势文化，黑人群体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不断被弱化。
当然白种文化必须进行自卫，扫除一切引发自身失势或者崩溃的可能性。如同艾勒克·博埃默指出的那样，“种族之间的壁垒对于维系白种优越论的观念至关重要，因此，无论在白人群体的内部或是与当地人打交道时，哪怕在交往的规则方面稍有变动，对于支撑整个体系的构架来说，都是伤筋动骨的事。”（艾勒克·博埃默，1998：77）斯莱特和警长德纳姆始终奉行近似殉道者的责任感对待白人与黑人的关系处理，玛丽和摩西之间微妙的情感越界，触犯了种族禁忌，构成了对白人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只有勉强维持等级制才能挽救种族纯洁性，所以人们本能的恐惧和憎恨玛丽，不敢还原谋杀案件真相，对此不约而同缄口不言。谋杀案情节扑朔迷离，无奈侦查人员胁迫知情人士托尼守住秘密，保全白人颜面，而以黑人谋财害命之由自我安慰。凡事不说破是白人社会的运行规则，是“什么都没说，但一切都明白”的描述。（Doris Lessing，1997：8-9） 二、文化反抗
“无论一种思想意识或社会制度实现的统治多么坚不可破，世界上永远有某种社会历史是它所不能覆盖和控制的。从这种历史中就时常会产生反抗，这种反抗有时是自觉与主动的，有时是互动的。”（爱德华· W ·萨义德，2003：341）作为“他者”，黑人不止于沉默，而是从某些方面主动表达自我，展开文化反抗，在白人自以为牢不可破的统治之网打开了一个缺口。
小说中黑人摩西是千万黑人中的一个，身材健硕、寡言少语、桀骜不驯，是力量与行动的化身。与白人不同，他不如迪克懦弱、优柔寡断，不如查理贪婪无情、自私自利，揭示了白人优越论的荒谬；与白人化的黑人不同，他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能像自然一样包容；像自然一样神秘。摩西身上带有原始的、未经开发与改造的天性，非洲人民的颠覆潜能（朱振武，2008：97）。被其深深吸引的玛丽，冲破现实重重束缚，放低自身姿态，用名字称呼摩西，承认黑人个体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摩西完成了自我重构。他用善良和宽厚陪伴玛丽，为她枯槁干涸的生命注入活力，唤醒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诉求。摩西有思想和人性特征，用殖民者的话语对政治和宗教问题进行诘问，赤裸裸地拷问了白人心中所谓的道德。摩西的存在冲击了白人对黑人固有的成见，挑起了白人对黑人的畏惧，打破了黑人作为人肉机器的一贯形象。像摩西这般“懂得太多”的佣人实在不招人喜欢，“无论如何都不能教这些人读书写字。应该教他们懂得劳动的体面以及有利于白人的通常道理”（多丽丝·莱辛，2013：167）。迪克的话将殖民主义的真实面孔暴露，白人宣传的文明和进步不过是劳力剥夺、愚民政策的华丽借口。
多丽丝·莱辛是来自殖民国家的白种人，在白色隔膜、生活反差中以边缘人身份度过了在非洲的二十五年。透过这段岁月，她更加洞悉现实人性的扭曲、生活的困顿与无奈。因此，莱辛将自身的体验浇注于文字中，无情地描绘了查理代表的社会环境中白人丑陋、狡黠的嘴脸，深刻披露了帝国统治下种族政策、白人文化对思想的侵蚀和人性的残害。莱辛大力渲染制度牺牲者玛丽的心路历程、穷苦白人的拮据生活、黑人们卑微的存在，与传统的帝国叙事大相径庭，流露出对弱势的他者的同情以及对帝国民族性的质疑。换言之，莱辛完成了对帝国的逆写过程，还原低下民众微弱的心声，为殖民地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性文化增强了信心。同时，在处理方式上，莱辛通过殖民者视角，有意深入白人话语内部结构，同它打成一片，努力去改变它，使它最终承认被它边缘化了的、受压制的，甚至是被遗忘了的某段历史”（爱德华· W ·萨义德，2003：308）。当白人社会统治的绝对性被打破，包括警长在内的守护者处心积虑地维护其表面的完整性，如同掩耳盗铃般荒唐可笑。莱辛借用萨义德提出的“驶入的航行”策略，在西方的话语中心中体现统治的不合理性和自我矛盾性，发现其自身潜在的危险。这一危险是不可避免的，也将导致自身分崩离析的命运。文中的中心话语得以解构，至此动摇了白人统治的根基。
三、结语
小说中，多丽丝·莱辛以迪克·特纳一家为线索，讲述了在殖民统治笼罩下非洲原野上人们艰难的生存状态。白人文化带有霸权性、攻击性和欺骗性色彩，为殖民主义“自我”者巩固帝国主义统治提供了精神支撑，一定程度上甚至演变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实践。文化的帝国特性赋予了白人优越的的身份地位，加速了“他者”悲剧的生命体验，终将被抵抗、消灭殆尽。边缘人的自我重构、逆写帝国和解构中心话语是弱势文化抵抗的呈现，也是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局限无法改变的宿命。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M].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3]齐峰.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5.6.
[4]胡勤.审视分裂的文明：多丽丝·莱辛小说艺术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多丽丝·莱辛著，一蕾译.野草在歌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Doris Lessing.Walking In the Shade：Volume Two of My Autobiography，1949-1962[M].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7.
[8]朱振武.多丽丝·莱辛：否定中前行[J].当代外国文学，2008（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