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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图全面，只求自洽
纪念或庆祝任何一个伟大的事物，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呵护它、完善它。“补短板”、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开放……无不如此。而前提应当是，精准挖掘到事物深层的内在机理，启发当下，以利将来，正所谓“明乎得失之迹，垂鉴戒于后世”。
今年，是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纷至沓来，刊发于大大小小的报章杂志、网上网下的新闻传媒；各级各类的回顾总结性论坛、峰会等，纷纷在全国各地筹办或举办；新的回忆类或研究类著述、书籍，也一本又一本地相继面世。如此种种，景象热闹，表明一种“回顾潮”、“总结潮”以及“赞颂潮”已然掀开。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其中的热忱，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当然，最需要着力的，还是思维创新，而不是一哄而上、人云亦云、乏见新意。
鉴于此，在上文对“补短板”（即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的主要意义和作用已试作梳理的基础上，接下来拟就其如何达到居功至伟侧重做些分析。不图全面，只求自洽。
“不知道谁的思想能比您年轻”
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是拥有邓小平。经济学界论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通常都将劳动力价格低廉看作是我国致胜的比较优势所在、成功要诀所在、所向披靡的“杀手锏”所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决不是根本。
放眼全球，在世界范围内，贫穷、落后的国家不少，有些比我国还贫穷、落后。照理，其劳动力价格肯定低廉，有些还低于我国。但是，它们为什么迟迟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劳动力价格低廉在它们那里没有形成比较优势，而显得“失势”、“失灵”？这里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缺乏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缺乏高瞻远瞩地设计和强力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领导人，换言之，就是缺乏邓小平，缺乏像这位世纪伟人一样的能够成就或带动其他要素也随之成为“次比较优势”的真正一剑封喉的比较优势。
中国拥有这样带有根本性的气吞山河的比较优势，并且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将继续享用这个比较优势之“红利”，这是民族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纵横九万里。普天下大凡称得上伟大的国度或者有过伟大转折的国度，可以说，一定是拥有或拥有过类似比较优势的，比如罗斯福之于美国、曼德拉之于南非。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理论所提供的一个独到视角。
在一个相对闭环的结构中，各种元素的组合是由决定与被决定、主要与次要、决策与执行等等“关系群”所呈现出来的。在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抉择以及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确定方面，领袖或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往往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邓小平既有极其独特的个人传奇经历（诚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所记载的那样，“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这不是神话，也不是人为的编撰。这就是邓小平真实的故事”），又有非常高远的战略眼光（例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就深思熟虑，提出尽快结束揭批“四人帮”斗争，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接着提出通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富、共富，強调“这是一个大政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不争论”，排除“姓资姓社”干扰，以争取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宝贵时间）、又有别出心裁的高超智慧（例如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对此，连号称“铁娘子”、在初谈香港问题时曾一度出言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后来也俯首称道“是天才创造，是行得通的”），还有脱俗超群的开放胸襟（例如在1987年2月6日讨论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时明确表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他几乎将作为一个大国领袖所应有的一切卓越素养和过人气质集于一身，同时也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有的良知、仁德、同情心、真诚和亲情等等做到极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独有他能够得到自古以来罕见的来自民心深处的一句动情问候“小平您好”，为什么被广泛尊为世界级战略大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曾如此别具一格地夸奖说“在中国，我知道您是年龄最大的政治家，但我不知道谁的思想能比您年轻”……
一个人，一个“顶层”，激荡起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这，就是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可遇而不可求、而许多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求之不得但又很难求到的“比较优势”。这样的“比较优势”，决不是靠“造神”、搞“个人迷信”得来，也决不是靠求乞输入就能享有的舶来品。它是资质勤劳聪慧而又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到达“是时候了”这个节骨眼上方可获有的一份厚报，百年所遇乎，千年所遇乎！
读遍邓小平文选，我们无从见到“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这类词语，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能时时处处感觉到他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坚定支持和坚强支持。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在他的名言金句（比如“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里，难道不正涵盖着这样的意志、观念和立场吗？
他于1979年1月17日，兴致勃勃地邀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周叔弢等五位老工商界人士，畅议国家发展大计。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还谆谆嘱咐“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留下了一段为非公经济人士既“脱帽”又“加冕”、春风送暖的“五老火锅宴”佳话。
他早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就尖锐而又深邃地指出：改革“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又强调说，“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1992年春，他已届88岁高龄。在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中，针对“傻子瓜子”年广久雇工经营问题，用了3个字“不要动”。此前，他也多次说过，“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是典型的“邓氏语言”，表达着典型的“邓氏思维”。这也是极具魄力和思想性的“案例创新”，胜过多少苍白无力的政策条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确实很注意政策供给，专为民营经济定制的政策条文接二连三，比如“老36条”、“新36条”等等，但是，广大民营企业为什么仍旧没有太多的获得感？今天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案例创新，缺乏章华妹（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领取者）、白士明（全国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个体户）这样的案例创新。而案例创新，其实不外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确给出政策导向，讓老百姓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懂，即刻闻风而动，该干什么去干什么，用不着左顾右盼。当年， 不正是“不要动”3个字，使老百姓有了政策稳定预期，一下子“动”起了更高的致富心气，“动”起了又一波“下海”经商热潮吗？“东方风来满眼春”。一度沉寂的民营经济迎春绽放，抓住全球产业大分工的契机，在一些沿海地区兴办制造业，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等美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就在这一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投身商海（停薪留职、兼职）者超过1000万人。全国范围内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多万家，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员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长133.4%，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现象。而且，许多被誉为“92派”的知名企业家（例如陈东升、毛振华、俞敏洪、冯仑、潘石屹等）就起步于这个阶段，纷纷创建了后来引领行业发展、名扬中外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骄人贡献。
顺便一提，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为了根治一定程度的“改革疲劳症”以及政策公信力的衰减，有效调动起更广泛的积极性，也应高度重视和起用案例创新。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决定重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就是案例创新，在广大民营企业家中反响很好。
毛泽东曾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今天，当我们讨论“比较优势”、探悉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致胜法宝时，对此当有更深一些的感悟：人，无论干部，还是价格低廉的劳动力，都是很宝贵的；确定政治路线很重要，很具有前提性，但它终究是人确定的；因此，应该说，设计和确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有能力推动实施的人，才是“世间第一可宝贵的”。
“一切皆有可能，但万事皆不易”
坚持以“放权” 换活力。一部改革开放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放权史、放活史。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动作、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放权”二字。正是放权、放权、再放权，才有发展、发展、再发展。
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推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积弊甚深。其主要问题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地方没有积极性，企业没有积极性，个人没有积极性，活力尽无，一潭死水。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不仅导致权力失去制衡，进而导致垄断经济以及市场秩序的破坏，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结构畸形、价值观扭曲和民族精神滑坡，导致几乎所有人都缩手缩脚、有劲无处使。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从“放权”着眼着力的，当时流行的一个语汇即“松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放权”、“松绑”不断扩大到各个领域，使全国上下出现了勃勃生机。
比如，在财政体制上，将过去中央和地方“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权限，实现事权和财权相统一。这对激发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产生了长远影响。
又如，在商品市场上，原先全国所有的商品，从大型机械到针头线脑，均由国家计划定价，企业没有自主权。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通知》；1983年9月1日，国务院再次批转《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两次共放开了510种小商品价格。一时间，全国各地冒出了一大批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专业市场，购销两旺，城乡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里的“放开”，其实就是“放权”，即下放定价权，以及市场开办权等。
又如，在企业经营上，所谓扩大企业自主权，最初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而言。在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不过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在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取等方面严重缺乏自主权，其结果是内无发展动力外无竞争压力，效率和效益下滑，使国家财政加剧困难。这种窘境，倒逼国家和政府必须向企业放权、松绑。目睹于此，聪明的民营企业也会在其自身发展中，多装备一些维权意识、自主意识。
再如，在个人择业上，总的看，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权益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只要有能力有意愿，只要合规合法，谁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改革开放后，首先是放权给农民。安徽凤阳搞包产到户，后来迅速在全国推开，这就是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放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村活力。紧接着，在城镇，也鼓励大家特别是返城知青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大大放宽了个体经营范围。比如各种修理服务行业、服装加工业、家庭手工业、个体客户运输、房屋修缮、饮食业、小商品、日用杂品、干鲜果品以及鲜活商品的贩运等，竞相“无中生有”，使巨大的市场供应能力喷涌而出。这也是随后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的前奏曲或预演。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看，各级各类组织或机构对于个人则始终以放权为主，给予个人以更多的选择权或“小自由”，其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比如支持“星期日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搞科研，允许政府公职人员依法买卖股票，现在又鼓励公立医院的医生开办私人诊所等，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松，使全社会展现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生动局面。 这就是放权（让权）与市场活力、社会活力和个人活力的置换。
这就是基于现代分权原理之上的成功中国实践。
从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看，所谓党政分开，无非就是党向政放权；所谓政企分开，无非就是政向企放权；所谓“府际竞争”，无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使地方政府成为竞争主体）；所谓对外开放，无非就是中国市场向外国资本放权；所谓兴办商协会，无非就是党政部门向社会放权；所谓发展民营经济，无非就是制度和政策供给者以及资源控制者对民营企业放权；所谓择业自由、消费自由等等，无非就是各级各类组织或机构向个人放权……
这么一种勾勒，虽是粗线条，但有助于理解事物本质。放权，当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全部内容，也不能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将体制变革也理解為一种放权——一种最具核心功能或动能的放权，即从旧体制、传统落后体制彻底“放权”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直至归零，那么，用“放权”来概述改革，用“放权”来持续换取民营经济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活力，便不失为一种独特视角。
况且，中国40年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实得益于这样一个全方位、全覆盖的放权（让权）。而所有这一切放权（让权），都会直接间接地作用于民营经济“补短板”。每当民营经济得以享受这样的放权（让权），便会反过来在权责利的平衡中，为增进国家富强和民众福祉释放更多的活力。否则，如果还任由“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恣意通行，就会导致民营经济创新无门、发展无门，使活力或逃遁或窒息。正所谓“给点阳光就灿烂，不给阳光就乱颤”。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的改革力度有增无减。大幅度取消行政审批事项，作为中央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其进展不可谓不大。原定五年任期内减少现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仅在头一年半时间里就完成了任务；直至届满，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这样的成绩单来之不易。为保持连续性，新一届中央政府依然将简政放权和放管服列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是，看得出来，随着改革走向纵深，其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防范简政放权出现反复，加强其“风控管理”，未必就是“杞人忧天”。“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但万事皆不易”——英国广播公司评论曾如是说。
放权，说到底，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交给市场或还给市场，就是要改善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用各级政府的减权限权来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新活力，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的民营经济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地看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真真切切地成为新时代创业创新浪潮奔涌的新动能。
如果在新一轮“放权”改革中，切实能够尊重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以及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的事项，凡是公民法人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都放手交给市场、社会和公民自己，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放权，把该放的权力全都放开放到位，那么，民营经济将注定迎来新一轮腾飞，为伟大祖国“强起来”担当起应有的担当、奉献出应有的奉献。
当然，与以往一样，任何一个放权步骤，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们的抵制，来回折腾、拉锯难以避免。比如1981年4月，中央决定对当时的国营企业改组联合，主导思想为“既是调整，又是改革”，但在实施中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厅局则借机收厂收权，使组建起来的联合体仍是行政性公司，仍是政府附属物。此类放权与收权博弈现象，在我国漫长的改革历程中时有反复。只是事至如今，在高压反腐及其他因素影响下，相关主管部门可能更倾向于用“不作为”来抵触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保住那点苟延残喘的审批权罢了。否则，为什么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迟迟不能出台？为什么民间资本仍然面临很多门槛，不能充分拥有市场准入权、投资自主权（联邦德国成功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调控层面，除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外，还有一个竞争政策，其核心理念是维护消费自由和投资自由，将此视为构建市场竞争秩序乃至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的两大支点和基石。相形之下，在当今中国，无论消费自由，还是投资自由，都不尽充分）？为什么对照现实，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答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如今仍有如此强烈的穿越感和穿透力？
诸如此类，或许正能说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深刻含义，说明简政放权从来都绝非轻而易举，过去如此，今后可能更如此；同时，也说明简政放权这条脉络至今未断，机会成本很大，确需下猛药将它抓紧搞好、搞到底，这既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的既定方向，也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需。（待续）
（责任编辑 庄双博）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纪念或庆祝任何一个伟大的事物，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呵护它、完善它。“补短板”、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开放……无不如此。而前提应当是，精准挖掘到事物深层的内在机理，启发当下，以利将来，正所谓“明乎得失之迹，垂鉴戒于后世”。
今年，是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纷至沓来，刊发于大大小小的报章杂志、网上网下的新闻传媒；各级各类的回顾总结性论坛、峰会等，纷纷在全国各地筹办或举办；新的回忆类或研究类著述、书籍，也一本又一本地相继面世。如此种种，景象热闹，表明一种“回顾潮”、“总结潮”以及“赞颂潮”已然掀开。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其中的热忱，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当然，最需要着力的，还是思维创新，而不是一哄而上、人云亦云、乏见新意。
鉴于此，在上文对“补短板”（即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的主要意义和作用已试作梳理的基础上，接下来拟就其如何达到居功至伟侧重做些分析。不图全面，只求自洽。
“不知道谁的思想能比您年轻”
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是拥有邓小平。经济学界论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通常都将劳动力价格低廉看作是我国致胜的比较优势所在、成功要诀所在、所向披靡的“杀手锏”所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决不是根本。
放眼全球，在世界范围内，贫穷、落后的国家不少，有些比我国还贫穷、落后。照理，其劳动力价格肯定低廉，有些还低于我国。但是，它们为什么迟迟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劳动力价格低廉在它们那里没有形成比较优势，而显得“失势”、“失灵”？这里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缺乏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缺乏高瞻远瞩地设计和强力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领导人，换言之，就是缺乏邓小平，缺乏像这位世纪伟人一样的能够成就或带动其他要素也随之成为“次比较优势”的真正一剑封喉的比较优势。
中国拥有这样带有根本性的气吞山河的比较优势，并且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将继续享用这个比较优势之“红利”，这是民族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纵横九万里。普天下大凡称得上伟大的国度或者有过伟大转折的国度，可以说，一定是拥有或拥有过类似比较优势的，比如罗斯福之于美国、曼德拉之于南非。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理论所提供的一个独到视角。
在一个相对闭环的结构中，各种元素的组合是由决定与被决定、主要与次要、决策与执行等等“关系群”所呈现出来的。在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抉择以及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确定方面，领袖或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往往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邓小平既有极其独特的个人传奇经历（诚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所记载的那样，“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这不是神话，也不是人为的编撰。这就是邓小平真实的故事”），又有非常高远的战略眼光（例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就深思熟虑，提出尽快结束揭批“四人帮”斗争，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接着提出通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富、共富，強调“这是一个大政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不争论”，排除“姓资姓社”干扰，以争取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宝贵时间）、又有别出心裁的高超智慧（例如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对此，连号称“铁娘子”、在初谈香港问题时曾一度出言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后来也俯首称道“是天才创造，是行得通的”），还有脱俗超群的开放胸襟（例如在1987年2月6日讨论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时明确表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他几乎将作为一个大国领袖所应有的一切卓越素养和过人气质集于一身，同时也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有的良知、仁德、同情心、真诚和亲情等等做到极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独有他能够得到自古以来罕见的来自民心深处的一句动情问候“小平您好”，为什么被广泛尊为世界级战略大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曾如此别具一格地夸奖说“在中国，我知道您是年龄最大的政治家，但我不知道谁的思想能比您年轻”……
一个人，一个“顶层”，激荡起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这，就是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可遇而不可求、而许多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求之不得但又很难求到的“比较优势”。这样的“比较优势”，决不是靠“造神”、搞“个人迷信”得来，也决不是靠求乞输入就能享有的舶来品。它是资质勤劳聪慧而又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到达“是时候了”这个节骨眼上方可获有的一份厚报，百年所遇乎，千年所遇乎！
读遍邓小平文选，我们无从见到“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这类词语，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能时时处处感觉到他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坚定支持和坚强支持。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在他的名言金句（比如“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里，难道不正涵盖着这样的意志、观念和立场吗？
他于1979年1月17日，兴致勃勃地邀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周叔弢等五位老工商界人士，畅议国家发展大计。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还谆谆嘱咐“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留下了一段为非公经济人士既“脱帽”又“加冕”、春风送暖的“五老火锅宴”佳话。
他早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就尖锐而又深邃地指出：改革“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又强调说，“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1992年春，他已届88岁高龄。在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中，针对“傻子瓜子”年广久雇工经营问题，用了3个字“不要动”。此前，他也多次说过，“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是典型的“邓氏语言”，表达着典型的“邓氏思维”。这也是极具魄力和思想性的“案例创新”，胜过多少苍白无力的政策条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确实很注意政策供给，专为民营经济定制的政策条文接二连三，比如“老36条”、“新36条”等等，但是，广大民营企业为什么仍旧没有太多的获得感？今天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案例创新，缺乏章华妹（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领取者）、白士明（全国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个体户）这样的案例创新。而案例创新，其实不外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确给出政策导向，讓老百姓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懂，即刻闻风而动，该干什么去干什么，用不着左顾右盼。当年， 不正是“不要动”3个字，使老百姓有了政策稳定预期，一下子“动”起了更高的致富心气，“动”起了又一波“下海”经商热潮吗？“东方风来满眼春”。一度沉寂的民营经济迎春绽放，抓住全球产业大分工的契机，在一些沿海地区兴办制造业，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等美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就在这一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投身商海（停薪留职、兼职）者超过1000万人。全国范围内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多万家，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员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长133.4%，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现象。而且，许多被誉为“92派”的知名企业家（例如陈东升、毛振华、俞敏洪、冯仑、潘石屹等）就起步于这个阶段，纷纷创建了后来引领行业发展、名扬中外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骄人贡献。
顺便一提，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为了根治一定程度的“改革疲劳症”以及政策公信力的衰减，有效调动起更广泛的积极性，也应高度重视和起用案例创新。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决定重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就是案例创新，在广大民营企业家中反响很好。
毛泽东曾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今天，当我们讨论“比较优势”、探悉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致胜法宝时，对此当有更深一些的感悟：人，无论干部，还是价格低廉的劳动力，都是很宝贵的；确定政治路线很重要，很具有前提性，但它终究是人确定的；因此，应该说，设计和确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有能力推动实施的人，才是“世间第一可宝贵的”。
“一切皆有可能，但万事皆不易”
坚持以“放权” 换活力。一部改革开放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放权史、放活史。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动作、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放权”二字。正是放权、放权、再放权，才有发展、发展、再发展。
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推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积弊甚深。其主要问题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地方没有积极性，企业没有积极性，个人没有积极性，活力尽无，一潭死水。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不仅导致权力失去制衡，进而导致垄断经济以及市场秩序的破坏，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结构畸形、价值观扭曲和民族精神滑坡，导致几乎所有人都缩手缩脚、有劲无处使。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从“放权”着眼着力的，当时流行的一个语汇即“松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放权”、“松绑”不断扩大到各个领域，使全国上下出现了勃勃生机。
比如，在财政体制上，将过去中央和地方“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权限，实现事权和财权相统一。这对激发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产生了长远影响。
又如，在商品市场上，原先全国所有的商品，从大型机械到针头线脑，均由国家计划定价，企业没有自主权。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通知》；1983年9月1日，国务院再次批转《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两次共放开了510种小商品价格。一时间，全国各地冒出了一大批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专业市场，购销两旺，城乡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里的“放开”，其实就是“放权”，即下放定价权，以及市场开办权等。
又如，在企业经营上，所谓扩大企业自主权，最初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而言。在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不过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在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取等方面严重缺乏自主权，其结果是内无发展动力外无竞争压力，效率和效益下滑，使国家财政加剧困难。这种窘境，倒逼国家和政府必须向企业放权、松绑。目睹于此，聪明的民营企业也会在其自身发展中，多装备一些维权意识、自主意识。
再如，在个人择业上，总的看，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权益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只要有能力有意愿，只要合规合法，谁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改革开放后，首先是放权给农民。安徽凤阳搞包产到户，后来迅速在全国推开，这就是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放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村活力。紧接着，在城镇，也鼓励大家特别是返城知青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大大放宽了个体经营范围。比如各种修理服务行业、服装加工业、家庭手工业、个体客户运输、房屋修缮、饮食业、小商品、日用杂品、干鲜果品以及鲜活商品的贩运等，竞相“无中生有”，使巨大的市场供应能力喷涌而出。这也是随后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的前奏曲或预演。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看，各级各类组织或机构对于个人则始终以放权为主，给予个人以更多的选择权或“小自由”，其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比如支持“星期日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搞科研，允许政府公职人员依法买卖股票，现在又鼓励公立医院的医生开办私人诊所等，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松，使全社会展现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生动局面。 这就是放权（让权）与市场活力、社会活力和个人活力的置换。
这就是基于现代分权原理之上的成功中国实践。
从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看，所谓党政分开，无非就是党向政放权；所谓政企分开，无非就是政向企放权；所谓“府际竞争”，无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使地方政府成为竞争主体）；所谓对外开放，无非就是中国市场向外国资本放权；所谓兴办商协会，无非就是党政部门向社会放权；所谓发展民营经济，无非就是制度和政策供给者以及资源控制者对民营企业放权；所谓择业自由、消费自由等等，无非就是各级各类组织或机构向个人放权……
这么一种勾勒，虽是粗线条，但有助于理解事物本质。放权，当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全部内容，也不能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将体制变革也理解為一种放权——一种最具核心功能或动能的放权，即从旧体制、传统落后体制彻底“放权”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直至归零，那么，用“放权”来概述改革，用“放权”来持续换取民营经济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活力，便不失为一种独特视角。
况且，中国40年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实得益于这样一个全方位、全覆盖的放权（让权）。而所有这一切放权（让权），都会直接间接地作用于民营经济“补短板”。每当民营经济得以享受这样的放权（让权），便会反过来在权责利的平衡中，为增进国家富强和民众福祉释放更多的活力。否则，如果还任由“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恣意通行，就会导致民营经济创新无门、发展无门，使活力或逃遁或窒息。正所谓“给点阳光就灿烂，不给阳光就乱颤”。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的改革力度有增无减。大幅度取消行政审批事项，作为中央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其进展不可谓不大。原定五年任期内减少现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仅在头一年半时间里就完成了任务；直至届满，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这样的成绩单来之不易。为保持连续性，新一届中央政府依然将简政放权和放管服列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是，看得出来，随着改革走向纵深，其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防范简政放权出现反复，加强其“风控管理”，未必就是“杞人忧天”。“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但万事皆不易”——英国广播公司评论曾如是说。
放权，说到底，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交给市场或还给市场，就是要改善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用各级政府的减权限权来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新活力，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的民营经济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地看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真真切切地成为新时代创业创新浪潮奔涌的新动能。
如果在新一轮“放权”改革中，切实能够尊重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以及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的事项，凡是公民法人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都放手交给市场、社会和公民自己，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放权，把该放的权力全都放开放到位，那么，民营经济将注定迎来新一轮腾飞，为伟大祖国“强起来”担当起应有的担当、奉献出应有的奉献。
当然，与以往一样，任何一个放权步骤，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们的抵制，来回折腾、拉锯难以避免。比如1981年4月，中央决定对当时的国营企业改组联合，主导思想为“既是调整，又是改革”，但在实施中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厅局则借机收厂收权，使组建起来的联合体仍是行政性公司，仍是政府附属物。此类放权与收权博弈现象，在我国漫长的改革历程中时有反复。只是事至如今，在高压反腐及其他因素影响下，相关主管部门可能更倾向于用“不作为”来抵触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保住那点苟延残喘的审批权罢了。否则，为什么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迟迟不能出台？为什么民间资本仍然面临很多门槛，不能充分拥有市场准入权、投资自主权（联邦德国成功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调控层面，除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外，还有一个竞争政策，其核心理念是维护消费自由和投资自由，将此视为构建市场竞争秩序乃至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的两大支点和基石。相形之下，在当今中国，无论消费自由，还是投资自由，都不尽充分）？为什么对照现实，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答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如今仍有如此强烈的穿越感和穿透力？
诸如此类，或许正能说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深刻含义，说明简政放权从来都绝非轻而易举，过去如此，今后可能更如此；同时，也说明简政放权这条脉络至今未断，机会成本很大，确需下猛药将它抓紧搞好、搞到底，这既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的既定方向，也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需。（待续）
（责任编辑 庄双博）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