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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上持刀杀人、小旅馆内相约自杀、大学生坠楼身亡……对于这些令人惶恐抑或深感遗憾的事件，似乎有两个关键词引人关注——年轻、厌世。
本该在追梦的季节却匆匆告别梦想，在盛开的花季却过早凋谢，不论伤人还是自杀，各方解读时常常将原因归结为年轻人因心理脆弱而产生的“厌世”情绪。然而，追本溯源，分析每一例个案，那些令人震惊的极端事件、匆匆而去的灰色身影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大环境？深藏着哪些令人心痛的原因？是否简单“厌世”就能解释所有问题？
“厌世”背后是绝望
2013年8月19日下午，一辆河南省安阳市区至安阳县北郭乡的A1路公交车发生一起持刀杀人案。据警方描述，一名男子持刀捅伤15人后跳车蹿入玉米地逃跑，两人在救治途中死亡，其余13人分别被送至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救治。安阳市人民医院和安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救治的伤亡名单显示，3名遇难者都是未成年人，最大的不到18岁，最小的仅有8个月。重伤者中有名18岁的女孩儿，刚刚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只是录取通知书上已经沾满了血渍。造成这场悲剧的犯罪嫌疑人周江波，在作案、逃跑后忍受了一夜的饥饿后，被警方抓获。
据安阳市内黄县马上乡善宜阁村村书记杨春法及另几名村民称，周江波今年24岁，除父母外，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哥哥。目前他的哥哥已经毕业，在北京工作。杨春法说，据他了解，周江波小学没有毕业，随后多年，多次前往天津等地打工，曾做过造船厂的工人。因为周的父母均50岁左右，完全可以侍弄家中的六七亩农田，因此周江波这些年很少回家。8月18日，周江波因为邻居周大飞家堆积护墙土一事，与之发生肢体冲突，用铁锹、剪子等利器将邻家3人砍伤。其中，周大飞的奶奶伤势较重。周江波因害怕而逃走，遂产生厌世心理。19日，他来到安阳一公交车上准备抢车撞其他车辆，在和司机发生争执没有夺到方向盘后，开始行凶并发生惨剧。
2013年7月7日，刘亚飞最后一次更新QQ空间，上传了一张3人合影，记录下他们最后的笑容。刘亚飞是湖北京山县人，1992年出生。7月7日，他与四川人程清亮和广西人黎树强相约来到广州白云区一个小旅馆，3人将门窗缝隙用封口胶贴好，服用安眠药，点燃木炭。7月8日，警方通报，当日下午1时许，警方在嘉禾南街发现3名男子倒卧在屋内。经医务人员检查，3人已死亡。刘亚飞堂兄钱伯说：“警察调出了他们的QQ聊天记录，他们厌世、绝望，于是相约自杀。”
刘亚飞出生在雁门镇北部的一个名叫白虎村的小村落。对于他轻生的原因，也许从村支书王平清的话中能体会一二：“像刘亚飞家这样的单亲家庭有10余户，现实的困境对这类家庭的孩子显得更加艰难。况且现在又流行拼爹，他们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父辈的死难或离弃让子辈从零开始。“小时候好办，有吃有住就行了。一旦他们长大，有想法有要求时，问题就来了。”这位村官认为，逆境可以锻炼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因逆境改变命运。
近年来，不论伤害他人还是轻生，类似事件频频见诸媒体。在这些案例中，嫌犯都不是精神病患者，轻生者也往往不是身处绝望，但他们却都选择采取极端方式发泄心中不满，“解决”心理问题。痛定思痛，人们似乎更应该对事发诱因进行深刻的反思。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么反之，当一个年轻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之时，会变得很危险。
这让我们感觉到，开放、包容还只是一种目标，前路光明而征途漫漫。
心理脆弱只是表面解读
各方往往将周江波、刘亚飞等类似事件的背后动因解读为年轻人心理脆弱。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90后”视野开阔，有冲劲，综合素质更全面，但似乎显得比上一代人冲动、易怒，一旦遇到挫折或拒绝，容易表现过激，甚至一蹶不振，显得心理特别脆弱。从心理分析上来看，首先是缺少化解壓力的手段；其次，部分青少年心里一直存在“心理病毒”，那就是“如果……我就自杀”，遇到事件的突然刺激，就会激活“病毒语句”；再次，青少年生活空间狭小，遇到负面事件刺激更容易失去生活乐趣。
2013年5月2日，四川泸州医学院护理学院北校区一名22岁的大学生坠楼身亡。6月14日凌晨，复旦大学一名男生在校内坠楼，虽然在第一时间送医急救，但仍然宣告不治。据复旦大学的学生透露，坠楼男生系复旦大学2012级历史系本科生。据警方介绍，在其寝室发现了遗书，上面称其“厌世”……这些年轻人，他们拥有青春与活力，应该正处在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纪，却因着不同的悲观情绪而仓促结束自己的生命，给家人带来沉重的打击，也让无数人惋惜。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刘军对此解释：“总体来说是不能与时俱进，适应能力差。首先，社会变化太快，快到人们心理适应能力的提高难以跟上社会变化的脚步；其次，成年人自身的心理调节没有做得很好。家长们给予孩子过多的物质享受，回避不断变化的家庭、孩子存在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愤怒、悲伤、焦虑等情绪，以致孩子采取极端的行为。家长们常常帮孩子铺平成长道路，剥夺了孩子们体验生活的机会，让他们长不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实际年龄不相符；再者，社会的诱惑太多，年轻人自我功能没有很好地培养起来。家庭氛围的不适，学业的压力大，独立性与依赖性之间的矛盾，人际交往能力的欠缺，生理发育激素水平改变以及过分理想化产生的孤独感，社会支持资源不充分等等。”
2013年又逢“史上最难就业年”，大量高校毕业生临近7月1日离校时节，工作仍无着落。看到家有“富爸爸”的同龄人，一毕业就进入企业管理层或者得到创业资助，再听到个别用人单位“萝卜招聘”的消息，不公平感从心底滋生。有人气馁，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好工作轮不到寒门子弟。有人感叹，阶层固化严重，向上流动是空想。网络上、现实中，不少人表示“不再相信奋斗”。“无机会”似乎已成为青年逐梦的绊脚石。社会消极意识的产生与所处的环境和接触的事情息息相关，“厌世”情绪导致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的背后，正是社会阴暗面的情绪爆发。由于越处于社会下层，“上升”路径更难、过程更艰辛，因此，当他们在青春期转型阶段，人格被认同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心理教育的缺失之处，便容易在此时集中爆发。 悲观情绪呼唤社会公平
一篇题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曾在网上被广泛传阅，引得无数网友跟帖评论，唏嘘不已。文章讲述了一个农村学子艰苦奋斗的人生经历：他经过艰苦的高中学习考入了上海某大学，后来他又读了研究生，勤奋工作，终于，他融入了这个城市。在一个午后，他遇见了一位当年的上海籍同学，于是请他喝一杯咖啡，他发现他们终于平等了，回头望去，他为此付出了18年的努力。这正是“穷人”上升通道窄的真实写照。
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日益悬殊，这种社会分层现象在国内日益突出（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就是证明），并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更催生了更多“厌世”的悲剧。这些让人痛心疾首事件的发生，或者可以表面地归咎于这些年轻人的心理脆弱，情绪冲动，但是隐藏在这些因素背后的社会根源，更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
1978年中国吹响的改革开放号角中，社会层面的最强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对人的桎梏。恢复高考，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实现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正是充分的阶层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社科院2001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虽然引发争议，但是每个社会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国有没有一个底层群体存在，而在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认为，分布在城市社会底层的草根群体仅在维持生命的延续，上升渠道还没有对他们真正开放。与此同时，一些年轻人“炫官”、“炫富”，在掩饰某些上层社会子弟无力驾驭财富与权力的同时，也给更多处于艰苦奋斗的年轻人群体带来了无处释放的被剥夺感。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官员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精英与草根，体制内与体制外，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们”和“我们”，各自的话语体系犹如鸡同鸭讲。
而今，“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80后”、“90后”年轻人一步入社会，面对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凭借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难度加大，他們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不少人成为漂荡在城市的“蚁族”或“底层知识青年”。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决定着国家未来的走向。如果强烈的不公平感、挫败感与被剥夺感始终左右着一代年轻人的情绪，那么培养出的就是“愤怒的一代”，当他们成为国家主人翁时，可能就是一个“愤怒国家”，在世界上“愤怒崛起”。
幸福是以安全为前提的，我们的不安是由于随时会有人砍人，因为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精神病人砍人是不可理喻的，可当正常人砍杀无辜之时，那是由于他们不能安身立命而厌世、绝望。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提倡包容更不是一种言辞上的争辩，它需要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土有责、履职尽责，对社会多一点责任，对他人多一点关爱。
防止阶层固化关键是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就是规则，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对滥用公权、破坏社会公平的人必须依法处理，而不是大事化小，敷衍民意。只有通过对每一起公众事件的穷追猛打，一查到底，让践踏规则的人付出相应代价，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社会固化、板结的现状，重现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空间与活力。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壁垒，如户籍、入学与就业，让大众真切感受到：通过自身的努力，每个人都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与希望。
责任编辑 李菡丹
本该在追梦的季节却匆匆告别梦想，在盛开的花季却过早凋谢，不论伤人还是自杀，各方解读时常常将原因归结为年轻人因心理脆弱而产生的“厌世”情绪。然而，追本溯源，分析每一例个案，那些令人震惊的极端事件、匆匆而去的灰色身影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大环境？深藏着哪些令人心痛的原因？是否简单“厌世”就能解释所有问题？
“厌世”背后是绝望
2013年8月19日下午，一辆河南省安阳市区至安阳县北郭乡的A1路公交车发生一起持刀杀人案。据警方描述，一名男子持刀捅伤15人后跳车蹿入玉米地逃跑，两人在救治途中死亡，其余13人分别被送至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救治。安阳市人民医院和安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救治的伤亡名单显示，3名遇难者都是未成年人，最大的不到18岁，最小的仅有8个月。重伤者中有名18岁的女孩儿，刚刚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只是录取通知书上已经沾满了血渍。造成这场悲剧的犯罪嫌疑人周江波，在作案、逃跑后忍受了一夜的饥饿后，被警方抓获。
据安阳市内黄县马上乡善宜阁村村书记杨春法及另几名村民称，周江波今年24岁，除父母外，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哥哥。目前他的哥哥已经毕业，在北京工作。杨春法说，据他了解，周江波小学没有毕业，随后多年，多次前往天津等地打工，曾做过造船厂的工人。因为周的父母均50岁左右，完全可以侍弄家中的六七亩农田，因此周江波这些年很少回家。8月18日，周江波因为邻居周大飞家堆积护墙土一事，与之发生肢体冲突，用铁锹、剪子等利器将邻家3人砍伤。其中，周大飞的奶奶伤势较重。周江波因害怕而逃走，遂产生厌世心理。19日，他来到安阳一公交车上准备抢车撞其他车辆，在和司机发生争执没有夺到方向盘后，开始行凶并发生惨剧。
2013年7月7日，刘亚飞最后一次更新QQ空间，上传了一张3人合影，记录下他们最后的笑容。刘亚飞是湖北京山县人，1992年出生。7月7日，他与四川人程清亮和广西人黎树强相约来到广州白云区一个小旅馆，3人将门窗缝隙用封口胶贴好，服用安眠药，点燃木炭。7月8日，警方通报，当日下午1时许，警方在嘉禾南街发现3名男子倒卧在屋内。经医务人员检查，3人已死亡。刘亚飞堂兄钱伯说：“警察调出了他们的QQ聊天记录，他们厌世、绝望，于是相约自杀。”
刘亚飞出生在雁门镇北部的一个名叫白虎村的小村落。对于他轻生的原因，也许从村支书王平清的话中能体会一二：“像刘亚飞家这样的单亲家庭有10余户，现实的困境对这类家庭的孩子显得更加艰难。况且现在又流行拼爹，他们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父辈的死难或离弃让子辈从零开始。“小时候好办，有吃有住就行了。一旦他们长大，有想法有要求时，问题就来了。”这位村官认为，逆境可以锻炼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因逆境改变命运。
近年来，不论伤害他人还是轻生，类似事件频频见诸媒体。在这些案例中，嫌犯都不是精神病患者，轻生者也往往不是身处绝望，但他们却都选择采取极端方式发泄心中不满，“解决”心理问题。痛定思痛，人们似乎更应该对事发诱因进行深刻的反思。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么反之，当一个年轻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之时，会变得很危险。
这让我们感觉到，开放、包容还只是一种目标，前路光明而征途漫漫。
心理脆弱只是表面解读
各方往往将周江波、刘亚飞等类似事件的背后动因解读为年轻人心理脆弱。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90后”视野开阔，有冲劲，综合素质更全面，但似乎显得比上一代人冲动、易怒，一旦遇到挫折或拒绝，容易表现过激，甚至一蹶不振，显得心理特别脆弱。从心理分析上来看，首先是缺少化解壓力的手段；其次，部分青少年心里一直存在“心理病毒”，那就是“如果……我就自杀”，遇到事件的突然刺激，就会激活“病毒语句”；再次，青少年生活空间狭小，遇到负面事件刺激更容易失去生活乐趣。
2013年5月2日，四川泸州医学院护理学院北校区一名22岁的大学生坠楼身亡。6月14日凌晨，复旦大学一名男生在校内坠楼，虽然在第一时间送医急救，但仍然宣告不治。据复旦大学的学生透露，坠楼男生系复旦大学2012级历史系本科生。据警方介绍，在其寝室发现了遗书，上面称其“厌世”……这些年轻人，他们拥有青春与活力，应该正处在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纪，却因着不同的悲观情绪而仓促结束自己的生命，给家人带来沉重的打击，也让无数人惋惜。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刘军对此解释：“总体来说是不能与时俱进，适应能力差。首先，社会变化太快，快到人们心理适应能力的提高难以跟上社会变化的脚步；其次，成年人自身的心理调节没有做得很好。家长们给予孩子过多的物质享受，回避不断变化的家庭、孩子存在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愤怒、悲伤、焦虑等情绪，以致孩子采取极端的行为。家长们常常帮孩子铺平成长道路，剥夺了孩子们体验生活的机会，让他们长不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实际年龄不相符；再者，社会的诱惑太多，年轻人自我功能没有很好地培养起来。家庭氛围的不适，学业的压力大，独立性与依赖性之间的矛盾，人际交往能力的欠缺，生理发育激素水平改变以及过分理想化产生的孤独感，社会支持资源不充分等等。”
2013年又逢“史上最难就业年”，大量高校毕业生临近7月1日离校时节，工作仍无着落。看到家有“富爸爸”的同龄人，一毕业就进入企业管理层或者得到创业资助，再听到个别用人单位“萝卜招聘”的消息，不公平感从心底滋生。有人气馁，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好工作轮不到寒门子弟。有人感叹，阶层固化严重，向上流动是空想。网络上、现实中，不少人表示“不再相信奋斗”。“无机会”似乎已成为青年逐梦的绊脚石。社会消极意识的产生与所处的环境和接触的事情息息相关，“厌世”情绪导致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的背后，正是社会阴暗面的情绪爆发。由于越处于社会下层，“上升”路径更难、过程更艰辛，因此，当他们在青春期转型阶段，人格被认同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心理教育的缺失之处，便容易在此时集中爆发。 悲观情绪呼唤社会公平
一篇题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曾在网上被广泛传阅，引得无数网友跟帖评论，唏嘘不已。文章讲述了一个农村学子艰苦奋斗的人生经历：他经过艰苦的高中学习考入了上海某大学，后来他又读了研究生，勤奋工作，终于，他融入了这个城市。在一个午后，他遇见了一位当年的上海籍同学，于是请他喝一杯咖啡，他发现他们终于平等了，回头望去，他为此付出了18年的努力。这正是“穷人”上升通道窄的真实写照。
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日益悬殊，这种社会分层现象在国内日益突出（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就是证明），并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更催生了更多“厌世”的悲剧。这些让人痛心疾首事件的发生，或者可以表面地归咎于这些年轻人的心理脆弱，情绪冲动，但是隐藏在这些因素背后的社会根源，更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
1978年中国吹响的改革开放号角中，社会层面的最强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对人的桎梏。恢复高考，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实现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正是充分的阶层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社科院2001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虽然引发争议，但是每个社会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国有没有一个底层群体存在，而在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认为，分布在城市社会底层的草根群体仅在维持生命的延续，上升渠道还没有对他们真正开放。与此同时，一些年轻人“炫官”、“炫富”，在掩饰某些上层社会子弟无力驾驭财富与权力的同时，也给更多处于艰苦奋斗的年轻人群体带来了无处释放的被剥夺感。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官员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精英与草根，体制内与体制外，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们”和“我们”，各自的话语体系犹如鸡同鸭讲。
而今，“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80后”、“90后”年轻人一步入社会，面对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凭借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难度加大，他們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不少人成为漂荡在城市的“蚁族”或“底层知识青年”。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决定着国家未来的走向。如果强烈的不公平感、挫败感与被剥夺感始终左右着一代年轻人的情绪，那么培养出的就是“愤怒的一代”，当他们成为国家主人翁时，可能就是一个“愤怒国家”，在世界上“愤怒崛起”。
幸福是以安全为前提的，我们的不安是由于随时会有人砍人，因为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精神病人砍人是不可理喻的，可当正常人砍杀无辜之时，那是由于他们不能安身立命而厌世、绝望。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提倡包容更不是一种言辞上的争辩，它需要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土有责、履职尽责，对社会多一点责任，对他人多一点关爱。
防止阶层固化关键是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就是规则，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对滥用公权、破坏社会公平的人必须依法处理，而不是大事化小，敷衍民意。只有通过对每一起公众事件的穷追猛打，一查到底，让践踏规则的人付出相应代价，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社会固化、板结的现状，重现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空间与活力。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壁垒，如户籍、入学与就业，让大众真切感受到：通过自身的努力，每个人都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与希望。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