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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年6月22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人类罕见、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遗产；经济增长；贡献
纵贯中国南北的中国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已有2500年历史，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直辖市，是世界上里程最长、最古老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之一。2006年我国做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决定，历时8年申遗成功。 大运河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世遗委认为，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体现了高超的水利技术。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2014年6月22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人类罕见、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一、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外部性理论分析
大运河文化遗产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运河遗产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具有提升经济、增加就业、提升文化产业总产出、增强社会凝聚力等作用，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双重价值。经济层面上，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文化层面上，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提高文化认同感，这些是大运河文化遗产所具有正的外部性。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过度开发则会破坏遗产资源，带来严重的負外部性。过度开发不仅会损害当地人的利益，还将对全社会造成损失。我国遗产旅游开发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往往产生遗产过度开发、破坏开发等现象。文化遗产资源具有独特性、不可再生性，过度开发和保护失当可能造成对遗产资源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以及过度拥挤等负外部效应。分析如下：
（一）大运河文化遗产准公共物品属性导致社会福利损失。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资源，对开发主体来讲，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对消费主体来讲具有非排他性，当消费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具有竞争性，因此文化遗产是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出来，所有者无法排斥那些不为产品付费的人。在文化遗产旅游中，消费者只需要考虑交通费、食宿费、门票费等的私人支出，而对于噪声、尘埃、视觉污染等给他人和环境所造成的外部成本不必直接支付，其私人边际成本（MPC）就背离了社会边际成本（MSC），这种特性决定了文化遗产的消费会存在搭便车问题，带来拥挤外部性。从图1可以看出，当消费人数不超过Q时，消费者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此时MPC和MSC两条曲线重叠，随着消费人数增多，当到达临界值Q时，MSC和MPC两曲线开始分开，并且差距越来越大。需求曲线D与私人成本曲线MPC、社会成本曲线MSC分别相交于点A、B，而点A所对应的合理游客量Q0小于点B所对应的游客量Q1，因此消费者仅从私人成本出发，必将造成文化遗产资源的过度消费，给其他消费者带来“拥挤成本”，产生负外部性。
（二）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自然垄断特征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人们消费不同文化遗产所得到的感受是不同的，因而文化遗产资源之间几乎不可替代，相互之间很难形成竞争。并且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开发过程中往往带有强烈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因此该类产品的供给必然出现高价格、低产量的局面，使有效供给不足，文化遗产的公益性不能发挥。而开发主体如果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使游客接待数量超过承载能力，也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如图2所示，如果采用MC=D的收费策略，此时AC>MC，开发主体会亏损；如果采用MR=MC的服务量Q1，此时价格P1，获得利润最大，可以加快成本回收期，但相比Q2的供给量，消费者剩余减少，文化遗产资源供给量小于社会最优数量。
二、大运河文化遗产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分析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使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在地方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作用，并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运河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成为众多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利用遗产向全社会提供各种文化消费服务不仅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更好地履行遗产保护历史使命，同时还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涉及两个部门和两类参与者，两部门一是与文化遗产无关的部门 M，如农业、制造业等；二是与文化遗产相关的部门 C，如旅游行业、相关服务业等。两类参与者为消费主体和开发主体。这个模型暂不考虑政府的作用。假设每一个城市都是封闭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存在两个部门，每个部门投入的主要要素为资本和劳动，其总量保持不变，分别为 K 和 L，资本和劳动在部门之间是同质的，并且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没有障碍，C 部门和M 部门均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对其他部门存在外部性作用。设定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YC=ACKcaLC1-α，YM=AMKMβLM1-βYCθ，其中，KC+KM=K，LC+LM=L，YC、YM分别表示 C 部门和 M 部门的产出，KC和 KM、LC和 LM分别表示 C 部门和 M 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K和L分别为总的资本和劳动力，AC和 AM分别表示两个部门的总生产率（TFP）。θ为参数，其大小代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 C 对 M 部门的外部性的大小，如果θ=0，则表示外部性不存在。就居民而言，假设该封闭经济体中的居民是同质的，共有 L0个居民。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cCδcM1-δ，其中，cC、cM为代表性消费者对 C 部门、M 部门产品的消费量。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具有品牌效应，扩大该地区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将会引起外界对文化遗产相关部门的需求，为简单起见，假设该部分需求为一固定值 ID，且短期内不会对 M 部门的需求产生影响。 故申遗成功后，本地居民的效用函数不变，M 部门的均衡条件也不变，但是对于 C 部门而言，均衡时多了一部分来自于外来消费者的需求 ID。 （一）申遗成功通过增加旅游人数、扩大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需求， 提高封闭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根据对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厂商成本最小化的最优决策以及市场出清条件进行求解，申遗前存在等式关系，，其中 E=eL0。而申遗成功后外部需求增加后，市场出清条件的等式关系变为：，。通过计算得申遗前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在短期内主要取决于外部需求与 C 部门产品的价格，在没有外部需求的情况下，地区生产总值不会发生变化。
（二）短期内，旅游人数的增加扩大 C 部门产品需求的同时，也将提高 C 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将其称为直接需求效应。考虑封闭经济体一般均衡下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情况，申遗前 C 部门商品对 M 部门商品的相对价格为，申遗成功带来旅游人数以及对 C 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将形成新的相对价格，，由于假设外来消费者对于 M部门没有需求，M 部门产品价格不发生变化，并且在短期内 M 部门产品的产量也不会发生变化，故有 P （三）在长期，C 部门的发展带来资本积累，增加对 M 部门的投资，从而也促进 M 部门的发展。 将其称为外部性效应。如果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考虑，许多城市会利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积累的财富来增加其他部门的投资，进而带来其他部门生产效率提高，促进其他部门的生产，故在模型设定时，用参数 θ 来代表外部性。通过求解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得到申遗前后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故 θ > 0 时，△Y > 0，说明外部性效应的存在会进一步加大生产总值的变化，即旅游业的发展带来资本的积累， 增加对其他部门的投资，从而也促进了其他部门的发展。
三、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对策建议
从大运河文化遗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大运河申遗成功是对地区文化遗产的肯定，通过品牌效应的作用吸引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开发主体相关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使得相关生产部门产品价格上涨，地区生产总值随此增加。另一方面，申遗成功带来文化遗产部门大幅发展，也带来该部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带来投资的需求，开发主体不仅对文化遗产相关部门进行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其他部门的生产效率也得以增加，从而当地生产总值随之增加。但从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性来看，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程度和规模还有待提高，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和有效扶持以加快其产业化经营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负外部性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各级法律、法规
建立法制体系是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方法。有法可循、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规范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的根本措施。由于开发主体的逐利本性，如果放任其自行开发文化遗产，将会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开发行为，而这是以损害社会福利为代价获得的利益。只有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尽快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才能避免对文化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破坏文化遗产的原有风貌。因此，通过严格项目审批制度，禁止开发污染环境的工业设施和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控制開发主体滥用权力或价格垄断的行为，限定文化遗产的供应价格，明确服务质量，规定开发主体应尽的义务；采取征收排污费、污染税等外部成本内部化行为，迫使开发主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及时进行项目综合影响评价，通过一系列事前规定和事后监督措施，避免文化遗产资源遭到破坏性开发，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二）对文化资源消费总量进行控制
解决公共物品特征带来的拥挤外部性。由于遗产资源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消费者从私人成本出发容易导致过度消费，造成拥挤成本，不仅影响消费者的私人效用，还会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破坏，因此可以由政府机构对文化遗产资源的容量进行估计评价，制定出文化遗产资源消费者人数限额（例如遗产景区的年度可接待游客人次总数），或适当提高价格，通过价格杠杆调节消费人数。
（三）建立评估监督机制
作为公共产品的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难以量化的特点，受利益的驱动，开发主体在进行论证或规划时往往产生负外部性。因此，为避免政府的主观思想做决定，在保护与开发遗产资源时，必须预设各类技术性评估标准将科学管理的方法贯穿于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避免先开发、后管理、再规范的恶性循环。参照国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评估标准，结合各地区遗产的特性，组织专家学者共同制定当地遗产保护评估标准，并成立评估专家委员会定期进行绩效评估，保证评估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及时性。
（四）建立多手段的资金供给体系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省、市、县财政要预算专门经费。在财政预算中规定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遗产的保护，并在年初财政预算中予以单列，经费直接划拨到各级专门工作机构。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应该给予较大的投入，由财政予以监管。二是鼓励其它渠道资金投入。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投入。政府可以把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职能，通过规范管理、招标、契约等方式，让渡给非政府组织。同时，通过宣传的形式达到引起社会更多人士关注的效果。尽快完善公益性投入的机制和法律法规保证，建立相宜的评估体系，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促使非政府组织在的规范运作，提高服务水平。发挥协会的作用，促进协会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责任机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为当地政府机构提供较好的保护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遗产；经济增长；贡献
纵贯中国南北的中国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已有2500年历史，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直辖市，是世界上里程最长、最古老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之一。2006年我国做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决定，历时8年申遗成功。 大运河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世遗委认为，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体现了高超的水利技术。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2014年6月22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人类罕见、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一、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外部性理论分析
大运河文化遗产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运河遗产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具有提升经济、增加就业、提升文化产业总产出、增强社会凝聚力等作用，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双重价值。经济层面上，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文化层面上，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提高文化认同感，这些是大运河文化遗产所具有正的外部性。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过度开发则会破坏遗产资源，带来严重的負外部性。过度开发不仅会损害当地人的利益，还将对全社会造成损失。我国遗产旅游开发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往往产生遗产过度开发、破坏开发等现象。文化遗产资源具有独特性、不可再生性，过度开发和保护失当可能造成对遗产资源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以及过度拥挤等负外部效应。分析如下：
（一）大运河文化遗产准公共物品属性导致社会福利损失。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资源，对开发主体来讲，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对消费主体来讲具有非排他性，当消费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具有竞争性，因此文化遗产是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出来，所有者无法排斥那些不为产品付费的人。在文化遗产旅游中，消费者只需要考虑交通费、食宿费、门票费等的私人支出，而对于噪声、尘埃、视觉污染等给他人和环境所造成的外部成本不必直接支付，其私人边际成本（MPC）就背离了社会边际成本（MSC），这种特性决定了文化遗产的消费会存在搭便车问题，带来拥挤外部性。从图1可以看出，当消费人数不超过Q时，消费者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此时MPC和MSC两条曲线重叠，随着消费人数增多，当到达临界值Q时，MSC和MPC两曲线开始分开，并且差距越来越大。需求曲线D与私人成本曲线MPC、社会成本曲线MSC分别相交于点A、B，而点A所对应的合理游客量Q0小于点B所对应的游客量Q1，因此消费者仅从私人成本出发，必将造成文化遗产资源的过度消费，给其他消费者带来“拥挤成本”，产生负外部性。
（二）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自然垄断特征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人们消费不同文化遗产所得到的感受是不同的，因而文化遗产资源之间几乎不可替代，相互之间很难形成竞争。并且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开发过程中往往带有强烈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因此该类产品的供给必然出现高价格、低产量的局面，使有效供给不足，文化遗产的公益性不能发挥。而开发主体如果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使游客接待数量超过承载能力，也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如图2所示，如果采用MC=D的收费策略，此时AC>MC，开发主体会亏损；如果采用MR=MC的服务量Q1，此时价格P1，获得利润最大，可以加快成本回收期，但相比Q2的供给量，消费者剩余减少，文化遗产资源供给量小于社会最优数量。
二、大运河文化遗产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分析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使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在地方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作用，并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运河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成为众多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利用遗产向全社会提供各种文化消费服务不仅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更好地履行遗产保护历史使命，同时还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涉及两个部门和两类参与者，两部门一是与文化遗产无关的部门 M，如农业、制造业等；二是与文化遗产相关的部门 C，如旅游行业、相关服务业等。两类参与者为消费主体和开发主体。这个模型暂不考虑政府的作用。假设每一个城市都是封闭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存在两个部门，每个部门投入的主要要素为资本和劳动，其总量保持不变，分别为 K 和 L，资本和劳动在部门之间是同质的，并且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没有障碍，C 部门和M 部门均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对其他部门存在外部性作用。设定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YC=ACKcaLC1-α，YM=AMKMβLM1-βYCθ，其中，KC+KM=K，LC+LM=L，YC、YM分别表示 C 部门和 M 部门的产出，KC和 KM、LC和 LM分别表示 C 部门和 M 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K和L分别为总的资本和劳动力，AC和 AM分别表示两个部门的总生产率（TFP）。θ为参数，其大小代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 C 对 M 部门的外部性的大小，如果θ=0，则表示外部性不存在。就居民而言，假设该封闭经济体中的居民是同质的，共有 L0个居民。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cCδcM1-δ，其中，cC、cM为代表性消费者对 C 部门、M 部门产品的消费量。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具有品牌效应，扩大该地区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将会引起外界对文化遗产相关部门的需求，为简单起见，假设该部分需求为一固定值 ID，且短期内不会对 M 部门的需求产生影响。 故申遗成功后，本地居民的效用函数不变，M 部门的均衡条件也不变，但是对于 C 部门而言，均衡时多了一部分来自于外来消费者的需求 ID。 （一）申遗成功通过增加旅游人数、扩大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需求， 提高封闭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根据对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厂商成本最小化的最优决策以及市场出清条件进行求解，申遗前存在等式关系，，其中 E=eL0。而申遗成功后外部需求增加后，市场出清条件的等式关系变为：，。通过计算得申遗前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在短期内主要取决于外部需求与 C 部门产品的价格，在没有外部需求的情况下，地区生产总值不会发生变化。
（二）短期内，旅游人数的增加扩大 C 部门产品需求的同时，也将提高 C 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将其称为直接需求效应。考虑封闭经济体一般均衡下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情况，申遗前 C 部门商品对 M 部门商品的相对价格为，申遗成功带来旅游人数以及对 C 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将形成新的相对价格，，由于假设外来消费者对于 M部门没有需求，M 部门产品价格不发生变化，并且在短期内 M 部门产品的产量也不会发生变化，故有 P
三、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对策建议
从大运河文化遗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大运河申遗成功是对地区文化遗产的肯定，通过品牌效应的作用吸引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开发主体相关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使得相关生产部门产品价格上涨，地区生产总值随此增加。另一方面，申遗成功带来文化遗产部门大幅发展，也带来该部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带来投资的需求，开发主体不仅对文化遗产相关部门进行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其他部门的生产效率也得以增加，从而当地生产总值随之增加。但从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性来看，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程度和规模还有待提高，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和有效扶持以加快其产业化经营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负外部性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各级法律、法规
建立法制体系是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方法。有法可循、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规范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的根本措施。由于开发主体的逐利本性，如果放任其自行开发文化遗产，将会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开发行为，而这是以损害社会福利为代价获得的利益。只有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尽快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才能避免对文化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破坏文化遗产的原有风貌。因此，通过严格项目审批制度，禁止开发污染环境的工业设施和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控制開发主体滥用权力或价格垄断的行为，限定文化遗产的供应价格，明确服务质量，规定开发主体应尽的义务；采取征收排污费、污染税等外部成本内部化行为，迫使开发主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及时进行项目综合影响评价，通过一系列事前规定和事后监督措施，避免文化遗产资源遭到破坏性开发，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二）对文化资源消费总量进行控制
解决公共物品特征带来的拥挤外部性。由于遗产资源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消费者从私人成本出发容易导致过度消费，造成拥挤成本，不仅影响消费者的私人效用，还会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破坏，因此可以由政府机构对文化遗产资源的容量进行估计评价，制定出文化遗产资源消费者人数限额（例如遗产景区的年度可接待游客人次总数），或适当提高价格，通过价格杠杆调节消费人数。
（三）建立评估监督机制
作为公共产品的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难以量化的特点，受利益的驱动，开发主体在进行论证或规划时往往产生负外部性。因此，为避免政府的主观思想做决定，在保护与开发遗产资源时，必须预设各类技术性评估标准将科学管理的方法贯穿于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避免先开发、后管理、再规范的恶性循环。参照国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评估标准，结合各地区遗产的特性，组织专家学者共同制定当地遗产保护评估标准，并成立评估专家委员会定期进行绩效评估，保证评估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及时性。
（四）建立多手段的资金供给体系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省、市、县财政要预算专门经费。在财政预算中规定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遗产的保护，并在年初财政预算中予以单列，经费直接划拨到各级专门工作机构。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应该给予较大的投入，由财政予以监管。二是鼓励其它渠道资金投入。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投入。政府可以把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职能，通过规范管理、招标、契约等方式，让渡给非政府组织。同时，通过宣传的形式达到引起社会更多人士关注的效果。尽快完善公益性投入的机制和法律法规保证，建立相宜的评估体系，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促使非政府组织在的规范运作，提高服务水平。发挥协会的作用，促进协会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责任机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为当地政府机构提供较好的保护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