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困难事业的干成（比如说解决科学难题，或者某个体育项目的腾飞），靠的是干事业的人的某种“内在”品质。如果一个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比如说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上的重大突破，媒体就喜欢把成功归结于他的拼搏精神。成功的秘诀居然如此简单，你要做的就是豁出去拼。以至于很多民间科学家误以为科学研究的突破只要用足够多的汗水就能换取到，而把大好的时光花费在自己根本不懂的项目上。
　　可是，如果是中国人怎么干都不成功的事业，比如说足球，媒体上就会出现一些需要更高文化程度才能理解的分析：把失败归结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整个体制，甚至是传统文化。这时候成功就变得复杂，为了能在世界杯上赢两场球，居然需要整个中华民族进行一次反思。
　　我不太赞同这种凡事往特别简单或者往特别复杂了说的思维。首先，干事业不是靠拼命就行。证明数学定理不是拼命得出的，打仗也不是仅靠拼命就能取胜的。其次，干事业就是干事业：想去世界杯赢两场球，你研究足球就可以了，没必要先把官场文化和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都研究、批判和改造一遍。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你就应该好好学习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比如算算微积分，写写计算机程序，然后尽快找到一个好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下，从学徒开始做，做真正的科学研究。如果有一个人，认为搞科研“功夫在诗外”，一天到晚研读牛顿等古代科学家的传记，给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搞排行榜，在博客上写好多科学家的趣闻轶事，跟伪科学和民间科学家作斗争，甚至希望通过研读西方近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来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通过这样的办法去学习搞科研，那就是缘木求鱼了。
　　真正提升我们水平的不是文化，不是艺术，不是哲学，不是制度，不是自虐，而是刻意练习。
　　训练方法是在不断进步的。13世纪的哲学家罗吉尔·培根曾经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用少于30年的时间掌握数学，而现在的学生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学到了许多数学知识，因为教学方法进步了。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所有领域都比过去做得更好，体育界的世界纪录被不断打破，艺术家们的技巧也是过去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查理·芒格有句话说得好：人类社会只有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之后才能快速发展，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学习了“学习的方法”之后才能快速进步。
　　训练方法的重要性的另一个体现是“天才”的扎堆出现。比如有一段时期俄罗斯女子网球、韩国女子曲棍球，更不必说中国的乒乓球，拥有绝对优势。難道别的国家的人就天生不适合从事这些项目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已经掌握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而且该国能找到足够多的人来接受这种训练方法，以至于可以批量生产优秀运动员。
　　更进一步，哪怕你这个国家并不擅长这个项目，只要有一名教练掌握了科学训练法，他就可以带出顶尖高手。比如中国并不是花样滑冰的传统强国，而这项运动甚至根本就没有群众基础。相比之下，美国的很多孩子从小就学，而且是父母花钱请教练让孩子学。然而中国却出现了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这样的世界顶级高手，他们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教练姚滨一人之功。
　　姚滨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因为他做的动作完全脱离主流，竟然把外国选手都给看乐了——中国连花滑的门都没摸着。你根本没有这个土壤！可是姚滨不信什么土壤，他只信科学训练。他在没有外国花滑教材的时候竟然自己从体育理论和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训练手段，甚至从编舞到音乐到运动员服装都自己设计制作，最终竟带出了世界冠军。
　　想要成为某一领域的顶尖高手，关键在于“刻意”地在这个领域内，练习。
　　摘自《特别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