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武汉读中学的时候，班里几个学习不好的男同学喜欢凑在一起，每天上完头两节班主任的课后，就相约从学校后山上逃跑。彼时学校管理机关在校门口布置了岗哨抓逃学的，可后山上道路崎岖遍布植被，千里青纱帐，不能处处布防，成为我们跑路的主要渠道。我有个长期逃学的搭档姓刘，长得像根竹竿，体检时竟然比有些女生还轻，常被我们鄙视。正常情况下，竹竿目标大，坐在教室里显眼，走了也显眼，体形不适合逃学，但是胜在有一桩好处，就是沉默，不似我这样爱好喧哗的，人一旦离开，教室就会安静不少，老师反而会惊觉不适。
　　暂且叫他刘竿子吧。刘竿子的沉默我有深深的领教。二年级时，他看上了我的同桌马尾巴女孩，吭哧吭哧地写了封信，其间自然少不了向我打听情报，据说他家里还有另一位参谋，乃是他表哥，当时在武汉一所重点文科类大学读书，男女感情的业务应该比我们这些土鳖中学生精通不少。
　　表哥的才情只能帮刘竿子打草稿，当时不像现在流行写E-mail，最后的情书抄写工作还得刘竿子自己来完成。那是一篇冗长的LOVE LETTER，篇幅达到标准信纸的八页，计2400字，其间充斥着各种浪漫的流行的概念。我记得很清楚，这封信的结尾，是借用了当时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这封信的字迹平平，但是笔笔用力，送到我手上的时候，还带着一个附件——乃是影片《花样年华》的音乐CD。刘竿子郑重地告诉我：这是正版的，要比盗版的贵4块钱。我草草翻过这封信件，给他做最后的校对——看到最后我郁闷了：“你这落款写的什么？”在这封信的落款处，居然是一串日语，我看了半天，假名不认识，何况写法不标准，汉字还是有把握的，三个：“半，八，郎”。我们当时所在的高中有日语专业，但是刘竿子并没有学。我说这个不成，你写的这个是啥，我要是给你送过去，她还以为是我写的……刘竿子吭哧吭哧给我解释，说这个乃是他的日文名字。你天天和我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你的日文名字，马尾巴要是能认识，那才是见了日本鬼子了。
　　刘竿子在我的威逼利诱下，只好把临时想出来的日本名字涂了，边涂边解释：我不是媚日，本来想写法语的，可是家里只有日本漫画可以抄……“你不会写英语吗，不是有英文名字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英语比你还差！”我讪讪地笑——刘竿子说得不差，如果是我看见他署英文名，恐怕也得先想想，想起他的英文成绩，然后哈哈大笑。那封信的结尾，刘竿子犹豫再三，只肯写上一个刘字，我考虑到不会引起误解，惹火烧身，也就同意了。送信那天，刘竿子早早逃学，坐在凤凰山上等我消息。我等到放学，叫住马尾巴，当着几个女孩的面把信和CD塞给她：老刘叫我给你的。10分钟后，这封信被丢在风里。
　　几个月后，刘竿子成了本班第一位高考移民转战海南。两年后，我们在武汉的街头重逢，他身边已经多了一位胖胖的女孩。我看着他，只是嘿嘿地笑——笑得他也不好意思了。后来他悄悄告诉我，他已经和他亲生父亲联系上了，这位武汉某重点文科高校的英语系毕业生，在他的儿子出生以前，就已出国，二十年，父子未见。
　　“难怪你英语不好。”我最后感叹。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