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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恭城、灵川、灌阳三县交界处的澄江源，是一片方圆４００多公里的大山区，今分属三县五乡１３个行政村，这里山高林密，地旷人稀，交通闭塞，民风淳朴。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组织和桂北游击队就在这里开展了革命活动。至今澄江源的山村瑶寨，还流传着许多桂北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
成立武工队
恭城县泉会村与灵川县黄泥江村交界的大山里，有一座打香粉兼做蚊香、神香的香粉厂，东家是黄泥江村的大地主黄新凤。香粉厂地处深山老林，离最近的人家也有两公里远。平时，除采药人和“打山佬”（狩猎者）偶尔光顾外，几乎与世隔绝，东家一年也难得来打一次经管。
在澄江源，办厂、采矿、开店铺历来有个规矩，即农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由老板做东，准备些好吃好喝的烧香供神，神“吃剩”后的供品，人们便大吃一餐，叫“打牙祭”。１９４８年农历九月初一，照例是“打牙祭”的日子，以往初一、十五的晌午时分，香粉厂里早就猜拳喊码热闹起来了，可今天晌午过了，厂里还是静悄悄的，只有那舂香粉的水碓，不时发出“哗”、“通”的有节奏的响声和厂房边山溪的潺潺细语。
其实，这里今天并不平静。此刻，工人睡房旁的伙房里，饭菜已准备好了，锅里文火炖着的野猪肉透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厂里的四个工人和帮东家砍香菌树的十个临工（都是地下游击队员）正围坐在一起，一边小声地议论着什么，一边耐心地等待着客人。
约莫１点钟光景，上楼望的队员石思衡下楼来说：“客来了！”
大家往朝山外的窗口望去，只见三位客人正沿山道大步朝厂门口走来。渐渐近了，来客的面貌都看清了，其中两位是来过香粉厂做香粉生意的秦老板（地下党和桂北游击队负责人吴腾芳）和他１７岁的跟班伙计小唐（地下党联络员）。另一位中等个头、戴一副眼镜的年轻后生叫黄民权，是东家的少爷。听说他一直在桂林师范学校读书，今天怎么也来了？大家都觉得纳闷。
“我迟到了，害得大家饿肚子！”秦老板进门就向大家道歉，又拉着黄民权的手，问道：“这位大家认识吗？”
“我们的少东家，哪敢不认识？”石思衡代表众意，脱口揶揄道。
“也对，也不对。”秦老板笑着点点头又摇摇头，却岔开话题，反客为主地招呼道：“开饭，吃饱肚子再说。不过，从今天开始，大家喝酒最多只能喝六成。”
于是，大家很快围成两桌吃喝起来。队员们心里的疙瘩未解开，吃喝起来没滋没味，心里都在嘀咕：明明通知说今天开会有重要事情，干吗又请少东家来呢？秦老板见大家一声不响地喝闷酒，就明白了大家的心思，便停杯放筷，说：“自从我解放大军大反攻以来，各个战区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半个月前，‘辽沈战役’开始……”秦老板简要介绍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后，宣布道：“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由你们两个游击小组组建成桂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第四武工队，队员有易剑鸣、梁金彩、张振陆、周建明、肖芳蒙、杨定坤、唐伯坤、文期初、文期均、尹德基、周日中、石思权、石思衡、何万仲、廖汉民、李良静，共１６人，由张振陆任队长，易剑鸣任副队长。主要活动地区是三县交界的泉会、鲁塘、黄泥江一带，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迎接全国解放……张队长因有要事，过几天才能到来。下面，请易副队长讲话。”
秦老板带头鼓掌，可队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抬起的巴掌都没拍响，有的甚至在心里埋怨秦老板：你莫是吃错了药？当着少东家把我们都卖了……这时，黄民权站起来，冲大家行了个鞠躬礼，说：“同志们，为了方便工作，不暴露目标，从今天开始，我改名易剑鸣……”
“哗……”队员们这才恍然大悟，一阵欢快的掌声，把门口柳树上的小鸟都惊飞了。
疙瘩解开，心情舒畅。大家吃喝起来有滋有味的，别提有多痛快了。第四武工队的“生日宴”很快进入高潮，比往日的“打牙祭”热闹多了。
武工队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问题。开始，全队除上级发给张队长的一支驳壳枪和易副队长自己的一支短枪外，其余的都是打山猪用的鸟铳。队员们通过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讲清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会完蛋，共产党不久就要坐江山的大好形势，向几家富裕的中小地主“软硬兼施”地“借”到了五支看家护院的“汉阳造”（步枪）。又奔袭一昼夜，端了万水坪（属泉会村）一股劫匪的老窝，缴获了三支“汉阳造”和一支日本产的“三八大盖”。有了枪，可子弹不多，九支长枪总共不到１００发子弹，其中还有好几颗“臭子”。
随后，武工队又“借”到了四支短枪和一批子弹和手榴弹，一半的队员有了长短两支家伙，实力大增。武工队在群众中的威望也提高了，借粮筹款的事，财主富户们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只要接到武工队的信，保证按时送到指定地点。受剥削、压榨的贫穷苦难的瑶族同胞们扬眉吐气、倍受鼓舞，都盼望着早日获得解放。
针锋相对
武工队的活动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恭城、灵川、灌阳三县联合起来，派出两个连的保安团（自卫团）和四个区的自卫大队进驻澄江源的泉会和黄泥江，由恭城县自卫团副团长余伟年负责指挥，对武工队进行清剿。一时，反动气焰嚣张，地主老财纷纷“反水”，不但钱粮给养筹措困难了，一些反动地主还暗地里给保安团通风报信。为了蓄积力量，武工队报经上级批准后，八名长枪队员撤往灵川的松江和灌阳的大小河江一带活动，张队长和易剑鸣带领六名短枪队员分作两组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
由于敌人实施“村屯联防，十户连坐”的毒计，对接触过武工队的群众进行残酷的迫害，群众越来越害怕跟武工队接触了。武工队活动更加困难，被迫“借住”在地主老财家里，而且经常更换驻地，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个地方。
１９４９年农历正月十六晚上，张队长带领何万仲、周建民、石思衡住进了黄沙坳地主唐绍金家。唐家独居，离村子三里来路，屋后是莽莽青山，若遇情况有退路。再加上唐家人口不多，老两口、一个儿子和过门刚六天的儿媳妇，还有两个丫环和使唤老妈子。
武工队的到来使唐绍金又惊又怕，吃惊的是村上驻有保安团一个排，武工队敢在这里住宿；怕的是一旦双方交火起来，他的家就会“虾公连到鱼仔死”。忙好酒好菜地招待后，安排队员们在厢房睡下。
半夜时分，正在站岗的石思衡，忽听得屋后传来“汪汪”两声狗叫，接着又“呜呜”地低哼几声便不叫了。他明白这是睡着的狗晚上遇到主人的情形，忙叫醒战友们，一起搜查了主家的卧室，果然唐家新婚几天的儿子不见踪影。
队员们迅速撤出大门外，正要往屋右侧走（左边通村里），石思衡建议道：“队长，迎上去，找个好地形敲他们一家伙。”
“好！”张队长稍作思索，干脆地答应一声，领着三人顺大路朝村子方向跑去。
唐家屋左侧约半里远，有个上下各１６８级石阶的小山坳，坳顶有２０来平方米的坪场，一侧是修路挖土方形成的一道３丈多高的土崖壁。武工队员们跑上崖顶，埋伏下来，不到一袋烟工夫，就见一串火把从村子方向快速移来。待到近处时，只见敌排长和唐家少爷拿着手电跑在前面。敌排长喘着大气站在离坳顶丈把远的地方，低声命令将火把熄灭丢在路旁，以免暴露目标。
敌人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坳顶，将火把一丢索性在地坪上坐下了。当最后一个敌兵上了坳顶，易队长一声令下：“打！”
“叭、叭……”四支短枪一齐开了火，特别是周建明石思衡的两支“大肚匣子枪”，打出的连发，像机关枪似的。
紧接着“轰轰……”四声响，队员们每人朝敌群投去一颗手榴弹，就借着山林和夜色的掩护远走高飞了。
此役敌人死６人，伤１３人，敌排长也受了重伤，“偷鸡不成蚀把米”，连仅当了六天新郎官的唐家少爷也成了武工队的枪下鬼。
半个月后，武工队惩治了几个给敌人通风报信的反动地主，又在恭城县与灌阳县交界处的狮塘桥，处决了一个以在泉会开伙铺（旅店）为业，专门给敌人搜集武工队情报的“坐探”，并将处决布告张贴在各村屯和要道路口，针锋相对的打击措施，终于将地主山霸们震慑住了。武工队趁着大好机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农会、成立民兵小组。不久，武工队长枪队的八名队员也从外围回到了澄江源。
４月下旬，南下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形势急转直下，灵川、恭城、灌阳三县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哪还管得了澄江源，保安团清剿了两个多月，除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只好狼狈地撤出山外。从此，澄江源掌握在了武工队手中。
兵不血刃
１９４９年秋，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势如破竹般从湖南往广西进击。１１月２２日解放桂林市，国民党灌阳县县长白浪涛率领１２００多人枪，经澄江源往灵川方向逃窜，在灵川县的铁坑一带被桂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阻击后，白浪涛的亲信文子康、易生玉率３００多人枪，脱离白部回窜到灌阳县的鲁塘村。
１２月１４日上午１０时许，第四武工队集中在泉会狗尾洞的油榨里开会，传达上级关于“宣传发动群众，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会议还吸收了１０多位民兵、积极分子参加。
突然，鲁塘村的地下交通员小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门报告：“快，张队长，敌人到了鲁塘！”
“喝口水，慢慢说。”看小唐北风天仍跑得满头大汗，张队长忙倒了一碗冷茶给他。小唐接过冷茶“咕嘟咕嘟”喝了下去，抬手一抹嘴巴，说：“大概有二三百人，从松江（属灵川大境乡）方向来的，进了村子就吵吵嚷嚷的搜粮食找家伙做饭吃。敌人一进村，群众都躲上了山，我就跑来了。”稍停，小唐又加了一句：“他们讲的是灌阳话，可能是早几天过去的那帮灌阳保安队！”
狗尾洞离鲁塘八里地，敌人还要做饭吃，现在跑步赶去还能逮住他们！张队长略作思索，果断地命令道：“武工队的马上跑步前进，民兵带了家伙的也跟上。”
抢得时间就是胜利。队员们摔掉了棉衣夹袄，有的甚至光着膀子朝鲁塘飞奔。带了枪的十来个民兵也紧紧跟上。
鲁塘是个群山中的盆地，全村百来户人家，村子靠“盆”边背山而建，村前是一片近４００亩的田垌。武工队和民兵马不停蹄地跑步急行军３９分钟（易剑鸣看着手表）赶到鲁塘，并占领了通往灌阳必经之路的南边厄。张队长站在坳口擦着汗水朝下一望，见村里村外到处冒着炊烟，敌人把枪支架在一旁，这里一堆那里一伙的，有的在吃饭，有的还在烧锅，还有的在抓鸡撵鸭，把个村子搞得乌烟瘴气。再一看，四面山上隐约有人在活动，那是躲上山的村里群众。
敌人约有二三百，武工队才１０多人（加上有枪的民兵也不超过４０人），敌众我寡，这个仗能不能打呢？眼下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村里的敌人已成为惊弓之鸟，有如走投无路的丧家之犬，完全可以打。但是怎么打呢？张队长召集队员们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劝敌投降，但作好打硬仗的准备。具体布置是：交通员小唐找游击大队报告；鲁塘村的民兵到四面山上组织群众做好配合；张队长和石思衡下山去跟敌人谈判；易副队长带领剩下的人枪守住出山的南边厄，一旦谈判破裂，坚决堵住敌人。
张队长与石思衡走下山坳，命令匪哨兵带路去见他们的长官。村中央包家祠堂的天井里，国民党灌阳县保安团副团长文子康和参谋长易生玉，以及连排长们围在一起，吵吵嚷嚷地争论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听了匪哨兵的报告后，文子康打量了张队长和石思衡一眼，也不请坐，傲慢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桂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的代表，”张队长在一个石鼓墩上坐下，义正辞严地说，“奉大队首长的命令，来敦促你们缴枪投降！”
“新中国成立了，你们的蒋光头已经完蛋，桂林市和恭城、灌阳县城都已经解放了。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无处可逃，缴枪投降才是唯一出路！”站在一旁的石思衡加了一句。
“投降！什么条件？”文子康又问。
“交枪投降，就地遣散，离家远的可以发给路费。”张队长果断地回答。
几个匪连排长交头接耳地小声嘀咕起来。
“你们在游击队里是个什么角色？”一直在旁边不吭声的易生玉这时阴阳怪气地插话道，“你们作得了主吗？”
“我俩是大队参谋，”张队长毫不含糊地声明，“受领导委托，我们说话算话。”
“不见得。”易生玉冷笑着摇摇头，将文子康拉到一边小声地嘀咕了几句，然后回头皮笑肉不笑地说：“带我去见见你们大队的头儿，我们总不能不见真佛乱烧香，在土地庙前也磕响头吧？”
果然不出武工队所料，狡猾的敌人对是否真的被游击大队包围持怀疑态度。张队长站起来说：“好吧，既然你们要见‘真佛’才烧香，那跟我们走吧。”
出了祠堂大门，张队长指着隐约有人影活动的两边山上，对易生玉说：“你瞪大眼睛看看，四面山上都是我们的人，你们要顽抗不是找死吗？”
易生玉转头四顾，果见山上有人活动，还传来“哗啦”的子弹上膛声音，吓得他心里直打鼓。到了南边厄脚下，武工队员肖芳蒙从路旁的树丛后面转出来，问道：“张参谋，你们回来了，敌人还要‘死鸡仔硬撑’吗？”
“嘿嘿！”张队长冷笑道，“这位先生要见领导，你去通报一声大队易政委。”
“好吧！”腰挎盒子枪、提着卡宾枪的肖芳蒙答应一声转身朝坳上跑去。
易生玉见肖芳蒙的长短两支武器，就估计对手是游击大队的了，民兵“土包子”哪会有这般的“硬家伙”？待上坳见了戴眼镜的大队“易政委”（易剑鸣），又偷觑了架在坳上草丛中的两挺机枪（武工队伪装的），易生玉急忙下山回村里去了。可他回去差不多一个钟头了，还未见动静。敌人又想玩什么花招？
“放土机关枪，”石思衡提议道，“吓他们一家伙！”
“好的！”易队长赞成。
于是，１２名队员排在一起，先后有序地朝天放了一排空枪，“叭叭叭，叭叭……”好像重机枪的声音。接着，石思衡和周建民的两支“大肚匣子”也发了言：“嗒嗒，嗒嗒……”与轻机枪的声音也可以假乱真。
这敲山镇虎的一招，果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没半袋烟工夫，村子出现一阵骚乱，又传来几声枪响，不一会儿，敌人举着白旗（白床单）排成单行从村里走出来，高声喊着：“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战斗，兵不血刃，看似悬乎，实则自然，水到渠成。此役，共俘敌３２７人，缴获步枪３０８支，机枪５挺，手枪１２支，子弹５０００多发，手榴弹近千枚。
鲁塘之战后的一个月，恭城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１·２５”土匪暴乱，暴乱被镇压后，伪县自卫团和区自卫大队的１００多名残匪逃进了澄江源的深山老林中，继续危害瑶乡人民。第四武工队配合进剿的解放军正规部队，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将残匪全部消灭干净。
剿匪结束后，第四武工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成立武工队
恭城县泉会村与灵川县黄泥江村交界的大山里，有一座打香粉兼做蚊香、神香的香粉厂，东家是黄泥江村的大地主黄新凤。香粉厂地处深山老林，离最近的人家也有两公里远。平时，除采药人和“打山佬”（狩猎者）偶尔光顾外，几乎与世隔绝，东家一年也难得来打一次经管。
在澄江源，办厂、采矿、开店铺历来有个规矩，即农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由老板做东，准备些好吃好喝的烧香供神，神“吃剩”后的供品，人们便大吃一餐，叫“打牙祭”。１９４８年农历九月初一，照例是“打牙祭”的日子，以往初一、十五的晌午时分，香粉厂里早就猜拳喊码热闹起来了，可今天晌午过了，厂里还是静悄悄的，只有那舂香粉的水碓，不时发出“哗”、“通”的有节奏的响声和厂房边山溪的潺潺细语。
其实，这里今天并不平静。此刻，工人睡房旁的伙房里，饭菜已准备好了，锅里文火炖着的野猪肉透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厂里的四个工人和帮东家砍香菌树的十个临工（都是地下游击队员）正围坐在一起，一边小声地议论着什么，一边耐心地等待着客人。
约莫１点钟光景，上楼望的队员石思衡下楼来说：“客来了！”
大家往朝山外的窗口望去，只见三位客人正沿山道大步朝厂门口走来。渐渐近了，来客的面貌都看清了，其中两位是来过香粉厂做香粉生意的秦老板（地下党和桂北游击队负责人吴腾芳）和他１７岁的跟班伙计小唐（地下党联络员）。另一位中等个头、戴一副眼镜的年轻后生叫黄民权，是东家的少爷。听说他一直在桂林师范学校读书，今天怎么也来了？大家都觉得纳闷。
“我迟到了，害得大家饿肚子！”秦老板进门就向大家道歉，又拉着黄民权的手，问道：“这位大家认识吗？”
“我们的少东家，哪敢不认识？”石思衡代表众意，脱口揶揄道。
“也对，也不对。”秦老板笑着点点头又摇摇头，却岔开话题，反客为主地招呼道：“开饭，吃饱肚子再说。不过，从今天开始，大家喝酒最多只能喝六成。”
于是，大家很快围成两桌吃喝起来。队员们心里的疙瘩未解开，吃喝起来没滋没味，心里都在嘀咕：明明通知说今天开会有重要事情，干吗又请少东家来呢？秦老板见大家一声不响地喝闷酒，就明白了大家的心思，便停杯放筷，说：“自从我解放大军大反攻以来，各个战区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半个月前，‘辽沈战役’开始……”秦老板简要介绍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后，宣布道：“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由你们两个游击小组组建成桂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第四武工队，队员有易剑鸣、梁金彩、张振陆、周建明、肖芳蒙、杨定坤、唐伯坤、文期初、文期均、尹德基、周日中、石思权、石思衡、何万仲、廖汉民、李良静，共１６人，由张振陆任队长，易剑鸣任副队长。主要活动地区是三县交界的泉会、鲁塘、黄泥江一带，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迎接全国解放……张队长因有要事，过几天才能到来。下面，请易副队长讲话。”
秦老板带头鼓掌，可队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抬起的巴掌都没拍响，有的甚至在心里埋怨秦老板：你莫是吃错了药？当着少东家把我们都卖了……这时，黄民权站起来，冲大家行了个鞠躬礼，说：“同志们，为了方便工作，不暴露目标，从今天开始，我改名易剑鸣……”
“哗……”队员们这才恍然大悟，一阵欢快的掌声，把门口柳树上的小鸟都惊飞了。
疙瘩解开，心情舒畅。大家吃喝起来有滋有味的，别提有多痛快了。第四武工队的“生日宴”很快进入高潮，比往日的“打牙祭”热闹多了。
武工队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问题。开始，全队除上级发给张队长的一支驳壳枪和易副队长自己的一支短枪外，其余的都是打山猪用的鸟铳。队员们通过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讲清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会完蛋，共产党不久就要坐江山的大好形势，向几家富裕的中小地主“软硬兼施”地“借”到了五支看家护院的“汉阳造”（步枪）。又奔袭一昼夜，端了万水坪（属泉会村）一股劫匪的老窝，缴获了三支“汉阳造”和一支日本产的“三八大盖”。有了枪，可子弹不多，九支长枪总共不到１００发子弹，其中还有好几颗“臭子”。
随后，武工队又“借”到了四支短枪和一批子弹和手榴弹，一半的队员有了长短两支家伙，实力大增。武工队在群众中的威望也提高了，借粮筹款的事，财主富户们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只要接到武工队的信，保证按时送到指定地点。受剥削、压榨的贫穷苦难的瑶族同胞们扬眉吐气、倍受鼓舞，都盼望着早日获得解放。
针锋相对
武工队的活动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恭城、灵川、灌阳三县联合起来，派出两个连的保安团（自卫团）和四个区的自卫大队进驻澄江源的泉会和黄泥江，由恭城县自卫团副团长余伟年负责指挥，对武工队进行清剿。一时，反动气焰嚣张，地主老财纷纷“反水”，不但钱粮给养筹措困难了，一些反动地主还暗地里给保安团通风报信。为了蓄积力量，武工队报经上级批准后，八名长枪队员撤往灵川的松江和灌阳的大小河江一带活动，张队长和易剑鸣带领六名短枪队员分作两组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
由于敌人实施“村屯联防，十户连坐”的毒计，对接触过武工队的群众进行残酷的迫害，群众越来越害怕跟武工队接触了。武工队活动更加困难，被迫“借住”在地主老财家里，而且经常更换驻地，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个地方。
１９４９年农历正月十六晚上，张队长带领何万仲、周建民、石思衡住进了黄沙坳地主唐绍金家。唐家独居，离村子三里来路，屋后是莽莽青山，若遇情况有退路。再加上唐家人口不多，老两口、一个儿子和过门刚六天的儿媳妇，还有两个丫环和使唤老妈子。
武工队的到来使唐绍金又惊又怕，吃惊的是村上驻有保安团一个排，武工队敢在这里住宿；怕的是一旦双方交火起来，他的家就会“虾公连到鱼仔死”。忙好酒好菜地招待后，安排队员们在厢房睡下。
半夜时分，正在站岗的石思衡，忽听得屋后传来“汪汪”两声狗叫，接着又“呜呜”地低哼几声便不叫了。他明白这是睡着的狗晚上遇到主人的情形，忙叫醒战友们，一起搜查了主家的卧室，果然唐家新婚几天的儿子不见踪影。
队员们迅速撤出大门外，正要往屋右侧走（左边通村里），石思衡建议道：“队长，迎上去，找个好地形敲他们一家伙。”
“好！”张队长稍作思索，干脆地答应一声，领着三人顺大路朝村子方向跑去。
唐家屋左侧约半里远，有个上下各１６８级石阶的小山坳，坳顶有２０来平方米的坪场，一侧是修路挖土方形成的一道３丈多高的土崖壁。武工队员们跑上崖顶，埋伏下来，不到一袋烟工夫，就见一串火把从村子方向快速移来。待到近处时，只见敌排长和唐家少爷拿着手电跑在前面。敌排长喘着大气站在离坳顶丈把远的地方，低声命令将火把熄灭丢在路旁，以免暴露目标。
敌人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坳顶，将火把一丢索性在地坪上坐下了。当最后一个敌兵上了坳顶，易队长一声令下：“打！”
“叭、叭……”四支短枪一齐开了火，特别是周建明石思衡的两支“大肚匣子枪”，打出的连发，像机关枪似的。
紧接着“轰轰……”四声响，队员们每人朝敌群投去一颗手榴弹，就借着山林和夜色的掩护远走高飞了。
此役敌人死６人，伤１３人，敌排长也受了重伤，“偷鸡不成蚀把米”，连仅当了六天新郎官的唐家少爷也成了武工队的枪下鬼。
半个月后，武工队惩治了几个给敌人通风报信的反动地主，又在恭城县与灌阳县交界处的狮塘桥，处决了一个以在泉会开伙铺（旅店）为业，专门给敌人搜集武工队情报的“坐探”，并将处决布告张贴在各村屯和要道路口，针锋相对的打击措施，终于将地主山霸们震慑住了。武工队趁着大好机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农会、成立民兵小组。不久，武工队长枪队的八名队员也从外围回到了澄江源。
４月下旬，南下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形势急转直下，灵川、恭城、灌阳三县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哪还管得了澄江源，保安团清剿了两个多月，除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只好狼狈地撤出山外。从此，澄江源掌握在了武工队手中。
兵不血刃
１９４９年秋，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势如破竹般从湖南往广西进击。１１月２２日解放桂林市，国民党灌阳县县长白浪涛率领１２００多人枪，经澄江源往灵川方向逃窜，在灵川县的铁坑一带被桂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阻击后，白浪涛的亲信文子康、易生玉率３００多人枪，脱离白部回窜到灌阳县的鲁塘村。
１２月１４日上午１０时许，第四武工队集中在泉会狗尾洞的油榨里开会，传达上级关于“宣传发动群众，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会议还吸收了１０多位民兵、积极分子参加。
突然，鲁塘村的地下交通员小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门报告：“快，张队长，敌人到了鲁塘！”
“喝口水，慢慢说。”看小唐北风天仍跑得满头大汗，张队长忙倒了一碗冷茶给他。小唐接过冷茶“咕嘟咕嘟”喝了下去，抬手一抹嘴巴，说：“大概有二三百人，从松江（属灵川大境乡）方向来的，进了村子就吵吵嚷嚷的搜粮食找家伙做饭吃。敌人一进村，群众都躲上了山，我就跑来了。”稍停，小唐又加了一句：“他们讲的是灌阳话，可能是早几天过去的那帮灌阳保安队！”
狗尾洞离鲁塘八里地，敌人还要做饭吃，现在跑步赶去还能逮住他们！张队长略作思索，果断地命令道：“武工队的马上跑步前进，民兵带了家伙的也跟上。”
抢得时间就是胜利。队员们摔掉了棉衣夹袄，有的甚至光着膀子朝鲁塘飞奔。带了枪的十来个民兵也紧紧跟上。
鲁塘是个群山中的盆地，全村百来户人家，村子靠“盆”边背山而建，村前是一片近４００亩的田垌。武工队和民兵马不停蹄地跑步急行军３９分钟（易剑鸣看着手表）赶到鲁塘，并占领了通往灌阳必经之路的南边厄。张队长站在坳口擦着汗水朝下一望，见村里村外到处冒着炊烟，敌人把枪支架在一旁，这里一堆那里一伙的，有的在吃饭，有的还在烧锅，还有的在抓鸡撵鸭，把个村子搞得乌烟瘴气。再一看，四面山上隐约有人在活动，那是躲上山的村里群众。
敌人约有二三百，武工队才１０多人（加上有枪的民兵也不超过４０人），敌众我寡，这个仗能不能打呢？眼下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村里的敌人已成为惊弓之鸟，有如走投无路的丧家之犬，完全可以打。但是怎么打呢？张队长召集队员们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劝敌投降，但作好打硬仗的准备。具体布置是：交通员小唐找游击大队报告；鲁塘村的民兵到四面山上组织群众做好配合；张队长和石思衡下山去跟敌人谈判；易副队长带领剩下的人枪守住出山的南边厄，一旦谈判破裂，坚决堵住敌人。
张队长与石思衡走下山坳，命令匪哨兵带路去见他们的长官。村中央包家祠堂的天井里，国民党灌阳县保安团副团长文子康和参谋长易生玉，以及连排长们围在一起，吵吵嚷嚷地争论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听了匪哨兵的报告后，文子康打量了张队长和石思衡一眼，也不请坐，傲慢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桂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的代表，”张队长在一个石鼓墩上坐下，义正辞严地说，“奉大队首长的命令，来敦促你们缴枪投降！”
“新中国成立了，你们的蒋光头已经完蛋，桂林市和恭城、灌阳县城都已经解放了。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无处可逃，缴枪投降才是唯一出路！”站在一旁的石思衡加了一句。
“投降！什么条件？”文子康又问。
“交枪投降，就地遣散，离家远的可以发给路费。”张队长果断地回答。
几个匪连排长交头接耳地小声嘀咕起来。
“你们在游击队里是个什么角色？”一直在旁边不吭声的易生玉这时阴阳怪气地插话道，“你们作得了主吗？”
“我俩是大队参谋，”张队长毫不含糊地声明，“受领导委托，我们说话算话。”
“不见得。”易生玉冷笑着摇摇头，将文子康拉到一边小声地嘀咕了几句，然后回头皮笑肉不笑地说：“带我去见见你们大队的头儿，我们总不能不见真佛乱烧香，在土地庙前也磕响头吧？”
果然不出武工队所料，狡猾的敌人对是否真的被游击大队包围持怀疑态度。张队长站起来说：“好吧，既然你们要见‘真佛’才烧香，那跟我们走吧。”
出了祠堂大门，张队长指着隐约有人影活动的两边山上，对易生玉说：“你瞪大眼睛看看，四面山上都是我们的人，你们要顽抗不是找死吗？”
易生玉转头四顾，果见山上有人活动，还传来“哗啦”的子弹上膛声音，吓得他心里直打鼓。到了南边厄脚下，武工队员肖芳蒙从路旁的树丛后面转出来，问道：“张参谋，你们回来了，敌人还要‘死鸡仔硬撑’吗？”
“嘿嘿！”张队长冷笑道，“这位先生要见领导，你去通报一声大队易政委。”
“好吧！”腰挎盒子枪、提着卡宾枪的肖芳蒙答应一声转身朝坳上跑去。
易生玉见肖芳蒙的长短两支武器，就估计对手是游击大队的了，民兵“土包子”哪会有这般的“硬家伙”？待上坳见了戴眼镜的大队“易政委”（易剑鸣），又偷觑了架在坳上草丛中的两挺机枪（武工队伪装的），易生玉急忙下山回村里去了。可他回去差不多一个钟头了，还未见动静。敌人又想玩什么花招？
“放土机关枪，”石思衡提议道，“吓他们一家伙！”
“好的！”易队长赞成。
于是，１２名队员排在一起，先后有序地朝天放了一排空枪，“叭叭叭，叭叭……”好像重机枪的声音。接着，石思衡和周建民的两支“大肚匣子”也发了言：“嗒嗒，嗒嗒……”与轻机枪的声音也可以假乱真。
这敲山镇虎的一招，果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没半袋烟工夫，村子出现一阵骚乱，又传来几声枪响，不一会儿，敌人举着白旗（白床单）排成单行从村里走出来，高声喊着：“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战斗，兵不血刃，看似悬乎，实则自然，水到渠成。此役，共俘敌３２７人，缴获步枪３０８支，机枪５挺，手枪１２支，子弹５０００多发，手榴弹近千枚。
鲁塘之战后的一个月，恭城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１·２５”土匪暴乱，暴乱被镇压后，伪县自卫团和区自卫大队的１００多名残匪逃进了澄江源的深山老林中，继续危害瑶乡人民。第四武工队配合进剿的解放军正规部队，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将残匪全部消灭干净。
剿匪结束后，第四武工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