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已经谈论很长时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看不到一丝进展，倒是大学校长们亦官亦学身份下的所作所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北大校长为母祝寿下跪、写歌出碟，浙大校长开学术会议时在电脑上玩牌，让名校之长出尽了风头。有人说，校长也是人，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也会做一些体现真性情的事情，过度从负面进行解读和批评质疑，是不良心态的反映，是仇官心理的另类表现。
　　面对媒体对两位校长是是非非的争论，不由联想起香港前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因在深圳租房和乘坐朋友的游艇而遭受的调查与非议。曾荫权的房子是按市价租的，只是装修档次高出了一般标准；坐朋友游艇是付了费的，仍被指有搀杂权力因素的嫌疑。在我们看来都是区区小事，港人未免小题大做，但它却真实体现了香港社会对权力寻租的零容忍。为此，曾特首不得不对全体市民声泪俱下地道歉认错，请求谅解。
　　香港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分析与解读，同样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一个人只要担任了公职，拥有了权力，也就意味着个人的一些自由空间的丧失：一般人不能做的事你首先不能做，一般人能做的一些事情你也不能做，否则就会被怀疑有权力染指，你就说不清楚。也就是说，当权者的个人自由和活动空间与普通人相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与制约，公权力被严格界定在私人领域之外，不能与个人私利扯上任何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香港的核心价值”。
　　我们的大学虽然不是衙门，但校长却是准官员，因为它有与官场相对应的官阶与待遇。所以，校长实际是集官员和学者两种身份于一体。既然有这样的身份，自然也要不可避免地承受百姓对为官者的那种“另眼看待”，仇官仇到校长身上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果校长属于纯粹的学者，有点名士风度，秀点另类性格，做点别出心裁的事情，有可能会成雅趣逸闻，让人仰慕钦羡，传为美谈。可惜的是，现在的不少大学校长，官僚之气大于学术之态，功利之心重于修身之念，与官场共舞，和浮躁同行，官员实惠尽得囊中，校长价值无从体现。在如此背景之下，一言一行才会引发特别关注，招得众多非议，引来无数口水。
　　可悲的是，我们的校长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的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尴尬。一些校长既没有官员的成熟圆滑，又缺少学者的儒雅清高；从官场的角度看，他们显得有些幼稚；从学者的角度看，他们又表现得过于世俗。由于角色定位混乱，虽然自感无辜却饱受争议，进退失据。
　　校长也是人，但却不是普通人，他们属于有地位有权力的人，所以有些事情普通人可以做，校长却要三思而后行，否则就会和权力、地位、动机挂起钩来，让人产生很多联想。这就是校长屡遭质疑的原因所在。在众人面前给老母下跪是不是借机作秀？利用公共平台宣传自创歌曲光碟，是不是公权私用的商业炒作？一个开会玩牌的校长，怎么能管好一所名牌大学？所有疑问和批评都在正常的思维范畴之内，不存在偏激、扭曲、故意找茬的问题。因为对这些相当于正部或副部级官员的校长的所作所为，公众和媒体不可能按普通人的标准去解读和讨论。
　　但从目前热议的问题看，公众并没有对这些名校校长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严苛的要求。只要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刻意作秀，不随意出位，知道克制自己，懂得尊重别人，保持一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完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争议。如此而已。
　　在当下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突出的现实环境中，作为名校校长，即使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较大作为，至少可以做到不惹事，不添乱，不在与工作职责无关的事情上制造噱头，搅起舆论旋涡，让已经饱受非议的大学教育更加不堪。
　　浙大校长开会玩牌一事曝光后，有人担心“大学校长”之称有可能变成与“小姐”、“同志”等一样的称谓，成为某种现象或某类群体的代名词，从而失去它原有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内涵。这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存在很多弊端，但在一个完全商业化了的浮躁社会里，教育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块精神文化高地，而这样的一块高地有可能随着社会认可度的逐渐降低而失守。可以说，我们这些名校之长们的种种表现，正在加快这种进程，而他们自己却压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多地纠结于个人的毁誉得失，愤怒于他人的居心叵测，却不知道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整个校长群体，是我们的大学，是我们处境艰难的教育事业。
　　那些喜欢出风头、喜欢惹事生非的校长们，以及不遗余力为他们进行辩解的人都该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