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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和平崛起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上海的发展可以看做是中国某些高层次变化的缩影。
根据国家的战略目标，上海正在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上海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都在围绕这四个中心全力推进，体现这个进程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市容环境和市政管理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即使“老上海”重回沪上，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受。
这种观感不只是中国人有，外国人更是反映强烈。2009年4月，英国35所大学的200多名大学生在上海逗留了两周，与上海老百姓共同生活，零距离感受上海。他们在浦东国际机场一下飞机，就发现这里“比伦敦希斯罗机场更大、更漂亮、更现代化”；游览南京路步行街，发现“规模比英国最繁华的伦敦牛津街要大十倍”；中国老百姓能收看到的电视频道多达120个，而在英国大部分家庭只能收看六七个频道；在地铁、磁悬浮列车以及世博会、虹桥交通枢纽、环球金融贸易大厦等工地，更让这些年轻人震撼不已，有人竟脫口惊呼：“这里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
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上海的昨天又是怎样的？从昨天到今天这一步跨得有多大，你知道吗？我讲几个平民百姓都能感受到的小故事，可以以小见大，看看历史大潮的浪花后面是多大的能量，多大的裂变。
金山卫的木盒晒盐
1972年1月，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从国外引进4个成套石油化工化纤项目，计划分别建在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当时我是主管这批引进项目的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兼引进成套设备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5月，我们分别到这4个地方选择建设地点。上海市推荐了4个厂址，即高桥、吴淞、拓林、金山卫。我们对现场一一进行了考察。金山卫的厂址选在一片海滩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沙滩上摆着3排、每排约10多个木质的盒子，其形状就像常见的两屉木桌的抽屉，只是稍宽、稍大、稍浅些，里面有的盛了海水，有的有薄薄一层白色粉状物。我们都很奇怪，问上海市陪同的人员这是什么？做什么用的？陪同考察的金山县县长回答说是当地农民晒盐的工具，即把海水放在里面，靠太阳照晒和蒸发除掉水分，然后结晶成盐。我想起来了，抗日战争前我在农村上小学时的《自然》课本上，曾经读过画着这种木框盒的课文，书中介绍说这是用海水蒸发晒盐的工具。想不到时隔30多年，竟然见到了实物！我在轻工业部主管过盐业生产，到过天津塘沽等大型盐场，都是大面积的围地蓄海水晒盐，筑堤、提水、堆垛、运输等都用机械作业。想不到中国最先进的工业城市竟然还在使用这样原始落后的晒盐方法。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当地农民“靠海吃海”的自然经济产物。我由此想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上海一角，一面是近代工业兴起，一面是原始的手工作业，反差如此之大，但却相映成趣，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动历史画面，如今是再也看不到了。这个木盒晒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40年是历史的一瞬间，金山卫的荒凉海滩早已建成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化纤新城，与它毗邻的漕泾，一座崭新的化工区正在崛起，它的规划和已建成的赛科石化公司都是当今世界的一流水平。谁能想到，沧海桑田，不到两代人时间，金山卫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当年连想也不敢想的。
锦江饭店没有制冰冰箱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上海先后任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当时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各种名义来上海访问的外宾日益增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许多重要外宾和旅游团体都安排住在当时最好的锦江饭店，其中美国人的生活与中国过去接待的外国人多有不同，往往一个很普通的要求饭店也难以满足。1979年的一天，锦江饭店总经理任百尊同志找到我，说饭店住的美国人饮酒和喝饮料都要加冰块，而锦江饭店的冰箱都是单开门的，是医用冰箱，不能制冰，要购买需要外汇，还一时进不来。他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有能制冰的冰箱，是当年建厂时德国专家留下的，他要我批示上海石化总厂借调两台。我说行，我给他们说。结果很快送来了两台，解了当时中国最高档次的锦江饭店的燃眉之急。现在家家户户都拥有能制冰的冰箱，在30多年前上海最好的饭店竟然没有，你能想象吗？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可比的变化。
“临床最好，理论次之，设备最差”
1980年美国派了一个高级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方给以高规格的接待，由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陪同访问上海。在结束访问时，钱部长要我见见他们，以示礼遇。我在会见时首先表示，中美两国医学界往来已经中断了30多年，这次欢迎你们来访问，你们希望看的都看到了，我想借此机会听听你们的意见，为两国医学界的交往与合作开个好头。在几位团员讲话以后，团长最后讲话，他把所见所闻概括为“临床最好，理论次之，设备最差”。在讲的过程中，他还讲了一些具体情况和观感。会见后，我宴请他们，席间我问钱信忠部长，他们讲的意见怎样？钱部长说讲得好，抓住了关键，高度概括，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确像美国人说的，我们人口多，病号多，医疗资源短缺，门诊看病的什么疑难杂症都有，临床诊断有各种对象，最富于积累经验。医学理论有受过西方和苏联医学教育的基础，有中西医结合的创意和针灸穴位等理论，有中华民族的固有特色。设备差是普遍现象，是当时经济条件决定的。现在“临床最好”和“理论次之”的情况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设备最差”的情况则完全改观，甚至走到了前面，上海的大医院包括区属医院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CT、核磁共振等各种电子医疗器械应有尽有，这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周小燕家申请装煤气取暖炉
1978年1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张骏祥给我写了封信，说天气寒冷，他的夫人周小燕弹钢琴冻得手指不能舒展，他要我批准他家装一台煤气取暖炉，提高室内温度，使小燕能够正常练琴。我收到信后没有马上批，而是给他回了个电话，提出要到他家里做客，看看他们夫妇，问他方便不方便，他即表示欢迎。于是我挑了星期天下午到他家里去了，我是穿了棉军大衣去的，在他家练琴的客厅里坐着聊了个把小时，确实很冷。我所以要特地去他家做客，也是在给煤气公司批示时讲点自己的亲身感受，增加批示的效力。不久，煤气公司就办了，效果很好，张骏祥还当面向我表示感谢。现在家家都装有空调，夏天用冷气，冬天开暖气，再同年轻人谈煤气取暖炉，许多人已不知为何物。至于这样的事还要市领导批准，更是难以想象。
往日本打长途电话要批准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以下简称“宝钢”）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第二天正式开工建设。中央在批示中提出“抢建”宝钢。宝钢为此陆续派出16个设计联络小组到日本和德国商谈具体技术问题。赴日本的组最多时有97人，先后开出1.2万个设计联络单、累计2.1万多个问题。谈判极为紧张。日方也派出大体相当的设计联络人员。中方在东京、日方在上海就设计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沟通、衔接和谈判，适时作出技术结论，按时交付设计图纸，以确保设备订货和工程建设按时进行。
在设计谈判进行过程中，双方提出的问题都要及时答复。日方派到上海的设计联络组随时向东京打电话请示，及时解决，工作极有效率。中方派到东京的设计联络小组却不能及时打电话，要靠书面报告请示，或派人回国汇报，既费时又误事，引起日方诸多不满。宝钢指挥部分管设计和对外技术谈判的黄锦发副总指挥急得不行，找到我要求解决。我当时兼任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问为什么不能打电话联系？他说有制度规定只有处长可以打国际长途电话，还要经过批准，而处长又不是所有技术问题都搞得清楚，严重影响工作。我问这是哪里规定的？他说是市里邮电局规定的，还说他们也是执行上级的规定。我说中日双方合作建设的海底电缆，是为了中日双方通讯方便，是双向的通讯手段，中方不用，岂不成了日方单向的？！我说你们马上写个报告，我来批。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把报告送来了，我立即批示请上海邮电局解决，并说事情紧急，要服从工作需要，如执行中有问题，由宝钢指挥部党委负责。上海邮电局随即按照批示，解决了问题。
2000年8月，我路过甘肃省嘉峪关，在公路旁的村子泥土墙上赫然看到用石灰刷写的大字广告：“本村可以同世界各国打长途电话!”这个广告的豪气让人震撼！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的网络语言“雷人”吧！在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偏远农村，打出这样的广告，还有什么比这更“雷人”的！？想想当年上海宝钢打国际长途电话还要批准，真是不可思议，恍如隔世！
希望明天早餐桌上女王能见到芒果
1983年我从上海调回北京筹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86年底因公去上海，市委接待处处长葛非同志在西郊宾馆请我吃饭，闲谈中他对我讲了英国女王访问上海的故事。葛非讲，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这是历史上英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中国，双方都进行了最高规格的安排。
在离开上海前的头两天，女王的侍卫长在早餐后留了张条子，说“希望明天女王的早餐桌上能看到芒果”。西郊宾馆经理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葛非，他们宾馆没有，于是赶紧四处寻找，结果诺大个上海竟然找不到芒果，甚至找到美国、法国的驻上海总领事馆，他们也没有。情急之下，他们想到了北京，于是给钓鱼台国宾馆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芒果，钓鱼台国宾馆经理说有，并说当晚李先念主席要到上海参加女王的告别宴会，可以托请李先念的专机带上一箱芒果，请他们派人直接去机场取走。第二天早上，女王餐桌上见到了芒果。
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从高档水果店到大众化的水果摊，到处都可看到黄灿灿的芒果，不仅有中国海南岛产的，还有世界著名的菲律宾芒果。这就是变化。
历史的巨变，可以由小见大，可以从许多细小故事中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讲的六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公众都能感受的例证。
900多年前的宋代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我调离上海正好将近30年，头发也都白了，重回上海后的所见所闻，那些30年前的种种陈迹确是迷失了，找不到了，眼前的都是新景观、新事物。我由此想到王安石的上面这首诗，就好像为900多年后的我们这些人写的。我还想，王安石的诗不只是上海的写照，也是全国的写照，可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用来“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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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的战略目标，上海正在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上海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都在围绕这四个中心全力推进，体现这个进程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市容环境和市政管理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即使“老上海”重回沪上，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受。
这种观感不只是中国人有，外国人更是反映强烈。2009年4月，英国35所大学的200多名大学生在上海逗留了两周，与上海老百姓共同生活，零距离感受上海。他们在浦东国际机场一下飞机，就发现这里“比伦敦希斯罗机场更大、更漂亮、更现代化”；游览南京路步行街，发现“规模比英国最繁华的伦敦牛津街要大十倍”；中国老百姓能收看到的电视频道多达120个，而在英国大部分家庭只能收看六七个频道；在地铁、磁悬浮列车以及世博会、虹桥交通枢纽、环球金融贸易大厦等工地，更让这些年轻人震撼不已，有人竟脫口惊呼：“这里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
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上海的昨天又是怎样的？从昨天到今天这一步跨得有多大，你知道吗？我讲几个平民百姓都能感受到的小故事，可以以小见大，看看历史大潮的浪花后面是多大的能量，多大的裂变。
金山卫的木盒晒盐
1972年1月，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从国外引进4个成套石油化工化纤项目，计划分别建在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当时我是主管这批引进项目的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兼引进成套设备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5月，我们分别到这4个地方选择建设地点。上海市推荐了4个厂址，即高桥、吴淞、拓林、金山卫。我们对现场一一进行了考察。金山卫的厂址选在一片海滩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沙滩上摆着3排、每排约10多个木质的盒子，其形状就像常见的两屉木桌的抽屉，只是稍宽、稍大、稍浅些，里面有的盛了海水，有的有薄薄一层白色粉状物。我们都很奇怪，问上海市陪同的人员这是什么？做什么用的？陪同考察的金山县县长回答说是当地农民晒盐的工具，即把海水放在里面，靠太阳照晒和蒸发除掉水分，然后结晶成盐。我想起来了，抗日战争前我在农村上小学时的《自然》课本上，曾经读过画着这种木框盒的课文，书中介绍说这是用海水蒸发晒盐的工具。想不到时隔30多年，竟然见到了实物！我在轻工业部主管过盐业生产，到过天津塘沽等大型盐场，都是大面积的围地蓄海水晒盐，筑堤、提水、堆垛、运输等都用机械作业。想不到中国最先进的工业城市竟然还在使用这样原始落后的晒盐方法。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当地农民“靠海吃海”的自然经济产物。我由此想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上海一角，一面是近代工业兴起，一面是原始的手工作业，反差如此之大，但却相映成趣，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动历史画面，如今是再也看不到了。这个木盒晒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40年是历史的一瞬间，金山卫的荒凉海滩早已建成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化纤新城，与它毗邻的漕泾，一座崭新的化工区正在崛起，它的规划和已建成的赛科石化公司都是当今世界的一流水平。谁能想到，沧海桑田，不到两代人时间，金山卫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当年连想也不敢想的。
锦江饭店没有制冰冰箱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上海先后任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当时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各种名义来上海访问的外宾日益增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许多重要外宾和旅游团体都安排住在当时最好的锦江饭店，其中美国人的生活与中国过去接待的外国人多有不同，往往一个很普通的要求饭店也难以满足。1979年的一天，锦江饭店总经理任百尊同志找到我，说饭店住的美国人饮酒和喝饮料都要加冰块，而锦江饭店的冰箱都是单开门的，是医用冰箱，不能制冰，要购买需要外汇，还一时进不来。他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有能制冰的冰箱，是当年建厂时德国专家留下的，他要我批示上海石化总厂借调两台。我说行，我给他们说。结果很快送来了两台，解了当时中国最高档次的锦江饭店的燃眉之急。现在家家户户都拥有能制冰的冰箱，在30多年前上海最好的饭店竟然没有，你能想象吗？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可比的变化。
“临床最好，理论次之，设备最差”
1980年美国派了一个高级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方给以高规格的接待，由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陪同访问上海。在结束访问时，钱部长要我见见他们，以示礼遇。我在会见时首先表示，中美两国医学界往来已经中断了30多年，这次欢迎你们来访问，你们希望看的都看到了，我想借此机会听听你们的意见，为两国医学界的交往与合作开个好头。在几位团员讲话以后，团长最后讲话，他把所见所闻概括为“临床最好，理论次之，设备最差”。在讲的过程中，他还讲了一些具体情况和观感。会见后，我宴请他们，席间我问钱信忠部长，他们讲的意见怎样？钱部长说讲得好，抓住了关键，高度概括，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确像美国人说的，我们人口多，病号多，医疗资源短缺，门诊看病的什么疑难杂症都有，临床诊断有各种对象，最富于积累经验。医学理论有受过西方和苏联医学教育的基础，有中西医结合的创意和针灸穴位等理论，有中华民族的固有特色。设备差是普遍现象，是当时经济条件决定的。现在“临床最好”和“理论次之”的情况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设备最差”的情况则完全改观，甚至走到了前面，上海的大医院包括区属医院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CT、核磁共振等各种电子医疗器械应有尽有，这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周小燕家申请装煤气取暖炉
1978年1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张骏祥给我写了封信，说天气寒冷，他的夫人周小燕弹钢琴冻得手指不能舒展，他要我批准他家装一台煤气取暖炉，提高室内温度，使小燕能够正常练琴。我收到信后没有马上批，而是给他回了个电话，提出要到他家里做客，看看他们夫妇，问他方便不方便，他即表示欢迎。于是我挑了星期天下午到他家里去了，我是穿了棉军大衣去的，在他家练琴的客厅里坐着聊了个把小时，确实很冷。我所以要特地去他家做客，也是在给煤气公司批示时讲点自己的亲身感受，增加批示的效力。不久，煤气公司就办了，效果很好，张骏祥还当面向我表示感谢。现在家家都装有空调，夏天用冷气，冬天开暖气，再同年轻人谈煤气取暖炉，许多人已不知为何物。至于这样的事还要市领导批准，更是难以想象。
往日本打长途电话要批准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以下简称“宝钢”）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第二天正式开工建设。中央在批示中提出“抢建”宝钢。宝钢为此陆续派出16个设计联络小组到日本和德国商谈具体技术问题。赴日本的组最多时有97人，先后开出1.2万个设计联络单、累计2.1万多个问题。谈判极为紧张。日方也派出大体相当的设计联络人员。中方在东京、日方在上海就设计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沟通、衔接和谈判，适时作出技术结论，按时交付设计图纸，以确保设备订货和工程建设按时进行。
在设计谈判进行过程中，双方提出的问题都要及时答复。日方派到上海的设计联络组随时向东京打电话请示，及时解决，工作极有效率。中方派到东京的设计联络小组却不能及时打电话，要靠书面报告请示，或派人回国汇报，既费时又误事，引起日方诸多不满。宝钢指挥部分管设计和对外技术谈判的黄锦发副总指挥急得不行，找到我要求解决。我当时兼任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问为什么不能打电话联系？他说有制度规定只有处长可以打国际长途电话，还要经过批准，而处长又不是所有技术问题都搞得清楚，严重影响工作。我问这是哪里规定的？他说是市里邮电局规定的，还说他们也是执行上级的规定。我说中日双方合作建设的海底电缆，是为了中日双方通讯方便，是双向的通讯手段，中方不用，岂不成了日方单向的？！我说你们马上写个报告，我来批。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把报告送来了，我立即批示请上海邮电局解决，并说事情紧急，要服从工作需要，如执行中有问题，由宝钢指挥部党委负责。上海邮电局随即按照批示，解决了问题。
2000年8月，我路过甘肃省嘉峪关，在公路旁的村子泥土墙上赫然看到用石灰刷写的大字广告：“本村可以同世界各国打长途电话!”这个广告的豪气让人震撼！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的网络语言“雷人”吧！在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偏远农村，打出这样的广告，还有什么比这更“雷人”的！？想想当年上海宝钢打国际长途电话还要批准，真是不可思议，恍如隔世！
希望明天早餐桌上女王能见到芒果
1983年我从上海调回北京筹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86年底因公去上海，市委接待处处长葛非同志在西郊宾馆请我吃饭，闲谈中他对我讲了英国女王访问上海的故事。葛非讲，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这是历史上英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中国，双方都进行了最高规格的安排。
在离开上海前的头两天，女王的侍卫长在早餐后留了张条子，说“希望明天女王的早餐桌上能看到芒果”。西郊宾馆经理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葛非，他们宾馆没有，于是赶紧四处寻找，结果诺大个上海竟然找不到芒果，甚至找到美国、法国的驻上海总领事馆，他们也没有。情急之下，他们想到了北京，于是给钓鱼台国宾馆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芒果，钓鱼台国宾馆经理说有，并说当晚李先念主席要到上海参加女王的告别宴会，可以托请李先念的专机带上一箱芒果，请他们派人直接去机场取走。第二天早上，女王餐桌上见到了芒果。
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从高档水果店到大众化的水果摊，到处都可看到黄灿灿的芒果，不仅有中国海南岛产的，还有世界著名的菲律宾芒果。这就是变化。
历史的巨变，可以由小见大，可以从许多细小故事中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讲的六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公众都能感受的例证。
900多年前的宋代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我调离上海正好将近30年，头发也都白了，重回上海后的所见所闻，那些30年前的种种陈迹确是迷失了，找不到了，眼前的都是新景观、新事物。我由此想到王安石的上面这首诗，就好像为900多年后的我们这些人写的。我还想，王安石的诗不只是上海的写照，也是全国的写照，可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用来“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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