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房子不住，也不对外出租，这叫空置房。空置房在咱们中国一直存在。
　　挑近的说，民国十六年上海工人大罢工，市面萧条，北四川路和宁波路附近新开发的商铺和住宅几乎无人问津。商界风云人物黄楚九斥巨资开发的二十多幢商住两用楼。两年内没能卖出去一幢，成了超级烂尾楼。
　　挑远的说，早在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流行在正宅之外另置“别业”，像王维在长安有房，又去蓝田买辋川别墅；司马光在洛阳有房，又去嵩山建叠石别馆。岑参有南溪别业，杜牧有樊川别墅，李德裕有平泉山庄，叶梦得有卧峰山堂。這些“别业”、“别墅”、“山庄”，无一例外都是第二套房子抑或第三套房子，士大夫们一般不住，白白地浪费了土地资源。所以白居易写诗感叹：“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归。”
　　一方面是房屋空置。另一方面是住房紧张。上至唐宋，下迄民国，都有大批居民买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房子。唐末和五代时期，一家三代住一小房子，地方不够，不得不自己动手改成小复式。民国时期，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小白领常年跟人拼租房屋，小小一栋公寓，七十二家房客。同时，有钱的人家坐拥几处房产，华厦林立，却空无一人。
　　对于这些占据资源并造成住房市场供求紧张的空置房产，历代政策不一。两宋时代一般不作干涉，政府一不征用，二不征税。民国某些年盼的某些匠域则对空置房加征“空房捐”，这样可以逼着那些拥有多套房产的富人把部分房子卖掉或出租，增加住房市场上的有效供应。
　　从打压房价的角度看，民国时的做法是对的；从道德角度分析，倒是唐宋时的无为政策更接近公平和正义，因为按照现代正义理论。一个有产者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处置其，财产，国家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强迫他跟别人共享财富。
　　幸好现代正义理论里还有一个前提：可供自由处置的财产必须来路正当。我们不敢说那些拥有多套房产的业主都不清白，但至少有一部分半清不混。比方骗购经适房的富人，只要他们名下的经适房长期空置，只要他们的车库里停着奔驰宝马，就可以断定其财产来路不正，就有一万个理由对他们的空房征收房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