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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潮州府释道文化的发展对今潮州文化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乾隆《潮州府志》中对古潮州府的释道先贤、寺祠文化以及儒释道交融的记载，足以反映出当时潮州释道文化的大致发展状况。显然，自唐宋以来，释道文化在潮州已取得一定发展，逐渐得到平民百姓甚至文人士大夫的认可，并且留下了许多庵寺、祠堂遗址，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影响了现今潮汕地区多神信仰的潮州文化。
【关键词】潮州 释 道 方志
序言
考“潮州”之名，应始于隋，由“义安县”改名而来。今日所称“潮州”，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现广东省潮州市，辖潮安区、湘桥区等地。广义则指古潮州府，于明洪武二年由元潮州路改置而成，主要管辖海阳县、潮阳县、揭阳县、澄海县、饶平县、普宁县、惠来县、丰顺县以及大埔县等九县，大致为今天所称“潮汕地区”。
本文，笔者将以乾隆《潮州府志》为研究视角，对古潮州府释道先贤、寺、祠文化以及两者与儒学的关系展开论述，以期对古潮州府释道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而笔者在此选择乾隆时期周硕勋纂修的《潮州府志》，据《“潮州方志”考》，现存最早的《潮州府志》应为嘉靖年间郭春震所纂修。一方面是因为周志之后饶宗熙《潮州志》已刊行不全，而周志之前，方志多亡佚，或藏者较少，如顺治《潮州府志》、康熙《潮州府志》。另一方面，选择清朝府志，也是希望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来收集古潮州府释道文化的资料。
一、释道先贤
自唐宋以来，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和保护，释道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古潮州府出现了不少在释道文化方面的名人，地方府志对这些人物亦有一定记载。笔者在此将通过对乾隆《潮州府志》中所记载的人物的分析，从而对古潮州府的释道先贤的形象有一个较好的呈现。
（一）释道先贤在方志中所处位置
乾隆《潮州府志》是由时潮州知县周硕勋主持纂修的，全书共有四十三卷，其中人物志三卷十四类，即为“名臣”、“循吏”、“儒林”、“忠烈”、“孝友”、“文苑”、“武功”、“义行”“隐逸”、“耆德”、“方技”、“仙”、“释”、“列女”。
任何一部著作，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 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乾隆《潮州府志》产生于封建时代，这就决定了其在修纂过程中必须以在当时占据主流的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以及由此来衡量人物能否入传的标准。因而可以看到，在这一人物志中，忠、孝、节、义占据了极大的篇幅。
（二）释道先贤的神话色彩
宗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对于未知或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所臆造出来的一种自我安慰。释道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它往往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和虚幻性。正是在释道文化的这种特性的影响下，乾隆《潮州府志﹒人物志》对“仙释”类人物的记载也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
（三）释道先贤的禅诗色彩
释道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其义理中包含着诸多对人生、对世界的哲理性思考，值得我们深思。也正是因为释道文化的这个特点，乾隆《潮州府志﹒人物志》对于“仙释”类人物的记载常常带有禅诗色彩。
笔者认为，乾隆《潮州府志》中所记载的释道先贤，或是对释道文化在潮州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或是由于释道文化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释道文化在古潮州府的影响。
二、寺、祠文化
潮州古属楚地，背五岭而面南海，远离朝野，民风淳然，“尚鬼神、重淫祀”之风盛行。释道文化本身就是宗教文化，当它们传播至这样一个信仰成风的地区，自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民间信仰。同时又由于潮人处在临海之地，思想活跃开放，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度较大，从而促成了释道相融的现象。
此外，从乾隆《潮州府志》对寺、祠文化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发现古潮州府释道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如乾隆《潮州府志﹒寺观》载，侣云庵中悬有真武铸钟，且庵前阔埕有“玄天上帝”石炉，可见当时一些庵寺存在兼祀他神的现象。这一特点在《潮州市佛教﹒潮州开元寺志》有更详细的记载，如潮州九槽庵，“庵三进，……庵中兼祀三山国王、城隍、玄天上帝、天后圣母、土地神等”。
虽然乾隆《潮州府志》对寺、祠文化的介绍多停留在名称和地址记载方面，但却足以为我们呈现出古潮州府庵寺和祠祀发展的大致草图。据此可以发现，释道文化在古潮州府已经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信仰，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融合的情况。
三、儒学与释道文化
虽然释道文化在古潮州府取得一定的发展，对儒家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但这并不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在此要论述的，并非单纯意义上的释道文化对儒学的冲击，而是希望借助乾隆《潮州府志》中的一些记载，论述释道文化对儒家士大夫的吸引力，以及三者之间的渐趋融合，从而对释道文化在古潮州府的发展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
另一方面，不仅平民百姓，许多潮籍的士大夫，如明海阳籍入阁的盛端明、清初澄海籍潮州总兵许龙等，都被释道文化所吸引，而在潮为官的唐朝潮州刺史唐临、韩愈等，也与释道先贤交往密切。以韩愈为例。韩愈本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但他不到潮州一年，却与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结为莫逆之交。
除此之外，如“仙”类人物白玉蟾、黄延新皆与士大夫有所交往，“释”类高僧惠照、惟俨等，皆颇受当时儒家士大夫赏识，多次向他们传授佛理。
儒释道的渐趋融合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当几种文化共处一室而又无法消灭任何一方时，只能在相互制约和相互融合的矛盾中共存。笔者认为，释道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潮州儒家士大夫的认可，是其能在古潮州府得到较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释道文化在潮州的发展，给儒学带来压力，从另一个角度上而言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乾隆《潮州府志》对古潮州府的释道文化记载虽不够详实，但已足以反映出当时潮州释道文化的大致发展状况。显然，自唐宋以来，释道文化在潮州已取得一定发展，逐渐得到平民百姓甚至文人士大夫的认可，并且留下了许多庵寺、祠堂遗址，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影响了现今潮汕地区多神信仰的潮州文化。
【参考文献】
[1]（清）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明）郭春震纂修。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嘉靖）潮州府志 8卷[M]。北京：中国书店。1547
[3]（清）吴颖纂修。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顺治）潮州府志 12卷[M]。北京：中国书店。1661
【关键词】潮州 释 道 方志
序言
考“潮州”之名，应始于隋，由“义安县”改名而来。今日所称“潮州”，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现广东省潮州市，辖潮安区、湘桥区等地。广义则指古潮州府，于明洪武二年由元潮州路改置而成，主要管辖海阳县、潮阳县、揭阳县、澄海县、饶平县、普宁县、惠来县、丰顺县以及大埔县等九县，大致为今天所称“潮汕地区”。
本文，笔者将以乾隆《潮州府志》为研究视角，对古潮州府释道先贤、寺、祠文化以及两者与儒学的关系展开论述，以期对古潮州府释道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而笔者在此选择乾隆时期周硕勋纂修的《潮州府志》，据《“潮州方志”考》，现存最早的《潮州府志》应为嘉靖年间郭春震所纂修。一方面是因为周志之后饶宗熙《潮州志》已刊行不全，而周志之前，方志多亡佚，或藏者较少，如顺治《潮州府志》、康熙《潮州府志》。另一方面，选择清朝府志，也是希望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来收集古潮州府释道文化的资料。
一、释道先贤
自唐宋以来，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和保护，释道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古潮州府出现了不少在释道文化方面的名人，地方府志对这些人物亦有一定记载。笔者在此将通过对乾隆《潮州府志》中所记载的人物的分析，从而对古潮州府的释道先贤的形象有一个较好的呈现。
（一）释道先贤在方志中所处位置
乾隆《潮州府志》是由时潮州知县周硕勋主持纂修的，全书共有四十三卷，其中人物志三卷十四类，即为“名臣”、“循吏”、“儒林”、“忠烈”、“孝友”、“文苑”、“武功”、“义行”“隐逸”、“耆德”、“方技”、“仙”、“释”、“列女”。
任何一部著作，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 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乾隆《潮州府志》产生于封建时代，这就决定了其在修纂过程中必须以在当时占据主流的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以及由此来衡量人物能否入传的标准。因而可以看到，在这一人物志中，忠、孝、节、义占据了极大的篇幅。
（二）释道先贤的神话色彩
宗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对于未知或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所臆造出来的一种自我安慰。释道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它往往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和虚幻性。正是在释道文化的这种特性的影响下，乾隆《潮州府志﹒人物志》对“仙释”类人物的记载也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
（三）释道先贤的禅诗色彩
释道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其义理中包含着诸多对人生、对世界的哲理性思考，值得我们深思。也正是因为释道文化的这个特点，乾隆《潮州府志﹒人物志》对于“仙释”类人物的记载常常带有禅诗色彩。
笔者认为，乾隆《潮州府志》中所记载的释道先贤，或是对释道文化在潮州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或是由于释道文化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释道文化在古潮州府的影响。
二、寺、祠文化
潮州古属楚地，背五岭而面南海，远离朝野，民风淳然，“尚鬼神、重淫祀”之风盛行。释道文化本身就是宗教文化，当它们传播至这样一个信仰成风的地区，自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民间信仰。同时又由于潮人处在临海之地，思想活跃开放，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度较大，从而促成了释道相融的现象。
此外，从乾隆《潮州府志》对寺、祠文化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发现古潮州府释道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如乾隆《潮州府志﹒寺观》载，侣云庵中悬有真武铸钟，且庵前阔埕有“玄天上帝”石炉，可见当时一些庵寺存在兼祀他神的现象。这一特点在《潮州市佛教﹒潮州开元寺志》有更详细的记载，如潮州九槽庵，“庵三进，……庵中兼祀三山国王、城隍、玄天上帝、天后圣母、土地神等”。
虽然乾隆《潮州府志》对寺、祠文化的介绍多停留在名称和地址记载方面，但却足以为我们呈现出古潮州府庵寺和祠祀发展的大致草图。据此可以发现，释道文化在古潮州府已经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信仰，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融合的情况。
三、儒学与释道文化
虽然释道文化在古潮州府取得一定的发展，对儒家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但这并不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在此要论述的，并非单纯意义上的释道文化对儒学的冲击，而是希望借助乾隆《潮州府志》中的一些记载，论述释道文化对儒家士大夫的吸引力，以及三者之间的渐趋融合，从而对释道文化在古潮州府的发展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
另一方面，不仅平民百姓，许多潮籍的士大夫，如明海阳籍入阁的盛端明、清初澄海籍潮州总兵许龙等，都被释道文化所吸引，而在潮为官的唐朝潮州刺史唐临、韩愈等，也与释道先贤交往密切。以韩愈为例。韩愈本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但他不到潮州一年，却与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结为莫逆之交。
除此之外，如“仙”类人物白玉蟾、黄延新皆与士大夫有所交往，“释”类高僧惠照、惟俨等，皆颇受当时儒家士大夫赏识，多次向他们传授佛理。
儒释道的渐趋融合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当几种文化共处一室而又无法消灭任何一方时，只能在相互制约和相互融合的矛盾中共存。笔者认为，释道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潮州儒家士大夫的认可，是其能在古潮州府得到较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释道文化在潮州的发展，给儒学带来压力，从另一个角度上而言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乾隆《潮州府志》对古潮州府的释道文化记载虽不够详实，但已足以反映出当时潮州释道文化的大致发展状况。显然，自唐宋以来，释道文化在潮州已取得一定发展，逐渐得到平民百姓甚至文人士大夫的认可，并且留下了许多庵寺、祠堂遗址，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影响了现今潮汕地区多神信仰的潮州文化。
【参考文献】
[1]（清）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明）郭春震纂修。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嘉靖）潮州府志 8卷[M]。北京：中国书店。1547
[3]（清）吴颖纂修。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顺治）潮州府志 12卷[M]。北京：中国书店。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