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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之初在中国兴起的国学思潮，逐步形成历时约半个世纪的国学运动，现在当我们回顾这一运动对中国现代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时，则不能不追溯到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其众多的作者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结为一个强大的国粹学派。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此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创办《国学季刊》，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新文化的学者们以新的文化观念和科学的方法研究国学，于1925年形成国学新倾向派，并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然而当我们重新评价国学运动时，很有必要重新探讨《国粹学报》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国学”与“国粹”是二十世纪初新出现的学术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准备创办《国学报》，他与友人黄遵宪商议此计划时说：“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这两个新概念很快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种思潮。1904年在上海由邓实、黄节、刘师培、章太炎、陆绍明、潘博、田北湖、陈去病、罗振玉、孙贻让、王国维等学者发起成立国学保存會。此会的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主办者邓实记述：
粤以甲辰季冬之月，同人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绸缪宗国，商量旧学，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当沧海之横流，媲前修而独立。盖学之不讲，本尼父之所忧;《小雅》尽废，岂诗人之不惧。爰日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矣。
晚清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汉民族志士酝酿着革命以推翻封建王朝，尤其是西学东渐的加剧，使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深为惶恐，他们志同道合，志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探讨旧学，而且暗示对儒学的提倡，目的是“读书保国”。这“保国”并非保护清王朝，而是具有爱国主义的神圣使命感。国学保存会成立之日即发布简章，标明宗旨，并决定创办《国粹学报》，每月出版一册，此
外还计划开设藏书楼，刊刻古籍汇为国学丛书，编辑国学教科书，开办国粹学堂。这些计划均逐步施行，切实起到了“读书保国”的积极作用。国学保存会最大的成就和学术影响是成功地办好了《国粹学报》。“学报”是国学保存会主办者吸收日本与西方所办学术刊物的经验而创始的新概念，是中国现代学报之发轫。它于国学保存会成立之次年即1905年创办。此年清王朝宣布将于次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并进行革命工作。国学保存会之同仁大都为同盟会会员，他们为辛亥革命做了理论的宣传，从学术方面鼓吹了革命的意义。尽管如此，《国粹学报》仍未改变其学术的宗旨和学术的性质。《国粹学报发刊辞》云：
学术所以观会通也。前哲有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往轨，知来辙。……近世以末，学鲜实用。自考据之风炽，学者祖述许郑，以汉学相高，就其善者，确能推阐遗经，抉发阃奥;及陋者为之，则捃摭细微，剿袭成说，丛脞无用。而一二为宋儒学者，又复空言心性，禅寂清谭，固陋寡闻，闭聪塞明。学术湮没，谁之咎欤？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旧籍未沦，风徽未沫，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百世之下，犹将感发兴起，况生于其邦，可不知尚论其人乎？夫前贤学派，各有师承，懿行嘉言，在在可法。至若阳明授徒，独称心得;习斋讲学，趋重实行;东原治经，力崇新理。椎轮筚路，用能别辟途径，启发后人。承学之士，正可师三贤之意，综百家之长，以观学术之会通。
这是国粹学派的宣言。他们志于复兴旧学，以保种爱国为使命。他们强调荟萃百家之学，以求融会贯通，对现实社会发生作用。自清代以来，学者可分为两派：崇尚名物训诂者宗汉代古文学，被称为汉学;崇尚义理、阐发儒家微言大义者宗宋代理学，被称为宋学。国粹派学者既不专主汉学，亦不赞成宋学，见到此两派学者的缺陷。他们对晚清西学东渐加剧后出现的崇尚西方新学而否定中国旧学的倾向极力反对，试图以西学来证明中学之优长。因此他们在学术上主张发扬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提倡的治学贵在自有心得，推崇清初学者颜元治学强调社会实践，赞赏乾嘉学者戴震治经能阐发新理。治学的心得、实行、新理，成为国粹派学者的学术原则，这在中国学术上是新的学术理念，并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国粹学报》的栏目有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和撰录;前四个栏目主要发表学术论文，后三个栏目则发表诗文作品、笔记杂说，辑录重要文献。此刊自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刊，讫于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停刊，历时七年，每月出版一期，共出版八十二期。撰稿人皆为当时著名学者，有邓实、黄节、章太炎、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田北湖、陆绍明、罗振玉、王国维、王闿运、廖平、李详、孙贻让、况周颐、徐守微、郑文焯、胡蕴玉、黄侃、陈锐、张采田、马其昶、郑孝胥等五十余人。这一新的高级的学术刊物，因其内容丰富、宗旨明确、编辑水平高、作者众多、发行渠道畅通，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之掀起规模宏大的国学思潮。王云五认为国粹派学者是在清末具有新思想的，他们标明不存门户之见，对中国学术源流疏通证明，大体提倡民族与民权主义。他最推崇《国粹学报》的宗旨，在充分肯定编者搜求珍贵历史文献的功绩后，高度评价此刊的意义：“当此文化复兴之际，保存国粹，实有其必要，且该报撰文人多具新思想，辄以新法，分析旧学，居今曰而研究国学者，赖此所获尤多。”此评价是较为公允的。
国学特指中华传统学术，这是晚清以来学者的共识。国学保存会的成立正适应了新的国学思潮兴起之初学术界的需要。关于国学思潮兴起的具体历史事实已甚为模糊，1935年王缁尘追述：“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其原由于五口通商以后，西洋势力侵入中国。当时有识之士，欲研究其故，于是翻译西方书籍——其时如上海制造局翻译化学、工业、兵事等书;西教士之在中国者，亦翻译格致、历史等书。概称之曰‘西学’，因是而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曰‘中学’，以与之对待。至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甚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对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这说明了国学的兴起与《国粹学报》创办的历史文化背景。国粹派学者们为了与西学相对抗，特创办《国粹学报》。黄节谈到晚清学术界对待西学的两种态度：一是以为西方的政治、法律、文艺、学术皆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先王之道，遂排斥和反对;一是以为西学是中国所缺少的，而盲目地学习和袭取。这样的结果使学者们深感中学不能战胜或取代西学，尤其对于中学远逊于西学的原因深感困惑。他感叹说：“微论泰西之国之学，果足以裨吾与否？而此懵然莫能言之故，则足以自亡其国而有余，是亦一国之人之心死也。”怎样认识西学，怎样对待西学，这在晚清确为学术界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国粹派学者大都接触过甚至颇为了解西学，他们不同于传统的旧式学者。他们知道西方近代政治、科学、文艺皆源自欧洲的文艺复兴，但误以为文艺复兴意味着古希腊古学的复兴，而当二十世纪来临之时中国也将出现一个古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邓实说： 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夫周秦诸子则犹之希腊七贤也。……今日对祖国之责任，惟当研究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
国粹派学者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性质和内容并无确切的认识，误以为只要复兴中国古学便可改变中国政治、文化与学术的命运，故努力从古学中去寻求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学理。
国粹派学者对国学的理解亦大致以为其是中华传统学术，但他们尤其注重中华学术之精粹即国粹，这是他们异于其他国学运动流派之处。关于国学是什么，国粹派学者邓实发表了系列论文予以阐释。国学既然为中华固有之学术，则它是源远流长的。邓实以为国学即神州之学术，但自秦汉以来往往将它与“君学”相混淆，故应严格区别。在中国学术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学者们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似乎朝廷即是国家，以为事君即是爱国，故其学仅为现实的功名利禄之学;这样的学者是“伪儒”。国学则应是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之学，这样的学者才是“真儒”。邓实说：“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谓真儒之学。”国学是治国之学，它的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掌故学和文学。邓实说：“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者。读书以明理，明理以治事。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自一心之微，以至国家之大，皆学也。”他将国学理解为“真儒之学”，然而它的治学范围比传统的汉唐经师和宋明的理学家等诸儒之学广博得多，超越了狭隘的儒学范围，但儒学是国学核心，也是国粹。自西汉时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诸家之学皆统率于儒学，故神州之学便是儒学，绵延两千余年。神州两千年之学术，邓实认为：“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人人手注疏而口性理，家家冠章甫而衣缝掖，天下百虑而一旨，殊途而同归。”国学被归结为儒学，学者治学的目的仍是传统儒者通经致用的宏大理想。国粹派学者的通经致用理想在晚清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突出表现为“爱国保种，存学救世”的信念。邓实为《国粹学报》的主办者，他的国学观念在国粹派学者中最具代表性。国学即中华国魂之所在，这是许之衡的观念。他所谓“国魂”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是国家的立国之本。追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中国之历史始于黄帝，中国之学术始于孔子。这两位圣人自来居至尊的地位，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因而是国魂。国魂依于国学而存在，国学不存，则国魂不存。许之衡说：“倡国魂而保国学者，又曷能忘孔子哉！夫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要之事矣。然尤当亟思改良，不为守旧，俾合于今日之情势，而使必不可磨灭，斯真善言国学者矣。国学当首经史。”这实际上仍以儒学为国粹，但强调了中华悠久历史在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意义。许守微以一国之学术为国学，它的存在于国家兴亡有密切关系，若无国学，国亡而学亡，永不可复。他将原始儒家孔学视为国粹。国粹是一国精神之寄托，也是立国之根本，所以国粹存则国存。他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国粹：“夫今日之言国粹，非谓株守一汉宋之家法以自小也，固将集各学之大成，补儒术之偏蔽，蔚然成一完粹之国学。”我们可见国粹派学者皆将国学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以为国学即中华固有之学术，其核心的精粹是儒学——国粹。他们研究国学的目的是保存国粹，期望提倡旧学可以使中华民族复兴，这是国粹派主流的见解。刘师培的见解颇相异，他是从纯学术的观点理解国学的，以国学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汉书·艺文志》辨别之学术源流是集先秦学术大成，此后《文心雕龙》论文章流别、《史通》追溯史学渊源、《通志》荟萃诸家学术，从它们可见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他撰有长文《国学发微》论述中华学术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学者立说往往依托远古圣人，关于这种现象，刘师培说：“墨子托言大禹，老子托言黄帝，许行托言神农，以及兵家溯源于黄帝，医家托始于神农，与儒家托言尧舜者，正相符合。此虽重视古人之念使然，亦由中国人民喜言皇古，非是則其说不行。”这从真正的学术观点清除了古代学说的依托之迷误。关于儒家的六经，刘师培仅以为是孔门的教科书而已。因此他没有国粹的观念。他的这种见解是国粹派中的少数代表，由此而导致《国粹学报》中有许多纯学术性质的论文存在。真正的国粹学者们尽管以儒学为国粹，主张通经致用，然而他们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未有系统的改革现世政治制度的计划。他们毕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在“保种爱国”的信念驱动下，除了研究旧学，仅做到了弘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其他则是由国粹引发出的一种现实的进步的思想。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国学”与“国粹”是二十世纪初新出现的学术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准备创办《国学报》，他与友人黄遵宪商议此计划时说：“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这两个新概念很快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种思潮。1904年在上海由邓实、黄节、刘师培、章太炎、陆绍明、潘博、田北湖、陈去病、罗振玉、孙贻让、王国维等学者发起成立国学保存會。此会的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主办者邓实记述：
粤以甲辰季冬之月，同人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绸缪宗国，商量旧学，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当沧海之横流，媲前修而独立。盖学之不讲，本尼父之所忧;《小雅》尽废，岂诗人之不惧。爰日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矣。
晚清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汉民族志士酝酿着革命以推翻封建王朝，尤其是西学东渐的加剧，使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深为惶恐，他们志同道合，志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探讨旧学，而且暗示对儒学的提倡，目的是“读书保国”。这“保国”并非保护清王朝，而是具有爱国主义的神圣使命感。国学保存会成立之日即发布简章，标明宗旨，并决定创办《国粹学报》，每月出版一册，此
外还计划开设藏书楼，刊刻古籍汇为国学丛书，编辑国学教科书，开办国粹学堂。这些计划均逐步施行，切实起到了“读书保国”的积极作用。国学保存会最大的成就和学术影响是成功地办好了《国粹学报》。“学报”是国学保存会主办者吸收日本与西方所办学术刊物的经验而创始的新概念，是中国现代学报之发轫。它于国学保存会成立之次年即1905年创办。此年清王朝宣布将于次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并进行革命工作。国学保存会之同仁大都为同盟会会员，他们为辛亥革命做了理论的宣传，从学术方面鼓吹了革命的意义。尽管如此，《国粹学报》仍未改变其学术的宗旨和学术的性质。《国粹学报发刊辞》云：
学术所以观会通也。前哲有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往轨，知来辙。……近世以末，学鲜实用。自考据之风炽，学者祖述许郑，以汉学相高，就其善者，确能推阐遗经，抉发阃奥;及陋者为之，则捃摭细微，剿袭成说，丛脞无用。而一二为宋儒学者，又复空言心性，禅寂清谭，固陋寡闻，闭聪塞明。学术湮没，谁之咎欤？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旧籍未沦，风徽未沫，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百世之下，犹将感发兴起，况生于其邦，可不知尚论其人乎？夫前贤学派，各有师承，懿行嘉言，在在可法。至若阳明授徒，独称心得;习斋讲学，趋重实行;东原治经，力崇新理。椎轮筚路，用能别辟途径，启发后人。承学之士，正可师三贤之意，综百家之长，以观学术之会通。
这是国粹学派的宣言。他们志于复兴旧学，以保种爱国为使命。他们强调荟萃百家之学，以求融会贯通，对现实社会发生作用。自清代以来，学者可分为两派：崇尚名物训诂者宗汉代古文学，被称为汉学;崇尚义理、阐发儒家微言大义者宗宋代理学，被称为宋学。国粹派学者既不专主汉学，亦不赞成宋学，见到此两派学者的缺陷。他们对晚清西学东渐加剧后出现的崇尚西方新学而否定中国旧学的倾向极力反对，试图以西学来证明中学之优长。因此他们在学术上主张发扬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提倡的治学贵在自有心得，推崇清初学者颜元治学强调社会实践，赞赏乾嘉学者戴震治经能阐发新理。治学的心得、实行、新理，成为国粹派学者的学术原则，这在中国学术上是新的学术理念，并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国粹学报》的栏目有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和撰录;前四个栏目主要发表学术论文，后三个栏目则发表诗文作品、笔记杂说，辑录重要文献。此刊自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刊，讫于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停刊，历时七年，每月出版一期，共出版八十二期。撰稿人皆为当时著名学者，有邓实、黄节、章太炎、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田北湖、陆绍明、罗振玉、王国维、王闿运、廖平、李详、孙贻让、况周颐、徐守微、郑文焯、胡蕴玉、黄侃、陈锐、张采田、马其昶、郑孝胥等五十余人。这一新的高级的学术刊物，因其内容丰富、宗旨明确、编辑水平高、作者众多、发行渠道畅通，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之掀起规模宏大的国学思潮。王云五认为国粹派学者是在清末具有新思想的，他们标明不存门户之见，对中国学术源流疏通证明，大体提倡民族与民权主义。他最推崇《国粹学报》的宗旨，在充分肯定编者搜求珍贵历史文献的功绩后，高度评价此刊的意义：“当此文化复兴之际，保存国粹，实有其必要，且该报撰文人多具新思想，辄以新法，分析旧学，居今曰而研究国学者，赖此所获尤多。”此评价是较为公允的。
国学特指中华传统学术，这是晚清以来学者的共识。国学保存会的成立正适应了新的国学思潮兴起之初学术界的需要。关于国学思潮兴起的具体历史事实已甚为模糊，1935年王缁尘追述：“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其原由于五口通商以后，西洋势力侵入中国。当时有识之士，欲研究其故，于是翻译西方书籍——其时如上海制造局翻译化学、工业、兵事等书;西教士之在中国者，亦翻译格致、历史等书。概称之曰‘西学’，因是而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曰‘中学’，以与之对待。至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甚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对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这说明了国学的兴起与《国粹学报》创办的历史文化背景。国粹派学者们为了与西学相对抗，特创办《国粹学报》。黄节谈到晚清学术界对待西学的两种态度：一是以为西方的政治、法律、文艺、学术皆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先王之道，遂排斥和反对;一是以为西学是中国所缺少的，而盲目地学习和袭取。这样的结果使学者们深感中学不能战胜或取代西学，尤其对于中学远逊于西学的原因深感困惑。他感叹说：“微论泰西之国之学，果足以裨吾与否？而此懵然莫能言之故，则足以自亡其国而有余，是亦一国之人之心死也。”怎样认识西学，怎样对待西学，这在晚清确为学术界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国粹派学者大都接触过甚至颇为了解西学，他们不同于传统的旧式学者。他们知道西方近代政治、科学、文艺皆源自欧洲的文艺复兴，但误以为文艺复兴意味着古希腊古学的复兴，而当二十世纪来临之时中国也将出现一个古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邓实说： 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夫周秦诸子则犹之希腊七贤也。……今日对祖国之责任，惟当研究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
国粹派学者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性质和内容并无确切的认识，误以为只要复兴中国古学便可改变中国政治、文化与学术的命运，故努力从古学中去寻求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学理。
国粹派学者对国学的理解亦大致以为其是中华传统学术，但他们尤其注重中华学术之精粹即国粹，这是他们异于其他国学运动流派之处。关于国学是什么，国粹派学者邓实发表了系列论文予以阐释。国学既然为中华固有之学术，则它是源远流长的。邓实以为国学即神州之学术，但自秦汉以来往往将它与“君学”相混淆，故应严格区别。在中国学术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学者们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似乎朝廷即是国家，以为事君即是爱国，故其学仅为现实的功名利禄之学;这样的学者是“伪儒”。国学则应是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之学，这样的学者才是“真儒”。邓实说：“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谓真儒之学。”国学是治国之学，它的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掌故学和文学。邓实说：“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者。读书以明理，明理以治事。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自一心之微，以至国家之大，皆学也。”他将国学理解为“真儒之学”，然而它的治学范围比传统的汉唐经师和宋明的理学家等诸儒之学广博得多，超越了狭隘的儒学范围，但儒学是国学核心，也是国粹。自西汉时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诸家之学皆统率于儒学，故神州之学便是儒学，绵延两千余年。神州两千年之学术，邓实认为：“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人人手注疏而口性理，家家冠章甫而衣缝掖，天下百虑而一旨，殊途而同归。”国学被归结为儒学，学者治学的目的仍是传统儒者通经致用的宏大理想。国粹派学者的通经致用理想在晚清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突出表现为“爱国保种，存学救世”的信念。邓实为《国粹学报》的主办者，他的国学观念在国粹派学者中最具代表性。国学即中华国魂之所在，这是许之衡的观念。他所谓“国魂”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是国家的立国之本。追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中国之历史始于黄帝，中国之学术始于孔子。这两位圣人自来居至尊的地位，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因而是国魂。国魂依于国学而存在，国学不存，则国魂不存。许之衡说：“倡国魂而保国学者，又曷能忘孔子哉！夫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要之事矣。然尤当亟思改良，不为守旧，俾合于今日之情势，而使必不可磨灭，斯真善言国学者矣。国学当首经史。”这实际上仍以儒学为国粹，但强调了中华悠久历史在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意义。许守微以一国之学术为国学，它的存在于国家兴亡有密切关系，若无国学，国亡而学亡，永不可复。他将原始儒家孔学视为国粹。国粹是一国精神之寄托，也是立国之根本，所以国粹存则国存。他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国粹：“夫今日之言国粹，非谓株守一汉宋之家法以自小也，固将集各学之大成，补儒术之偏蔽，蔚然成一完粹之国学。”我们可见国粹派学者皆将国学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以为国学即中华固有之学术，其核心的精粹是儒学——国粹。他们研究国学的目的是保存国粹，期望提倡旧学可以使中华民族复兴，这是国粹派主流的见解。刘师培的见解颇相异，他是从纯学术的观点理解国学的，以国学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汉书·艺文志》辨别之学术源流是集先秦学术大成，此后《文心雕龙》论文章流别、《史通》追溯史学渊源、《通志》荟萃诸家学术，从它们可见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他撰有长文《国学发微》论述中华学术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学者立说往往依托远古圣人，关于这种现象，刘师培说：“墨子托言大禹，老子托言黄帝，许行托言神农，以及兵家溯源于黄帝，医家托始于神农，与儒家托言尧舜者，正相符合。此虽重视古人之念使然，亦由中国人民喜言皇古，非是則其说不行。”这从真正的学术观点清除了古代学说的依托之迷误。关于儒家的六经，刘师培仅以为是孔门的教科书而已。因此他没有国粹的观念。他的这种见解是国粹派中的少数代表，由此而导致《国粹学报》中有许多纯学术性质的论文存在。真正的国粹学者们尽管以儒学为国粹，主张通经致用，然而他们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未有系统的改革现世政治制度的计划。他们毕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在“保种爱国”的信念驱动下，除了研究旧学，仅做到了弘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其他则是由国粹引发出的一种现实的进步的思想。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