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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白岩松采访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时问：“为什么在今天人们依然需要古典音乐？”那位教授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因为人性的进化是非常缓慢的。”对于文字的需求，亦是如此。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语句，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碎片化的信息，虽然可以在几秒钟内被吸引、被看到，但它们的生命往往也只有几个小时。
2014年，我到美国进修，在校园里经常看到一些学生组成小组，在草地上朗读、分享。这些画面成为我的灵感来源。从美国回来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唤醒大家对一些文字的记忆，重新发现字里行间的隽永之美。于是，就有了《朗读者》的方案。
一个节目的漫漫征程
2016年春节过后，我趁着休息时间写了节目方案。开始只有两页纸，跟领导汇报后，他们覺得还不错，不论央视还是地方媒体，都没有见过这样以朗读为呈现方式的节目——以前节目的朗诵只是一种语言艺术，但我要做的是一个以文字为寄托，用朗读表现情感的节目。我相信，文章的背后，是人。
两三个月的时间，两页纸变成十几页，开始了它在台里漫长的审查时光。央视的审查制度是很严格的，从频道的节目部、频道总监到编委会、台领导，逐一审查，立项时还要编委会投票决定。我记得立项那天是全票通过，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听说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况。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要做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节目，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支持我做这件事，我突然觉得压力倍增。
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打交道的人，做主持人20多年，我只要把自己的这摊事做好就行。但是制作人就需要顾及所有，从最初的团队搭建，到节目形式，再到录制、剪辑。我们的文学统筹包括铁凝主席，余秋雨、王蒙、冯骥才、李敬泽、康震等老师，还有音乐总监姚谦、舞台总监王晓鹰院长。我反反复复地拜访、请教，他们都跟我说这个节目应该做，让我有了很多信心。
可是真正上手后，就发现道阻且长。身为制作人，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我去找、去谈，跟团队、专家、广告客户一遍一遍地解释，有时候特别疲惫。那时候每天睡眠不足，凌晨4点睡，早上8点起，有时不是没时间睡，而是睡不着——紧张。醒来一睁开眼就想节目的事，想着嘉宾、读本、故事、后期……采访一个人一定是要做功课的，有时甚至得花上一两天时间去反复查阅每一位嘉宾的资料。节目里一位嘉宾的采访只有六七分钟，但其实录制时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小时。我们一次熟场（分4天录），―场6个嘉宾，光是采访就得花20多个小时。
录制前一晚，工作人员是不能来找我的，我必须把第二天的东西完完整整过一遍。到了上台前还有人问这个道具怎样，那位嘉宾怎样，我就说：“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但是第―次录制的时候，我还是害怕地跟导演说我上不了台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了。我也没有心思再去把自己倒饬得很好看，美美地主持。
但我最怕的，还是团队的不自信。这几年大学毕业的导演不少是做真人秀节目出身的，但真正做人物专访、做文学类的，却几乎没有。一开始，团队里的人会质疑，比较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很难做。”不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没有观众。”很快，团队里一些人走，一些人放弃，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考验——我可以承受所有领导、专家对我的质疑，但是很难承受自己的团队没有信心。我只能一遍遍阐述我的观念、我的理想，说到最后自己心里都在打鼓。很多时间，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里很纠结，感觉那是一个漫漫征程，看不到光明到底在哪。
你没有给，不代表年轻人不喜欢
不录节目的时候，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我一定守在办公室，让每一位工作人员能找到我。开会的时候，我也顾及不了措辞的婉转，经常直截了当、特别严肃地说：“不行，不好。”选读本，我的要求是不能太高端，也不能太鸡汤，绝对不走朋友圈的风格，我要的是能引起共鸣的经典——如果按照难易程度来说，应该是中学课本的水平。我要求所有的导演必须在会议上大声朗读筛选出的文章，两分钟之后在座的人可以随意打断，如果大部分人觉得听不下去，这篇文章就被淘汰了。
当时，有人提议像一般节目一样，在嘉宾朗读时打字幕，我严词拒绝。我说一定要把读本展现在屏幕上，用一种特殊的包装方式，让观众能一行行读下来，让他们变相阅读。因为白纸黑字是安静而充满力量的，那不是一些夸张的表演、激烈的声效可以达到的意境。
当我们阅读文字，就会知道它们是如何从一个人的思想落到纸上，又是如何从纸上进入另一个人的思想，最终形成新的感悟。电视有直观的美，文字却有无限的朦胧美。所以到后来，编导们看样片，都说：“我净看屏幕上的书了。”
当时有人打击我，说干吗要采访96岁的老翻译家（许渊冲）？说年轻人不care（在乎），年轻人喜欢网上那些吸引流量的东西，喜欢热闹的节目。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如此低估年轻人呢？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对好坏难道没有判断吗—— 一切只是因为你没有给，不代表他们不喜欢。
节目录制经常要到半夜12点，甚至有一次到了凌晨两点半。但是很多年轻观众会一直待在现场不走，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被节目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文字吸引，他们能在其中感受到共鸣。
人在修复后的强大姿态
我的整个少女时代，虽不能说是居无定所，但也是经常迁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在上海待到7岁就去了安徽，在安徽又是7年，之后到嘉兴念了初高中，5年后到了杭州，最后进入浙江电视台，开始职业生涯。
一路走来，我遇到过很多严厉的批评，但我是天蝎座，给多大的压力就有多大的反抗力。我爸爸有一句“名言”：“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上的时间还不如用来多看书。所以，我从小就被“逼着”背诗、读书、抄古文，但他从来不给予赞美。工作之后也是如此，我在浙江台时挺好的，后来到了上海台，从春晚的剧务做起。
到央视时，我已经拿过“金话筒奖”了，但仍然清晰记得那时的文艺部主任过来跟我说：“听说你是拿过‘金话筒’的，你凭什么拿的‘金话筒’啊？”我觉得脸上特别挂不住，但还是保持了一个微笑：“可能是评委厚爱吧。”（后来，我们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他对我的夸奖也是毫不吝啬。）
就像这样，人生会面临很多打击，但人也会在一次又一次类似的境遇下慢慢修复，修复好了，就能以―个更强大的姿态出现了。而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那些激越的文字，那些励志的篇章，会成为我内心的后盾。
这个时代缺乏纯粹的精神食粮
不久前，我在机场过安检，工作人员一边给我盖章，一边特别激动地说：“那个校长（郭小平）太伟大了。”郭小平花了12年时间，在争议中坚持为艾滋病儿童创办学校，只为让这些孩子接受与正常人一样的教育。
在《朗读者》现场，他朗读了一首吉卜林的《如果》，勉励那些孩子“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他读出的文字与他的故事碰撞，那种冲击力是令人震撼的。我突然觉得，只要有这样的故事存在，我们的节目就必须存在。
节目火了，我也有了许多反思。出现了这种所谓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究竟是为什么？我想，这难免与现实有关。这个节目的火爆，恰恰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匮乏——如今纯粹的事物太少，充斥在我们四周的都是感官的或者一时喧嚣的东西。
现在很多演员主动联系节目组，但不是所有当红的找过来我都要。有人说谁谁谁有几百万、几千万粉丝，我就回答：“我们的标准不是这个，许渊冲先生还没有微博和朋友圈呢。”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理解文字之美的人，真正能传递文字价值的人。喧嚣、流量，不是我要的。
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新的愿望，一个小小的野心。我们在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个人都能进到狭小的空间里，朗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希望可以通过《朗读者》和“朗读亭”，激发起一部分人朗读的习惯。
或许有一天，我能听到身边的人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带着书上哪儿读一段吧？”
（摘自《环球人物》）（责编 悬塔塔）
2014年，我到美国进修，在校园里经常看到一些学生组成小组，在草地上朗读、分享。这些画面成为我的灵感来源。从美国回来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唤醒大家对一些文字的记忆，重新发现字里行间的隽永之美。于是，就有了《朗读者》的方案。
一个节目的漫漫征程
2016年春节过后，我趁着休息时间写了节目方案。开始只有两页纸，跟领导汇报后，他们覺得还不错，不论央视还是地方媒体，都没有见过这样以朗读为呈现方式的节目——以前节目的朗诵只是一种语言艺术，但我要做的是一个以文字为寄托，用朗读表现情感的节目。我相信，文章的背后，是人。
两三个月的时间，两页纸变成十几页，开始了它在台里漫长的审查时光。央视的审查制度是很严格的，从频道的节目部、频道总监到编委会、台领导，逐一审查，立项时还要编委会投票决定。我记得立项那天是全票通过，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听说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况。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要做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节目，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支持我做这件事，我突然觉得压力倍增。
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打交道的人，做主持人20多年，我只要把自己的这摊事做好就行。但是制作人就需要顾及所有，从最初的团队搭建，到节目形式，再到录制、剪辑。我们的文学统筹包括铁凝主席，余秋雨、王蒙、冯骥才、李敬泽、康震等老师，还有音乐总监姚谦、舞台总监王晓鹰院长。我反反复复地拜访、请教，他们都跟我说这个节目应该做，让我有了很多信心。
可是真正上手后，就发现道阻且长。身为制作人，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我去找、去谈，跟团队、专家、广告客户一遍一遍地解释，有时候特别疲惫。那时候每天睡眠不足，凌晨4点睡，早上8点起，有时不是没时间睡，而是睡不着——紧张。醒来一睁开眼就想节目的事，想着嘉宾、读本、故事、后期……采访一个人一定是要做功课的，有时甚至得花上一两天时间去反复查阅每一位嘉宾的资料。节目里一位嘉宾的采访只有六七分钟，但其实录制时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小时。我们一次熟场（分4天录），―场6个嘉宾，光是采访就得花20多个小时。
录制前一晚，工作人员是不能来找我的，我必须把第二天的东西完完整整过一遍。到了上台前还有人问这个道具怎样，那位嘉宾怎样，我就说：“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但是第―次录制的时候，我还是害怕地跟导演说我上不了台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了。我也没有心思再去把自己倒饬得很好看，美美地主持。
但我最怕的，还是团队的不自信。这几年大学毕业的导演不少是做真人秀节目出身的，但真正做人物专访、做文学类的，却几乎没有。一开始，团队里的人会质疑，比较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很难做。”不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没有观众。”很快，团队里一些人走，一些人放弃，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考验——我可以承受所有领导、专家对我的质疑，但是很难承受自己的团队没有信心。我只能一遍遍阐述我的观念、我的理想，说到最后自己心里都在打鼓。很多时间，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里很纠结，感觉那是一个漫漫征程，看不到光明到底在哪。
你没有给，不代表年轻人不喜欢
不录节目的时候，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我一定守在办公室，让每一位工作人员能找到我。开会的时候，我也顾及不了措辞的婉转，经常直截了当、特别严肃地说：“不行，不好。”选读本，我的要求是不能太高端，也不能太鸡汤，绝对不走朋友圈的风格，我要的是能引起共鸣的经典——如果按照难易程度来说，应该是中学课本的水平。我要求所有的导演必须在会议上大声朗读筛选出的文章，两分钟之后在座的人可以随意打断，如果大部分人觉得听不下去，这篇文章就被淘汰了。
当时，有人提议像一般节目一样，在嘉宾朗读时打字幕，我严词拒绝。我说一定要把读本展现在屏幕上，用一种特殊的包装方式，让观众能一行行读下来，让他们变相阅读。因为白纸黑字是安静而充满力量的，那不是一些夸张的表演、激烈的声效可以达到的意境。
当我们阅读文字，就会知道它们是如何从一个人的思想落到纸上，又是如何从纸上进入另一个人的思想，最终形成新的感悟。电视有直观的美，文字却有无限的朦胧美。所以到后来，编导们看样片，都说：“我净看屏幕上的书了。”
当时有人打击我，说干吗要采访96岁的老翻译家（许渊冲）？说年轻人不care（在乎），年轻人喜欢网上那些吸引流量的东西，喜欢热闹的节目。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如此低估年轻人呢？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对好坏难道没有判断吗—— 一切只是因为你没有给，不代表他们不喜欢。
节目录制经常要到半夜12点，甚至有一次到了凌晨两点半。但是很多年轻观众会一直待在现场不走，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被节目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文字吸引，他们能在其中感受到共鸣。
人在修复后的强大姿态
我的整个少女时代，虽不能说是居无定所，但也是经常迁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在上海待到7岁就去了安徽，在安徽又是7年，之后到嘉兴念了初高中，5年后到了杭州，最后进入浙江电视台，开始职业生涯。
一路走来，我遇到过很多严厉的批评，但我是天蝎座，给多大的压力就有多大的反抗力。我爸爸有一句“名言”：“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上的时间还不如用来多看书。所以，我从小就被“逼着”背诗、读书、抄古文，但他从来不给予赞美。工作之后也是如此，我在浙江台时挺好的，后来到了上海台，从春晚的剧务做起。
到央视时，我已经拿过“金话筒奖”了，但仍然清晰记得那时的文艺部主任过来跟我说：“听说你是拿过‘金话筒’的，你凭什么拿的‘金话筒’啊？”我觉得脸上特别挂不住，但还是保持了一个微笑：“可能是评委厚爱吧。”（后来，我们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他对我的夸奖也是毫不吝啬。）
就像这样，人生会面临很多打击，但人也会在一次又一次类似的境遇下慢慢修复，修复好了，就能以―个更强大的姿态出现了。而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那些激越的文字，那些励志的篇章，会成为我内心的后盾。
这个时代缺乏纯粹的精神食粮
不久前，我在机场过安检，工作人员一边给我盖章，一边特别激动地说：“那个校长（郭小平）太伟大了。”郭小平花了12年时间，在争议中坚持为艾滋病儿童创办学校，只为让这些孩子接受与正常人一样的教育。
在《朗读者》现场，他朗读了一首吉卜林的《如果》，勉励那些孩子“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他读出的文字与他的故事碰撞，那种冲击力是令人震撼的。我突然觉得，只要有这样的故事存在，我们的节目就必须存在。
节目火了，我也有了许多反思。出现了这种所谓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究竟是为什么？我想，这难免与现实有关。这个节目的火爆，恰恰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匮乏——如今纯粹的事物太少，充斥在我们四周的都是感官的或者一时喧嚣的东西。
现在很多演员主动联系节目组，但不是所有当红的找过来我都要。有人说谁谁谁有几百万、几千万粉丝，我就回答：“我们的标准不是这个，许渊冲先生还没有微博和朋友圈呢。”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理解文字之美的人，真正能传递文字价值的人。喧嚣、流量，不是我要的。
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新的愿望，一个小小的野心。我们在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个人都能进到狭小的空间里，朗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希望可以通过《朗读者》和“朗读亭”，激发起一部分人朗读的习惯。
或许有一天，我能听到身边的人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带着书上哪儿读一段吧？”
（摘自《环球人物》）（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