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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从商到议政，从商人到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国的财富阶层以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和魄力走出了一条精彩的人生弧线，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社会担当让中国儒商传统在当今社会重新焕发出璀璨的光彩。
本期圈子的主角林达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李晓林；华旗资讯集团总裁、政协委员冯军；香江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刘志强；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陈建国就是这样一群人：富且行仁、达则兼爱。
李晓林：思行合一的当代绅士
李晓林：
北京林达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发起人并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众所周知，李晓林2000元起家。有人说：李晓林能有今天的辉煌，是贫困的磨砺和对贫困的抗争激发了潜能。但是成功的机遇往往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果说贫困激发了李晓林的潜能，那么骨子里的个性和探索，则为他的成功铺平了道路。翻开李晓林二十多年的奋斗史，酸甜苦辣，一应俱全。按照李晓林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经历创业艰辛的同时，也享受着成功的快乐。”有别于一般的商人，李晓林更像是一位思维活跃的设计师，公司建造的每一个项目都能在设计上看到他思想的影子。在林达集团在京开发的项目——海渔广场的会所中，酷爱诗歌和文学的李晓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艺术的深度渴求。李晓林收藏的数十幅油画作品以及各个朝代的精美瓷器摆满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此外，整个会所的设计以及会所中家具的设计都是由李晓林亲自完成。它们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李晓林对待生活的种境界。
“忙碌紧张的工作让我少了很多以往的自由和休闲，但是，我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让自己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这是一个文化商人价值最大的提升。”
思想者
时至今日，李晓林的内心深处还流动着“改造世界”的革命热情。时代赋予了那一代人沉重的使命感，但李晓林承认，自己骨子里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位59岁中年人的办公室里，挂着书法家刘炳森手书的“脚踏实地”的条幅。李晓林解释到：“这里面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是我做人做事的准则；其次，它揭示了土地资源对一个房地产企业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家，李晓林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人生观、财富观同样深受这一时期社会深刻变革的影响。“我经历了中国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种种历史进程的转折，经历过很多的风雨和波折，所以对于我来说，改革开放以后以及80年代开始创业的这段时期带给我的就是机遇，我确实感谢那样的一个时代，给了我一个发展的机遇。”
19go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承办大型运动会，为配合运动会更好的举办，北京市政府推出了大批招商项目。视野开阔的李晓林看到时机来临，回国后信心十足地进军北京房地产，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在二十年的时间中，从单一的房地产投资到深入的房地产研究，李晓林不再是投资界黑马，而是享有盛誉的房地产界的思想者。
思想者，顾名思义，有理论支持，也要实践佐证。既要提出规律性的观点，又要把握时代特征。而作为思想者，所提观点通常会被借鉴和采纳，为市场良性发展提供风向标。畅游房产界二十年，发表17篇观点鲜明市场分析文章的李晓林对思想者这一称号当之无愧。
充满激情并不意味着不以理性出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有时为，有时不为”，是李晓林自勉的商界信条，这个信条也使他在多年的商海搏击中
帆风顺。李晓林说这是他做事和做人的信条，商界沉浮，瞬息万变，不少人在滚滚商潮中大起大落，人们看到，李晓林在商海中搏击的潇洒自如，却又非常稳健，说到自己的商界信条，李晓林说：“不能贪图什么事情都做，涉足太多不相关领域不可能好，要懂得选择和取合，任何时候都轰轰烈烈的做事是不可能的，需要适当停下来整理自己，掌握节奏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房地产界的思想者，恐怕是目前对李晓林最为标准的定义。在李晓林从事房地产理论研究前，他所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均获成功，在竞争激烈的房产界早已占有一席之地。李晓林说：“从事房地产这么多年，对这个行业有了较深的理解。给政府提一些建议，找出老百姓的诉求，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在房地产专业领域作探索和调查研究，第一是为了这个行业，为了维护和保护房地产行业长期稳定的发展；第二是给政府谏言献策，这是两个基本点。同时，研究行业问题，不但不会影响我从事这个行业，反而会让我对这个行业操作把握提高，对今后的投资和发展提供参考。”
在刚刚结束的政协会上，李晓林就金融体制改革给出了新的提案，内容着眼于打破垄断，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解决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早在两年前《新三十六条》已经公布，但至今没见实施细则，如果李晓林的提案能够得到落实，那么将为占中国经济总量近一半的民营企业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也将釜底抽薪地解决严重混乱的地下钱庄和非法集资等民间资本运行模式，类似于吴英这样的人物和事件自然不会再出现。
慈善脚步
致力公益事业十余年，李晓林同样坚守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做企业的人越来越多，被称为企业家的人也逐年递增。但是此“家”非彼“家”，有的企业家是名副其实，堂堂正正做企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有的企业“家”则是一切向钱看，过分受到利益驱使。
对于这个“家”的概念，李晓林说：“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实业家，都应该有个‘家’的概念。那些单纯追逐金钱，只为自己享乐，不能被社会认可的人，不能称之为‘家’。真正的企业家或是实业家，首先要有社会责任心，第二要有环保意识，第三能够善待自己的团队，有很好的凝聚力带领团队成员实现目标。”
从十多年前捐款修庙，李晓林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这一做就是十多年。在李晓林看来，这不仅是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更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晓林，十多年如一日，积极低调投身公益事业，始终肩负着自己应尽的职责。
几年前，李晓林的好朋友带着全家从台湾到大陆投资，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其中一个孩子却不幸得了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他们找到中国骨髓库，但是骨髓库仅有2万名志愿者，并且随着时间的迁移，部分数据丢失，很多志愿者也已经找不到。因为配型的几率是万分之一，几万个才能配上一个，所以区区2万名额的骨髓库，对于孩子的配型无疑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中，全家人只能回到台湾，并从有2Q多万志愿者的台湾的骨髓库找到了孩子适合的配型，救活了孩子。
李晓林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提出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建立一个中华骨髓博爱基金，鼓励更多的人加入捐献骨髓的志愿者行列，并号召12名在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的企业家共同支持这个基金。在李晓林的号召下，12名企业家共捐款200多万元，成 为中国红十字总会收到的最早捐款之一。后来，在李晓林的带动下，更多的人开始捐献骨髓，关注和推进中国骨髓库的建设。在中国骨髓库登记的志愿者已经突破100万人，普通人的配型几率大大提高。每年的配型成功都在1000例以上。李晓林的善举为全国急难中的400多万例白血病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为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专门为李晓林颁发了“中华红十字人道服务奖”的奖状和奖牌。
荣誉有了，但是这并不是李晓林从事社会慈善最终的目标。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挣钱不是目的是手段，用钱才是目的。”李晓林坦言，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但是中国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还处在发展日寸期，相关的法律政策还不成熟。如果国家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方面能出台一些更好的更完善的政策，也许会吸引更多企业家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作为“思源”慈善基金的秘书长，李晓林带领他的团队已经耕耘了许多年，开发了几十个专项扶持项目。在2011年郭美美与卢美美两个事件出现的背景下，慈善机构被广泛诟病，而思源却在一项由民政部进行的透明度评比中获得了第五名佳绩。在数千家慈善基金中脱颖而出。清者自清，做慈善要清白，这不是最高追求而是最低限度。
在李晓林身上散发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群朋友，提起他都纷纷竖起大拇指，我想这种魅力来源于丰富的阅历，真诚的态度以及高尚的修养和兼善天下的情怀，在我看来他便是思行合一的当代绅士，而这个绅士阶层正是是承启中国数千年历史和无限未来的中坚力量。
陈建国：故事里的价值观
陈建国：
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独家经营《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艺术人生》《中国电影报道》《挑战主持人》等金牌电视栏目。
在中国，你可以说你没听说过陈建国这个人，但你以一定看过他的节目，因为他是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艺术人生》《中国电影报道》《挑战主持人》等金牌电视栏目都是由该公司独家经营的。除此之外，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还出品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如《贞观长歌》《为了那片净土》《老爸的筒子楼》《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吃亏是福》等等。这些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和感动，同时也向人们输送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毫无疑问，这就是陈建国这个质朴而睿智的山西人、这个学养深厚的传媒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为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的最深刻思考，同时也是对社会心灵的全面洗礼和塑造。
可以说在中国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台电视，甚至更多。电视屏幕是我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最基本形式和最便捷渠道，可以不夸张地说电视是我们的朋友、老师和家人。每一个画面、每一段声音都向我们传递着信息，而这些信息的属性最终将内化为我们的人格。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有什么样的电视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个要求收视率和市场化的时代，电视内容应该取决于谁?这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电视经营机构和制作者该如何权衡经济利益和教育责任更成为一列尖锐的矛盾。
在本届政协会上，陈建国的提案又将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他提出要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素质，不能眼睛只盯着收视率，更要着眼于媒体经营的社会效益。陈建国说：“当你打开电视，充斥其中的都是负面的内容，固然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就会形成一种印象，仿佛这个世界多么地丑恶、多么地混乱、坏得不可救药，在媒体理论中有个说法叫做材料即观点，即便你没有进行主观的判断，你的材料已经说明一切，现实的世界是丰富的，丑陋现象是
种现实，每个人都有权知情，但绝不是全部，当大家为了收视率而片面强调了负面的现实，正面和向上的现实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淹没了，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险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路上遇到老人跌倒没人敢去扶，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就是媒体对某个救人被讹的个案的大肆宣传，试想想总不至于全国的老弱病残都开会商量好了，自己遭难的时候就去讹诈帮助自己的人，人性本善，孟子在性善论中提出“四端”。其中恻隐之心排在首位，人物皆恻隐之心，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两件特例而将恻隐之心抹杀，媒体在这个案例中扮演了背反的角色，社会影响非常不好。
陈建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而提出了他的政协提案。这根本上还是源自于他作为媒体学者一贯的素养，他也将其灌注于自己所经营的企业灵魂之内。在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企业章程中，陈建国写下了这样的使命：传承民族精髓，打造文化精品。
在陈建国看来企业存在的政治意义是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企业存在的社会意义在于文明的发展即是人类的发展，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以各类文化形态，通过各种传媒工具广为传播。进而企业存在的经济意义是通过企业的文化传媒产业运作，为社会创造了文化财富，增加了物质财富，同时为企业自身和员工创造文化和物质财富。
冯军：尽心为国善莫大焉
冯军：
爱国者品牌创始人，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93创立的华旗资讯数码科技公司，1997年创建品牌一爱国者。现任华旗资讯集团总裁。
“感谢生我养我的母亲和祖国，我冯军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铺着最爱的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在中国曾经轰动一时的裸捐宣言后，冯军发表的公开声明。
作为中国从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关村走出的创业者，冯军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应该最有话语权，“爱国者，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承诺”，冯军说，“这个承诺是我们的企业之本，虽然这个承诺给企业到来了很多无形的压力，但是压力也就是动力，它时刻鞭策着企业保持正确的方向”。
大善为国
企业和社会、国家的关系，在冯军看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双赢的关系。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为创业者创造成功的机遇，企业则以自己的成功使得社会和国家受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四次创业和发展的机会。第一次大家都知道是改革开放之初，凡是去深圳的人，基本上都成功了；第二次是1992年以后，凡是敢于下海的人也都成功了；第三次是1999年到后，新经济模式萌芽，敢于尝试网络经济模式的，也基本取得了成功；现在这个阶段是第四次机遇，谁能抓住这个机遇谁也能取得成功：走出国门，抓住海外市场”，冯军说。
“创业简单地说就是从事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事业，”，冯军说，“上面提到的几次机会都是创业的好机会。当然每一次机会的来临都跟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很重要，如果你选择1977年创业，可能会被抓起来了；地利也很重要，1979年的时候，你必须在深圳创业，才会成功；人和更为重要，我觉得现在中国企业家要说人和，就是学奥运 模式，永远用共赢的心态经营企业。用共赢的心态走出去，让全世界认可你。”而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冯军7个提案中就有专门关于走出去战略的提案“《关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海外企业合资共赢的提案》是这些提案中我最关注的”。
在冯军看来，奥运会以后，中国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已经被打开。“刚才提到奥运模式，什么是奥运模式?奥运模式就是合作共赢模式。在奥运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很少被国外认同，但是奥运之后，情况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变，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已经迎来了走出去的最好机会，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出手相救之后”。
在冯军等人的倡议下，中国部分企业和企业家成立了爱国者国际化联盟，让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海进入了实践层面。冯军，尹明菩、董明珠、朱新礼、周成建等13个民营企业家作为发起理事，共同发力国际化战略，百余家企业陆续成为联盟成员，行业遍及IT纺织、食品等各种类型的制造企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冯军说。
士农工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商传统”，冯军说，“这是我们后世的榜样”。
但是在冯军看来，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传统，但是商人在中国的整体地位还是很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商人在拥有足够财富和名声之后，会成为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原因。“在我看来，这有两个好处，第一，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可以找到个更好的平台，发挥更大的能量，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第二，对企业家本身来说，这种身份是对他们为社会所创造价值的认同”。
“士、农、工、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排列顺序，从中可以看出商人真实的社会地位，也可以看出商人和一个国家的真正关系”，冯军说，“在美国的顺序是商、工、农、士，成功的企业家在整个社会中是最受人尊敬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充满了活力，人人想着创业”。
“在欧洲这个顺序变为士、商、工、农，因为欧洲大部分国家还保留着君主，他们对历史上的贵族保持着足够的尊敬”，冯军说，“但是欧洲近代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同创造的，因此贵族和企业家在社会上同样受到尊重”。
“相比之下，中国的排列顺序大家就都知道的士、农、工、商，这是传统的体制和思想遗留问题，中国目古以采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很低，现今情况得到些许改观”，冯军说，“但是中国的商人自古以来却一直以儒商的传统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做着自己的贡献，历史上的大善人无一例外都是大商。”
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在商言商，冯军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企业成功的渴望。但是诚如其自己所言，商人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象征，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已在中国商人的血液里注入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刘志强：大富儒商
刘志强：
香江集团董事长。家具业起家，目前活跃在房地产、家居、金融、物流商贸等多个领域，是广东发展银行和广发证券的大股东之一
“商”在中国儒家传统序列中是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出现的。因此在千年的文化中，作为榜样的、成功的商人更多是作为
种象征而存在的：陶朱公的兼济天下、晋商、马帮的义泽后世等成为一个时代的模本。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商传统。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着。
当商人的财富与成功遇见儒者的道德与才智，二者将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香江集团董事长刘志强谨慎地在财富和慈善、企业发展与回报社会之司寻找着恰当的平衡。从25岁创业开始，刘志强就在寻找着财富的涵义，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第一次接触到慈善事业：“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做慈善和企业发展之间并不矛盾”。
“香江集团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从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踊跃响应党和国家的各项号召，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扶贫、救灾、兴教、助学等各项活动，为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医药卫生事业、文化体育事业、扶贫事业和支援灾区共捐资8亿元，捐建了300多所学校，资助了3万多名失学的青少年”，刘志强说，“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到香江集团的发展，反而让香江集团有了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在慈善道路上，最让刘志强感到自豪的是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开启了中国私人捐赠的制度化发展之路，为中国慈善事业和慈善制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2005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香江集团拨出5000万元专项资金，创立了全国首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兑现了一个优秀民营企业办好实业、回报社会的承话”，刘志强说，“这是中国第
家非公募慈善基金，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意义重大”。
“郭美美”和“卢美美”事件对中国慈善事业一度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是在刘志强看来，这是整个慈善体制在转型时期要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只要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刘志强说，“香江集团直以来就在踏踏实实做事。2007年，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五个1000爱心计划’开始正式启动并取得初步成效：1000个香江爱心图书室、1000个孤儿、1000个贫困家庭、1000个贫困学生、1000个义工，目前已捐建了300多所学校，资助了3万多名失学青少年。”
本期圈子的主角林达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李晓林；华旗资讯集团总裁、政协委员冯军；香江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刘志强；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政协委员陈建国就是这样一群人：富且行仁、达则兼爱。
李晓林：思行合一的当代绅士
李晓林：
北京林达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发起人并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众所周知，李晓林2000元起家。有人说：李晓林能有今天的辉煌，是贫困的磨砺和对贫困的抗争激发了潜能。但是成功的机遇往往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果说贫困激发了李晓林的潜能，那么骨子里的个性和探索，则为他的成功铺平了道路。翻开李晓林二十多年的奋斗史，酸甜苦辣，一应俱全。按照李晓林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经历创业艰辛的同时，也享受着成功的快乐。”有别于一般的商人，李晓林更像是一位思维活跃的设计师，公司建造的每一个项目都能在设计上看到他思想的影子。在林达集团在京开发的项目——海渔广场的会所中，酷爱诗歌和文学的李晓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艺术的深度渴求。李晓林收藏的数十幅油画作品以及各个朝代的精美瓷器摆满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此外，整个会所的设计以及会所中家具的设计都是由李晓林亲自完成。它们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李晓林对待生活的种境界。
“忙碌紧张的工作让我少了很多以往的自由和休闲，但是，我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让自己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这是一个文化商人价值最大的提升。”
思想者
时至今日，李晓林的内心深处还流动着“改造世界”的革命热情。时代赋予了那一代人沉重的使命感，但李晓林承认，自己骨子里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位59岁中年人的办公室里，挂着书法家刘炳森手书的“脚踏实地”的条幅。李晓林解释到：“这里面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是我做人做事的准则；其次，它揭示了土地资源对一个房地产企业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家，李晓林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人生观、财富观同样深受这一时期社会深刻变革的影响。“我经历了中国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种种历史进程的转折，经历过很多的风雨和波折，所以对于我来说，改革开放以后以及80年代开始创业的这段时期带给我的就是机遇，我确实感谢那样的一个时代，给了我一个发展的机遇。”
19go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承办大型运动会，为配合运动会更好的举办，北京市政府推出了大批招商项目。视野开阔的李晓林看到时机来临，回国后信心十足地进军北京房地产，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在二十年的时间中，从单一的房地产投资到深入的房地产研究，李晓林不再是投资界黑马，而是享有盛誉的房地产界的思想者。
思想者，顾名思义，有理论支持，也要实践佐证。既要提出规律性的观点，又要把握时代特征。而作为思想者，所提观点通常会被借鉴和采纳，为市场良性发展提供风向标。畅游房产界二十年，发表17篇观点鲜明市场分析文章的李晓林对思想者这一称号当之无愧。
充满激情并不意味着不以理性出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有时为，有时不为”，是李晓林自勉的商界信条，这个信条也使他在多年的商海搏击中
帆风顺。李晓林说这是他做事和做人的信条，商界沉浮，瞬息万变，不少人在滚滚商潮中大起大落，人们看到，李晓林在商海中搏击的潇洒自如，却又非常稳健，说到自己的商界信条，李晓林说：“不能贪图什么事情都做，涉足太多不相关领域不可能好，要懂得选择和取合，任何时候都轰轰烈烈的做事是不可能的，需要适当停下来整理自己，掌握节奏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房地产界的思想者，恐怕是目前对李晓林最为标准的定义。在李晓林从事房地产理论研究前，他所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均获成功，在竞争激烈的房产界早已占有一席之地。李晓林说：“从事房地产这么多年，对这个行业有了较深的理解。给政府提一些建议，找出老百姓的诉求，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在房地产专业领域作探索和调查研究，第一是为了这个行业，为了维护和保护房地产行业长期稳定的发展；第二是给政府谏言献策，这是两个基本点。同时，研究行业问题，不但不会影响我从事这个行业，反而会让我对这个行业操作把握提高，对今后的投资和发展提供参考。”
在刚刚结束的政协会上，李晓林就金融体制改革给出了新的提案，内容着眼于打破垄断，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解决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早在两年前《新三十六条》已经公布，但至今没见实施细则，如果李晓林的提案能够得到落实，那么将为占中国经济总量近一半的民营企业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也将釜底抽薪地解决严重混乱的地下钱庄和非法集资等民间资本运行模式，类似于吴英这样的人物和事件自然不会再出现。
慈善脚步
致力公益事业十余年，李晓林同样坚守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做企业的人越来越多，被称为企业家的人也逐年递增。但是此“家”非彼“家”，有的企业家是名副其实，堂堂正正做企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有的企业“家”则是一切向钱看，过分受到利益驱使。
对于这个“家”的概念，李晓林说：“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实业家，都应该有个‘家’的概念。那些单纯追逐金钱，只为自己享乐，不能被社会认可的人，不能称之为‘家’。真正的企业家或是实业家，首先要有社会责任心，第二要有环保意识，第三能够善待自己的团队，有很好的凝聚力带领团队成员实现目标。”
从十多年前捐款修庙，李晓林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这一做就是十多年。在李晓林看来，这不仅是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更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晓林，十多年如一日，积极低调投身公益事业，始终肩负着自己应尽的职责。
几年前，李晓林的好朋友带着全家从台湾到大陆投资，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其中一个孩子却不幸得了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他们找到中国骨髓库，但是骨髓库仅有2万名志愿者，并且随着时间的迁移，部分数据丢失，很多志愿者也已经找不到。因为配型的几率是万分之一，几万个才能配上一个，所以区区2万名额的骨髓库，对于孩子的配型无疑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中，全家人只能回到台湾，并从有2Q多万志愿者的台湾的骨髓库找到了孩子适合的配型，救活了孩子。
李晓林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提出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建立一个中华骨髓博爱基金，鼓励更多的人加入捐献骨髓的志愿者行列，并号召12名在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的企业家共同支持这个基金。在李晓林的号召下，12名企业家共捐款200多万元，成 为中国红十字总会收到的最早捐款之一。后来，在李晓林的带动下，更多的人开始捐献骨髓，关注和推进中国骨髓库的建设。在中国骨髓库登记的志愿者已经突破100万人，普通人的配型几率大大提高。每年的配型成功都在1000例以上。李晓林的善举为全国急难中的400多万例白血病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为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专门为李晓林颁发了“中华红十字人道服务奖”的奖状和奖牌。
荣誉有了，但是这并不是李晓林从事社会慈善最终的目标。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挣钱不是目的是手段，用钱才是目的。”李晓林坦言，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但是中国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还处在发展日寸期，相关的法律政策还不成熟。如果国家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方面能出台一些更好的更完善的政策，也许会吸引更多企业家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作为“思源”慈善基金的秘书长，李晓林带领他的团队已经耕耘了许多年，开发了几十个专项扶持项目。在2011年郭美美与卢美美两个事件出现的背景下，慈善机构被广泛诟病，而思源却在一项由民政部进行的透明度评比中获得了第五名佳绩。在数千家慈善基金中脱颖而出。清者自清，做慈善要清白，这不是最高追求而是最低限度。
在李晓林身上散发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群朋友，提起他都纷纷竖起大拇指，我想这种魅力来源于丰富的阅历，真诚的态度以及高尚的修养和兼善天下的情怀，在我看来他便是思行合一的当代绅士，而这个绅士阶层正是是承启中国数千年历史和无限未来的中坚力量。
陈建国：故事里的价值观
陈建国：
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独家经营《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艺术人生》《中国电影报道》《挑战主持人》等金牌电视栏目。
在中国，你可以说你没听说过陈建国这个人，但你以一定看过他的节目，因为他是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艺术人生》《中国电影报道》《挑战主持人》等金牌电视栏目都是由该公司独家经营的。除此之外，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还出品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如《贞观长歌》《为了那片净土》《老爸的筒子楼》《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吃亏是福》等等。这些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和感动，同时也向人们输送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毫无疑问，这就是陈建国这个质朴而睿智的山西人、这个学养深厚的传媒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为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的最深刻思考，同时也是对社会心灵的全面洗礼和塑造。
可以说在中国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台电视，甚至更多。电视屏幕是我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最基本形式和最便捷渠道，可以不夸张地说电视是我们的朋友、老师和家人。每一个画面、每一段声音都向我们传递着信息，而这些信息的属性最终将内化为我们的人格。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有什么样的电视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个要求收视率和市场化的时代，电视内容应该取决于谁?这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电视经营机构和制作者该如何权衡经济利益和教育责任更成为一列尖锐的矛盾。
在本届政协会上，陈建国的提案又将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他提出要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素质，不能眼睛只盯着收视率，更要着眼于媒体经营的社会效益。陈建国说：“当你打开电视，充斥其中的都是负面的内容，固然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就会形成一种印象，仿佛这个世界多么地丑恶、多么地混乱、坏得不可救药，在媒体理论中有个说法叫做材料即观点，即便你没有进行主观的判断，你的材料已经说明一切，现实的世界是丰富的，丑陋现象是
种现实，每个人都有权知情，但绝不是全部，当大家为了收视率而片面强调了负面的现实，正面和向上的现实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淹没了，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险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路上遇到老人跌倒没人敢去扶，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就是媒体对某个救人被讹的个案的大肆宣传，试想想总不至于全国的老弱病残都开会商量好了，自己遭难的时候就去讹诈帮助自己的人，人性本善，孟子在性善论中提出“四端”。其中恻隐之心排在首位，人物皆恻隐之心，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两件特例而将恻隐之心抹杀，媒体在这个案例中扮演了背反的角色，社会影响非常不好。
陈建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而提出了他的政协提案。这根本上还是源自于他作为媒体学者一贯的素养，他也将其灌注于自己所经营的企业灵魂之内。在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的企业章程中，陈建国写下了这样的使命：传承民族精髓，打造文化精品。
在陈建国看来企业存在的政治意义是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企业存在的社会意义在于文明的发展即是人类的发展，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以各类文化形态，通过各种传媒工具广为传播。进而企业存在的经济意义是通过企业的文化传媒产业运作，为社会创造了文化财富，增加了物质财富，同时为企业自身和员工创造文化和物质财富。
冯军：尽心为国善莫大焉
冯军：
爱国者品牌创始人，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93创立的华旗资讯数码科技公司，1997年创建品牌一爱国者。现任华旗资讯集团总裁。
“感谢生我养我的母亲和祖国，我冯军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铺着最爱的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在中国曾经轰动一时的裸捐宣言后，冯军发表的公开声明。
作为中国从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关村走出的创业者，冯军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应该最有话语权，“爱国者，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承诺”，冯军说，“这个承诺是我们的企业之本，虽然这个承诺给企业到来了很多无形的压力，但是压力也就是动力，它时刻鞭策着企业保持正确的方向”。
大善为国
企业和社会、国家的关系，在冯军看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双赢的关系。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为创业者创造成功的机遇，企业则以自己的成功使得社会和国家受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四次创业和发展的机会。第一次大家都知道是改革开放之初，凡是去深圳的人，基本上都成功了；第二次是1992年以后，凡是敢于下海的人也都成功了；第三次是1999年到后，新经济模式萌芽，敢于尝试网络经济模式的，也基本取得了成功；现在这个阶段是第四次机遇，谁能抓住这个机遇谁也能取得成功：走出国门，抓住海外市场”，冯军说。
“创业简单地说就是从事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事业，”，冯军说，“上面提到的几次机会都是创业的好机会。当然每一次机会的来临都跟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很重要，如果你选择1977年创业，可能会被抓起来了；地利也很重要，1979年的时候，你必须在深圳创业，才会成功；人和更为重要，我觉得现在中国企业家要说人和，就是学奥运 模式，永远用共赢的心态经营企业。用共赢的心态走出去，让全世界认可你。”而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冯军7个提案中就有专门关于走出去战略的提案“《关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海外企业合资共赢的提案》是这些提案中我最关注的”。
在冯军看来，奥运会以后，中国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已经被打开。“刚才提到奥运模式，什么是奥运模式?奥运模式就是合作共赢模式。在奥运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很少被国外认同，但是奥运之后，情况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变，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已经迎来了走出去的最好机会，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出手相救之后”。
在冯军等人的倡议下，中国部分企业和企业家成立了爱国者国际化联盟，让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海进入了实践层面。冯军，尹明菩、董明珠、朱新礼、周成建等13个民营企业家作为发起理事，共同发力国际化战略，百余家企业陆续成为联盟成员，行业遍及IT纺织、食品等各种类型的制造企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冯军说。
士农工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商传统”，冯军说，“这是我们后世的榜样”。
但是在冯军看来，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传统，但是商人在中国的整体地位还是很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商人在拥有足够财富和名声之后，会成为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原因。“在我看来，这有两个好处，第一，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可以找到个更好的平台，发挥更大的能量，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第二，对企业家本身来说，这种身份是对他们为社会所创造价值的认同”。
“士、农、工、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排列顺序，从中可以看出商人真实的社会地位，也可以看出商人和一个国家的真正关系”，冯军说，“在美国的顺序是商、工、农、士，成功的企业家在整个社会中是最受人尊敬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充满了活力，人人想着创业”。
“在欧洲这个顺序变为士、商、工、农，因为欧洲大部分国家还保留着君主，他们对历史上的贵族保持着足够的尊敬”，冯军说，“但是欧洲近代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同创造的，因此贵族和企业家在社会上同样受到尊重”。
“相比之下，中国的排列顺序大家就都知道的士、农、工、商，这是传统的体制和思想遗留问题，中国目古以采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很低，现今情况得到些许改观”，冯军说，“但是中国的商人自古以来却一直以儒商的传统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做着自己的贡献，历史上的大善人无一例外都是大商。”
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在商言商，冯军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企业成功的渴望。但是诚如其自己所言，商人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象征，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已在中国商人的血液里注入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刘志强：大富儒商
刘志强：
香江集团董事长。家具业起家，目前活跃在房地产、家居、金融、物流商贸等多个领域，是广东发展银行和广发证券的大股东之一
“商”在中国儒家传统序列中是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出现的。因此在千年的文化中，作为榜样的、成功的商人更多是作为
种象征而存在的：陶朱公的兼济天下、晋商、马帮的义泽后世等成为一个时代的模本。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商传统。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着。
当商人的财富与成功遇见儒者的道德与才智，二者将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香江集团董事长刘志强谨慎地在财富和慈善、企业发展与回报社会之司寻找着恰当的平衡。从25岁创业开始，刘志强就在寻找着财富的涵义，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第一次接触到慈善事业：“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做慈善和企业发展之间并不矛盾”。
“香江集团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从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踊跃响应党和国家的各项号召，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扶贫、救灾、兴教、助学等各项活动，为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医药卫生事业、文化体育事业、扶贫事业和支援灾区共捐资8亿元，捐建了300多所学校，资助了3万多名失学的青少年”，刘志强说，“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到香江集团的发展，反而让香江集团有了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在慈善道路上，最让刘志强感到自豪的是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开启了中国私人捐赠的制度化发展之路，为中国慈善事业和慈善制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2005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香江集团拨出5000万元专项资金，创立了全国首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兑现了一个优秀民营企业办好实业、回报社会的承话”，刘志强说，“这是中国第
家非公募慈善基金，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意义重大”。
“郭美美”和“卢美美”事件对中国慈善事业一度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是在刘志强看来，这是整个慈善体制在转型时期要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只要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刘志强说，“香江集团直以来就在踏踏实实做事。2007年，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五个1000爱心计划’开始正式启动并取得初步成效：1000个香江爱心图书室、1000个孤儿、1000个贫困家庭、1000个贫困学生、1000个义工，目前已捐建了300多所学校，资助了3万多名失学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