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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张先畴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红旗》杂志社最初的五名编委之一,并兼任后来的《红旗》杂志第八组组长,第八组实际是《内部未定稿》组,相当于现在的《内参》,负责编撰国际反修文件。
作为《红旗》杂志的内设机构,《内部未定稿》的编辑部地址位于北京沙滩松公府夹道十号,在沙滩大院合署办公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这样,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政研室三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同院办公的还有由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文教领导小组。
《内部未定稿》1964年第一期(也就是创刊号)于5月16日面世,据第一期上的“编者说明”称:“一、本刊内容主要是发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的未定稿,也刊登有关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等方面研究文章的未定稿;希望读者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进一步加工修改。二、本刊登载的文章所引据的资料,未经核对,在正式引用时,请自己负责核对。三、本刊欢迎投稿。来稿请寄北京沙滩《红旗》杂志社第八组。”而在第二期,其“编者说明”略有改动:“一、本刊发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的未定稿,也刊登有关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等方面研究文章的未定稿;这些未定稿,有的仅供内部参考,有的经过加工修改后公开发表。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批评。二、本刊所引据的资料,未经核对,在正式引用时,请自己负责核对。”
当年的《内部未定稿》为不定期刊物,1964年全年共出了五期,定价人民币两元。到了第二年,1965年全年共出了四期,定价却为人民币一元。
《内部未定稿》创刊号,即1964年第一期刊登了四篇文章,它们是金凡的《“个人物质刺激”是社会主义原则吗?》、苏林的《谁是谎言的捏造者》、龚育之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评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救世主义的思潮》、蔡美彪的《关于“黄祸论”的历史考察》。据我了解,后来在改革开放年代叱咤风云的理论界、知识界的不少知名人物,如美学家朱光潜、理论家吴江、国际问题专家张明养、哲学家周原冰、翻译家叶水夫、语言学家傅懋勣、出版家薛德震等都曾在这份刊物上登堂亮相。他们所写的文章无非是配合当时批判“帝修反”、“封资修”主旋律的需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支撑,事过境迁、味同嚼蜡,终于沦为笑柄,它们从一个方面折射出社会百相。
《内部未定稿》的创办,也引起了当时高层的关注和参与,郭沫若把他所写的两篇文章《“梅花欢喜漫天雪”——读毛主席的〈七律·冬云〉》和《“五洲震荡风雷激”——读毛主席的词〈满江红〉》送给《内部未定稿》编辑部,发表在1964年第二期上,轰动一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很少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和文章,然而关于评介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他却写了不少,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二十篇论述毛泽东诗词的文章。1962年以后,差不多每有毛泽东诗词发表,他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这方面他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他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
总体说来,郭沫若以其诗人的激情、文学评论家的渊博和历史学家的深厚国学功底所作的精彩评述,不时有一些真知灼见,对于人们理解和欣赏毛泽东诗词的深透含义,确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今天也应该承认,郭沫若在1963年12月以后写的对于毛泽东诗词的释文,明显受到“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有不少拔高溢美之词和牵强附会之语。比如《“梅花欢喜漫天雪”——读毛主席的〈七律·冬云〉》中,有这样一类的话:“在滚滚寒流的高压下,经受不住寒冻的许多花卉虽然纷纷凋谢了,然而有耐寒的梅花不唯不凋谢,而且偏爱在冰天雪地里开花,花开得又香又美。这样耐寒的梅花,主席在《卜算子·咏梅》中已经赞赏过她,在这《七律·冬云》中,她又一次受到赞赏。
“‘梅花欢喜漫天雪’。梅花,这花中的英雄豪杰,她所象征的就是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党向来是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发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反动派的压力愈大,革命派的气势便愈高涨,终于要使‘悬崖百丈冰’消化得无踪无影,而使五洲四海的‘山花烂漫’起来。”
“历史的事实证明,革命派最初总占少数;随着斗争的展开必然由少数变为多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尽管怎样浓厚的冬雪遮隔不断太阳,尽管怎样猛烈的寒流扑灭不了火种。人民爱太阳,爱火种,爱真理。真理一同人民黏合便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产生出无数的英雄豪杰,敢于驱除熊罴虎豹,敢于创造新的日月天地。一时貌似强大的反动派,飞雪与寒流,熊罴与虎豹,不可抗拒地必然走向失败和灭亡。”
这里用了许多当时的常用词汇,是当时特定环境中众人都得跟着说的语言,我们不必因此苛责郭沫若,因为任何人都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但是那些附会的成分,毫无必要的政治说教和溢美之处,既背离了毛泽东本人的原意,又冲淡了原诗艺术欣赏的雅致,也给后人留下訾议的口舌,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抨击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主旋律。毫无疑问,《满江红》是毛泽东这类诗词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郭沫若在《“五洲震荡风雷激”——读毛主席的词〈满江红〉》一文中,所作的演绎十分成功,他还曾致信《内部未定稿》编辑部,他说:“《内部未定稿》编辑部:《内部未定稿》1964年第二期我写的《‘五洲震荡风雷激’——读毛主席的词〈满江红〉》第一、二行中,有三个数据上的错误,请改正。(一)‘地球……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中,占倒数成第四位’改为‘……占第五位’。(二)‘地球……平均直径只有一万二千六百公里’改为‘……七百公里’。(三)‘含有一万个银河系统的宇宙’改为‘含有亿万个银河系统的宇宙’。敬礼!”
有“党喇叭”之称的郭沫若可能有自己的考虑,他借助毛泽东诗词做做文章,既尽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又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都稳当,何乐而不为呢?
大批判开道,是《内部未定稿》的惯有做派,这与顶头上司康生、陈伯达的指使等不脱干系。
六十年代开始,蛰伏多年的康生不再养病,时刻窥视着国内外思想动态,他瞄准经济学界的理论动向,欲把孙冶方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孙冶方(1908—1983)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建国后先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专心致志、刻苦钻研所积累的理论素养,结合当时经济工作的实际问题,就如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奔腾而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重要文章,在一些会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发言。早在五十年代起就提出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三大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都只能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孙冶方的这些经济学论文,在1964年被《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以《内部未定稿》印出。1966年第二期的《内部未定稿》在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若干根本问题的讨论”的大标题下,集中刊登孙冶方的四篇文章,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内部研究报告)、《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内部研究报告)、《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提纲)、《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这一期“编者按”写道: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孙冶方同志,近年来发表一系列文章,散发一系列“研究报告”,在反对所谓“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他的一套经济观点和主张,中心内容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以利润带动一切,国营企业应该独立自治,现在把他的四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研究报告和发言发表在这里。孙冶方同志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本刊准备自下一期起陆续发表讨论文章,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这个讨论。这一期的《内部未定稿》破天荒地扩版,达五十八页,实际上成了批判孙冶方的专号,而在此之前该刊诸期版面均在四十页左右。
《内部未定稿》1966年第三期就组织了批判孙冶方的文章,有署名马勇的《孙冶方同志在宣扬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观点?》、刘森的《“下放小权”其名,“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其实——评孙冶方同志关于所谓“改进管理体制”的主张》。同时,还刊登了《孙冶方同志的一部分文章、讲话、内部报告索引》,可谓洋洋大观。
孙冶方的这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被选登在《内部未定稿》上作为批判的对象。康生联手陈伯达断章取义,断定孙冶方“反党反社会主义”,给他带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组织经济学界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陈伯达等又根据这些文章把孙冶方“封”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给他戴上了“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等等大帽子,而且把他关押了七年。“疾风知劲草”,就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据理力争,即使在牢中,也不屈从,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
孙冶方以往未能公开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用他自己的话:“因祸得福。”由于要作为批判材料,登在《内部未定稿》上的那些文稿,因而保存下来,又能重新印出,这就是孙冶方在1979年出版的那本《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此之后的一些文章,又于1982年印出一本“续集”和“续集”修订本。
作为《红旗》杂志的内设机构,《内部未定稿》的编辑部地址位于北京沙滩松公府夹道十号,在沙滩大院合署办公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这样,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政研室三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同院办公的还有由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文教领导小组。
《内部未定稿》1964年第一期(也就是创刊号)于5月16日面世,据第一期上的“编者说明”称:“一、本刊内容主要是发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的未定稿,也刊登有关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等方面研究文章的未定稿;希望读者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进一步加工修改。二、本刊登载的文章所引据的资料,未经核对,在正式引用时,请自己负责核对。三、本刊欢迎投稿。来稿请寄北京沙滩《红旗》杂志社第八组。”而在第二期,其“编者说明”略有改动:“一、本刊发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的未定稿,也刊登有关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等方面研究文章的未定稿;这些未定稿,有的仅供内部参考,有的经过加工修改后公开发表。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批评。二、本刊所引据的资料,未经核对,在正式引用时,请自己负责核对。”
当年的《内部未定稿》为不定期刊物,1964年全年共出了五期,定价人民币两元。到了第二年,1965年全年共出了四期,定价却为人民币一元。
《内部未定稿》创刊号,即1964年第一期刊登了四篇文章,它们是金凡的《“个人物质刺激”是社会主义原则吗?》、苏林的《谁是谎言的捏造者》、龚育之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评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救世主义的思潮》、蔡美彪的《关于“黄祸论”的历史考察》。据我了解,后来在改革开放年代叱咤风云的理论界、知识界的不少知名人物,如美学家朱光潜、理论家吴江、国际问题专家张明养、哲学家周原冰、翻译家叶水夫、语言学家傅懋勣、出版家薛德震等都曾在这份刊物上登堂亮相。他们所写的文章无非是配合当时批判“帝修反”、“封资修”主旋律的需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支撑,事过境迁、味同嚼蜡,终于沦为笑柄,它们从一个方面折射出社会百相。
《内部未定稿》的创办,也引起了当时高层的关注和参与,郭沫若把他所写的两篇文章《“梅花欢喜漫天雪”——读毛主席的〈七律·冬云〉》和《“五洲震荡风雷激”——读毛主席的词〈满江红〉》送给《内部未定稿》编辑部,发表在1964年第二期上,轰动一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很少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和文章,然而关于评介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他却写了不少,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二十篇论述毛泽东诗词的文章。1962年以后,差不多每有毛泽东诗词发表,他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这方面他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他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
总体说来,郭沫若以其诗人的激情、文学评论家的渊博和历史学家的深厚国学功底所作的精彩评述,不时有一些真知灼见,对于人们理解和欣赏毛泽东诗词的深透含义,确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今天也应该承认,郭沫若在1963年12月以后写的对于毛泽东诗词的释文,明显受到“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有不少拔高溢美之词和牵强附会之语。比如《“梅花欢喜漫天雪”——读毛主席的〈七律·冬云〉》中,有这样一类的话:“在滚滚寒流的高压下,经受不住寒冻的许多花卉虽然纷纷凋谢了,然而有耐寒的梅花不唯不凋谢,而且偏爱在冰天雪地里开花,花开得又香又美。这样耐寒的梅花,主席在《卜算子·咏梅》中已经赞赏过她,在这《七律·冬云》中,她又一次受到赞赏。
“‘梅花欢喜漫天雪’。梅花,这花中的英雄豪杰,她所象征的就是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党向来是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发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反动派的压力愈大,革命派的气势便愈高涨,终于要使‘悬崖百丈冰’消化得无踪无影,而使五洲四海的‘山花烂漫’起来。”
“历史的事实证明,革命派最初总占少数;随着斗争的展开必然由少数变为多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尽管怎样浓厚的冬雪遮隔不断太阳,尽管怎样猛烈的寒流扑灭不了火种。人民爱太阳,爱火种,爱真理。真理一同人民黏合便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产生出无数的英雄豪杰,敢于驱除熊罴虎豹,敢于创造新的日月天地。一时貌似强大的反动派,飞雪与寒流,熊罴与虎豹,不可抗拒地必然走向失败和灭亡。”
这里用了许多当时的常用词汇,是当时特定环境中众人都得跟着说的语言,我们不必因此苛责郭沫若,因为任何人都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但是那些附会的成分,毫无必要的政治说教和溢美之处,既背离了毛泽东本人的原意,又冲淡了原诗艺术欣赏的雅致,也给后人留下訾议的口舌,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抨击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主旋律。毫无疑问,《满江红》是毛泽东这类诗词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郭沫若在《“五洲震荡风雷激”——读毛主席的词〈满江红〉》一文中,所作的演绎十分成功,他还曾致信《内部未定稿》编辑部,他说:“《内部未定稿》编辑部:《内部未定稿》1964年第二期我写的《‘五洲震荡风雷激’——读毛主席的词〈满江红〉》第一、二行中,有三个数据上的错误,请改正。(一)‘地球……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中,占倒数成第四位’改为‘……占第五位’。(二)‘地球……平均直径只有一万二千六百公里’改为‘……七百公里’。(三)‘含有一万个银河系统的宇宙’改为‘含有亿万个银河系统的宇宙’。敬礼!”
有“党喇叭”之称的郭沫若可能有自己的考虑,他借助毛泽东诗词做做文章,既尽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又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都稳当,何乐而不为呢?
大批判开道,是《内部未定稿》的惯有做派,这与顶头上司康生、陈伯达的指使等不脱干系。
六十年代开始,蛰伏多年的康生不再养病,时刻窥视着国内外思想动态,他瞄准经济学界的理论动向,欲把孙冶方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孙冶方(1908—1983)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建国后先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专心致志、刻苦钻研所积累的理论素养,结合当时经济工作的实际问题,就如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奔腾而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重要文章,在一些会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发言。早在五十年代起就提出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三大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都只能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孙冶方的这些经济学论文,在1964年被《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以《内部未定稿》印出。1966年第二期的《内部未定稿》在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若干根本问题的讨论”的大标题下,集中刊登孙冶方的四篇文章,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内部研究报告)、《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内部研究报告)、《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提纲)、《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这一期“编者按”写道: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孙冶方同志,近年来发表一系列文章,散发一系列“研究报告”,在反对所谓“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他的一套经济观点和主张,中心内容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以利润带动一切,国营企业应该独立自治,现在把他的四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研究报告和发言发表在这里。孙冶方同志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本刊准备自下一期起陆续发表讨论文章,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这个讨论。这一期的《内部未定稿》破天荒地扩版,达五十八页,实际上成了批判孙冶方的专号,而在此之前该刊诸期版面均在四十页左右。
《内部未定稿》1966年第三期就组织了批判孙冶方的文章,有署名马勇的《孙冶方同志在宣扬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观点?》、刘森的《“下放小权”其名,“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其实——评孙冶方同志关于所谓“改进管理体制”的主张》。同时,还刊登了《孙冶方同志的一部分文章、讲话、内部报告索引》,可谓洋洋大观。
孙冶方的这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被选登在《内部未定稿》上作为批判的对象。康生联手陈伯达断章取义,断定孙冶方“反党反社会主义”,给他带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组织经济学界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陈伯达等又根据这些文章把孙冶方“封”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给他戴上了“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等等大帽子,而且把他关押了七年。“疾风知劲草”,就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据理力争,即使在牢中,也不屈从,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
孙冶方以往未能公开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用他自己的话:“因祸得福。”由于要作为批判材料,登在《内部未定稿》上的那些文稿,因而保存下来,又能重新印出,这就是孙冶方在1979年出版的那本《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此之后的一些文章,又于1982年印出一本“续集”和“续集”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