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有两种味道儿：一种是花钱如流水，生活无忧无虑，但我感觉这样的生活没什么意思。第二种是生活比较清苦，但有用不完的劲儿，每天都有盼头儿，每天都是新鲜的。
　　我孩童时生活的那个山村，前面是山，后面是山，左面是山，右面还是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只要不出山，看不到河，见不到车……
　　我在这群山环抱的山窝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春天，在泥泞地里耕种；夏天，在烈日下面锄地；秋天，在风尘之中收获；冬天，在风雪之中劳作。汗水浇灌出粮食、蔬菜，但我想在收获物质成果的同时，也能收获精神上的产品——我爱上了写作。
　　那时，也能看到报纸，看着看着我发现每篇稿子的后面都有一个名字。我在想，写稿子的人是固定的，还是谁写就给谁登？我的名字什么时候也登在报纸上，也能打成铅印的字？
　　处在那么偏僻的深山里，我竟想走文学之路，现在想起来真够天真的。别说是文字功底差，就连投稿的基本知识也不懂。
　　写什么呢？当时我听说卫生院有一位叫刘玉兰的大夫，为妇女接生走遍大山，没有不叫好的。我想她的事值得说，就写了一篇表扬她的稿儿。
　　起初是把稿子写在白纸上，后来才知道写在方格稿纸上。可到哪里去弄方格稿纸呢？跑到村里代销点儿去问，没有。到乡里去买要走30多里山路！
　　怎么办呢？毕竟天下事难不倒有心人，我便买来白纸和直尺，用铅笔画格子，先自造出稿纸，然后写文章。很多时候，画稿纸的时间要比写文章的时间长得多。
　　那时山村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很少，但家家有小喇叭。在我的第一篇稿子送到乡广播站的第三天，乡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下面播诵师永祥写来的广播稿，题目是……我把耳朵紧紧贴住小喇叭，恐怕听不见，等我听完自己写的稿子，乐得蹦了好几个高儿。稿子播出后，我成了村里的“小名人”，村里有事写东西都找我。
　　自造出了稿纸，要找个地方写文章，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家中贫困，连个桌子都没有，我只好趴在炕沿上写东西。往往从晚上开始爬格子，一直爬到“半夜鸡叫”，煤油灯把鼻子熏得一团漆黑。
　　画好格子，爬满格子，要寄出这些“格子”，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小山村实在太偏僻了，邮递员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光顾一次。送一篇稿子来回走三四十公里山路，说起来真够难的。为了方便自己投稿，我找村书记义务当了村团支部的图书借阅员，每月步行50余公里，到十渡为村里的青年借阅图书。写了稿子顺便送到乡广播站。
　　1982年不知是哪位“伯乐”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我被乡党委任用为乡里通迅报道员。
　　冬去春来，我一如既往，白天到乡村去采访，晚上在稿纸上耕耘。苦尽甘来，我终于在投第十篇稿时，在《北京日报》郊区版上刊登了一则小消息。从此尝到甜头，继而在中央、市、区级报刊发表了多篇文章。我写的《有钱不忙置高档，家中多添猪、牛、羊》，获《北京日报》短新闻竞赛二等奖；《唱支山歌给党听》获首都国庆40周年社会主义好征文一等奖；《奔腾的拒马河》获北京市“祖国颂”优秀散文奖……
　　这样一来，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了：写，是一种快乐。寄出稿子，有个盼头；文章发了，有一种成功的喜悦。我每天不停地写作，快乐、成功和期盼就会连绵不断。
　　进入公安队伍十几年来，我更感到了写作的快乐，特别是写《痕检专家李玉芬》后，书中的主人公——女刑警李玉芬同志被评为全国警界女十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二级英模，使我备受鼓舞。每当我写的侦破大案的稿子见报以后，就好像上了发条的钟，不但不累，还浑身充满了力量，沉浸在成功的兴奋之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01年3月，我成了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回想20多年来的“爬格子”生活，虽然有些苦，但是却非常有意思，因为每天都生活在等待文章发表的希望与企盼之中。虽然盼望的不是中大奖、发大财，但却是自己心力耕耘的收获，因而很充实。并且觉得，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日子，每天都是新鲜的。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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