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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初，美国教授傅高义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各大城市进行演讲。这位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因撰写了《邓小平时代》一书，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据说中译版销量已经突破了50万册。
2012年年末，《邓小平时代》出版。时值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20周年，中国的知识界都在集体缅怀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他的历史地位和三十多年的“中国道路”进行再阐释。
这种缅怀和阐释，与中国当下改革所遇到的难题和困境不无相关。这本书的畅销，不仅在于丰富的史实和独特的信息来源，还在于读者对一个美国人对于一个中国领导人的研究与观察——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期待。
傅高义与广东
年已83岁的傅高义身材依旧高大，天庭宽阔，笑容可掬，慢条斯理地讲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
“70年代，日本发展很快，写《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让我出了名。80年代，广东发展也很快，写《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让我又出了名。”他在广东省社科院发表演讲时说，这位社会学家似乎总是能捕捉到时代的脉搏。
傅高义对中国的研究始于广东。1961年。他开始关注中国，之所以选择广东，只是因为广州材料丰富，他可以通过香港接触到一些广东人以及报刊。1969年，傅高义依靠《南方日报》等广东各大报纸的阅读，访谈了一些海外华侨，，以范德塞的《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为范本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这本书描写了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他所观察到的共产党执政下一个省份发生的政治运动。最后他断言，“经济结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回到他们不满意的生活状态。”40余年后，在被问及是否还阅读中国报刊了解中国的时候，傅高义哈哈大笑，表示现在不怎么看，并认为中国媒体的管制过于严苛，媒体上少见对于领导人的批评。
直到1973年，他才有机会作为第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1980年代后，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呆上一两个礼拜。
1980年代的广东已经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1987年。傅高义深入广东70多个县做了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通过对广东改革的深入考察，傅高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该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对态度。
你应该写写邓小平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在韩国度假时，他的老朋友，《华盛顿邮报》亚洲事务资深记者唐·奥伯多弗建议他：“你应该写写邓小平。”
彼时，也恰恰是研究邓小平的最佳时间。许多基本的年谱资料和回忆录已经公开发表，傅高义还有许多历史学家都无法利用的机会，得以接近邓小平时代的重要领导人，与他共事过的人以及家人。
傅高义说，作为外国人，他写邓小平的优势一是旁观者清，他能客观地看待中国问题；二是作为哈佛大学学者身份，他能接触到很多邓小平时代的人物，比国内学者的材料更丰富。后一点的确不假，《邓小平时代》成书用了十年，他先后采访了300多人，注释就长达80多页。
“我就是靠拉关系的。”傅高义在很多公众场合下都喜欢用这一中国特色的玩笑描述自己的成书过程。他采访过的人，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邓琳、陈云和胡耀邦的子女，重要的政要还包括江泽民、李锐、任仲夷，以及与邓小平同时代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
令傅高义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与邓小平本人交谈过。他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招待会，当时他与邓小平近在咫尺。不过，傅高义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的视角会更全面。周围人的了解，特别是不同意见的人的了解可以帮助他完成对邓小平本人和时代背景的全面认识。
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的经历，傅高义甚至在邓小平一生中的最重要地点分别小住数日，包括邓的出生地四川广安县，打过8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成都与重庆，以及1930年代生活过数年的江西瑞金。
傅高义的“中国梦”
“20世纪改变全世界历史的人就是邓小平，”他还说，“假如邓小平活着，我认为他还会继续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改革，政治上的改革也会继续搞。”这位中国先生毫不掩饰对邓小平的崇拜，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
傅高义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重走邓小平南巡之路，并在邓小平雕像前献花，表示他会继续按照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心。“按照我对邓小平的理解，如果是他面对今天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对惩治腐败问题有着十分大胆的做法。”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当下最应该集中精力解决的是腐败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说法暗合当下中国道路的左右之争，也暗合当下中国社会对于新威权主义领导人的想像。
这本被傅高义称为“帮助美国人了解现在的中国，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作品，在美国也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他亲中，美化邓小平，傅高义对此十分坦率：“很多人没有认真读完我的书，我不怕别人批评我的观点，我只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写的是不是事实。我试图把人还原到历史背景中去，让读者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身为社会学家，他谙熟中国文化和体制，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高速发展十分肯定，但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回答则十分谨慎，往往以“我只是研究过邓小平时代”为说辞留有余地。
“我所理解的‘中国梦’是人民处于和平的时代，福利制度、医疗制度覆盖到全民；在生活幸福的同时，享受良好的教育、没有战争。”傅高义曾对媒体坦言，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度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要路径。
2012年年末，《邓小平时代》出版。时值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20周年，中国的知识界都在集体缅怀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他的历史地位和三十多年的“中国道路”进行再阐释。
这种缅怀和阐释，与中国当下改革所遇到的难题和困境不无相关。这本书的畅销，不仅在于丰富的史实和独特的信息来源，还在于读者对一个美国人对于一个中国领导人的研究与观察——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期待。
傅高义与广东
年已83岁的傅高义身材依旧高大，天庭宽阔，笑容可掬，慢条斯理地讲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
“70年代，日本发展很快，写《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让我出了名。80年代，广东发展也很快，写《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让我又出了名。”他在广东省社科院发表演讲时说，这位社会学家似乎总是能捕捉到时代的脉搏。
傅高义对中国的研究始于广东。1961年。他开始关注中国，之所以选择广东，只是因为广州材料丰富，他可以通过香港接触到一些广东人以及报刊。1969年，傅高义依靠《南方日报》等广东各大报纸的阅读，访谈了一些海外华侨，，以范德塞的《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为范本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这本书描写了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他所观察到的共产党执政下一个省份发生的政治运动。最后他断言，“经济结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回到他们不满意的生活状态。”40余年后，在被问及是否还阅读中国报刊了解中国的时候，傅高义哈哈大笑，表示现在不怎么看，并认为中国媒体的管制过于严苛，媒体上少见对于领导人的批评。
直到1973年，他才有机会作为第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1980年代后，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呆上一两个礼拜。
1980年代的广东已经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1987年。傅高义深入广东70多个县做了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通过对广东改革的深入考察，傅高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该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对态度。
你应该写写邓小平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在韩国度假时，他的老朋友，《华盛顿邮报》亚洲事务资深记者唐·奥伯多弗建议他：“你应该写写邓小平。”
彼时，也恰恰是研究邓小平的最佳时间。许多基本的年谱资料和回忆录已经公开发表，傅高义还有许多历史学家都无法利用的机会，得以接近邓小平时代的重要领导人，与他共事过的人以及家人。
傅高义说，作为外国人，他写邓小平的优势一是旁观者清，他能客观地看待中国问题；二是作为哈佛大学学者身份，他能接触到很多邓小平时代的人物，比国内学者的材料更丰富。后一点的确不假，《邓小平时代》成书用了十年，他先后采访了300多人，注释就长达80多页。
“我就是靠拉关系的。”傅高义在很多公众场合下都喜欢用这一中国特色的玩笑描述自己的成书过程。他采访过的人，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邓琳、陈云和胡耀邦的子女，重要的政要还包括江泽民、李锐、任仲夷，以及与邓小平同时代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
令傅高义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与邓小平本人交谈过。他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招待会，当时他与邓小平近在咫尺。不过，傅高义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的视角会更全面。周围人的了解，特别是不同意见的人的了解可以帮助他完成对邓小平本人和时代背景的全面认识。
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的经历，傅高义甚至在邓小平一生中的最重要地点分别小住数日，包括邓的出生地四川广安县，打过8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成都与重庆，以及1930年代生活过数年的江西瑞金。
傅高义的“中国梦”
“20世纪改变全世界历史的人就是邓小平，”他还说，“假如邓小平活着，我认为他还会继续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改革，政治上的改革也会继续搞。”这位中国先生毫不掩饰对邓小平的崇拜，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
傅高义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重走邓小平南巡之路，并在邓小平雕像前献花，表示他会继续按照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心。“按照我对邓小平的理解，如果是他面对今天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对惩治腐败问题有着十分大胆的做法。”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当下最应该集中精力解决的是腐败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说法暗合当下中国道路的左右之争，也暗合当下中国社会对于新威权主义领导人的想像。
这本被傅高义称为“帮助美国人了解现在的中国，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作品，在美国也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他亲中，美化邓小平，傅高义对此十分坦率：“很多人没有认真读完我的书，我不怕别人批评我的观点，我只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写的是不是事实。我试图把人还原到历史背景中去，让读者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身为社会学家，他谙熟中国文化和体制，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高速发展十分肯定，但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回答则十分谨慎，往往以“我只是研究过邓小平时代”为说辞留有余地。
“我所理解的‘中国梦’是人民处于和平的时代，福利制度、医疗制度覆盖到全民；在生活幸福的同时，享受良好的教育、没有战争。”傅高义曾对媒体坦言，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度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