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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面纱》由毛姆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其中展现了复杂伦理问题。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对瓦尔特和凯蒂的伦理选择进行解读，两人在一次次伦理困境中作出的伦理选择改变了各自的命运。《面纱》中瓦尔特和凯蒂的伦理选择点燃了读者心中的伦理之辩，也为人们今后的伦理选择带去启发。
关键词：《面纱》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爱
《面纱》讲述了一对英国夫妇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情感经历。凯蒂容貌俏丽，但是在混迹社交圈几年后仍然未能找到如意郎君，转眼间自己的妹妹就要出嫁了，为了避免在妹妹婚礼上做伴娘的尴尬境地，在慌乱间答应了费恩的求婚。费恩是一名细菌学家，在香港工作;凯蒂婚后随费恩来到香港。偶然间的一次宴会中，凯蒂结识了香港助理布政司查尔斯，两人很快发展成为恋人。瓦尔特偶然中发现了妻子与查尔斯的通奸关系，并要求凯蒂一同前往霍乱肆虐的小城湄潭府。在经历了一番妥协后，凯蒂与瓦尔特来到了湄潭府。瓦尔特每天早出晚归，忙于救治病人。“中国通”韦丁顿带凯蒂四处闲逛，偶然的一次修道院参观体验为凯蒂打开了心灵的新世界。凯蒂为修女和修道院院长的牺牲精神所感动，在投身于修道院的工作不久后却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由此又与瓦尔特和凯蒂就孩子的父亲问题进行了一番对峙。瓦尔特在不久后死于霍乱，凯蒂回到了英国。
一.“责任与爱”借口下伦理选择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中，伦理选择可以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聂珍钊，2014：263）“伦理选择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伦理化过程。”（聂珍钊，2014：267）
《面纱》中，当瓦尔特发现凯蒂与唐生有通奸行为之后，瓦尔特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伦理选择：要求凯蒂与自己一起去湄潭府。而那时湄潭府正霍乱横行，无数人死于这场疫情，人们避之不及。但作为一名细菌专家，这次疫情对于瓦尔特来说是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同时瓦尔特也担负起了拯救苍生的大任。然而去湄潭府支援这一伦理选择的动机并非看似那么高尚、纯洁。从文本中可以发现，瓦尔特是在他发现妻子凯蒂与唐生有通奸行为之后提出这一要求。不仅如此，在凯蒂在面对瓦尔特要求时极力抗拒后：“荒唐！你想哪儿是你自己的事，别把我拉上。我恨病菌，何况那是霍乱！我没法硬装成女英雄，我就告诉你吧，我没那胆量。我就打算待在这儿，时候一到就去日本。”（毛姆，2017：98）凯蒂表示拒绝前往湄潭府，这其中透露出浓烈的道德捆绑气息。瓦尔特以凯蒂能够在湄潭府鼓舞他、安慰他为由，要求一同前往。这其实是以婚姻中责任和承诺伦理来对凯蒂进行压迫。“承诺和一致原理认为：一旦我们做出了某个决定，或选择了某个立场，就会面对来自个人和外部的压力迫使我们与它保持一致。”（西奥迪尼，2006：2）凯蒂与瓦尔特婚礼中的宣誓即可被视为是一种双向性的承诺，而瓦尔特利用了这一心理特性，使凯蒂在面对这个请求时，感到一种道德上的压迫感。由此，这个表面高尚的伦理选择背后起初的真正意图却是想杀死凯蒂。拯救人类与杀妻的意图使这个选择披上了别样的伦理色彩。瓦尔特走上一条拯救苍生、充满大爱同时又是惩罚自己与妻子的阴阳道路，凯蒂则陷入了对霍乱带来的死亡恐惧与丈夫同甘苦乐共患难的伦理两难之中。
凯蒂心灰意冷地与瓦尔特共赴湄潭府。简陋的生活环境与无处不在的死亡气息触动了凯蒂。韦丁顿偶然带凯蒂去了趟修道院，而正是这趟旅程唤醒了凯蒂心中的道德之光和伦理意识。修道院中，出身名门的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放弃一切投身于奉献的事迹令凯蒂动容，第一次拜访后，出了修道院后关上门的那一刻，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肉体与灵魂都被拒之门外。凯蒂感受到的隔绝感并非空穴来风。凯蒂的隔绝感来自于自身在社会伦理中的责任缺席，在抗疫的大环境下未摆正自己伦理身份。在疫情的伦理语境下，如果不能践行减缓疫情的责任伦理，那么无疑成为对抗疫情的负担。初期来到湄潭府时，凯蒂在抗击疫情中的伦理身份是消极的。作为妻子，凯蒂并没有能如修道院院长说的那样，做到“在他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由你来安抚他，照料他，让他的身心归于平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毛姆，2017：221）作为个体，凯蒂在来随瓦尔特一同前来时，抬轿的人数明显多于一般的人，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面。这些劳力上不必要的开支明显分走了对抗霍乱的人力。而随后，疫情不断深入，圣弗朗西斯修女因霍乱死去，修道院院长痛感人员不足时，凯蒂勇敢地自荐，想为修道院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这是凯蒂作的一个重要的伦理选择，凯蒂无私的奉献精战胜了求生本能，这表明社会伦理部分感召了凯蒂，“她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成长。”（毛姆，2017：239）不久，凯蒂发现自己怀孕了。凯蒂与瓦尔特又因“孩子的生父是谁”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对峙。凯蒂原本可以向瓦尔特撒谎，告诉瓦尔特腹中的胎儿是他的。但是凯蒂怎么也说不出口。至此，凯蒂已经违背了婚姻伦理两次。第一次是凯蒂在接受瓦尔塔求婚时，是出于自身的虚荣心而非出于爱情才选择委身于他，由此看来，凯蒂与瓦尔特的婚姻伦理的基础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而第二次是凯蒂不忠于婚姻，与查尔斯产生了婚外情关系，这是凯蒂对传统的婚姻伦理的蔑视。霍乱的威胁如影随形，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的事迹历历在目，在湄潭府发生的一切不知不觉改变了凯蒂。凯蒂的内心的道德和伦理意识已经觉醒，故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做有违伦理的事。正是在遵从了自己内心，凯蒂选择了坦诚面对，在婚姻伦理中摆正了伦理身份。
二.“生者”的伦理启示
瓦尔特的死和离开湄潭府的决定对于凯蒂来说是一种重生。“自由！她从令人烦恼的羁绊中解脱了，从令她压抑失落的关系中解脱了，时刻威胁着她的死神之手也消失了，不仅如此，她终于从那令她抬不起头的自卑的爱情中挣脱出来。所有的精神枷锁都消失不见，她的灵魂是脱离肉体的，自在洒脱的，她获得了这份自由。也就获得了直面未知未来的勇气和大无畏的心态。”（毛姆，2017：345）这是对凯蒂告别湄潭府前心态的贴切总结。凯蒂获得了自由，一种远离瘟疫和死亡的生理上的自由，一种由于瓦尔特的死带来的心理上的自由。“爱是维系家庭伦理的纽带，爱是家庭伦理的最高标准。”（易立君，2020：132）而在凱蒂与瓦尔特无爱的婚姻走到尽头之时，凯蒂再也不用忍受形体上带来的精神折磨，其道德上的痛苦也由此消减，伴随着自由而来的是人格上的独立。凯蒂由一个追猎有钱有势的夫君、一心只想着过奢侈享受的生活、精神和物质上依赖他者的女性逐渐转变成为了自我意识觉醒的独立女性。在社会中伦理身份的复位也促使凯蒂关注到了自己在亲子伦理中的责任缺失。文末，凯蒂目睹了父亲面对自己提议一同前往巴哈马群岛时内心挣扎后，仍然进行自我牺牲，便立即改口，表示愿意尊重父亲的意见。在这之前，在亲子伦理中，凯蒂作为子女，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未能履行亲子伦理中关爱父母、孝敬父母的责任;如今，凯蒂愿意尊重父亲的意愿，而不是把父亲对子女的伦理责任当作理所应当之事，表明凯蒂的伦理意识全面苏醒，开始主动承担伦理身份下应尽的责任。贾斯汀在面对凯蒂突如其来的关爱也表示出真心的接纳，父女之间隔阂逐渐消去，错乱的亲子伦理渐渐走上正轨。
通过对作品中伦理选择的解读，我们可以洞见毛姆的伦理取向，并获得一些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感悟和启发。瓦尔特和凯蒂在面对疫情时做出的伦理选择让我们既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又窥探到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审视了其中的可能与不可能。小说末尾呈现的亲子伦理回归警示现代人要回归传统的亲子伦理，遵循一定的伦理秩序，才能建立和谐的伦理关系。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陈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3]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面纱》，中英对照全译本，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译.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
[4]易立君：“论《宠儿》的伦理诉求和构建”.《外国文学研究》，3（2020）：132.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面纱》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爱
《面纱》讲述了一对英国夫妇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情感经历。凯蒂容貌俏丽，但是在混迹社交圈几年后仍然未能找到如意郎君，转眼间自己的妹妹就要出嫁了，为了避免在妹妹婚礼上做伴娘的尴尬境地，在慌乱间答应了费恩的求婚。费恩是一名细菌学家，在香港工作;凯蒂婚后随费恩来到香港。偶然间的一次宴会中，凯蒂结识了香港助理布政司查尔斯，两人很快发展成为恋人。瓦尔特偶然中发现了妻子与查尔斯的通奸关系，并要求凯蒂一同前往霍乱肆虐的小城湄潭府。在经历了一番妥协后，凯蒂与瓦尔特来到了湄潭府。瓦尔特每天早出晚归，忙于救治病人。“中国通”韦丁顿带凯蒂四处闲逛，偶然的一次修道院参观体验为凯蒂打开了心灵的新世界。凯蒂为修女和修道院院长的牺牲精神所感动，在投身于修道院的工作不久后却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由此又与瓦尔特和凯蒂就孩子的父亲问题进行了一番对峙。瓦尔特在不久后死于霍乱，凯蒂回到了英国。
一.“责任与爱”借口下伦理选择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中，伦理选择可以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聂珍钊，2014：263）“伦理选择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伦理化过程。”（聂珍钊，2014：267）
《面纱》中，当瓦尔特发现凯蒂与唐生有通奸行为之后，瓦尔特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伦理选择：要求凯蒂与自己一起去湄潭府。而那时湄潭府正霍乱横行，无数人死于这场疫情，人们避之不及。但作为一名细菌专家，这次疫情对于瓦尔特来说是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同时瓦尔特也担负起了拯救苍生的大任。然而去湄潭府支援这一伦理选择的动机并非看似那么高尚、纯洁。从文本中可以发现，瓦尔特是在他发现妻子凯蒂与唐生有通奸行为之后提出这一要求。不仅如此，在凯蒂在面对瓦尔特要求时极力抗拒后：“荒唐！你想哪儿是你自己的事，别把我拉上。我恨病菌，何况那是霍乱！我没法硬装成女英雄，我就告诉你吧，我没那胆量。我就打算待在这儿，时候一到就去日本。”（毛姆，2017：98）凯蒂表示拒绝前往湄潭府，这其中透露出浓烈的道德捆绑气息。瓦尔特以凯蒂能够在湄潭府鼓舞他、安慰他为由，要求一同前往。这其实是以婚姻中责任和承诺伦理来对凯蒂进行压迫。“承诺和一致原理认为：一旦我们做出了某个决定，或选择了某个立场，就会面对来自个人和外部的压力迫使我们与它保持一致。”（西奥迪尼，2006：2）凯蒂与瓦尔特婚礼中的宣誓即可被视为是一种双向性的承诺，而瓦尔特利用了这一心理特性，使凯蒂在面对这个请求时，感到一种道德上的压迫感。由此，这个表面高尚的伦理选择背后起初的真正意图却是想杀死凯蒂。拯救人类与杀妻的意图使这个选择披上了别样的伦理色彩。瓦尔特走上一条拯救苍生、充满大爱同时又是惩罚自己与妻子的阴阳道路，凯蒂则陷入了对霍乱带来的死亡恐惧与丈夫同甘苦乐共患难的伦理两难之中。
凯蒂心灰意冷地与瓦尔特共赴湄潭府。简陋的生活环境与无处不在的死亡气息触动了凯蒂。韦丁顿偶然带凯蒂去了趟修道院，而正是这趟旅程唤醒了凯蒂心中的道德之光和伦理意识。修道院中，出身名门的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放弃一切投身于奉献的事迹令凯蒂动容，第一次拜访后，出了修道院后关上门的那一刻，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肉体与灵魂都被拒之门外。凯蒂感受到的隔绝感并非空穴来风。凯蒂的隔绝感来自于自身在社会伦理中的责任缺席，在抗疫的大环境下未摆正自己伦理身份。在疫情的伦理语境下，如果不能践行减缓疫情的责任伦理，那么无疑成为对抗疫情的负担。初期来到湄潭府时，凯蒂在抗击疫情中的伦理身份是消极的。作为妻子，凯蒂并没有能如修道院院长说的那样，做到“在他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由你来安抚他，照料他，让他的身心归于平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毛姆，2017：221）作为个体，凯蒂在来随瓦尔特一同前来时，抬轿的人数明显多于一般的人，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面。这些劳力上不必要的开支明显分走了对抗霍乱的人力。而随后，疫情不断深入，圣弗朗西斯修女因霍乱死去，修道院院长痛感人员不足时，凯蒂勇敢地自荐，想为修道院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这是凯蒂作的一个重要的伦理选择，凯蒂无私的奉献精战胜了求生本能，这表明社会伦理部分感召了凯蒂，“她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成长。”（毛姆，2017：239）不久，凯蒂发现自己怀孕了。凯蒂与瓦尔特又因“孩子的生父是谁”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对峙。凯蒂原本可以向瓦尔特撒谎，告诉瓦尔特腹中的胎儿是他的。但是凯蒂怎么也说不出口。至此，凯蒂已经违背了婚姻伦理两次。第一次是凯蒂在接受瓦尔塔求婚时，是出于自身的虚荣心而非出于爱情才选择委身于他，由此看来，凯蒂与瓦尔特的婚姻伦理的基础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而第二次是凯蒂不忠于婚姻，与查尔斯产生了婚外情关系，这是凯蒂对传统的婚姻伦理的蔑视。霍乱的威胁如影随形，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的事迹历历在目，在湄潭府发生的一切不知不觉改变了凯蒂。凯蒂的内心的道德和伦理意识已经觉醒，故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做有违伦理的事。正是在遵从了自己内心，凯蒂选择了坦诚面对，在婚姻伦理中摆正了伦理身份。
二.“生者”的伦理启示
瓦尔特的死和离开湄潭府的决定对于凯蒂来说是一种重生。“自由！她从令人烦恼的羁绊中解脱了，从令她压抑失落的关系中解脱了，时刻威胁着她的死神之手也消失了，不仅如此，她终于从那令她抬不起头的自卑的爱情中挣脱出来。所有的精神枷锁都消失不见，她的灵魂是脱离肉体的，自在洒脱的，她获得了这份自由。也就获得了直面未知未来的勇气和大无畏的心态。”（毛姆，2017：345）这是对凯蒂告别湄潭府前心态的贴切总结。凯蒂获得了自由，一种远离瘟疫和死亡的生理上的自由，一种由于瓦尔特的死带来的心理上的自由。“爱是维系家庭伦理的纽带，爱是家庭伦理的最高标准。”（易立君，2020：132）而在凱蒂与瓦尔特无爱的婚姻走到尽头之时，凯蒂再也不用忍受形体上带来的精神折磨，其道德上的痛苦也由此消减，伴随着自由而来的是人格上的独立。凯蒂由一个追猎有钱有势的夫君、一心只想着过奢侈享受的生活、精神和物质上依赖他者的女性逐渐转变成为了自我意识觉醒的独立女性。在社会中伦理身份的复位也促使凯蒂关注到了自己在亲子伦理中的责任缺失。文末，凯蒂目睹了父亲面对自己提议一同前往巴哈马群岛时内心挣扎后，仍然进行自我牺牲，便立即改口，表示愿意尊重父亲的意见。在这之前，在亲子伦理中，凯蒂作为子女，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未能履行亲子伦理中关爱父母、孝敬父母的责任;如今，凯蒂愿意尊重父亲的意愿，而不是把父亲对子女的伦理责任当作理所应当之事，表明凯蒂的伦理意识全面苏醒，开始主动承担伦理身份下应尽的责任。贾斯汀在面对凯蒂突如其来的关爱也表示出真心的接纳，父女之间隔阂逐渐消去，错乱的亲子伦理渐渐走上正轨。
通过对作品中伦理选择的解读，我们可以洞见毛姆的伦理取向，并获得一些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感悟和启发。瓦尔特和凯蒂在面对疫情时做出的伦理选择让我们既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又窥探到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审视了其中的可能与不可能。小说末尾呈现的亲子伦理回归警示现代人要回归传统的亲子伦理，遵循一定的伦理秩序，才能建立和谐的伦理关系。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陈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3]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面纱》，中英对照全译本，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译.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
[4]易立君：“论《宠儿》的伦理诉求和构建”.《外国文学研究》，3（2020）：132.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