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在这封“自白书”中，四川大学教师周鼎“控诉”当今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考核机制，“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报账，报账，还是报账。”
　　周鼎是最受川大学子欢迎的老师之一。在声明自己将不再开设公共课后，众多学生和老师都发出一阵叹息。和大多数老师不同的是，周鼎几乎从不申请科研经费，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课堂。学生眼中“好老师”的标准，和考评机制中的大相径庭。
　　“标准”多种多样，也许才是社会开放的标志。当问题涉及伦理时，我们就更难得出一个“标准答案”来了。西安某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手术室自拍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在此后的几天中，舆论风向出现大逆转。从谴责到同情，涉及手术室拍照规范、行政处罚的依据、传播伦理等方面的讨论都不断涌现。
　　有些讨论显得像是“细枝末节”，但却异常重要。如此，我们才能逐渐形成一些标准，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指导——讨论“标准答案”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形成这些答案，以及它是否足够开放和包容，允许自己在历史中流变。
　　白血病患者陆勇从国外为自己和病友购进仿制药，被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通过这种行为，他帮助病友每月省去2万多元，还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生存几率。
　　中国媒体称他的故事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多少赋予其一丝浪漫色彩，和道义上的同情。但关于陆勇行为的讨论，并不止于那些有些扯人眼球的新闻标题。
　　其引发的争论不仅事关公共政策和法律，也事关伦理甚至是哲学，事关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西充“艾滋病男童”坤坤被村民以联名信的形式驱逐一事，后来出现转折——原来，竟是媒体为引起外界的注意，“策划”了这场驱逐事件。坤坤的处境经媒体曝光后，他的救治和入学有了保障，有了一个看似光明的结果。可这其中仍然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策划驱逐是否符合新闻伦理？媒体对村民行为的描述是否客观公正？
　　我们每天的信息都在不断更新，但对于“答案”，未必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开放的追问之心。有些问题，虽然会被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却让人看到社会的“整体理性”和无限的可能性。
　　就像话剧《哥本哈根》中波尔曾说的一句话：有些疑问是无答案可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