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全平
　　
　　周全平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左联”执委，是我父亲的堂兄。1929年他在上海老西门开了一爿西门书店。我父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白烧》送去给他审阅，他看后认为写得相当成功，决定以新兴文学丛书的名义出版，其一是郭沫若的《沫若小说戏曲集》，其二是柯仲平的长诗《风火山》，其三就是周楞伽的《白烧》。周全平还在西门书店的楼上开了一个“西门咖啡座”，我父亲当时见他营业兴旺发达，便怂恿从事律师事务的祖父周域也投入了一百元光洋作干股。过了几个月，正当《白烧》全部排校完毕，天气进入炎夏的时候，西门书店因投资不当，宣告破产。全平想把书店盘给我祖父，我祖父分析后认为西门书店已经是个烂摊子，再搞下去肯定是个无底洞，便婉言拒绝了。后来还是由谢旦如接了盘去。已经打好的《白烧》纸型，也因无钱印刷退了回来，后来则由西门书店伙计丁君介绍给了开明书店。开明起先准备出版，后来不知何故变卦了，纸型也弄得不知下落。我父亲当初怂恿祖父加入西门书店的一百元干股如何处理也无人告之，全平也不问不闻，从此便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
　　
　　二、洪深
　　
　　1936年6月9日，“左联”解散后，接着成立了以“国防文学”为标识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这天我父亲接到王梦野的来信，从寓居苏州的余天灯巷的老宅匆匆赶赴上海。当时的会议桌设在一间宽敞的长房间里，摆着铺白单的一张极长的长桌，各人相对而坐。我父亲落座后，正好一边坐着张春桥，一边就是洪深。那天由傅东华、郑振铎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前每人收法币一元作会议的茶点费，傅东华不停地点数到会者所纳茶点费的钞票。洪深那天来得较晚，进屋后先站在我父亲的身后跟白薇打招呼，当向他收钱时，他因身边未带钱，就开口问我父亲借了一元钱作会务费。他和我父亲因在《晨报·每日电影》写稿的关系早就认识。
　　会议开始后，洪深坐在我父亲的身边，随手就拈起盘子里的蛋糕来吃，吃了一块又吃一块，一盘蛋糕转眼间就被他一个人报销了。后来两人始终没有再次晤面，这一元法币也就始终没有偿还。
　　
　　三、宋之的
　　
　　宋之的是通过影评人刘群(萍华)结识我父亲的。当时由于洪深、张常人等脱离《晨报·每日电影》，所以姚苏凤要求我父亲经常客串为《晨报·每日电影》写稿。那时，孙师毅的《新女性》刚刚上映，我父亲觉得女主角韦明以自杀作结局未免显得太懦弱了些，单是暴露黑暗而不加批判，使观众看了徒然产生悲观失望的感觉。于是写了一篇文章要求增加一些显示光明，增加观众勇气的罗曼蒂克的气氛。恰好宋之的也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新女性》，于是唐纳(马季良)便以孙师毅的辩护人自居，在《民报·影谭》上著文反击。他名义上指责宋之的，实质上攻击我父亲。于是在1935年到1937年，连续两年的时间，我父亲与唐纳展开了一场笔战。一直到刘群的孩子出生三日吃汤饼筵，两人对饮一杯，才算了结这场恩怨。
　　一天，刘群陪宋之的来拜访我父亲。宋之的告诉我父亲，阎锡山已决定在山西办电影公司，他过去的一个朋友来信邀他去担任编导，他不日就要北上。接着两人一起谈及了穆时英，因穆最近在《每日电影》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为软性电影张目。宋之的当时很是愤慨，主张此后大家都不要再为《每日电影》写稿了。这番话却引起了我父亲的反感，觉得自己不应受任何人的约束，每个人也应该尊重他人自由意志的发挥。虽然对穆的谬论不妨加以驳斥，但也不能因此而殃及池鱼，连发表的园地也须受约束和限制，更何况当时我父亲正与唐纳笔战，极需这块阵地。
　　这次话别后不久，刘群与宋之的又一起来拜访我父亲，因宋之的第二天就要去山西，旅费不足，萍华代他向我父亲借十元钱。当时我父亲刚从《青年界》杂志拿到一笔稿费，便取出来交给了宋之的。宋之的很是感谢，临走时还紧紧握了握我父亲的手。后来他去山西后，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四、汪馥泉
　　
　　汪馥泉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复旦大学教授，翻译家。曾任大江书铺经理和编辑。抗战爆发后，他去《救亡日报》工作，不久《救亡日报》从上海迁往广州。我父亲和新钟书店老板李铁山、光明书店老板王子澄、编辑邱韵铎一起南下广州。
　　1938年5月的一天，《救亡日报》的编辑汪馥泉突然来拜访我父亲，说是正代国民书店老板卢方编一套《抗战建国》文艺丛书，请我父亲编写一本有关上海沦陷后的报告文学，稿费千字三元，出版社的社址就在广州教育路转弯处的盐运西，距我父亲当时居住的惠爱路光明书局广州办事处不远。盐运西当时有一个“广州市民防空壕”，是他常去避难的去处。
　　５月２８日早上，我父亲把写好的全稿，携到《救亡日报》社交给汪先生，回答是５月３１日付稿费，全稿十多万字，约有三四百元稿费。谈了不到三句话，忽然外面空袭警报大作，汪馥泉连忙撇下我父亲，挟起桌上的皮包匆匆跑下楼去。下午警报解除后，再去找他，回答说是账款眼前收不上来，等以后再说。周六盐运西防空壕遭到日机猛烈的空袭，一颗重磅炸弹将４０多个难民连同防空壕一齐炸毁。此后再去报社，已经铁门紧闭，人影不见，只有门口一张纸条在随风飘舞。后来我父亲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上写了一篇散文《防空与扑空》，讲述自己在广州一次次的防空避难中，一次次去催讨稿费的扑空。
　　


　　五、李小峰
　　
　　李小峰是北新书局老板。1935年赵景深代北新书局编了一套丛书，内中将我父亲过去在《青年界》中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集成一部书稿取名《失业》出版。因我父亲经验不足，未与李小峰签订合同，致使出版后一直未拿到稿费与版税。
　　抗战爆发后，我父亲从广州返回上海，多次去找李小峰也没有拿到稿费。
　　解放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书业公会要求大家写文章谈思想学习，出黑板报。我父亲因过去受李小峰剥削，心头有气，就写了一篇杂文《诸葛待时论》，从弥衡急于自现，遭杀身之祸开始，指出只有诸葛亮能看透时局，待时守命，俟机而动。接着笔锋一转，讽刺有的书店老板解放前大量翻印左翼作家作品，趁机发财，不少作家分文未得，贫病交迫，还得遭受反动派的通缉搜捕，可谓是他人是弥衡，我自是诸葛。
　　1960年出版系统召开资方学习班，又名神仙会，和风细雨洗面洗澡，参加的有李昌允、卢春生、刘哲民、汪原放、李小峰等。会上李小峰大谈自己与鲁迅的关系与友谊，我父亲怀着当年受他欺骗，分文未得的余愤，挖苦他剥削鲁迅的创作成果。并列举他拖欠鲁迅版税，鲁迅要与他打官司的史实，讽刺他还好意思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与好友，结果好端端的一个神仙会弄得不欢而散。
　　
　　六、毛子佩
　　
　　1939年的一天，我父亲在报上看到有人征求旧书报，而这些旧书报正是他所藏有的，就去信应征，想不到来的人是《小说日报》的主编毛子佩(后曾任吴绍澍的国民党及三青团的地下宣传部长)。我父亲闲来无事就化名葳蕤，写了消遣性的文字《葳蕤五记》去发表。
　　不久，毛子佩再次登门拜访，说《小说日报》过去承我父亲帮忙写稿，读者很欢迎，中途停止后，来信要求续载的很多，因没有稿费，不便勉强，现决定改进内容，致送稿酬，请他继续赐稿。于是我父亲除了续写《葳蕤五记》外，另外写一部文言小说《情焰小缬》，这样他和毛子佩关系日益密切，并认识了陈蝶衣和冯梦云，三人一起帮毛子佩编辑《小说日报》。
　　当时我外公的一个同行，在十六铺开百货行的小开朱见祥在南市清心中学读书，化名朱章，出钱想请我父亲编一本文艺刊物。我父亲灵机一动，想起毛子佩正办着一个广告公司，把一些广告刊载在刊物上，正可以降低刊物成本。与毛子佩一谈，他满口答应，可惜当时忘记了与毛签订合同。刊物定名为《新文艺》，出版后销路不错，还可发千字三元的稿费，朱见祥的老师翻译家裘柱常也表示这样办下去很有前途。
　　我父亲除主编《小说日报》第一二版外，每天还写国际局势纵横谈，另加一篇杂文，并续写《葳蕤五记》，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却心血来潮无事生非，在《小说日报》上发表杂文，主张小报界应起来改革内容肃清黄色流毒、提倡高尚趣味。这一来得罪了小报界的同人，金小春、王小逸等都奋起反击，乱子越闹越大。毛子佩见他树敌太多，深表不满，采用尹邢避面的方法表示冷淡，因此《新文艺》的广告费顿时失收，刊物马上发生了困难。于是我父亲天天去报馆，想找到毛子佩讨回广告费，但毛子佩因他开罪了小报界人始终扣住不付，终于使我父亲知难而退，既辞去了《小说日报》的编职，又停办了《新文艺》刊物，真可谓是凶终隙末。
　　
　　七、周木斋
　　
　　我父亲认识周木斋是在1936年春，在他主编的《文学青年》第一次座谈会上。1938年在金性尧的家中，我父亲又遇见了木斋，他告之即将编辑《导报·晨钟》，约我父亲写稿。于是我父亲用“海岛畴人”的笔名，写了通俗小说《烽火江南》。原计划写36章20万字，后来因木斋辞职，连载戛然中止，部分稿费也没有领到。木斋一直帮他向报馆催索稿费，但终无结果。
　　当时有一家洪流出版社托我父亲代收书稿，我父亲请木斋写了一本《新中国发展史》，5万字千字两元稿费。谁知全稿交来，欧战爆发，纸价狂涨，出版商拒收书稿。万般无奈，只好商洽一家民众出版社收购，千字只有一元了。木斋还介绍我父亲代香港一般书店写了本《新中国青年当前问题》，交稿的第三天木斋就送来了三百元的稿费。
　　不久，木斋去世，我父亲去他家吊唁，并送十元赙仪，他的夫人赵素娟女士坚决拒收，我父亲只得趁她不注意，丢下十元钱，飞也似的逃走了。
　　
　　八、孔罗荪
　　
　　1935年汉口《火光报》副刊编辑孔罗荪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父亲的住址，来信向我父亲约稿。当时我父亲很奇怪，从未在文坛上听说过他，但看副刊的内容尚可，就把一部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三十年代》寄给了他。他在副刊上连载了五六万字，稿费却分文未付。后来我父亲自费出版《炼狱》，托他在《火光报》上刊登了两次广告，仅售出三本。于是我父亲向他索取稿费，他回信却说报馆经济困难，已经代登几次广告了，稿费可以两两抵销了。因差距甚大，我父亲去信责问，惹恼了他，他就停登稿件，不再来信，并把剩下的稿件全部退回，两人从此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