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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外宣书做好，这是一个外宣图书编辑的工作要求，也是天经地义的责任。
笔者曾编辑一本《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以下简称《印章》)，包括中文、英文两个文版。其中，中文版是笔者所在出版社十分重视的一个项目，英文版更是入选为新闻出版总署主持的首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这更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因此，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竭尽所能，花上一点“笨功夫”，力求能达到“好书”的要求。
不能太相信自己
《印章》的作者孙慰祖先生是中国印学史研究领域的翘楚，具有一流的学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同时他是一位极为负责的作者，行文十分严谨、洗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几乎句句牵涉史实，句句都有依据。尽管如此，整部书稿近三十万字，又有各类图表等复杂的表现形式，再严谨、缜密的文稿也可能存在一些疏忽之处。比如书中涉及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生卒年、帝王的在位时问、年号的起至时间和引用名著典籍等等。这些问题，能够查证的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都一一仔细查证核对，确保无误。当然，整部书稿涉及的问题太多，不可能做到每一句话、每一个点都去核查，因此只能对比较重要或是存在疑惑的问题做重点核查。核查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不能太相信自己”，而应多闻阙疑。如果凭着自以为正确的印象擅作主张地修改文稿，就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改正了原先的错误；二，原先的错误，更改后依然不对；最坏的结果是改对为错。为防止后两种情况的出现，就要遵循胡适先生提出的“小心地求证”的精神，去查找相关的资料。
在查找资料方面，我们也尽量查找比较可靠的资料。首先，尽量找原始资料。比如《论语》中的句子，我们不会查找转引的图书，也不会找没有古籍出版实力的出版社出的《论语》。其次，版本的优良与否也同样重要。还以《论语》为例，尽管同是最专业的古籍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出版，但是我们也不会从《论语心得》中去查证，而要回归到朱熹的《四书章句》或是《十三经注疏》中的文本。
《印章》一书英文版还存在面对多音字的问题。如其中涉及到浙江的一个地名——会稽。“会”字一般有两种读音：hui，kuai。另有一种读音为“kuo”。编辑过程中，为了给译者提供方便，我们在书稿中标明此处应念“kuai"。然而泽者在网络上查到读音标为"hui”，并给出了相关的理由，(现在的百度百科依然标为"huiji’')。为了确认这个小问题，我们先后查找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和《汉语大辞典》，甚至还请教了浙江当地的一个人，最后确定应该为“kuaiji”。
即使是词典，有时也会出错，何况我们的记忆?因此我们秉持着遇到疑惑立即查证的原则，而且一定要查找靠得住的依据。麻烦一点，花的功夫也比较笨拙，但总比贻笑大方好一些。
编辑的体力活
《印章》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相信读者翻看的时候，会对书中的图片印象深刻。这不仅因为书中图片都非常精美，更是因为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有图片，甚至大多数页面都有好几张图片。因为在500页左右的书中(中文版约450页，英文版约570页)，图片数量达到1450多幅，而这1450多幅图片还是从作者提供的2000余幅图片中筛选而来的。
图文书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误就是图片与说明文字的张冠李戴。通常，一幅图片、一条图片说明对应一个对象，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印章却绝非如此简单。在印章研究中，印花(印章钤在纸上的文字或图案)当然最受关注，但是印章载体的材质、形貌也是印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许多印章还有刻在边侧的边款文字或其他装饰，同样不容忽视。因此，一枚印章需要展示的图片往往包括印花、印体和边款。如果一枚印章有多个印面(常有双面印、六面印等)，则还可能会同时展示多个印花。这就造成一枚印章往往对应三张以上的图片。如此大量的图片，加上如此复杂的情况，势必给图片之间以及图片与文字说明的对应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印面文字通常都是篆书，没有一定的篆文基础，很难辨识。这对于图片以及图文对应工作更是雪上加霜。实际上，甚至在第三遍编校稿(本书共有六次编校稿)中，依然发现有个别对应错误的现象。编辑过程中，我们只能将排版稿与作者提供的原文件逐一对应，并核对图片说明，遇到不能确定的还需要及时与作者联系确认，发现版面中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会的地方，则在图片说明中以箭头作出标示，确保全书对应无误。核对图文对应关系本是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面对数量大、难度大的情况，没有一点笨功夫是不行的。
一般来说，书中的图片所占版面的大小会视版面许可而定。实际上，各种印章实体和其他相关照片所占版面的大小确实是根据版面确定的。但是，其中占了近千幅的印花却并非如此。书中的印花所占版面大小十分悬殊，大的近20厘米见方，小的仅有几个毫米。这样的版面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由印章的特殊性确定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的前勒口印着这样一行小字——“本书中印花都以实际大小呈现(另标尺寸者除外)”。我们在编辑过程中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才敢于印上这行很可能被忽略的说明。
印章是用来钤盖在书画作品或是图书、文件上的印记，一般不会很大，这给以实际大小展现印花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实际上，这也是印学出版物的要求。同时，《印章》一书既要面对国内读者，同时也要出版英文版面对西方读者。因此，我们决定尽量以实际大小呈现。
书中的图片都是作者提供的电子文件，同时还提供了印花的原大黑白复印件。最开始，我们请一位实习生帮助先用尺子逐一量好每个印花的大小，作好标注。我们的第一次排版稿即依此确定了印花在版面中的大小。然而，偶然之中，我们发现实习生所标注的尺寸多数并不准确，有的与实际相差几个毫米。儿毫米当然是很小的数字，对于一个庞然大物自然可以忽略不汁，但是对于多数只有两三个厘米见方的印花来说，几个毫米足以产生不一样的观感。因此，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完全抛弃实习生的劳动成果，将近千幅印花重新精确地测量一遍，一一认真标注，再依次对已有的排版稿进行核对，标注出或需放大、或需缩小的图片。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但是排版人员并不能按我们所标注的尺寸做出精确的修改。结果是第二次、第三次打印稿出来后，依然有许多没做修改。我们又只能一次次比对、标注，提出修改，如此再三，终于在第五遍纸稿中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可以说，这一道编辑工作毫无创造性可言，不过是体力活而已。然而，有的时候，编辑工作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纯体力劳动”，十分麻烦，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勉力为之。编辑是个苦差，许多心力渗在书里不为人知，案头编辑尤其如此。然而出版毕竟是个文化行业，需要有一点使命感和责任心。编辑所付出的笨功夫也必然有其价值，至少于人不至于误人子弟，于己也能无愧于心。
笔者曾编辑一本《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以下简称《印章》)，包括中文、英文两个文版。其中，中文版是笔者所在出版社十分重视的一个项目，英文版更是入选为新闻出版总署主持的首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这更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因此，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竭尽所能，花上一点“笨功夫”，力求能达到“好书”的要求。
不能太相信自己
《印章》的作者孙慰祖先生是中国印学史研究领域的翘楚，具有一流的学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同时他是一位极为负责的作者，行文十分严谨、洗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几乎句句牵涉史实，句句都有依据。尽管如此，整部书稿近三十万字，又有各类图表等复杂的表现形式，再严谨、缜密的文稿也可能存在一些疏忽之处。比如书中涉及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生卒年、帝王的在位时问、年号的起至时间和引用名著典籍等等。这些问题，能够查证的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都一一仔细查证核对，确保无误。当然，整部书稿涉及的问题太多，不可能做到每一句话、每一个点都去核查，因此只能对比较重要或是存在疑惑的问题做重点核查。核查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不能太相信自己”，而应多闻阙疑。如果凭着自以为正确的印象擅作主张地修改文稿，就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改正了原先的错误；二，原先的错误，更改后依然不对；最坏的结果是改对为错。为防止后两种情况的出现，就要遵循胡适先生提出的“小心地求证”的精神，去查找相关的资料。
在查找资料方面，我们也尽量查找比较可靠的资料。首先，尽量找原始资料。比如《论语》中的句子，我们不会查找转引的图书，也不会找没有古籍出版实力的出版社出的《论语》。其次，版本的优良与否也同样重要。还以《论语》为例，尽管同是最专业的古籍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出版，但是我们也不会从《论语心得》中去查证，而要回归到朱熹的《四书章句》或是《十三经注疏》中的文本。
《印章》一书英文版还存在面对多音字的问题。如其中涉及到浙江的一个地名——会稽。“会”字一般有两种读音：hui，kuai。另有一种读音为“kuo”。编辑过程中，为了给译者提供方便，我们在书稿中标明此处应念“kuai"。然而泽者在网络上查到读音标为"hui”，并给出了相关的理由，(现在的百度百科依然标为"huiji’')。为了确认这个小问题，我们先后查找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和《汉语大辞典》，甚至还请教了浙江当地的一个人，最后确定应该为“kuaiji”。
即使是词典，有时也会出错，何况我们的记忆?因此我们秉持着遇到疑惑立即查证的原则，而且一定要查找靠得住的依据。麻烦一点，花的功夫也比较笨拙，但总比贻笑大方好一些。
编辑的体力活
《印章》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相信读者翻看的时候，会对书中的图片印象深刻。这不仅因为书中图片都非常精美，更是因为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有图片，甚至大多数页面都有好几张图片。因为在500页左右的书中(中文版约450页，英文版约570页)，图片数量达到1450多幅，而这1450多幅图片还是从作者提供的2000余幅图片中筛选而来的。
图文书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误就是图片与说明文字的张冠李戴。通常，一幅图片、一条图片说明对应一个对象，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印章却绝非如此简单。在印章研究中，印花(印章钤在纸上的文字或图案)当然最受关注，但是印章载体的材质、形貌也是印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许多印章还有刻在边侧的边款文字或其他装饰，同样不容忽视。因此，一枚印章需要展示的图片往往包括印花、印体和边款。如果一枚印章有多个印面(常有双面印、六面印等)，则还可能会同时展示多个印花。这就造成一枚印章往往对应三张以上的图片。如此大量的图片，加上如此复杂的情况，势必给图片之间以及图片与文字说明的对应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印面文字通常都是篆书，没有一定的篆文基础，很难辨识。这对于图片以及图文对应工作更是雪上加霜。实际上，甚至在第三遍编校稿(本书共有六次编校稿)中，依然发现有个别对应错误的现象。编辑过程中，我们只能将排版稿与作者提供的原文件逐一对应，并核对图片说明，遇到不能确定的还需要及时与作者联系确认，发现版面中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会的地方，则在图片说明中以箭头作出标示，确保全书对应无误。核对图文对应关系本是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面对数量大、难度大的情况，没有一点笨功夫是不行的。
一般来说，书中的图片所占版面的大小会视版面许可而定。实际上，各种印章实体和其他相关照片所占版面的大小确实是根据版面确定的。但是，其中占了近千幅的印花却并非如此。书中的印花所占版面大小十分悬殊，大的近20厘米见方，小的仅有几个毫米。这样的版面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由印章的特殊性确定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的前勒口印着这样一行小字——“本书中印花都以实际大小呈现(另标尺寸者除外)”。我们在编辑过程中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才敢于印上这行很可能被忽略的说明。
印章是用来钤盖在书画作品或是图书、文件上的印记，一般不会很大，这给以实际大小展现印花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实际上，这也是印学出版物的要求。同时，《印章》一书既要面对国内读者，同时也要出版英文版面对西方读者。因此，我们决定尽量以实际大小呈现。
书中的图片都是作者提供的电子文件，同时还提供了印花的原大黑白复印件。最开始，我们请一位实习生帮助先用尺子逐一量好每个印花的大小，作好标注。我们的第一次排版稿即依此确定了印花在版面中的大小。然而，偶然之中，我们发现实习生所标注的尺寸多数并不准确，有的与实际相差几个毫米。儿毫米当然是很小的数字，对于一个庞然大物自然可以忽略不汁，但是对于多数只有两三个厘米见方的印花来说，几个毫米足以产生不一样的观感。因此，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完全抛弃实习生的劳动成果，将近千幅印花重新精确地测量一遍，一一认真标注，再依次对已有的排版稿进行核对，标注出或需放大、或需缩小的图片。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但是排版人员并不能按我们所标注的尺寸做出精确的修改。结果是第二次、第三次打印稿出来后，依然有许多没做修改。我们又只能一次次比对、标注，提出修改，如此再三，终于在第五遍纸稿中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可以说，这一道编辑工作毫无创造性可言，不过是体力活而已。然而，有的时候，编辑工作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纯体力劳动”，十分麻烦，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勉力为之。编辑是个苦差，许多心力渗在书里不为人知，案头编辑尤其如此。然而出版毕竟是个文化行业，需要有一点使命感和责任心。编辑所付出的笨功夫也必然有其价值，至少于人不至于误人子弟，于己也能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