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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有两部手机，还有两部座机，但后者已经很少使用了。
电话的变迁，应该是中国城市人最值得夸耀的。中国私人电话和通讯发展之神速，令世界都惊骇和咋舌。按理说，我使用电话不算最早，但在普通中国人中还是属于比较早的。
我第一使用电话是在1965年，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
记得那天正在吃晚饭，老师要我马上到园长办公室去。当时我有点疑惑：自己没有犯什么事儿啊，为什么被叫去见园长？更何况是在吃饭时间。我满是狐疑地跑到了园长室门外，怯生生地喊了一声报告，园长回应了一声：“进来！”我推开门进到办公室，见园长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离开了机座的电话听筒。
园长姓王，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们都叫她王老师。她是我至今都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師。当时，她也就20多岁。据说，她担心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会瓜分掉对幼儿园孩子们的爱，所以，她从到幼儿园工作伊始，就抱定终生不嫁的决心。她立誓要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幼儿园的孩子们身上。王老师是这么想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她对幼儿园里所有的小朋友都呵护有加，从来没有训斥过一个孩子。即使孩子犯了错，她也总是耐心地开导和教育，与其他老师的处理方法完全不同。
她直到年纪很大了，离开幼儿园的工作后才结婚。她结婚时，我们这些她当年看护过的孩子中，有的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而且大部分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话说那天，王老师见我进来，便用手指着桌上撂着的电话听筒对我说道，你的电话。我当时愣住了。那个年代很少有私人电话，一般人只有在工作单位才可以用电话。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打电话是大人工作的一部分，与小孩子是不相干的。上幼儿园的我，居然有电话？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见我愣神，王老师拿起听筒递给我，示意我接听。
我接过听筒，觉得它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打电话的训练，也没有留意过大人们是怎么打电话的，毕竟，打电话对我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未来时的事情，因此没有任何的准备。可现在突然要实际操作打电话了，我真的手足无措地不知该是怎么个打法。我茫然地对着话筒喘着粗气，拼命想着该怎么办。
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呼吸声，听筒里突然传来母亲叫我名字的声音。我马上作出应答，于是母亲不疾不徐地在电话里给我讲了打电话来的缘由。母亲本应在下班后来幼儿园接我回家，但那天单位临时通知，全体员工下班后要去礼堂观看电影。因为通知的较晚，时间仓促，母亲来不及过来接我了。于是就打电话叫我自己到她们单位找她，一起看完电影后回家。说明完情况，母亲问我能自己过去吗？之前，我随母亲去过几次单位，去那里的路我是熟悉的。于是我回答说，我自己可以去。母亲又叮嘱了我一番过马路时要小心一类的话，然后听筒里就传来咔哒一声，之后母亲的声音消失了，只剩下连续的嘟嘟声。
王老师一直在一旁观察着我，此时见我木讷地不说话了，便问我，打完了？我也不知这算不算打完了，就将听筒递给王老师。她听了一下后，就把听筒挂回到机座上，然后对我说，变成这种嘟嘟声，就是打完了。说完，她递给我一块手帕让我擦汗。此时我才发现，由于紧张，自己的头上、手心里全是汗。我不好意思地手忙脚乱地在脑袋上、手上胡乱擦了一气。王老师见状，从我手里拿回手帕，一边仔细地替我揩汗，一边温和地对我说，第一次打电话发慌很正常，你别太当回事儿。很多人第一次做一件事情时都会紧张的，不单单是你一个人。听了王老师的话，我释然了很多。她接着又叮嘱说，一会儿你自己走时，路上一定要小心！过马路时看着点车，最好跟在大人的后面，别自己单独走……
独自从幼儿园走到母亲单位，对学龄前的我而言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冒险。从获知这个信息起，我就按捺不住心里的小亢奋。王老师知道我没吃完晚饭，现在也不会有心思老老实实地回到饭桌上继续去吃饭了。她便亲自到厨房给我拿来两个煮鸡蛋，塞给我并嘱咐说，看电影时如果饿了就吃鸡蛋。
我揣上还有余温的鸡蛋，在幼儿园大门口和王老师道别后，兴冲冲地去了母亲单位。路上一切顺利，如愿地和母亲一起看完电影后回的家。但那天看的是什么电影，已经没有印象了，唯有在王老师办公室第一次打电话的经历却记忆深刻，至今难忘。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的普通市民才可以不受限制地申请安装电话。但要预交一笔装机费，记得好像是五千或六千元，然后排队等待。要等待多久，只有天知道。在电话局工作的职工，那几年因此有过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像上帝一样被人景仰和哀求，是位卑权重的小民们难得的一种幸福境况。
其实，那时的中国还处在普遍低收入和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市民还把麦乳精当作高级营养品;还有人拿淀粉兑白糖冒充藕粉糊弄自己;单位食堂的油渣烙饼还大受欢迎;家里孩子多的家长们，还抢着买处理的点心渣打发馋嘴的孩子们;街上的红果和小豆冰棍才三分钱一根，奶油和巧克力的五分钱一根，最贵的奶油雪糕一毛钱一根。
六千元的装机费可以买二十万根红果或小豆冰棍，如果按每天一根折算，可以吃将近548年！即使吃最贵的奶油雪糕，也可以吃164年有余。这价钱太贵了，我家根本没有考虑去申请。也就是说，电话可以有了，但我家仍然没有。
80年代初终于熬到大学毕业，我托父母的福荫，很快就有了自己独立的住所。当时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给住处安装一部电话。但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转正后的月工资才52块挂零儿，吃、穿的花销基本靠父母才勉强能支撑到月底。那时的装机费虽然已经降到三四千元，但想在自己的住所安装一部电话，对我而言依旧是美丽的愿景。我还是没有能力拥有一部私人电话，直到我出了国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话。关于我的第一部电话的故事，我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述的。
如今，电话已经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通讯工具。读者朋友们有人可能对第一次安装电话记忆犹新;有人可能对第一次拥有手机印象深刻;而让我没齿难忘的则是我第一次打电话的经历。因为在这段经历里有我的童年的记忆;有我最敬重的、仁心大德的老师;有我儿时岁月的生活背景;特别是有我故去多年的母亲的慈祥影像。
值春节之际，忍不住写一篇回忆的短文，遥祭天堂里垂视护佑着我的母亲。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电话的变迁，应该是中国城市人最值得夸耀的。中国私人电话和通讯发展之神速，令世界都惊骇和咋舌。按理说，我使用电话不算最早，但在普通中国人中还是属于比较早的。
我第一使用电话是在1965年，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
记得那天正在吃晚饭，老师要我马上到园长办公室去。当时我有点疑惑：自己没有犯什么事儿啊，为什么被叫去见园长？更何况是在吃饭时间。我满是狐疑地跑到了园长室门外，怯生生地喊了一声报告，园长回应了一声：“进来！”我推开门进到办公室，见园长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离开了机座的电话听筒。
园长姓王，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们都叫她王老师。她是我至今都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師。当时，她也就20多岁。据说，她担心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会瓜分掉对幼儿园孩子们的爱，所以，她从到幼儿园工作伊始，就抱定终生不嫁的决心。她立誓要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幼儿园的孩子们身上。王老师是这么想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她对幼儿园里所有的小朋友都呵护有加，从来没有训斥过一个孩子。即使孩子犯了错，她也总是耐心地开导和教育，与其他老师的处理方法完全不同。
她直到年纪很大了，离开幼儿园的工作后才结婚。她结婚时，我们这些她当年看护过的孩子中，有的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而且大部分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话说那天，王老师见我进来，便用手指着桌上撂着的电话听筒对我说道，你的电话。我当时愣住了。那个年代很少有私人电话，一般人只有在工作单位才可以用电话。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打电话是大人工作的一部分，与小孩子是不相干的。上幼儿园的我，居然有电话？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见我愣神，王老师拿起听筒递给我，示意我接听。
我接过听筒，觉得它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打电话的训练，也没有留意过大人们是怎么打电话的，毕竟，打电话对我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未来时的事情，因此没有任何的准备。可现在突然要实际操作打电话了，我真的手足无措地不知该是怎么个打法。我茫然地对着话筒喘着粗气，拼命想着该怎么办。
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呼吸声，听筒里突然传来母亲叫我名字的声音。我马上作出应答，于是母亲不疾不徐地在电话里给我讲了打电话来的缘由。母亲本应在下班后来幼儿园接我回家，但那天单位临时通知，全体员工下班后要去礼堂观看电影。因为通知的较晚，时间仓促，母亲来不及过来接我了。于是就打电话叫我自己到她们单位找她，一起看完电影后回家。说明完情况，母亲问我能自己过去吗？之前，我随母亲去过几次单位，去那里的路我是熟悉的。于是我回答说，我自己可以去。母亲又叮嘱了我一番过马路时要小心一类的话，然后听筒里就传来咔哒一声，之后母亲的声音消失了，只剩下连续的嘟嘟声。
王老师一直在一旁观察着我，此时见我木讷地不说话了，便问我，打完了？我也不知这算不算打完了，就将听筒递给王老师。她听了一下后，就把听筒挂回到机座上，然后对我说，变成这种嘟嘟声，就是打完了。说完，她递给我一块手帕让我擦汗。此时我才发现，由于紧张，自己的头上、手心里全是汗。我不好意思地手忙脚乱地在脑袋上、手上胡乱擦了一气。王老师见状，从我手里拿回手帕，一边仔细地替我揩汗，一边温和地对我说，第一次打电话发慌很正常，你别太当回事儿。很多人第一次做一件事情时都会紧张的，不单单是你一个人。听了王老师的话，我释然了很多。她接着又叮嘱说，一会儿你自己走时，路上一定要小心！过马路时看着点车，最好跟在大人的后面，别自己单独走……
独自从幼儿园走到母亲单位，对学龄前的我而言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冒险。从获知这个信息起，我就按捺不住心里的小亢奋。王老师知道我没吃完晚饭，现在也不会有心思老老实实地回到饭桌上继续去吃饭了。她便亲自到厨房给我拿来两个煮鸡蛋，塞给我并嘱咐说，看电影时如果饿了就吃鸡蛋。
我揣上还有余温的鸡蛋，在幼儿园大门口和王老师道别后，兴冲冲地去了母亲单位。路上一切顺利，如愿地和母亲一起看完电影后回的家。但那天看的是什么电影，已经没有印象了，唯有在王老师办公室第一次打电话的经历却记忆深刻，至今难忘。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的普通市民才可以不受限制地申请安装电话。但要预交一笔装机费，记得好像是五千或六千元，然后排队等待。要等待多久，只有天知道。在电话局工作的职工，那几年因此有过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像上帝一样被人景仰和哀求，是位卑权重的小民们难得的一种幸福境况。
其实，那时的中国还处在普遍低收入和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市民还把麦乳精当作高级营养品;还有人拿淀粉兑白糖冒充藕粉糊弄自己;单位食堂的油渣烙饼还大受欢迎;家里孩子多的家长们，还抢着买处理的点心渣打发馋嘴的孩子们;街上的红果和小豆冰棍才三分钱一根，奶油和巧克力的五分钱一根，最贵的奶油雪糕一毛钱一根。
六千元的装机费可以买二十万根红果或小豆冰棍，如果按每天一根折算，可以吃将近548年！即使吃最贵的奶油雪糕，也可以吃164年有余。这价钱太贵了，我家根本没有考虑去申请。也就是说，电话可以有了，但我家仍然没有。
80年代初终于熬到大学毕业，我托父母的福荫，很快就有了自己独立的住所。当时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给住处安装一部电话。但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转正后的月工资才52块挂零儿，吃、穿的花销基本靠父母才勉强能支撑到月底。那时的装机费虽然已经降到三四千元，但想在自己的住所安装一部电话，对我而言依旧是美丽的愿景。我还是没有能力拥有一部私人电话，直到我出了国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话。关于我的第一部电话的故事，我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述的。
如今，电话已经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通讯工具。读者朋友们有人可能对第一次安装电话记忆犹新;有人可能对第一次拥有手机印象深刻;而让我没齿难忘的则是我第一次打电话的经历。因为在这段经历里有我的童年的记忆;有我最敬重的、仁心大德的老师;有我儿时岁月的生活背景;特别是有我故去多年的母亲的慈祥影像。
值春节之际，忍不住写一篇回忆的短文，遥祭天堂里垂视护佑着我的母亲。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