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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日），美国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保护了上万名中国难民。
一个外国女人的金陵泪从一个中国女人的眼里流出
战争的味道就是心烧焦的味道
战争的味道一天比一天浓烈。
它就如同一场瘟疫，起初只是暧昧地潜伏在报纸、广播中，紧一点松一点地撩拨你的神经；然后，周围人的表情和话语会直观提醒你，你不得不明白它正在加速靠近，它并非仅是个简单的传说；随即，亲友的呻吟让你听见了它的声音，溃烂的疮口让你见识了它的色彩，弥漫的恶臭让你闻到了它的气息，僵硬的尸体让你看到了它的踪迹，恐惧的氛围让你领教了它的威力；终于有一天，它和你狭路相逢、不期而遇，你们结结实实撞了个满怀，或者你倒在它怀中，或者它倒在你脚下……
1937年7月17日，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说：“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形势急转直下：7月28日，中方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从8月15日起，首都南京便经常遭遇空袭。
南京人开始熟悉凄厉的警报声，他们把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公共汽车也不例外，成了移动的“黑匣子”；他们挖掘各种防空洞，街上每隔50米到100米就有这样的洞穴供行人临时避难，有些只是路边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所有人都盘算着逃亡后方的可能性，但逃亡只能是有钱人的事。即便这个人口上百万的城市有八成居民选择离开，可以想见，最终仍会有二三十万底层民众无处可逃，他们必将与这个城市同生共死。
一天清晨，大家忽然发现市中心新街口廣场出现了一枚巨型炸弹模型，恐慌顿时四处弥漫。几乎是一夜之间，南京城再难找到一幢红屋顶的建筑。可怜的鼓楼也穿上了灰衣，看起来仿佛落难的灰姑娘。只有酷热难当的夜晚仍旧安宁，南京居民摇着芭蕉扇、卷着竹凉席出来纳凉。在新街口的炸弹旁，人们一边抚摸着那个庞然怪物，一边议论左邻右舍又有谁“翘了辫子”，同时庆幸自己和家人又混过了一天。
很快，形势更严峻了。
11月11日，上海沦陷。日军加紧向南京进发。
11月22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宣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不得不做出西迁的最终决定。我主动要求留在南京，吴贻芳校长同意了这一方案，尽管她两头都放不下，但毕竟她分身乏术，而请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守护美国教会学校，无疑是上上之选。
大使馆打来电话问我是走是留，我回答：“我不能走。我觉得我这些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十几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如果我知道我的存在对别人有用的话，那么撤离虽能保存生命，但那样的肉体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使馆的贝茨先生说日本的新闻完全是一边倒，日本民众相信是中国主动挑衅导致战事，而日军不惜牺牲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平。面对这样的宣传，贝茨先生承认，尽管自己有这么多的中国背景，也莫名地受到了微妙的影响。11月下旬，我惊讶地获知一个军事机密：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的淞沪会战，很可能是中方出于吸引国际注意力的原因刻意挑起的。
我对政治更厌恶了。
空袭日渐频繁和随意。中国空军已经丧失防卫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飞机肆虐横行。
南京的难民每天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
我每天加紧工作：登记封存校产，出席各种会议，为即将到来的难民潮做必要的准备……傍晚，我仍努力骑车出去转转，这是我唯一保留的休闲和锻炼项目。我喜欢驱车沿着虎踞关前往人迹罕至的清凉山，只有置身美丽的大自然，只有呼吸新鲜的空气才能全然释放身心。在兵临城下的1937年深秋，古都的一草一木、一湖一泊、一城一垛，仍然是那么宁静美好。面对孤独的清凉寺，面对苍凉的鬼脸城，不经意间两行清泪会出现在我脸上。
有一天，我骑车拜访了金女大的邻居。我发现即便是普通菜农，也把年轻妇女和儿童送到农村去了，只有老母亲以及可能是长子的孩子还留在家里。有一户人家，虽然屋内的地面是泥土，屋顶是稻草，他们却花了一百多美元修建了一个防空洞，并很大方地请穷邻居们分享。见到我，男主人关切地打听金女大防空洞的情况，他说：“炸弹可不长眼睛，就算你是外国人也没法保证安全啊！连德国的拉贝先生都挖了洞呢。听说拉贝先生家的防空洞又宽敞又舒服，他还储藏了许多水和食物，就算在里面待上一个月也没事。”一位老农噙着泪水问战争要持续多久。“穷人撑不了多久的！”他说，“为什么美国和英国不帮中国说话呢？”我无言以对。
有时候，我也骑车前往市中心的新街口方向。街面的变化总是一次次让我惊讶再惊讶，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房屋变成了瓦砾，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大吉，原本热闹的新街口如今大白天也没什么闲人，所有的商品都十分紧缺，以前随处可见的菜农和小商小贩现在几乎绝迹，食品——尤其是西餐常用原料，包括黄油、奶粉甚至鸡蛋——更是量少价昂，什么东西都被抢购一空，人们发了疯似的拼命囤积，市面于是越发凋零恐慌，仿佛世界末日已经降临。我看得心都凉了，这还是南京吗？也许日本人进了城反而能恢复秩序？好歹大家都要生活啊！ 费了不少心思，我托人买到几匹蓝、红和白三色棉布，想找一位裁缝加紧缝制几面美国国旗。没想到裁缝都跑光了，后来多亏邻居自告奋勇，以美国大使馆借来的一面九英尺的星条旗为样本，几位邻居婆婆飞针走线，几天工夫居然做出八小一大总共九面星条旗！我把旗帜挂起来试了试。呵！还真不赖呢！八面星条旗飘扬在金女大的东南西北，一面长达30英尺的巨幅星条旗平铺在大草坪上，保证日本飞机找不到任何借口说看不清楚。“这下好了，有这么多美国国旗保护，日本鬼子保管不敢随便进咱们学校！”邻居们扶老携幼特意前来参观，美丽的星条旗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安全感。
11月27日上午，蒋夫人宋美龄把她的钢琴和手摇留声机送给了金女大，她可能很快就要离开南京了。
12月1日，吴贻芳校长终于乘船离开了南京，她非常疲倦和沮丧，眼睛里充满忧郁。
在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先生宣布国际安全区成立。安全区的范围从上海路的十字路口延伸到汉中路和中山路的交叉路口，从金女大院西面的街道到中山路，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金陵大学和金女大，总面积约8.6平方公里。据说，大约有20万人留在城里，三四万贫民可能前往安全区避难。作为一所女子大学，金女大将只接收妇女和儿童。
12月3日，美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求我在三项中选择一项并签上自己的姓名：1.现在就走；2.过些时候再走；3.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我选择了第三项。
12月8日，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个通知：随着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离开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剩余外交官今晚也将登上美国军舰帕奈号，并在那里建立临时大使馆。当得知下关城门关闭的消息后，帕奈号将驶离目前的三岔河锚地。用于撤离时帮助外国人翻越的绳索，现在由贝茨先生保管……
放下电话，我喃喃道：“啊，日本人真的就要来了……”
我得到的见证让你心碎
程夫人的见证
日军是12月13日进城的，后来这个日子成为南京陷落的标志。人们一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我对这个日子起初并没有那么敏感，而且我不相信会发生大屠杀。我以为只要日本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激烈的战事就可以宣告结束，接下来也无非是如何管制的问题。安全区对外开放以来，每天涌入的难民呈几何级数增长。尽管如此，人们的表情也还是轻松自如的——直到12月13日，一切全变了。
毫無疑问，通读《魏特琳日记》是还原我当时状况的最好方式。但我那时候根本不可能离开金女大，目力所及的只是金女大这一隅。所以，要想全面了解南京城陷后的情形，你还需要更多详细的资料。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我的助手程夫人当年也偷偷留下了珍贵日记。程夫人大名程瑞芳，早年毕业于湖北武昌护士学校。1937年12月，吴贻芳校长委托程夫人瑞芳、陈先生斐然和我组成“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后来，在拉贝先生的协调下，我们建立了金女大难民所，程夫人受命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第四区（金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程夫人日记的时间跨度为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日记中的“华小姐”就是指我明妮·魏特琳。由于程夫人是中国人，她与难民交流很多，而且她本人对国破家亡也有相当多的情感，所以程夫人的日记为后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正好可与我的日记互为补充。
程夫人在1937年12月13日这天记道：“……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还炮声。下午二时，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我们的黄警察在南山看见日兵在广州路上，他一路跑一路脱掉警服，跑到四百号这边下来的时候，都骇得跌倒了，脸上都白了，他真胆小。我们就上南山去看，那时有十几个兵站在老邵房子后面，工人都惊慌了。不久，日兵到了后面养鸡子处要鸡子。工人把华小姐找来，华对他们说不能吃，他们走了，因为听见鹅叫声他们来的。今晚有人跑到学校里，来的不少，因日兵跑到他们家里要他们走，因为兵要睡。这些跑出来的人都是空手，被窝日兵要用，这些人也骇死了，都是在安全区内，以为他们不到安全区。我心酸了，上四个月，南京城就没有平静，并且南京城只打了三天，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来呢！ 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今日五百号三楼也住满了。中午有七个兵由三百号后边竹篱笆跳过来，华小姐不在，只好随地走。正是卖粥时，他们要看难民，难民骇死了。有几个工人胆大，招呼着他们走，有的到五百号，有的到一百号，我也招呼着他们走。他看看难民也没有什么，他看见一个青年男子有点怕的样子，那兵跑去叫几个兵来，把刀对着他，要他脱衣服，我叫他脱了，无事，走了。到院子内看见美旗在草地上，他对佣人说，不要卷起来，工人只好点头。这些兵是队伍的，外面一叫，他们都走了。幸而没有跑到四百号，没有人，他好抄钱。魏师傅今早送信到鼓楼医院，今晚未回来，恐被日军拖走了。街上有许多人拖走了，不知死活。金女大现有四五千人了……”
因为担心日本兵随时会来，12月15日，我和程夫人一起坐守到半夜12点钟，看似乎不会有事了，才敢回去睡觉。程夫人记道：“今早来的难民不少，华小姐多半在大门口照应，有兵来她好挡住，有时兵看看大门口的告示就走了。安全区内的人家都去，找钱、找吃的东西、找姑娘，并且把他们赶出去，有时把姑娘留住，所以这些人都跑到此处，人民也不敢做生意。”日本兵抢劫是很厉害的，“今日有兵进来看过走了，又有兵到南山房子，把门打破，西人放吃的东西，房内有番茄和别的小东西，恰巧Mr. Riggs来了，叫他去赶他们，把他们赶走了。不但拿此地的东西，连国际委员会的酒和香烟也拿去了。”
程夫人对国际委员会很有意见，认为他们失了面子：“先前他们怕我军抢，想是日军很好的，开会时总是这样说。现在觉得不对，连安全区都不承认。知道日军的厉害，他们也有点怕。日兵也住在安全区内，日小兵也进来，好几支冲锋队进来，总有一闹的，这是哪一国的兵？都是如此！由南门进来的兵不多，现在难民衣袖上有日旗了。华小姐是西人，真忙不过来，一日总有几次兵进来。”程夫人似乎怪我不肯请那些“男西人”帮忙，她哪里知道，有限的几个“男西人”实在是分身无术啊！ 12月16日早八时半，就有好几个日兵进来调查。“华小姐招待他们，我也在旁，不知他们如何调查。他们一开口找中国兵，我们不怕他们找兵，因知道没有兵在内。但是不光是兵，若是看见兵的衣服，他就说你有兵在内。他们都在三百号，我和华小姐有点怕，因为有许多伤兵衣服和背心，自己做的、外面寄来的有好几麻袋，都在三百号楼上地理学系房间里。我站在门那里，华先带他们到别的房子。那时难民很多，后来带他们到三层楼，就把那间房子走丢了，就带他们下楼去，那时我的心才定。他们凶得很，凡是灰色的衣服都是兵穿的，那时人有灰色衣服都丢在塘里，简直好似见了鬼一样。……今日一天有好几次兵来，又有兵到南山抢东西，华真跑死了。我又怕日兵害她，叫工人跟她一路去，虽不能做什么，有人知道他们的举动，我又跑不来，真急人。现在难民有七八千了。”
12月17日，发生了我被日本兵打耳光、陈先生被日本兵抓走两件事，程夫人深受打击，她觉得更没有安全感了：“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白日来过四次，南山二次，鸡子的地方一次，未想到晚上会来的。他们白日来是看路子和姑娘，晚饭将吃完未散，工人来报告说好多日兵来了，华就快去。到一百号门口遇见他们，对他们说没有兵，有一兵打华一耳光。他走后，我叫年青人都到难民处，因我怕兵到四百号来。他们都到一百号，一到那里，就有兵站在那里，也有兵不敢进去，有一兵站在楼梯处。”
程夫人十分担心我的安危：“我同戴师母赶去找华，问他们看见华否，他们说没有。我见兵在那里站着，不便多说，就同戴师母再去找华。将由一百号出来，有一兵跑到四百号，我就跟他到四百号。他由北门进南门出跑到厨房，我将到厨房门口，他又跑到六百号横门打门，我跑去告诉他们不能开，因有难民睡在那里。又带他到六百号北门进去，戴同我一路，外有杨师傅跟着他进去。六百号又出来另一兵，也来与我们同他到七百号。我以为华在彼处，不知到了转弯的地方，遇见陈斐然同了三个兵走七百号撞门出来，会在一起时，那些兵叫我们都同他们到前面去。我问陈见华否，彼曰未见。我想到她在那里，叫我们都到前面去，知道不是好事。陈斐然说，一路走不要分散。不知一到前面，见华一人同几个兵站在那里，有许多人跪在那里，陈斐然一到，也把他跪下，就是我和华和戴三人站着……”
程夫人在日记里哭诉道：“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邬小姐今晚也危险，她不知时局，穿得很好，在难民中自然不像难民，日兵就是叫她睡，因她站在那里，后来只好假睡。再打听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陈斐然的房子也抄了，三百号也抄了，拿的东西有限。现有人来告诉我陈斐然回来，真是感谢上主。他早已回来了，是由后门进来，到中学才知他已回来。那些兵带他到广州路，叫他脱衣服，那时他想，要用枪刺死他了，他就跪下求他们，说他家有老母，有妻子。其实他们不是刺死他，是抄他身上有钱否，把他的皮包拿去了，内中只有毛钱，后来叫他回来。不管失去什么，陈斐然回来就是大大的幸事……”
拉贝的见证
《拉贝日记》现在是很著名的历史文献了。身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先生的日记当然要比程夫人的日记更全面、更丰富、更有参考价值。拉贝先生在日记里记录了日军制造的500多个惨案，包括很多针对西方人乃至针对外交人员、外交使馆的事件，如入室抢劫、纵火焚烧、暴力冲击等，其日记时间跨度为1937年9月7日至1938年2月26日。
1937年12月13日，拉貝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
约翰·马吉的红十字会成立得非常及时，因为那时候南京的医院已经瘫痪了！“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撒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
12月14日，大概只有拉贝先生他们才敢继续行走在南京街头：“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大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被日军枪毙，这是导致南京大屠杀人数激增的重要原因，拉贝先生就亲眼见过：“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到12月15日，“安全区不安全”的说法已不需要证实，拉贝先生在日记中这样说：“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德国顾问的房子几乎也都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已经没有人敢出家门了！为了让汽车出入，有的时候要打开院门，这个时候外面的妇女、儿童就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我们允许他们在我的院子里露宿（我已经接纳了100多名极为困苦的难民）。眼前的悲惨局面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又出现了大规模屠杀俘虏的事：“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12月16日，拉贝先生的公馆也不再安全了：“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强奸，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
拉贝先生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在拉贝先生的努力下，金女大进驻了一批日本宪兵，尽管未必完全管用，但有宪兵总比没宪兵要好一些：“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领事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
与虎谋皮
时间变成了魔鬼的帮凶，每一秒钟都在增加罪恶。
屠城已经五天了。每晚从日历上画去一日，我都会心痛地想：不知今天又多了多少冤魂野鬼？五天了，这个城市不仅没有任何生机，反而越发令人绝望，这样的日子哪天是个头？
连续多日和衣而眠，连续多日只能见缝插针、零零碎碎地休息，我累得眼圈发黑、眼神发直，可难得幸福地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大半夜没睡着。我還是放不下那些难民，担心贫病交加的人们会挨不下去。明天能从哪儿多弄到一些御寒用品呢？哪怕是几筐煤球也好啊，甚至就是几捆柴禾呢。有能力回家取衣物的，不妨动员他们权且回去。可没准一出校门就遇见虎视眈眈的日本兵呢，谁敢冒这个险啊！唉，还是明早先把粥煮稠些吧，至少这样子能帮他们抵御抵御严寒。不过这会让大米消耗得太快，现在粮食补给困难，这又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迷迷糊糊睡去，迷迷糊糊伴着鸡鸣醒来。
匆匆吃完早饭，我到校园各处进行了简单的巡视：吩咐伙夫往大锅里多加点米，分餐时老弱病残可多加一勺；叮嘱保安紧锁校门，人员进出务必严格登记、注明情况；要求大家各尽职守，遇事要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实在不行就给拉贝公馆打电话……交代完这些，我立刻前往位于小桃园的拉贝公馆，上午九点，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那儿召开紧急会议。
还没到小桃园，已远远看到一面鲜艳的纳粹党旗。在一片灰黑的屋顶中，那个“■”字形的纳粹标志格外抢眼。因为听说过希特勒的种种“壮举”，我本来对这个标志十分感冒，可此时此刻看到它，一时间却忽然平生几分亲切：呵，想必那就是拉贝公馆吧。果然不出所料，那就是。走到近前，我更乐了：拉贝先生的房前屋后，纳粹标志无处不在。正门甚至还张贴了一张希特勒的肖像，那威风凛凛的架式，仿佛中国人的门神一样。推开门，瓦格纳的交响乐扑面而来，让人似乎步入莱茵河畔的德国人家——瓦格纳是希特勒最欣赏的音乐家，拉贝先生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了！
“啊！没有用的，日本人完全疯了！就算是我们元首本人在，也肯定阻止不了他们的暴行！我这么做也就是吓唬吓唬日本老实人，同时也是为了给中国人壮壮胆子罢了！”拉贝先生无奈地耸耸肩，随手给大家斟上红酒。
“当真？他们连伟大的德国也不放在眼里？”
拉贝疲倦地叹息道：“告诉你们吧，就在昨天晚上，还有两个日本兵翻过墙头想爬到我院子里来。等我听见声音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院子里，两个日本兵已经用枪托把管家打翻在地。我举着电筒照着自己，让他们看清楚我是西方人，然后还拿出盖有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司令部大印的公告跟他们吼了半天，他们才老大不情愿地离开。他们目前虽然还不敢公然伤害西方人，但也仅此而已。除非我在现场，否则根本无法保护中国人，而且有时候就算我在现场也没用。”
拉贝先生的公馆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楼房，上下两层，七八个房间。院子不算大，长着几棵枝干粗壮的树。太太撤离南京后，拉贝先生一度担心自己会寂寞，毕竟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上下楼梯都会被空旷的回声吓着。这个担心很快就变得多余，现在除了拉贝先生的主卧室以及外面的大露台，整个公馆都塞满了难民，拉贝公馆已经挂牌成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 “诸位，今天请大家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商讨最近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拉贝先生环视着与会的诸位委员，除了他和潘廷是德国人，还有几位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一位丹麦人、一位中国人。这么多国家，这么多身份，真相当于一个小型国联了。
“昨天我到了鼓楼医院，威尔逊大夫给我看了他的几个病人。”拉贝先生接着说，“那个脸上有好几处刺刀伤、怀孕小产被送到医院的妇女的情况现在好一些了。一个渔民的下颔被子弹击中，全身被烧伤。日本人把汽油浇在他的身上，然后点燃了汽油。他全身的皮肤有三分之二被烧伤，他当时还能说几句话，但是估计肯定活不过今天。”
“算他走运，今天黎明他总算一声不吭了！”威尔逊大夫道。
拉贝先生喝了口红酒，让自己镇静了一下又道：“我还进了停尸房，让人把昨天夜里送进来的尸体的裹尸布打开。其中有一个平民，眼睛被烧掉，头颅全部被烧焦，日本士兵也同样把汽油浇到了他的头上。一个大约七岁的小男孩的尸体上有四处刺刀伤口，其中一处在胃部，伤口有手指那么长。他是送到医院两天后死去的，死的时候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那孩子是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威爾逊大夫又道，他全身上下掩饰不住的疲惫，脸色极其灰暗。
拉贝先生一口干掉红酒，放下酒杯大声道：“过去几天我不得不看很多尸体，尽管这样，我在昨天目睹这些惨烈情景时仍然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但是我还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对这种残酷的暴行不能沉默！最近这些天我经常祈祷仁慈的上帝，请他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灾难，也请他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不过，我真的感到极度的难受！”
“如果我们不留下来，南京恐怕会被他们杀成一座空城。”马吉牧师道，“幸好我手头存留了一些电影胶片，这些天我悄悄在街头、在我家窗口进行了拍摄。我想我会制作一部举世无双的电影，这部电影将颠覆人类对自身文明的骄傲，我想将它命名为《撒旦在人间》！”
拉贝先生忽然泪流满面地说：“亲爱的朋友，我不清楚你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我要告诉你们，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现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遭遇如此劫难，我……我……”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看到大家颇有心灰意冷之意，我起身提议道：“我们明天就去拜见那个南京地区职位最高的日本人，不管他是大使还是元帅，只要他能说了算。我们必须当面向他报告这一切，给他施加压力，让他作出承诺：必须有效管制日本军队！我就不信日方高层也像遍布街头的兵匪一样无耻！”
“听说目前南京地区的军政权力都归朝香宫鸠彦王统领。”贝兹先生道，“这位王爷是日本现任天皇的叔父，位高权重。如果他肯点头发话，我想一切矛盾都可迎刃而解。问题是你我皆平民，一点头衔没有，我们如何能面见这位日本王爷呢？”
“没有时间了！”威尔逊大夫嚷嚷道，“等你们曲折迂回终于见到那个王爷，等你们摇尾乞怜地恳求他行行好吧、不要再杀中国人了——等到那个时候，南京城恐怕已经没救了！”
汉森先生道：“我同意威尔逊大夫的意见，我们的确不能再拖延时间，多耽误一分钟就会多丧失一些生命。我建议大家制订目标、分工协作，既要走外交途径对他们进行正面施压，也要尽可能利用东方人习惯的人情世故，努力从侧面进行努力。条条道路通罗马，不管哪条路，只要走得通就行！”
拉贝先生点点头。于是大家重新围坐下来，认真商讨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细节：谁负责起草书面声明，谁擅长与大使馆正面交涉，谁去打听朝香宫鸠彦王的行踪，谁去筹集更多的大米和御寒物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各人各显神通，继续大声向世界求救。考虑到圣诞节即将来临，这是一个难得的缓和关系的机会，拉贝先生希望举办一个小型酒会，邀请日本领事馆成员和军方人士参加。
“就安排在你们金女大怎么样，魏特琳女士？”拉贝先生忽然灵机一动道，“你们那幢面对草坪的建筑很美！到时可以请一些女学生负责招待，听说你们不少人钢琴弹得不错？”
我吼道：“别忘了，拉贝先生，金女大现在是难民营！那里只有女难民，没有女学生，更没有女招待！”
我气鼓鼓地离开拉贝公馆。可当我出门看到遍地瓦砾时，又不由得仰天长叹。唉，拉贝先生的一片苦心自己怎会不理解呢？可是，与虎谋皮，胜算几何？现如今偌大的南京城哪里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餐桌？还有，哪里能找到像样的食物和足够的美酒？金女大的鸡蛋已屈指可数，黄油也所剩无几了……
12月24日圣诞平安夜，我让食堂做了几只很大很大的改良蛋糕。尽管由于原料不足，此蛋糕与平日的蛋糕差别很大，但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孩子们尤其高兴，陈先生装扮成圣诞老人，给他们每人分发了糖果，并送上了甜蜜的亲吻和热烈的祝福。当晚，程夫人组织的唱诗班在大雪松下完美演出。难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安静围绕着，当美好的歌声在校园里回荡时，很多人眼睛里都沁出了泪花。装饰着彩灯、丝带、贺卡、玩具的大雪松是南京城1937年硕果仅存的圣诞树，不少人慕名前来观看，它让人们对美好生活再度充满强烈的渴望……
平安夜，我们有25名宪兵在大门外、在宁海路和汉口路巡逻。
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安稳地睡了一夜。
——噢，这可真是个难忘的圣诞节！
12月25日清晨7时30分，在南面的音乐教室，牧师为我们主持了一次非常好的祈祷。我们唱的每一首赞美诗，现在对我们都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非常热切地接受它给我们的安慰和力量。这些天来，没有人想到事先准备祷文，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祈祷。中午在吃圣诞午餐时，瑟尔·贝茨说他一直准备写一篇题为《地狱里的圣诞》的文章，我期待他尽快完成这篇文章。不过我也对他说，我们金女大还没有那么糟，我们校园里多少还有一点天堂的味道。当然，这些氛围是大家努力营造出来的。 劫后余生
过完圣诞，接踵就是元旦。可1938年对难民们来说，不仅与1937年没有区别，而且很可能更糟，因为日本人正在催逼大家离开难民营……
金女大二百号楼的情况与三百号差不多，因为人员过于拥挤，室内已没有落脚之地，不少后来的难民只能住在走廊里。和其他难民营不同，金女大孕产妇集中，三天两头会有新生命降临。一天两顿稀粥根本不能满足产妇和婴儿的营养需要，所以产妇大多没有奶水，婴儿大多面黄肌瘦，连哭声都嘤嘤的，显得有气无力。听说大雪过后又有一批老弱病残死去，他们有的蜷缩在角落里一点点僵硬，有的一夜睡过去再没有醒来，有的在妈妈怀抱里哭声渐稀，还有的心比身凉得更快，人没走魂已没了……
面对那些尸体，我频频在胸前划着十字。棺材是不可能有的，连草席也越发稀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及时发现他们，为他们做最后的清理，祈求上帝宽恕其罪过，祝福他们的灵魂早入天堂，剩下来的事便只能委托陶锡三先生的红卍字会和马吉牧师的红十字会了。至于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把他们运到哪里？如何处置？我丝毫没有打听的兴趣。
程夫人有一次多事地问了，然后她情绪激动地告诉我：南京近郊现在简直到處都是坟场，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虽然临时雇佣了好些人手，仍然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为了震慑中国人，日本军方严禁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随意清理街头尸体。即便如此，那些必须运送出城的尸体仍让他们应接不暇。他们没办法一一收殓死人，只能挖一个极大极大的坑，将尸体成批成批地扔进去，一层一层覆盖石灰作为消毒剂和隔离剂，仅此而已。
中国人掩埋中国人，最后往往会竖个石块、木牌什么的作为标记，这么做是为了将来后人们好歹还知道个地方能祭鬼烧纸。日本人处理尸体可没那么复杂，据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的人透露，日本人在草鞋峡枪毙了上万中国俘虏，随后便在尸山上淋浇了汽油，任其烧得火光冲天！红■字会和红十字会的人抱怨说，石灰马上就快用完了，向日本人申请调拨，却毫无回音，他们现在已没法继续掩埋尸体了。
幸亏大雪天寒，否则瘟疫一定会横行。真要是那样，整个南京城乃至周边地区，必将一片死寂！
难民们本来都很害怕迎接1938年，因为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而且担心日本兵会借辞旧迎新的机会酗酒作恶，一旦喝得烂醉再胡作非为，可不知又得有多少人遭殃。人们提心吊胆地迎来元旦，又提心吊胆地送走元旦。
好在1938年默然拉开自己的大幕，没有更多的灾难，也没有更多的欣喜。这样的平静让大家在忐忑中有些许意外和惊喜，好像平白无故天上掉下什么宝贝似的。很多女人在议论回家过年的事，她们问我：是不是一离开难民营就不能回来了？要是过完年还想回金女大怎么办？
我这才意识到，元旦过后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将接踵而至，一股躁动的气息正在安全区悄然弥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啊，难民们想家了，他们多想回到自己的茅屋，老老小小聚在一起，擦干眼泪，洗净伤口，过一个有饺子、有鞭炮、热热乎乎的团圆年啊！可是，他们能吗？
1938年1月6日，星期四。上午11时，3名美国外交官率先回到南京，回到与金陵大学一墙之隔的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地——平仓巷3号院落。听说德国外交官也将很快抵达，拉贝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直到与外交官们见了面，我才得知他们此番登陆南京并不容易。因为日本人始终拒绝答复，他们的返宁计划不得不一推再推。后来他们发电报给上海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将行程告知日方，然后不管日方是否应允，就搭乘军舰来到下关。元旦前一天抵达后，日方不给他们上岸。他们前往安徽芜湖调查被日方炸坏的美国船只情况，来回又耽误了一个星期，然后才踏上南京的土地。
“南京的情景真让人吃惊啊！我们从下关上岸，汽车一路几乎是碾着尸体过来的。长江水面现在还是红殷殷的，漂浮着大量尸体……”在平仓巷3号的独幢洋房里，阿利森先生抽着大大的烟斗临窗站着，落地窗外是满目疮痍的南京街景，那倾斜的房屋、乌黑的断墙以及人迹全无的街道，与洋房内的精致陈设、温馨氛围形成强烈反差。
阿利森先生道：“日本人在《申报》发表声明说，南京城秩序井然，他们12月13日进城，大商小贩15日起就陆陆续续恢复生意了。还说什么南京百姓开始对日军尚有疑虑，但很快日军就用他们的真诚赢得了南京人的欢心——正因为有如此这般明目张胆的欺骗，所以即便仅隔三百公里，上海也没人知道南京发生了什么。至于身在武汉的我们，虽然信息来源比较广泛，不过说实话，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我仍然无法想象他们竟把可爱的南京弄成了这样……”
“恢复”秩序
好在南京不再与世隔绝。没多久，除了信件，我们又收到校友们从上海寄来的食物包裹。吃到久违的新鲜橘子，程夫人的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掉，她搂着小孙子不停地嘟囔着：“这橘子可真甜，真甜……”
供电恢复了，供水恢复了，街上的尸体也一天比一天少了。日本人在试图恢复南京的秩序，他们要求所有安全区必须于2月14日前关闭，提前回家的难民可获一袋米作为奖励。然而，没人敢领这样的奖赏，因为仍有新难民时不时地带来消息：南京城四面八方无一处安宁。为迫使难民营按时解散，早在元旦前，日方已要求南京安全区对所有难民进行登记。
于是，经历过“烧杀淫掠”的第一阶段后，南京又进入被日方“威逼恫吓”的第二阶段。
登记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男性首当其冲，但女性也没有豁免权。
在金女大，日本人让我把所有难民集中到一起，通过翻译对他们进行训话。没有谁相信日本人的信誓旦旦，但也没有谁敢于抗拒这样的人口登记。毫无疑问，滞留南京的中国军人命若悬丝，我听说这样的人至少还有成千上万。有些光头男子一身武气，连我都能大概猜出其身份，然而我却爱莫能助，因为我不得不顾及整个金女大的安全。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难民们的登记队伍排成长长一条，绵延到大门外很远的地方。负责协助日本人登记的中国汉奸总是对天寒地冻抱怨连天，我们不得不准备充足的木材供他们取暖，稍有迟缓，他们便会立马把桌椅板凳拆送进火炉。端茶送水、递烟供饭也必不可少，程夫人和老张从早到晚小心赔着笑脸、说着好话。 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厉害：昨天，他们叫当过兵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并许诺给他们工作和工资；今天，日本人检查他们的手，并把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挑出来。当然，被挑出来的许多人从未当过兵。无数母亲和妻子要我为她们的儿子或丈夫说情，他们是菜贩、裁缝、铁匠、鞋匠、打烧饼的伙计……不幸的是，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在安全区的其他地方，日本人把居民赶成数百人一群，然后带他们到登记办公室去。我得知头一天清理出来的有两万人，一部分被送去做劳役，剩余的全被枪决！也有一些女人非常勇敢。我就亲眼看见一位太太几次挺身而出，先认一个男子作丈夫，再认一个男子作哥哥，又认一个男子作叔叔……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每每激动得热泪盈眶。只是这样的精彩不可能天天发生，更多的时候我只能为那些可怜的生命掩面。
女难民不会被枪毙但可能被逼当妓女。我被叫到办公室，与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军事顾问通过翻译明白无误地告诉她，他们必须通过登记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他这样说。他认定金女大难民中混杂着很多秦淮妓女，让她们重操旧业服务皇军，只会对她们的将来有利，而且他承诺决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在军事顾问的坚持下，我只得召集金女大年龄在17至30岁的约1000名女难民在一百号楼前听训话。
军事顾问说：“你们在婚姻方面必须遵循风俗，让父母作主，不要相信所谓的‘爱情’，那是西方人自我放纵的借口；你们不要上剧院，剧院只有男欢女爱的美国电影，那会教坏你们，让你们忘记淑女的仪轨；你们不要学英语，东方女性就应该接受东方文化，学英语让你们数典忘祖，最终沦为白种人的玩物！我们都是黄种人，我们有着共同的东方文化，中国和日本必须融为一体，这样国家将会强大，我们将不受西方人的摆弄……”
训话结束后，女难民单列排成两队，沿着卖饭处的栏杆，一队向南、一队向北走去。大多数妇女和姑娘一次就登记上了，大约有20名妇女被挑选出来，因为她们看上去与众不同：要么烫发，要么穿得太好，要么长得俏丽，要么表现活泼……
告别拉贝
在元旦前就传出来了。这不是拉贝先生本人的意愿，而是日本人的要求。他持续地向日本军政当局抗议和交涉，最终就连最温和的日本人也开始对他不胜其烦，准备强行驱逐他出南京。拉贝先生起初还对这些小道消息置若罔闻，然而当德国外交官罗森博士返回南京，亲自将柏林的一沓电报交到他手上，拉贝先生才不得不接受现实：西门子公司总部要求他回国复命，越快越好！
年轻的罗森博士有犹太血统，因受排挤才被派到中国，也因此又被派来战火纷飞的南京。他对拉贝先生的遭遇十分同情，可却毫无办法。据罗森博士所知，陶德曼大使对拉贝先生的非凡表现也是暗竖大拇指，但即便陶德曼大使也对“西门子命令”无可奈何，毕竟这是人家西门子公司内部的事，大使馆不好插手。只是大家都觉得西门子之前一切全凭拉贝做主，现在却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催他回国，这背后一定另有文章。
没有人舍得拉贝先生离开，倒是拉贝先生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轻松幽默，他笑着自我解嘲道：“看来还是日本朋友关心我的健康啊！猜到我胰岛素快用光了，劝我前往上海就医我又不识抬举，于是辗转用这个办法强迫我卸下重担，提醒我珍惜生命！唉，如此良苦用心，真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能毛发无损地回国与妻儿老小团聚，除了感谢上帝，还真该感谢日本朋友对我的‘关照’！”
我才知道拉贝是重度糖尿病患者！之前他竟然不曾透露半点，从来像健康人一样承担重负！不，比健康人承担得还要多得多！
就在这当口，日本人的请柬不期而至：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日本大使馆正式邀请拉贝先生暨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去听音乐会，然后与日方军政高官共进晚餐，同时受邀的还有在宁诸国外交官。
我很意外阿利森先生竟接受了邀请，因为他刚被日本士兵打过。我也很意外罗森博士竟拒绝前往。他对拉贝先生说，他受够了日本人的残暴和无礼，实在不愿意再配合他们演戏。罗森博士不久前刚被日本士兵抢了汽车，正在气头上。他说连德国大使馆的一组镶贝屏风也被抢了，看门人怎么拦也拦不住。
拉贝先生怀疑日本人已获悉他即将离宁，此番宴请也许就是为了明正言顺地驱逐他？事实上，日本人不仅视他拉贝为眼中钉，也视国际安全委员会为肉中刺，恨不得立马解散它。拉贝先生当然明白，随着日本人对南京占领的日益稳固，国际安全委员会迟早将结束其特殊使命。只是眼下仍有太多难民依赖我们，他还不能将国际安全委员会的神圣职责拱手相让。日本人巴不得拉贝早点走人，好让驯服的汉奸另起炉灶。拉贝现在能做的就是拖一天算一天。
拉贝先生无奈地说：“我们上午还在四处查看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下午却要去欣赏日本军队举行的音乐会……但是，在这充满了欺骗的东方世界，一切都是可能的。为了给对方面子，一张早已丢尽的脸面，为了顾及闻名于世的东亚礼仪，我们委员会必须全体礼仪周全地盛装出席！”
音乐会在日本大使馆举行。一路上，除了日本士兵几乎不见其他闲人。到了大使馆更是满眼明晃晃的刺刀，到處是凶巴巴的警卫。除了福井及个别外交人员穿着西式燕尾服，其他日本人一率戎装在身。所以，尽管现场的音乐十分欢快，尽管日本人的招待十分热情，我始终觉得芒刺在背，真是想乐也乐不起来！
时隔两天，当我在茶话会上再见拉贝先生时，得知他已被迫向日方申请前往上海，因为西门子总部的电报催逼甚急。
拉贝先生说：“福井先生约我昨天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馆。也许他想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在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啊，如果他认为我会不同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他对我已相当了解，他知道我会以同样的‘东方式虚伪’向他保证，说他想听的话。据西门子总部的最后一封来信，我是决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现在我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问：“西门子难道不知道您在这儿做了什么吗？也许我们应该联名给你们的大老板发一封电报，让他明白您在南京的作用是多么不可替代！至少他也该宽限一段时间，由您自己决定何时离开更合适。” 拉贝先生摇摇头道：“总部大概是想放弃中国市场了。我看日本人也不会允许我们委员会维持太久，我想还是尽量把能做的事情做掉，不要节外生枝就好。所以，我向福井先生提出的是往返申请。我告诉他我的胰岛素快用完了，必须到上海补药，这个理由他没法拒绝。我还告诉他必须到上海购买一批蚕豆，否则因缺乏维生素B1导致的脚气病将在难民区蔓延，这个理由他也没法拒绝。”
拉贝先生笑道：“你们不知道日本人现在的心理，那可真是微妙有趣！他们一方面恨不得把所有西方人都赶出南京，另一方面又担心西方人一到上海就把他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国际社会舆论哗然，日本政府颇有些骑虎难下。福井先生想送瘟神一样送我，我可偏要像人一样来去自由呢！”
“日本人确实到现在还欲盖弥彰。我给诸位读一读最近的《华盛顿邮报》吧，日本驻伦敦大使居然认为记者的报道是无中生有。”阿利森先生掏出一份英文报纸朗读起来：“伦敦/1938年1月29日讯/驻伦敦的日本大使吉田茂先生今天在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中，对传到欧洲的关于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残酷暴行的报道表示遗憾。他补充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部队竟然会如此放纵自己，会这样违背悠久的传统。大使接着又说，我已经电告东京，报道我们部队残酷暴行的消息已经传到英国，我请求不要对我隐瞒真实情况。关于据说日本士兵虐待平民并当着父母的面杀戮孩子们的报道，使我感到异常震惊。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根本不相符，在我们国家全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无论您到哪里去进行调查，您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纪律，我再重复一下，这支军队会以这样的方式违反传统，是不能想象的。我作为我国的大使，对于出现这样的报道，只能表示极为遗憾……”
拉贝先生叹息道：“所以，真相还有待我们进一步传播，这是我们每一个见证者的责任。但愿我能在上海、香港、柏林甚至东京放映马吉的电影，但愿这部片子能有无数的版本。唉，我真惭愧不能为难民做得更多！他们对我总有太多希望，而我的能力却那样有限！”
2月21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举行集会为拉贝送行，送给拉贝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成的正式感谢信。
2月23日上午9时，拉贝先生乘英国炮艇“蜜蜂”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他同时带走了一个中国男佣。男佣名叫王光汉，其真实身份是中国空军机长，因作战负伤，王光汉藏身拉贝公馆休养了一个多月。
凄冷的春天
春节前后，有不少难民在日方的威逼利诱下回家过年，可没两天就又回来了。他们反映南京城并没有安宁，每天仍在发生很多事件。
为便于向日方反映情况，我安排人及时搜集难民们的最新遭遇，于是我天天都看到这样的悲惨记录：
2月2日早上，王玉林（音译）正和妻子一起返回住所，路遇一辆载有3个日本士兵的卡车，卡车猛然刹住，士兵们纵身跃下，抢走了王先生的提箱，逼迫其妻登上汽车。幸好王太太挣扎着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才免受其难。然而，行李丢了……
2月2日，王杨氏回到她和平门外蟠龙山的家中。当天上午11时，4个日本士兵闯入她家要强暴她，她即下跪求饶。他们狠狠打了她一顿，抢走了10元钱才放手。王太太害怕日本士兵再次侵扰，带着孩子回到了难民收容所……
2月2日，24岁的谢钱氏在返回下关住所的途中遭到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把她拖进一间屋子进行强奸。获释后，她在城门外又遭到三四个日本士兵的骚扰，巧遇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解救了她。在红卍字会的帮助下，她又返回了难民收容所……
2月3日早晨，杜先生携带全家回到他在龙蟠里的家中，一个日本士兵两次闯进他家，几乎掠走了他的全部行李。后来，这个日本兵又来了，把男人们都赶到屋外，扒光一个已婚妇女的衣服，强奸了她……
2月3日下午5时，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中桥附近尚书巷某家，把女主人怀抱的婴儿甩在一旁，把她强奸后，狂笑着离去……
2月3日下午1时，刚回到家中的23岁的姚罗氏就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
2月5日上午8时，2个日本士兵闯入夫子庙附近瞻园路的艾李氏家，她是2月3日回到家中的。此时，酒店里的男人们都被拉去做工去了，于是，日本人把艾太太拖进屋里，房门反锁长达10分钟，他们逼迫她脱光衣服，她可是10天前才分娩，孩子夭折了。屋里的另一个名叫冯何氏的妇女故意撒谎说，她4天前才生了孩子，孩子一出生就死了，这才未遭蹂躏。日本士兵临走时威胁说，他们还要再来，看看她是否说的是实话……
因为松井石根大将第三次“视察”南京，日方将解散安全区的最终期限从2月4日推迟到2月8日，接着又推迟到2月中旬。我猜松井石根一定会给南京日军加压，安全区肯定不会存活到3月份。
2月11日，100吨蚕豆装船由上海发往南京，难民营的脚气病得到了控制，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也在难民中流传：“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结束工作，宣布自此日起更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作为一个纯粹的非官方救济组织，依靠捐款进行人道主义工作。救济委员会主席拉贝，副主席米尔斯。从这天起，“南京安全区”（即难民区）不复存在，只有少量难民因各种原因滞留少数几个难民收容所中。
2月20日，希特勒在德国议会演讲中宣布即将承认满洲国，中国政府表示遗憾。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
一夜春风吹醒了昏睡的植物，一场春雨浇绿了枯竭的心灵。池塘边，树梢上，竹林间……春的消息通过柳芽，通过草尖，通过松土，通过鸟羽，通过人们的表情，在随园隐隐约约地传递着。
金女大忽然空旷了起来。人们虽然对前途忧心忡忡，但面对日方的“最后通牒”，挥泪离开只能是唯一的选择。她们成群结队地与我告别，有的磕头，有的鞠躬，有的亲吻我的双手或衣袖。
由于两个月聚集了上万难民，金女大校园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垃圾遍地，尘土飞扬，屎尿痰渍臭不可闻，残花败柳灼人眼目……可我却觉得，金女大现在更配得上“东方最美丽校园”的称号了，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为拯救生靈贡献过力量，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见证过世间最悲壮的抗争！
生活似乎真的就这么回来了。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局势一天天稳定，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店铺越来越多，车辆越来越多……金女大培训班如期开课，妇女们认字的认字，唱歌的唱歌，诵经的诵经，编织的编织，笼罩在她们心头的阴霾似乎正在一点点消散。
我逐步恢复了骑自行车外出郊游的习惯。以前我经常与朋友们结伴骑车到东郊的灵谷寺、中山陵、明孝陵，骑车是我最喜欢的锻炼身体的方式。可是现在我觉得骑不动了，我骑不了那么远的路程，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能抽空在附近转转。我有时候会到李太太家，有时候会到鸡鸣寺、玄武湖，但更多的时候我喜欢独自前往距离金女大不远的清凉山。
在鬼脸城上眺望秦淮河，我常有放声大哭的冲动，可是我哭不出来，心里的郁积似乎没有办法一吐而出，我只能呆呆地坐在鬼脸城上看夕阳西下。拉贝先生、威尔逊先生、马吉牧师等陆续离开了南京，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啊，为什么我现在忽然特别孤单呢？清凉寺的钟声悠悠传来，我不再感到寒冷。
啊，春天真的来了……
责任编辑 赵 萌
一个外国女人的金陵泪从一个中国女人的眼里流出
战争的味道就是心烧焦的味道
战争的味道一天比一天浓烈。
它就如同一场瘟疫，起初只是暧昧地潜伏在报纸、广播中，紧一点松一点地撩拨你的神经；然后，周围人的表情和话语会直观提醒你，你不得不明白它正在加速靠近，它并非仅是个简单的传说；随即，亲友的呻吟让你听见了它的声音，溃烂的疮口让你见识了它的色彩，弥漫的恶臭让你闻到了它的气息，僵硬的尸体让你看到了它的踪迹，恐惧的氛围让你领教了它的威力；终于有一天，它和你狭路相逢、不期而遇，你们结结实实撞了个满怀，或者你倒在它怀中，或者它倒在你脚下……
1937年7月17日，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说：“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形势急转直下：7月28日，中方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从8月15日起，首都南京便经常遭遇空袭。
南京人开始熟悉凄厉的警报声，他们把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公共汽车也不例外，成了移动的“黑匣子”；他们挖掘各种防空洞，街上每隔50米到100米就有这样的洞穴供行人临时避难，有些只是路边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所有人都盘算着逃亡后方的可能性，但逃亡只能是有钱人的事。即便这个人口上百万的城市有八成居民选择离开，可以想见，最终仍会有二三十万底层民众无处可逃，他们必将与这个城市同生共死。
一天清晨，大家忽然发现市中心新街口廣场出现了一枚巨型炸弹模型，恐慌顿时四处弥漫。几乎是一夜之间，南京城再难找到一幢红屋顶的建筑。可怜的鼓楼也穿上了灰衣，看起来仿佛落难的灰姑娘。只有酷热难当的夜晚仍旧安宁，南京居民摇着芭蕉扇、卷着竹凉席出来纳凉。在新街口的炸弹旁，人们一边抚摸着那个庞然怪物，一边议论左邻右舍又有谁“翘了辫子”，同时庆幸自己和家人又混过了一天。
很快，形势更严峻了。
11月11日，上海沦陷。日军加紧向南京进发。
11月22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宣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不得不做出西迁的最终决定。我主动要求留在南京，吴贻芳校长同意了这一方案，尽管她两头都放不下，但毕竟她分身乏术，而请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守护美国教会学校，无疑是上上之选。
大使馆打来电话问我是走是留，我回答：“我不能走。我觉得我这些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十几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如果我知道我的存在对别人有用的话，那么撤离虽能保存生命，但那样的肉体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使馆的贝茨先生说日本的新闻完全是一边倒，日本民众相信是中国主动挑衅导致战事，而日军不惜牺牲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平。面对这样的宣传，贝茨先生承认，尽管自己有这么多的中国背景，也莫名地受到了微妙的影响。11月下旬，我惊讶地获知一个军事机密：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的淞沪会战，很可能是中方出于吸引国际注意力的原因刻意挑起的。
我对政治更厌恶了。
空袭日渐频繁和随意。中国空军已经丧失防卫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飞机肆虐横行。
南京的难民每天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
我每天加紧工作：登记封存校产，出席各种会议，为即将到来的难民潮做必要的准备……傍晚，我仍努力骑车出去转转，这是我唯一保留的休闲和锻炼项目。我喜欢驱车沿着虎踞关前往人迹罕至的清凉山，只有置身美丽的大自然，只有呼吸新鲜的空气才能全然释放身心。在兵临城下的1937年深秋，古都的一草一木、一湖一泊、一城一垛，仍然是那么宁静美好。面对孤独的清凉寺，面对苍凉的鬼脸城，不经意间两行清泪会出现在我脸上。
有一天，我骑车拜访了金女大的邻居。我发现即便是普通菜农，也把年轻妇女和儿童送到农村去了，只有老母亲以及可能是长子的孩子还留在家里。有一户人家，虽然屋内的地面是泥土，屋顶是稻草，他们却花了一百多美元修建了一个防空洞，并很大方地请穷邻居们分享。见到我，男主人关切地打听金女大防空洞的情况，他说：“炸弹可不长眼睛，就算你是外国人也没法保证安全啊！连德国的拉贝先生都挖了洞呢。听说拉贝先生家的防空洞又宽敞又舒服，他还储藏了许多水和食物，就算在里面待上一个月也没事。”一位老农噙着泪水问战争要持续多久。“穷人撑不了多久的！”他说，“为什么美国和英国不帮中国说话呢？”我无言以对。
有时候，我也骑车前往市中心的新街口方向。街面的变化总是一次次让我惊讶再惊讶，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房屋变成了瓦砾，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大吉，原本热闹的新街口如今大白天也没什么闲人，所有的商品都十分紧缺，以前随处可见的菜农和小商小贩现在几乎绝迹，食品——尤其是西餐常用原料，包括黄油、奶粉甚至鸡蛋——更是量少价昂，什么东西都被抢购一空，人们发了疯似的拼命囤积，市面于是越发凋零恐慌，仿佛世界末日已经降临。我看得心都凉了，这还是南京吗？也许日本人进了城反而能恢复秩序？好歹大家都要生活啊！ 费了不少心思，我托人买到几匹蓝、红和白三色棉布，想找一位裁缝加紧缝制几面美国国旗。没想到裁缝都跑光了，后来多亏邻居自告奋勇，以美国大使馆借来的一面九英尺的星条旗为样本，几位邻居婆婆飞针走线，几天工夫居然做出八小一大总共九面星条旗！我把旗帜挂起来试了试。呵！还真不赖呢！八面星条旗飘扬在金女大的东南西北，一面长达30英尺的巨幅星条旗平铺在大草坪上，保证日本飞机找不到任何借口说看不清楚。“这下好了，有这么多美国国旗保护，日本鬼子保管不敢随便进咱们学校！”邻居们扶老携幼特意前来参观，美丽的星条旗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安全感。
11月27日上午，蒋夫人宋美龄把她的钢琴和手摇留声机送给了金女大，她可能很快就要离开南京了。
12月1日，吴贻芳校长终于乘船离开了南京，她非常疲倦和沮丧，眼睛里充满忧郁。
在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先生宣布国际安全区成立。安全区的范围从上海路的十字路口延伸到汉中路和中山路的交叉路口，从金女大院西面的街道到中山路，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金陵大学和金女大，总面积约8.6平方公里。据说，大约有20万人留在城里，三四万贫民可能前往安全区避难。作为一所女子大学，金女大将只接收妇女和儿童。
12月3日，美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求我在三项中选择一项并签上自己的姓名：1.现在就走；2.过些时候再走；3.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我选择了第三项。
12月8日，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个通知：随着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离开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剩余外交官今晚也将登上美国军舰帕奈号，并在那里建立临时大使馆。当得知下关城门关闭的消息后，帕奈号将驶离目前的三岔河锚地。用于撤离时帮助外国人翻越的绳索，现在由贝茨先生保管……
放下电话，我喃喃道：“啊，日本人真的就要来了……”
我得到的见证让你心碎
程夫人的见证
日军是12月13日进城的，后来这个日子成为南京陷落的标志。人们一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我对这个日子起初并没有那么敏感，而且我不相信会发生大屠杀。我以为只要日本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激烈的战事就可以宣告结束，接下来也无非是如何管制的问题。安全区对外开放以来，每天涌入的难民呈几何级数增长。尽管如此，人们的表情也还是轻松自如的——直到12月13日，一切全变了。
毫無疑问，通读《魏特琳日记》是还原我当时状况的最好方式。但我那时候根本不可能离开金女大，目力所及的只是金女大这一隅。所以，要想全面了解南京城陷后的情形，你还需要更多详细的资料。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我的助手程夫人当年也偷偷留下了珍贵日记。程夫人大名程瑞芳，早年毕业于湖北武昌护士学校。1937年12月，吴贻芳校长委托程夫人瑞芳、陈先生斐然和我组成“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后来，在拉贝先生的协调下，我们建立了金女大难民所，程夫人受命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第四区（金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程夫人日记的时间跨度为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日记中的“华小姐”就是指我明妮·魏特琳。由于程夫人是中国人，她与难民交流很多，而且她本人对国破家亡也有相当多的情感，所以程夫人的日记为后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正好可与我的日记互为补充。
程夫人在1937年12月13日这天记道：“……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还炮声。下午二时，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我们的黄警察在南山看见日兵在广州路上，他一路跑一路脱掉警服，跑到四百号这边下来的时候，都骇得跌倒了，脸上都白了，他真胆小。我们就上南山去看，那时有十几个兵站在老邵房子后面，工人都惊慌了。不久，日兵到了后面养鸡子处要鸡子。工人把华小姐找来，华对他们说不能吃，他们走了，因为听见鹅叫声他们来的。今晚有人跑到学校里，来的不少，因日兵跑到他们家里要他们走，因为兵要睡。这些跑出来的人都是空手，被窝日兵要用，这些人也骇死了，都是在安全区内，以为他们不到安全区。我心酸了，上四个月，南京城就没有平静，并且南京城只打了三天，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来呢！ 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今日五百号三楼也住满了。中午有七个兵由三百号后边竹篱笆跳过来，华小姐不在，只好随地走。正是卖粥时，他们要看难民，难民骇死了。有几个工人胆大，招呼着他们走，有的到五百号，有的到一百号，我也招呼着他们走。他看看难民也没有什么，他看见一个青年男子有点怕的样子，那兵跑去叫几个兵来，把刀对着他，要他脱衣服，我叫他脱了，无事，走了。到院子内看见美旗在草地上，他对佣人说，不要卷起来，工人只好点头。这些兵是队伍的，外面一叫，他们都走了。幸而没有跑到四百号，没有人，他好抄钱。魏师傅今早送信到鼓楼医院，今晚未回来，恐被日军拖走了。街上有许多人拖走了，不知死活。金女大现有四五千人了……”
因为担心日本兵随时会来，12月15日，我和程夫人一起坐守到半夜12点钟，看似乎不会有事了，才敢回去睡觉。程夫人记道：“今早来的难民不少，华小姐多半在大门口照应，有兵来她好挡住，有时兵看看大门口的告示就走了。安全区内的人家都去，找钱、找吃的东西、找姑娘，并且把他们赶出去，有时把姑娘留住，所以这些人都跑到此处，人民也不敢做生意。”日本兵抢劫是很厉害的，“今日有兵进来看过走了，又有兵到南山房子，把门打破，西人放吃的东西，房内有番茄和别的小东西，恰巧Mr. Riggs来了，叫他去赶他们，把他们赶走了。不但拿此地的东西，连国际委员会的酒和香烟也拿去了。”
程夫人对国际委员会很有意见，认为他们失了面子：“先前他们怕我军抢，想是日军很好的，开会时总是这样说。现在觉得不对，连安全区都不承认。知道日军的厉害，他们也有点怕。日兵也住在安全区内，日小兵也进来，好几支冲锋队进来，总有一闹的，这是哪一国的兵？都是如此！由南门进来的兵不多，现在难民衣袖上有日旗了。华小姐是西人，真忙不过来，一日总有几次兵进来。”程夫人似乎怪我不肯请那些“男西人”帮忙，她哪里知道，有限的几个“男西人”实在是分身无术啊！ 12月16日早八时半，就有好几个日兵进来调查。“华小姐招待他们，我也在旁，不知他们如何调查。他们一开口找中国兵，我们不怕他们找兵，因知道没有兵在内。但是不光是兵，若是看见兵的衣服，他就说你有兵在内。他们都在三百号，我和华小姐有点怕，因为有许多伤兵衣服和背心，自己做的、外面寄来的有好几麻袋，都在三百号楼上地理学系房间里。我站在门那里，华先带他们到别的房子。那时难民很多，后来带他们到三层楼，就把那间房子走丢了，就带他们下楼去，那时我的心才定。他们凶得很，凡是灰色的衣服都是兵穿的，那时人有灰色衣服都丢在塘里，简直好似见了鬼一样。……今日一天有好几次兵来，又有兵到南山抢东西，华真跑死了。我又怕日兵害她，叫工人跟她一路去，虽不能做什么，有人知道他们的举动，我又跑不来，真急人。现在难民有七八千了。”
12月17日，发生了我被日本兵打耳光、陈先生被日本兵抓走两件事，程夫人深受打击，她觉得更没有安全感了：“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白日来过四次，南山二次，鸡子的地方一次，未想到晚上会来的。他们白日来是看路子和姑娘，晚饭将吃完未散，工人来报告说好多日兵来了，华就快去。到一百号门口遇见他们，对他们说没有兵，有一兵打华一耳光。他走后，我叫年青人都到难民处，因我怕兵到四百号来。他们都到一百号，一到那里，就有兵站在那里，也有兵不敢进去，有一兵站在楼梯处。”
程夫人十分担心我的安危：“我同戴师母赶去找华，问他们看见华否，他们说没有。我见兵在那里站着，不便多说，就同戴师母再去找华。将由一百号出来，有一兵跑到四百号，我就跟他到四百号。他由北门进南门出跑到厨房，我将到厨房门口，他又跑到六百号横门打门，我跑去告诉他们不能开，因有难民睡在那里。又带他到六百号北门进去，戴同我一路，外有杨师傅跟着他进去。六百号又出来另一兵，也来与我们同他到七百号。我以为华在彼处，不知到了转弯的地方，遇见陈斐然同了三个兵走七百号撞门出来，会在一起时，那些兵叫我们都同他们到前面去。我问陈见华否，彼曰未见。我想到她在那里，叫我们都到前面去，知道不是好事。陈斐然说，一路走不要分散。不知一到前面，见华一人同几个兵站在那里，有许多人跪在那里，陈斐然一到，也把他跪下，就是我和华和戴三人站着……”
程夫人在日记里哭诉道：“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邬小姐今晚也危险，她不知时局，穿得很好，在难民中自然不像难民，日兵就是叫她睡，因她站在那里，后来只好假睡。再打听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陈斐然的房子也抄了，三百号也抄了，拿的东西有限。现有人来告诉我陈斐然回来，真是感谢上主。他早已回来了，是由后门进来，到中学才知他已回来。那些兵带他到广州路，叫他脱衣服，那时他想，要用枪刺死他了，他就跪下求他们，说他家有老母，有妻子。其实他们不是刺死他，是抄他身上有钱否，把他的皮包拿去了，内中只有毛钱，后来叫他回来。不管失去什么，陈斐然回来就是大大的幸事……”
拉贝的见证
《拉贝日记》现在是很著名的历史文献了。身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先生的日记当然要比程夫人的日记更全面、更丰富、更有参考价值。拉贝先生在日记里记录了日军制造的500多个惨案，包括很多针对西方人乃至针对外交人员、外交使馆的事件，如入室抢劫、纵火焚烧、暴力冲击等，其日记时间跨度为1937年9月7日至1938年2月26日。
1937年12月13日，拉貝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
约翰·马吉的红十字会成立得非常及时，因为那时候南京的医院已经瘫痪了！“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撒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
12月14日，大概只有拉贝先生他们才敢继续行走在南京街头：“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大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被日军枪毙，这是导致南京大屠杀人数激增的重要原因，拉贝先生就亲眼见过：“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到12月15日，“安全区不安全”的说法已不需要证实，拉贝先生在日记中这样说：“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德国顾问的房子几乎也都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已经没有人敢出家门了！为了让汽车出入，有的时候要打开院门，这个时候外面的妇女、儿童就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我们允许他们在我的院子里露宿（我已经接纳了100多名极为困苦的难民）。眼前的悲惨局面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又出现了大规模屠杀俘虏的事：“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12月16日，拉贝先生的公馆也不再安全了：“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强奸，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
拉贝先生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在拉贝先生的努力下，金女大进驻了一批日本宪兵，尽管未必完全管用，但有宪兵总比没宪兵要好一些：“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领事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
与虎谋皮
时间变成了魔鬼的帮凶，每一秒钟都在增加罪恶。
屠城已经五天了。每晚从日历上画去一日，我都会心痛地想：不知今天又多了多少冤魂野鬼？五天了，这个城市不仅没有任何生机，反而越发令人绝望，这样的日子哪天是个头？
连续多日和衣而眠，连续多日只能见缝插针、零零碎碎地休息，我累得眼圈发黑、眼神发直，可难得幸福地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大半夜没睡着。我還是放不下那些难民，担心贫病交加的人们会挨不下去。明天能从哪儿多弄到一些御寒用品呢？哪怕是几筐煤球也好啊，甚至就是几捆柴禾呢。有能力回家取衣物的，不妨动员他们权且回去。可没准一出校门就遇见虎视眈眈的日本兵呢，谁敢冒这个险啊！唉，还是明早先把粥煮稠些吧，至少这样子能帮他们抵御抵御严寒。不过这会让大米消耗得太快，现在粮食补给困难，这又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迷迷糊糊睡去，迷迷糊糊伴着鸡鸣醒来。
匆匆吃完早饭，我到校园各处进行了简单的巡视：吩咐伙夫往大锅里多加点米，分餐时老弱病残可多加一勺；叮嘱保安紧锁校门，人员进出务必严格登记、注明情况；要求大家各尽职守，遇事要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实在不行就给拉贝公馆打电话……交代完这些，我立刻前往位于小桃园的拉贝公馆，上午九点，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那儿召开紧急会议。
还没到小桃园，已远远看到一面鲜艳的纳粹党旗。在一片灰黑的屋顶中，那个“■”字形的纳粹标志格外抢眼。因为听说过希特勒的种种“壮举”，我本来对这个标志十分感冒，可此时此刻看到它，一时间却忽然平生几分亲切：呵，想必那就是拉贝公馆吧。果然不出所料，那就是。走到近前，我更乐了：拉贝先生的房前屋后，纳粹标志无处不在。正门甚至还张贴了一张希特勒的肖像，那威风凛凛的架式，仿佛中国人的门神一样。推开门，瓦格纳的交响乐扑面而来，让人似乎步入莱茵河畔的德国人家——瓦格纳是希特勒最欣赏的音乐家，拉贝先生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了！
“啊！没有用的，日本人完全疯了！就算是我们元首本人在，也肯定阻止不了他们的暴行！我这么做也就是吓唬吓唬日本老实人，同时也是为了给中国人壮壮胆子罢了！”拉贝先生无奈地耸耸肩，随手给大家斟上红酒。
“当真？他们连伟大的德国也不放在眼里？”
拉贝疲倦地叹息道：“告诉你们吧，就在昨天晚上，还有两个日本兵翻过墙头想爬到我院子里来。等我听见声音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院子里，两个日本兵已经用枪托把管家打翻在地。我举着电筒照着自己，让他们看清楚我是西方人，然后还拿出盖有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司令部大印的公告跟他们吼了半天，他们才老大不情愿地离开。他们目前虽然还不敢公然伤害西方人，但也仅此而已。除非我在现场，否则根本无法保护中国人，而且有时候就算我在现场也没用。”
拉贝先生的公馆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楼房，上下两层，七八个房间。院子不算大，长着几棵枝干粗壮的树。太太撤离南京后，拉贝先生一度担心自己会寂寞，毕竟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上下楼梯都会被空旷的回声吓着。这个担心很快就变得多余，现在除了拉贝先生的主卧室以及外面的大露台，整个公馆都塞满了难民，拉贝公馆已经挂牌成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 “诸位，今天请大家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商讨最近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拉贝先生环视着与会的诸位委员，除了他和潘廷是德国人，还有几位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一位丹麦人、一位中国人。这么多国家，这么多身份，真相当于一个小型国联了。
“昨天我到了鼓楼医院，威尔逊大夫给我看了他的几个病人。”拉贝先生接着说，“那个脸上有好几处刺刀伤、怀孕小产被送到医院的妇女的情况现在好一些了。一个渔民的下颔被子弹击中，全身被烧伤。日本人把汽油浇在他的身上，然后点燃了汽油。他全身的皮肤有三分之二被烧伤，他当时还能说几句话，但是估计肯定活不过今天。”
“算他走运，今天黎明他总算一声不吭了！”威尔逊大夫道。
拉贝先生喝了口红酒，让自己镇静了一下又道：“我还进了停尸房，让人把昨天夜里送进来的尸体的裹尸布打开。其中有一个平民，眼睛被烧掉，头颅全部被烧焦，日本士兵也同样把汽油浇到了他的头上。一个大约七岁的小男孩的尸体上有四处刺刀伤口，其中一处在胃部，伤口有手指那么长。他是送到医院两天后死去的，死的时候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那孩子是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威爾逊大夫又道，他全身上下掩饰不住的疲惫，脸色极其灰暗。
拉贝先生一口干掉红酒，放下酒杯大声道：“过去几天我不得不看很多尸体，尽管这样，我在昨天目睹这些惨烈情景时仍然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但是我还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对这种残酷的暴行不能沉默！最近这些天我经常祈祷仁慈的上帝，请他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灾难，也请他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不过，我真的感到极度的难受！”
“如果我们不留下来，南京恐怕会被他们杀成一座空城。”马吉牧师道，“幸好我手头存留了一些电影胶片，这些天我悄悄在街头、在我家窗口进行了拍摄。我想我会制作一部举世无双的电影，这部电影将颠覆人类对自身文明的骄傲，我想将它命名为《撒旦在人间》！”
拉贝先生忽然泪流满面地说：“亲爱的朋友，我不清楚你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我要告诉你们，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现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遭遇如此劫难，我……我……”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看到大家颇有心灰意冷之意，我起身提议道：“我们明天就去拜见那个南京地区职位最高的日本人，不管他是大使还是元帅，只要他能说了算。我们必须当面向他报告这一切，给他施加压力，让他作出承诺：必须有效管制日本军队！我就不信日方高层也像遍布街头的兵匪一样无耻！”
“听说目前南京地区的军政权力都归朝香宫鸠彦王统领。”贝兹先生道，“这位王爷是日本现任天皇的叔父，位高权重。如果他肯点头发话，我想一切矛盾都可迎刃而解。问题是你我皆平民，一点头衔没有，我们如何能面见这位日本王爷呢？”
“没有时间了！”威尔逊大夫嚷嚷道，“等你们曲折迂回终于见到那个王爷，等你们摇尾乞怜地恳求他行行好吧、不要再杀中国人了——等到那个时候，南京城恐怕已经没救了！”
汉森先生道：“我同意威尔逊大夫的意见，我们的确不能再拖延时间，多耽误一分钟就会多丧失一些生命。我建议大家制订目标、分工协作，既要走外交途径对他们进行正面施压，也要尽可能利用东方人习惯的人情世故，努力从侧面进行努力。条条道路通罗马，不管哪条路，只要走得通就行！”
拉贝先生点点头。于是大家重新围坐下来，认真商讨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细节：谁负责起草书面声明，谁擅长与大使馆正面交涉，谁去打听朝香宫鸠彦王的行踪，谁去筹集更多的大米和御寒物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各人各显神通，继续大声向世界求救。考虑到圣诞节即将来临，这是一个难得的缓和关系的机会，拉贝先生希望举办一个小型酒会，邀请日本领事馆成员和军方人士参加。
“就安排在你们金女大怎么样，魏特琳女士？”拉贝先生忽然灵机一动道，“你们那幢面对草坪的建筑很美！到时可以请一些女学生负责招待，听说你们不少人钢琴弹得不错？”
我吼道：“别忘了，拉贝先生，金女大现在是难民营！那里只有女难民，没有女学生，更没有女招待！”
我气鼓鼓地离开拉贝公馆。可当我出门看到遍地瓦砾时，又不由得仰天长叹。唉，拉贝先生的一片苦心自己怎会不理解呢？可是，与虎谋皮，胜算几何？现如今偌大的南京城哪里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餐桌？还有，哪里能找到像样的食物和足够的美酒？金女大的鸡蛋已屈指可数，黄油也所剩无几了……
12月24日圣诞平安夜，我让食堂做了几只很大很大的改良蛋糕。尽管由于原料不足，此蛋糕与平日的蛋糕差别很大，但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孩子们尤其高兴，陈先生装扮成圣诞老人，给他们每人分发了糖果，并送上了甜蜜的亲吻和热烈的祝福。当晚，程夫人组织的唱诗班在大雪松下完美演出。难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安静围绕着，当美好的歌声在校园里回荡时，很多人眼睛里都沁出了泪花。装饰着彩灯、丝带、贺卡、玩具的大雪松是南京城1937年硕果仅存的圣诞树，不少人慕名前来观看，它让人们对美好生活再度充满强烈的渴望……
平安夜，我们有25名宪兵在大门外、在宁海路和汉口路巡逻。
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安稳地睡了一夜。
——噢，这可真是个难忘的圣诞节！
12月25日清晨7时30分，在南面的音乐教室，牧师为我们主持了一次非常好的祈祷。我们唱的每一首赞美诗，现在对我们都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非常热切地接受它给我们的安慰和力量。这些天来，没有人想到事先准备祷文，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祈祷。中午在吃圣诞午餐时，瑟尔·贝茨说他一直准备写一篇题为《地狱里的圣诞》的文章，我期待他尽快完成这篇文章。不过我也对他说，我们金女大还没有那么糟，我们校园里多少还有一点天堂的味道。当然，这些氛围是大家努力营造出来的。 劫后余生
过完圣诞，接踵就是元旦。可1938年对难民们来说，不仅与1937年没有区别，而且很可能更糟，因为日本人正在催逼大家离开难民营……
金女大二百号楼的情况与三百号差不多，因为人员过于拥挤，室内已没有落脚之地，不少后来的难民只能住在走廊里。和其他难民营不同，金女大孕产妇集中，三天两头会有新生命降临。一天两顿稀粥根本不能满足产妇和婴儿的营养需要，所以产妇大多没有奶水，婴儿大多面黄肌瘦，连哭声都嘤嘤的，显得有气无力。听说大雪过后又有一批老弱病残死去，他们有的蜷缩在角落里一点点僵硬，有的一夜睡过去再没有醒来，有的在妈妈怀抱里哭声渐稀，还有的心比身凉得更快，人没走魂已没了……
面对那些尸体，我频频在胸前划着十字。棺材是不可能有的，连草席也越发稀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及时发现他们，为他们做最后的清理，祈求上帝宽恕其罪过，祝福他们的灵魂早入天堂，剩下来的事便只能委托陶锡三先生的红卍字会和马吉牧师的红十字会了。至于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把他们运到哪里？如何处置？我丝毫没有打听的兴趣。
程夫人有一次多事地问了，然后她情绪激动地告诉我：南京近郊现在简直到處都是坟场，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虽然临时雇佣了好些人手，仍然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为了震慑中国人，日本军方严禁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随意清理街头尸体。即便如此，那些必须运送出城的尸体仍让他们应接不暇。他们没办法一一收殓死人，只能挖一个极大极大的坑，将尸体成批成批地扔进去，一层一层覆盖石灰作为消毒剂和隔离剂，仅此而已。
中国人掩埋中国人，最后往往会竖个石块、木牌什么的作为标记，这么做是为了将来后人们好歹还知道个地方能祭鬼烧纸。日本人处理尸体可没那么复杂，据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的人透露，日本人在草鞋峡枪毙了上万中国俘虏，随后便在尸山上淋浇了汽油，任其烧得火光冲天！红■字会和红十字会的人抱怨说，石灰马上就快用完了，向日本人申请调拨，却毫无回音，他们现在已没法继续掩埋尸体了。
幸亏大雪天寒，否则瘟疫一定会横行。真要是那样，整个南京城乃至周边地区，必将一片死寂！
难民们本来都很害怕迎接1938年，因为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而且担心日本兵会借辞旧迎新的机会酗酒作恶，一旦喝得烂醉再胡作非为，可不知又得有多少人遭殃。人们提心吊胆地迎来元旦，又提心吊胆地送走元旦。
好在1938年默然拉开自己的大幕，没有更多的灾难，也没有更多的欣喜。这样的平静让大家在忐忑中有些许意外和惊喜，好像平白无故天上掉下什么宝贝似的。很多女人在议论回家过年的事，她们问我：是不是一离开难民营就不能回来了？要是过完年还想回金女大怎么办？
我这才意识到，元旦过后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将接踵而至，一股躁动的气息正在安全区悄然弥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啊，难民们想家了，他们多想回到自己的茅屋，老老小小聚在一起，擦干眼泪，洗净伤口，过一个有饺子、有鞭炮、热热乎乎的团圆年啊！可是，他们能吗？
1938年1月6日，星期四。上午11时，3名美国外交官率先回到南京，回到与金陵大学一墙之隔的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地——平仓巷3号院落。听说德国外交官也将很快抵达，拉贝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直到与外交官们见了面，我才得知他们此番登陆南京并不容易。因为日本人始终拒绝答复，他们的返宁计划不得不一推再推。后来他们发电报给上海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将行程告知日方，然后不管日方是否应允，就搭乘军舰来到下关。元旦前一天抵达后，日方不给他们上岸。他们前往安徽芜湖调查被日方炸坏的美国船只情况，来回又耽误了一个星期，然后才踏上南京的土地。
“南京的情景真让人吃惊啊！我们从下关上岸，汽车一路几乎是碾着尸体过来的。长江水面现在还是红殷殷的，漂浮着大量尸体……”在平仓巷3号的独幢洋房里，阿利森先生抽着大大的烟斗临窗站着，落地窗外是满目疮痍的南京街景，那倾斜的房屋、乌黑的断墙以及人迹全无的街道，与洋房内的精致陈设、温馨氛围形成强烈反差。
阿利森先生道：“日本人在《申报》发表声明说，南京城秩序井然，他们12月13日进城，大商小贩15日起就陆陆续续恢复生意了。还说什么南京百姓开始对日军尚有疑虑，但很快日军就用他们的真诚赢得了南京人的欢心——正因为有如此这般明目张胆的欺骗，所以即便仅隔三百公里，上海也没人知道南京发生了什么。至于身在武汉的我们，虽然信息来源比较广泛，不过说实话，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我仍然无法想象他们竟把可爱的南京弄成了这样……”
“恢复”秩序
好在南京不再与世隔绝。没多久，除了信件，我们又收到校友们从上海寄来的食物包裹。吃到久违的新鲜橘子，程夫人的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掉，她搂着小孙子不停地嘟囔着：“这橘子可真甜，真甜……”
供电恢复了，供水恢复了，街上的尸体也一天比一天少了。日本人在试图恢复南京的秩序，他们要求所有安全区必须于2月14日前关闭，提前回家的难民可获一袋米作为奖励。然而，没人敢领这样的奖赏，因为仍有新难民时不时地带来消息：南京城四面八方无一处安宁。为迫使难民营按时解散，早在元旦前，日方已要求南京安全区对所有难民进行登记。
于是，经历过“烧杀淫掠”的第一阶段后，南京又进入被日方“威逼恫吓”的第二阶段。
登记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男性首当其冲，但女性也没有豁免权。
在金女大，日本人让我把所有难民集中到一起，通过翻译对他们进行训话。没有谁相信日本人的信誓旦旦，但也没有谁敢于抗拒这样的人口登记。毫无疑问，滞留南京的中国军人命若悬丝，我听说这样的人至少还有成千上万。有些光头男子一身武气，连我都能大概猜出其身份，然而我却爱莫能助，因为我不得不顾及整个金女大的安全。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难民们的登记队伍排成长长一条，绵延到大门外很远的地方。负责协助日本人登记的中国汉奸总是对天寒地冻抱怨连天，我们不得不准备充足的木材供他们取暖，稍有迟缓，他们便会立马把桌椅板凳拆送进火炉。端茶送水、递烟供饭也必不可少，程夫人和老张从早到晚小心赔着笑脸、说着好话。 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厉害：昨天，他们叫当过兵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并许诺给他们工作和工资；今天，日本人检查他们的手，并把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挑出来。当然，被挑出来的许多人从未当过兵。无数母亲和妻子要我为她们的儿子或丈夫说情，他们是菜贩、裁缝、铁匠、鞋匠、打烧饼的伙计……不幸的是，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在安全区的其他地方，日本人把居民赶成数百人一群，然后带他们到登记办公室去。我得知头一天清理出来的有两万人，一部分被送去做劳役，剩余的全被枪决！也有一些女人非常勇敢。我就亲眼看见一位太太几次挺身而出，先认一个男子作丈夫，再认一个男子作哥哥，又认一个男子作叔叔……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每每激动得热泪盈眶。只是这样的精彩不可能天天发生，更多的时候我只能为那些可怜的生命掩面。
女难民不会被枪毙但可能被逼当妓女。我被叫到办公室，与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军事顾问通过翻译明白无误地告诉她，他们必须通过登记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他这样说。他认定金女大难民中混杂着很多秦淮妓女，让她们重操旧业服务皇军，只会对她们的将来有利，而且他承诺决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在军事顾问的坚持下，我只得召集金女大年龄在17至30岁的约1000名女难民在一百号楼前听训话。
军事顾问说：“你们在婚姻方面必须遵循风俗，让父母作主，不要相信所谓的‘爱情’，那是西方人自我放纵的借口；你们不要上剧院，剧院只有男欢女爱的美国电影，那会教坏你们，让你们忘记淑女的仪轨；你们不要学英语，东方女性就应该接受东方文化，学英语让你们数典忘祖，最终沦为白种人的玩物！我们都是黄种人，我们有着共同的东方文化，中国和日本必须融为一体，这样国家将会强大，我们将不受西方人的摆弄……”
训话结束后，女难民单列排成两队，沿着卖饭处的栏杆，一队向南、一队向北走去。大多数妇女和姑娘一次就登记上了，大约有20名妇女被挑选出来，因为她们看上去与众不同：要么烫发，要么穿得太好，要么长得俏丽，要么表现活泼……
告别拉贝
在元旦前就传出来了。这不是拉贝先生本人的意愿，而是日本人的要求。他持续地向日本军政当局抗议和交涉，最终就连最温和的日本人也开始对他不胜其烦，准备强行驱逐他出南京。拉贝先生起初还对这些小道消息置若罔闻，然而当德国外交官罗森博士返回南京，亲自将柏林的一沓电报交到他手上，拉贝先生才不得不接受现实：西门子公司总部要求他回国复命，越快越好！
年轻的罗森博士有犹太血统，因受排挤才被派到中国，也因此又被派来战火纷飞的南京。他对拉贝先生的遭遇十分同情，可却毫无办法。据罗森博士所知，陶德曼大使对拉贝先生的非凡表现也是暗竖大拇指，但即便陶德曼大使也对“西门子命令”无可奈何，毕竟这是人家西门子公司内部的事，大使馆不好插手。只是大家都觉得西门子之前一切全凭拉贝做主，现在却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催他回国，这背后一定另有文章。
没有人舍得拉贝先生离开，倒是拉贝先生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轻松幽默，他笑着自我解嘲道：“看来还是日本朋友关心我的健康啊！猜到我胰岛素快用光了，劝我前往上海就医我又不识抬举，于是辗转用这个办法强迫我卸下重担，提醒我珍惜生命！唉，如此良苦用心，真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能毛发无损地回国与妻儿老小团聚，除了感谢上帝，还真该感谢日本朋友对我的‘关照’！”
我才知道拉贝是重度糖尿病患者！之前他竟然不曾透露半点，从来像健康人一样承担重负！不，比健康人承担得还要多得多！
就在这当口，日本人的请柬不期而至：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日本大使馆正式邀请拉贝先生暨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去听音乐会，然后与日方军政高官共进晚餐，同时受邀的还有在宁诸国外交官。
我很意外阿利森先生竟接受了邀请，因为他刚被日本士兵打过。我也很意外罗森博士竟拒绝前往。他对拉贝先生说，他受够了日本人的残暴和无礼，实在不愿意再配合他们演戏。罗森博士不久前刚被日本士兵抢了汽车，正在气头上。他说连德国大使馆的一组镶贝屏风也被抢了，看门人怎么拦也拦不住。
拉贝先生怀疑日本人已获悉他即将离宁，此番宴请也许就是为了明正言顺地驱逐他？事实上，日本人不仅视他拉贝为眼中钉，也视国际安全委员会为肉中刺，恨不得立马解散它。拉贝先生当然明白，随着日本人对南京占领的日益稳固，国际安全委员会迟早将结束其特殊使命。只是眼下仍有太多难民依赖我们，他还不能将国际安全委员会的神圣职责拱手相让。日本人巴不得拉贝早点走人，好让驯服的汉奸另起炉灶。拉贝现在能做的就是拖一天算一天。
拉贝先生无奈地说：“我们上午还在四处查看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下午却要去欣赏日本军队举行的音乐会……但是，在这充满了欺骗的东方世界，一切都是可能的。为了给对方面子，一张早已丢尽的脸面，为了顾及闻名于世的东亚礼仪，我们委员会必须全体礼仪周全地盛装出席！”
音乐会在日本大使馆举行。一路上，除了日本士兵几乎不见其他闲人。到了大使馆更是满眼明晃晃的刺刀，到處是凶巴巴的警卫。除了福井及个别外交人员穿着西式燕尾服，其他日本人一率戎装在身。所以，尽管现场的音乐十分欢快，尽管日本人的招待十分热情，我始终觉得芒刺在背，真是想乐也乐不起来！
时隔两天，当我在茶话会上再见拉贝先生时，得知他已被迫向日方申请前往上海，因为西门子总部的电报催逼甚急。
拉贝先生说：“福井先生约我昨天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馆。也许他想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在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啊，如果他认为我会不同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他对我已相当了解，他知道我会以同样的‘东方式虚伪’向他保证，说他想听的话。据西门子总部的最后一封来信，我是决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现在我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问：“西门子难道不知道您在这儿做了什么吗？也许我们应该联名给你们的大老板发一封电报，让他明白您在南京的作用是多么不可替代！至少他也该宽限一段时间，由您自己决定何时离开更合适。” 拉贝先生摇摇头道：“总部大概是想放弃中国市场了。我看日本人也不会允许我们委员会维持太久，我想还是尽量把能做的事情做掉，不要节外生枝就好。所以，我向福井先生提出的是往返申请。我告诉他我的胰岛素快用完了，必须到上海补药，这个理由他没法拒绝。我还告诉他必须到上海购买一批蚕豆，否则因缺乏维生素B1导致的脚气病将在难民区蔓延，这个理由他也没法拒绝。”
拉贝先生笑道：“你们不知道日本人现在的心理，那可真是微妙有趣！他们一方面恨不得把所有西方人都赶出南京，另一方面又担心西方人一到上海就把他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国际社会舆论哗然，日本政府颇有些骑虎难下。福井先生想送瘟神一样送我，我可偏要像人一样来去自由呢！”
“日本人确实到现在还欲盖弥彰。我给诸位读一读最近的《华盛顿邮报》吧，日本驻伦敦大使居然认为记者的报道是无中生有。”阿利森先生掏出一份英文报纸朗读起来：“伦敦/1938年1月29日讯/驻伦敦的日本大使吉田茂先生今天在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中，对传到欧洲的关于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残酷暴行的报道表示遗憾。他补充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部队竟然会如此放纵自己，会这样违背悠久的传统。大使接着又说，我已经电告东京，报道我们部队残酷暴行的消息已经传到英国，我请求不要对我隐瞒真实情况。关于据说日本士兵虐待平民并当着父母的面杀戮孩子们的报道，使我感到异常震惊。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根本不相符，在我们国家全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无论您到哪里去进行调查，您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纪律，我再重复一下，这支军队会以这样的方式违反传统，是不能想象的。我作为我国的大使，对于出现这样的报道，只能表示极为遗憾……”
拉贝先生叹息道：“所以，真相还有待我们进一步传播，这是我们每一个见证者的责任。但愿我能在上海、香港、柏林甚至东京放映马吉的电影，但愿这部片子能有无数的版本。唉，我真惭愧不能为难民做得更多！他们对我总有太多希望，而我的能力却那样有限！”
2月21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举行集会为拉贝送行，送给拉贝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成的正式感谢信。
2月23日上午9时，拉贝先生乘英国炮艇“蜜蜂”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他同时带走了一个中国男佣。男佣名叫王光汉，其真实身份是中国空军机长，因作战负伤，王光汉藏身拉贝公馆休养了一个多月。
凄冷的春天
春节前后，有不少难民在日方的威逼利诱下回家过年，可没两天就又回来了。他们反映南京城并没有安宁，每天仍在发生很多事件。
为便于向日方反映情况，我安排人及时搜集难民们的最新遭遇，于是我天天都看到这样的悲惨记录：
2月2日早上，王玉林（音译）正和妻子一起返回住所，路遇一辆载有3个日本士兵的卡车，卡车猛然刹住，士兵们纵身跃下，抢走了王先生的提箱，逼迫其妻登上汽车。幸好王太太挣扎着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才免受其难。然而，行李丢了……
2月2日，王杨氏回到她和平门外蟠龙山的家中。当天上午11时，4个日本士兵闯入她家要强暴她，她即下跪求饶。他们狠狠打了她一顿，抢走了10元钱才放手。王太太害怕日本士兵再次侵扰，带着孩子回到了难民收容所……
2月2日，24岁的谢钱氏在返回下关住所的途中遭到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把她拖进一间屋子进行强奸。获释后，她在城门外又遭到三四个日本士兵的骚扰，巧遇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解救了她。在红卍字会的帮助下，她又返回了难民收容所……
2月3日早晨，杜先生携带全家回到他在龙蟠里的家中，一个日本士兵两次闯进他家，几乎掠走了他的全部行李。后来，这个日本兵又来了，把男人们都赶到屋外，扒光一个已婚妇女的衣服，强奸了她……
2月3日下午5时，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中桥附近尚书巷某家，把女主人怀抱的婴儿甩在一旁，把她强奸后，狂笑着离去……
2月3日下午1时，刚回到家中的23岁的姚罗氏就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
2月5日上午8时，2个日本士兵闯入夫子庙附近瞻园路的艾李氏家，她是2月3日回到家中的。此时，酒店里的男人们都被拉去做工去了，于是，日本人把艾太太拖进屋里，房门反锁长达10分钟，他们逼迫她脱光衣服，她可是10天前才分娩，孩子夭折了。屋里的另一个名叫冯何氏的妇女故意撒谎说，她4天前才生了孩子，孩子一出生就死了，这才未遭蹂躏。日本士兵临走时威胁说，他们还要再来，看看她是否说的是实话……
因为松井石根大将第三次“视察”南京，日方将解散安全区的最终期限从2月4日推迟到2月8日，接着又推迟到2月中旬。我猜松井石根一定会给南京日军加压，安全区肯定不会存活到3月份。
2月11日，100吨蚕豆装船由上海发往南京，难民营的脚气病得到了控制，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也在难民中流传：“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结束工作，宣布自此日起更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作为一个纯粹的非官方救济组织，依靠捐款进行人道主义工作。救济委员会主席拉贝，副主席米尔斯。从这天起，“南京安全区”（即难民区）不复存在，只有少量难民因各种原因滞留少数几个难民收容所中。
2月20日，希特勒在德国议会演讲中宣布即将承认满洲国，中国政府表示遗憾。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
一夜春风吹醒了昏睡的植物，一场春雨浇绿了枯竭的心灵。池塘边，树梢上，竹林间……春的消息通过柳芽，通过草尖，通过松土，通过鸟羽，通过人们的表情，在随园隐隐约约地传递着。
金女大忽然空旷了起来。人们虽然对前途忧心忡忡，但面对日方的“最后通牒”，挥泪离开只能是唯一的选择。她们成群结队地与我告别，有的磕头，有的鞠躬，有的亲吻我的双手或衣袖。
由于两个月聚集了上万难民，金女大校园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垃圾遍地，尘土飞扬，屎尿痰渍臭不可闻，残花败柳灼人眼目……可我却觉得，金女大现在更配得上“东方最美丽校园”的称号了，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为拯救生靈贡献过力量，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见证过世间最悲壮的抗争！
生活似乎真的就这么回来了。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局势一天天稳定，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店铺越来越多，车辆越来越多……金女大培训班如期开课，妇女们认字的认字，唱歌的唱歌，诵经的诵经，编织的编织，笼罩在她们心头的阴霾似乎正在一点点消散。
我逐步恢复了骑自行车外出郊游的习惯。以前我经常与朋友们结伴骑车到东郊的灵谷寺、中山陵、明孝陵，骑车是我最喜欢的锻炼身体的方式。可是现在我觉得骑不动了，我骑不了那么远的路程，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能抽空在附近转转。我有时候会到李太太家，有时候会到鸡鸣寺、玄武湖，但更多的时候我喜欢独自前往距离金女大不远的清凉山。
在鬼脸城上眺望秦淮河，我常有放声大哭的冲动，可是我哭不出来，心里的郁积似乎没有办法一吐而出，我只能呆呆地坐在鬼脸城上看夕阳西下。拉贝先生、威尔逊先生、马吉牧师等陆续离开了南京，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啊，为什么我现在忽然特别孤单呢？清凉寺的钟声悠悠传来，我不再感到寒冷。
啊，春天真的来了……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