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那天早上,母亲把一个奶油面包和两根哈尔滨红肠送到我房间。我说:“干啥呀?不用。又不是去野游,吃个馒头蒜茄子就行了。”她说:“你不是喜欢吃红肠么?我特意买的。吃吧,今天家里啥也不用你干。同事说你今天考大学,需要集中精力。”我狼吞虎咽之后,下楼挤上电车,眨眼来到哈尔滨17中考场。
　　进门找到座位,顿时发现问题。我们哈三中编考号时,把我编在头一个。可人家教委分配考场时,是逆着考号排的,把哈三中的考生排完了,单单剩下我一个。于是,我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学校的考生群中,第一排第一座。恕我不能公布该校的名字,因为我怕当年跟我在一个屋里考试的那些哥们儿知道后,来砸我家的玻璃。
　　本来是怀着“填表进北大”的平常心来高考的,突然发现满屋的考生都不认识,贫僧顿时心生歹念:我不但要自己考上北大,还要为我们三中的兄弟姐妹多干掉几十个对手!一定要考得他们魂飞魄散,让他们每人每科少得10分!
　　临考前,我们班主任、年级组长、教导主任、校长都三令五申:“不论多么有把握,谁也不许提前交卷。一人交卷,满屋皆乱。一定要反复检查验算,这不是为了你个人多得一分两分,而是为了我们哈三中的集体荣誉。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偏偏是我,单枪匹马,坐在竞争对手的营垒中啊。我想起一句古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同样是为了三中的荣誉,我今天要临机独断,就是要提前交卷,我要交死你们!其实我当时这样想,恐怕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实的心理是,我从来都是提前交卷的,别人做三个小时的题,我一个半小时就做完了,为了那一分两分枯坐一个多小时,实在难受。这是老天爷给俺一个善始善终、保持提前交卷光荣传统的机会,晚节不能毁,天命不可违啊。
　　于是,我就跟和尚进了女儿国似的,格外兴奋,铃声一响就“刷刷刷刷刷”,那笔下写的不是字,一笔一画都是分啊。作文写完,才两个小时,细心检查两遍,改动了两处选项——后来知道一处改对了,一处改错了,总分跟没改一样。监考的两个老师从开考20分钟就盯上了我,不断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这更刺激起我的狂妄。离终场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左手提起试卷,右手抡指在上面一弹,起身交卷。前面的监考老师大惊失色,后面的那位也赶上前来,只管看我。其他考生都抬起头,满面错愕。我“啪啪啪”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微微一鞠躬,轻轻说声:“谢谢老师,下午见。”我知道声音越轻,举止越沉稳,在其他考生心中引起的就越是惊雷。一句“下午见”,不是说给老师听的,而是给满屋的对手们一个煎熬的悬念。
　　走出大楼,班主任老魁奔过来,敢怒不敢言地说:“你、你怎么回事儿呀?”我高声说:“太简单了,没咱们三中的练习一半难呢!”然后悄悄跟老魁说了实情。老魁说:“你少给我扯淡。你这么早交卷,我心脏受不了。当初你们闹文科班,我是支持你们的。今年三中文科,指望着你们出彩儿呢。你要是带头考砸了,让我喝西北风去啊?”我说:“没事儿,我平时都提前交,哪回不是第一吗?”这时,许多家长上来打听,老魁就推我赶紧回家吃饭去了。
　　到第三天,同屋考生的心理完全被我摧垮,一个个神情沮丧,不断看表。乱翻卷子的声音夹杂着轻微的叹息声,此起彼伏。一到终场前半个小时,他们就都抬头准备看我交卷。最后一科,我交卷时,有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也拥到前边来交卷,然后随着我向监考老师胡乱道了谢,一起走出大楼。这时,外面的许多家长都知道了我的名字,纷纷叫着:“孔庆东出来了,那个孔庆东出来了。”我心想,我又没蹲监狱,什么叫“出来了”?多不吉利呀。这年高考,我们文科班硕果累累,不但给老魁争了光,而且一举扭转哈三中重理轻文的极左路线,使哈三中文理均衡,两翼齐飞,牢牢确立了在黑龙江的王者地位。
　　高考一落幕,我马上通过父亲的关系,到一个建筑工地当了20天工人。因为我知道,暑假以后,我就是北大的人了。我到农村下过地,到部队打过枪,到工厂玩过机器,但还没干过最重的建筑活,一辈子只有这几十天的机会了。于是,我天天扛着一百斤的水泥上八楼,提着两大桶冒着蓝烟的滚沸的沥青在脚手架上闪转腾挪。
　　(摘自《生活的勇气》长安出版社图/贾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