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纲宫体诗中的文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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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萧梁一代是宫体诗达到全盛的时期,而简文帝萧纲又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之一,其所作的宫体诗与大多数宫体诗一样,因以表现艳情为主而被人们所诟病。然而,抛开社会道德层面的批判,这些宫体诗仍是具备一定的文学性因素与审美价值的。其文学性因素不仅仅包括诗的外在的形式层面,还包括其内在“吟咏情性”的情感层面,最后是整体充斥着想象与游戏的艺术风格层面。
  关键词:萧纲 宫体诗 文学性 情怀
  20世纪末以来,人们对宫体诗的评价已不再只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开始着手于对宫体诗自身的分析与解读,并在此过程中肯定了部分宫体诗的审美价值与意义。当然,梁简文帝正是人们研究和探讨的重点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其所处的时代正是宫体诗达到全盛的时期,也因他所作的部分宫体诗的确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代表性。笔者在此并无意对宫体诗进行好坏之辨,毕竟部分宫体诗的确存在着不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荒谬淫秽思想,但我们并不能直接否定宫体诗的价值。笔者只是想对萧纲宫体诗这一典型的代表进行单纯的文学性因素分析,并从中探讨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问题,同时也希望能在研究宫体诗方面拥有不一样的视角。最后,还要对“文学性因素”进行简单的界定,史忠义在《“文学性”的定义之我见》一文中罗列了“文学性”一词的形式主义、功用主义、结构主义等五种定义,并且认为这五种定义都是不大可行的。然后他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认为“文学性存在于话语从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形象思维和文学幻想、多义性和暧昧性是文学性最基本的特征。借鉴过来,所谓文学性因素无非就是让文学作品自身具有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的因素,涉及的自然是文学作品自身的语言、修辞、虚拟、结构、情感、风格等方面。
  一
  萧纲宫体诗的文学性因素首先最明显的便是其外在的形式层面。俄国形式主义从一开始便主张文学研究应抛开社会与道德层面,着重于文本自身语言的研究。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对象便是文学性,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就在于文学性”。尽管形式主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些勉强,但将形式主义的方法放在萧纲的宫体诗中,可以发现其诗中有信手拈来的华丽辞藻,有丰富繁缛的对偶,也有随心所欲的参差杂言,还有精心安排组合的音律,这些便都是萧纲的宫体诗中具备的文学性因素。
  首先,萧纲的宫体诗中随处可以见到华丽的辞藻。拿其最受人批判的宫体诗《咏内人昼眠》来说:“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帐,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娇靥、玉腕、香汗、红纱这些词虽看起来有些淫秽之意,但细心想想这些华丽辞藻背后却是需要琢磨和组合之后才能写出来的,没有好的文字功底不一定能写出来。无论是写物还是抒情,萧纲所运用的字词都是相当华丽的,而且是经过琢磨的。再如《戏作谢惠连体十三韵》中的“珠绳翡翠帷,绮幕芙蓉帐”“春燕双双燕,春心处处杨”,这些句子更是描绘细致,画面感较强。
  其次,萧纲的部分宫体诗较为讲究对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便是《执笔戏书》:“舞女及燕姬,倡楼复荡妇。参差大戾发,摇曳小垂手。钓竿蜀国弹,新城折杨柳。玉案西王桃,蠡杯石榴酒。甲乙罗帐异,辛壬房户晖。夜夜有明月,时时怜更衣。”全诗使用了丰富繁缛的对偶,看起来舒服,读起来也朗朗上口,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对称美。
  当然,除了讲究对称美的宫体诗外,萧纲还有较多体现参差之美的杂言诗。比如以下几首:
  花中烛,似将人意同。忆啼流膝上,烛焰落花中。
  (《和湘东王古意咏烛》)
  窥红对镜敛双眉,含愁拭泪坐相思。念人一去许多时,眼语笑靥迎来情。
  心怀心想甚分明,忆人不忍语,含恨独吞声。
  (《拟古》)
  这些诗都有意打破五言诗和七言诗整齐严谨的结构,把五言与七言进行杂糅,甚至插入三字的杂言碎语,造成全诗的参差不齐,形成一种独特的美,而这正是诗歌语言对以往规定的突破与创新。
  最后,萧纲的宫体诗中能作为文学性因素的还有巧妙的音律编排。石观海便认为宫体诗派诗人精心搭配诗句的平仄,就像现代人把玩魔方一样,经过多重组合和排列,创作出既与古体诗完全不同又能充分显示声律特征的律句。此外,萧纲跟其父亲梁武帝萧衍一样,也对当时流行的吴声西曲{1}情有独钟,像《乌夜啼》《江南弄三首》等都是典型的代表。对吴声西曲的钟爱也使萧纲在诗词音律编排时比较特别,单句律句,比比皆是,甚至有如《赋得当垆》这样通篇都是律句的宫体诗。
  二
  萧纲宫体诗的文学性因素还包括其内在的“吟咏情性”的情感层面。何谓“吟咏情性”呢?李青春通过对各个朝代“情性”的对比和分析,认为萧纲语境下的“吟咏情性”应是对“个人的内心世界”所感所悟的表达。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更是认为诗歌的本质便是“吟咏情性”,“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竟同《大诰》。”这段话大概是说:六典、三礼的实行要有特殊的场合,所用也要因地制宜,但是没有听说过写诗吟咏情性,还要参照《内则》之篇的;提笔书写志向,反而要模仿《酒诰》之作的。“迟迟春日”,反而要学习《归藏》;“湛湛江水”,竟要和《大诰》文字相同。诗是用来吟咏情性的,为什么要堆砌典故,拼命模拟经典之作呢?可见萧纲的“吟咏情性”实质上是对陆机“诗缘情”的继承与发展,他主张树立自己的风格,以诗表达无拘无束的自我情感,或是言情或是咏物。
  文学终归是一门人学,萧纲的宫体诗虽谈不上爱国爱民的大情怀,但是却拥有独特的“吟咏情性”的小情怀。他的诗歌强调自己的真实感受,用最贴切的语言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所见所感,诸如《咏柳》《咏芙蓉》《咏桥》《咏新燕》等诗。
  略读一遍,他的咏物诗似乎以写实为主,画面感十足。细细读之,作者的用心程度便可见一斑,其诗感情真挚,所有的事物在他笔下都似乎有了生命一般。柳树是低垂着头象征着依依不舍;芙蓉是美艳高贵,群蝶徘徊的。萧纲在咏物诗上的细腻程度毋庸置疑,他也的确写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咏物诗。归青认为宫体诗的基本特质便是观赏性,这种观赏性主要以客体作为对象来展示的,而且体现了一定的体物倾向。萧纲的咏物诗正体现了这一特质,这些咏物诗虽不同杜甫、陆游那般咏物言志,抒发大情怀,但却拥有着一种特别真挚动人的艺术魅力,让人不小心便走进诗人自己的小情怀中。   当然,萧纲的这种小情怀在其所作的表现男女之情的诗中更是明显。如前文提及的《咏内人昼眠》,虽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淫诗艳诗,实际上却运用了十分细腻的笔法描绘美人的一丝一发、一举手一投足,让我们觉得美人就在面前一般,其真正表达也无非是丈夫对自己爱人的赞美与爱慕罢了。再看看下面的几首:
  晨禽争学啭,朝花乱欲开。炉烟入斗帐,屏风隐镜台。红妆岁尽泪,荡子何当来?
  (《晓思》)
  名都多丽质,本自恃容姿。荡子行未至,秋胡无定期。玉貌歇红脸,长颦串翠眉。奁镜迷朝色,缝针脆故丝。本异摇舟咎,何关窃席疑。生离谁拊背,溘死讵来迟。王嫱貌本绝,踉跄入毡帷。虑姬嫁日晚,非复少年时。转山犹可遂,乌白望难期。妾心徒自苦,旁人会见嗤。
  (《妾薄命篇十韵》)
  别来憔悴久,他人怪容色。只有匣中镜,还持自相识。
  (《愁闺照镜》)
  他的这些诗大多以“赋”的手法细致描写美人和诉说“闺怨”为主,从中我们当然多少能看出无病呻吟之意。但就如同他的咏物诗一般,他的确利用这些诗句抒发了自我的小情怀,“红妆岁尽泪,荡子何当来”“虑姬嫁日晚,非复少年时”“只有匣中镜,还持自相识”,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表达着青春易逝、爱情易老的感伤。这样的情感何尝不像杜拉斯《情人》中“我”的痛苦,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的无奈,还有马尔克斯印象中简单而不可能的爱情憧憬呢?显而易见,萧纲宫体诗中这种“吟咏情性”的小情怀也正是许多文学作品之中具备的文学性因素。
  三
  最后,萧纲宫体诗的文学性因素还有从整体而言充斥着的想象与游戏的艺术风格。这样的风格与萧纲的“文章放荡论”不无关系。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萧纲劝诫其儿子“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一直以来,多数人认为“放荡”二字应为贬义。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便认为,“放荡”自然是淫荡色情的东西。放荡二字放在今日确为贬义,多少与淫荡色情有所挂钩。但结合萧纲文章的语境,《诫当阳公大心书》主要是他写给自己即将出远门的小儿子,教育其儿子做人与作文的要点。作为一个父亲,有可能让自己年少的儿子多写点淫荡色情的文章吗?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在此笔者比较赞同曹旭与文志华的观点,他们认为“放荡”应该是写作时应“驰骋想象,自由挥洒,思路要‘放’而能‘荡’起来”。说到底,放荡其实就是做文章不拘一格,不拘泥于形式,就如做自由想象的游戏一般,而萧纲自身也正是秉持这一观点才创作出了不少意象丰富、充斥着想象的诗。如以下这几首:
  芙蓉作船丝作绰,北斗横天月将落。采桑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
  浮云似帐月成钩,那能夜夜南陌头。宜城酒今行熟,停鞍系马暂栖宿。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帏翠帐向君低。
  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
  (《乌栖曲四首》)
  绿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里对金铺。鸣弦拨捩发初异,挑琴欲吹众曲殊。不疑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独眠枕下泪,托道单栖城上乌。
  (《乌夜啼》)
  《乌栖曲》里芙蓉做成的小船,纱帐似的浮云蒙住了如钩的月,在现实与想象之中诉说相思之苦。《乌夜啼》中独自在孤寂的夜中赏月,自我奏乐与影子同乐,可惜悲从中来,不由得哭泣。萧纲的诗充满着想象力与意象美,他反复地对意象与语言进行随意的排列和组合,既增加了诗歌自身的趣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诗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往后宫体诗的发展做了较大的贡献。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萧纲宫体诗的文学性因素主要便是细致琢磨的外在形式,细腻抒发的个人情怀,还有大胆驰骋的想象,正是以上三种文学性因素的存在,才使得萧纲的部分宫体诗能具备文学性与审美价值。也正是萧纲在作诗过程中诸如“吟咏情性”“文章且需放荡”等创作理论的出现,才使得梁萧集团的宫体诗有了大概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否定宫体诗的价值。
  {1} 清商曲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通俗乐曲。南朝的清商曲又分为若干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类,民歌大多都属于这两类,合称“吴声西曲”。
  参考文献:
  [1] 史忠义.“文学性”的定义之我见[J].中国比较文学,2000(3).
  [2] 石观海.宫体诗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 李青春.“吟咏情性”与“以意为主”——论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的两种基本倾向[J].文学评论,1999(2).
  [4] 归青.观赏性:宫体诗的基本特质[J].学术月刊,2005(4).
  [5]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曹旭,文志华.宫体诗与萧纲的“文学放荡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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