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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仅仅单凭查处案件，腐败是遏制不了的。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单靠查案件就实现清廉。科学地探索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其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采取相应的制度化对策，才能收到切实有效的成果。
[关键词]反腐工作；措施；对策
在以往的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比较重视建立事中的监督与事后的追惩机制，相对缺少能有效运作的事前引导与事先预防机制；惯于依靠制约惩罚手段来反腐败，而相对忽视制订基于合理利益考量基础上的正向激励措施。而激励机制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条件，这已被历史所证明，也被世界许多国家所实践。受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个问题多年来在我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激励缺位，已成为公务人员“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贪污受贿的重要动因之一。因此，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是使人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到自觉的“不愿腐”，构建廉洁社会的重要制度。
一、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的现实需求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精神激励。不可否认，这种精神激励，曾经为全国解放、为解放后的国家经济振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长期实行供给制和“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年代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被抑制，精神张扬的空间高倍放大，同时对精神力量作用的认识也被夸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物质利益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日益强化，精神激励对人们的鼓舞作用日渐弱化。
人首先是自然人、经济人，其次才是社会的人。作为自然人、经济人，物质需求是第一需要，物质利益是其最本能的追求。国家公务人员并不因职责的特殊而改变其“经济人”的本性。他们尽力工作、努力进取，都或多或少，或直接间接地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个人的能力及努力长期与所得回报不成比例，对劳动者来说，会逐渐丧失劳动兴趣和热情；对部分公职人员而言，则易诱发以权力为资本、谋取私利的行为。从“经济人”角度看，腐败者常有其“经济学盘算”。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人们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公职人员长期的低薪制度，使那些家庭从业结构单一又能廉洁自律的公务人员生活相对窘迫，加之某些先富起来的人的不良示范，使一些公务人员经不住诱惑，这成为当前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动因。建立以“工薪福利”和“职务升迁”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激励机制，就是要在制度上使廉洁者“廉有所得”、“廉有所值”，感到廉政勤政合算；使一经查证的腐败分子永久丧失享受国家公务人员相应福利待遇的资格，这就使腐败的风险与经济损失大于收益，达到从经济利益导向这一面降低腐败发生率的目的。因此，物质利益激励机制的建立，便成为现实需要。
二、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应注意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第一，公务员“制度内”的正常收入偏低。公务员在收入分配“制度内”的正当收入不高，目前工资等级表上所列的最高收入与一般人们所理解的高收入（一般认为年薪10万元以上）相去甚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工资制度的设计已严重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与要求，并由此衍生出“制度外”收入的迅速膨胀。目前已无法借助“制度内”的收入有效分析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
第二，部门之间诸如“创收”等“制度外”收入差距明显，灰色收入已不是秘密，有的已属借助手中的垄断、管理等行政权力谋取部门、行业利益的“隐性腐败”行为。
第三，不同级别公务人员“制度内”工资收入差距偏小，不符合“薪金与责任”相对应的管理学要求。也就是说，现在的工资结构仍留有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痕迹，不利于调动各级公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廉政意识。
构建以物质利益激励为核心的预防腐败激励机制，并不是要对公务人员实行高薪，实际上是利益分配制度的调整。把公务人员的“隐性收入”公开化，“灰色收入”合法化，全部收入制度化。通过这种利益导向，用制度解决公务员收入方面的种种问题，最终建立一种标准统一的“大工资、小奖金、高福利”的工资结构模式，使公务人员“不必腐”，“不愿腐”。
三、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的有效途径
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必然牵动方方面面，涉及种种配套措施，因而需要改革的精神和手段。在制度设计上，要敢于突破旧体制的框框，从改革传统的公务人员分配模式中寻找办法，在具体实施中，要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稳步进行，尤其要防止新的腐败现象附着在新体制的肌体上，借助新制度的推广而蔓延。
第一，实行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公务人员职务消费货币化，解决财力支撑不足问题。也就是说，可以不要国家财政再拿出更多的钱，只要把党政机关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把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转为货币管理，由个人自主支配其中一部分，就足以支持构建起预防腐败的物质激励机制。职务消费是实现职务职能所必需的消费。目前，我国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比如公务用车、公务电话、招待费、出差费等，基本上是沿用过去供给制的办法，造成国家资财大量流失。如果能按以下思路实行职务消费货币管理、私有化消费，将这些消费转化为公务人员的合法收入，即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的低薪状况。（一）对某些职务消费直接货币分配，打入工资发放，由个人自主支配，如给予不同职位公务人员数量不等的交通费、通讯费，取消公配车、公配移动工具等。（二）对某些职务消费实行“定额管理，货币结算，节约分成”，节约部分，财政得小头，个人得大头，从而变职务消费中的“消费竞争”为“节约竞争”，待条件成熟时再改为计入个人工资由个人自主消费，如招待费使用等。（三）对一些与公务消费紧密相连的职务消费，如会议、差旅等，采取“预算定额，一定不变，节约归单位，与职工福利挂钩”等办法，调动部门节约意识，鼓励群众监督热情等。逐步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以物质利益激励为核心的“厚薪养廉”机制，必能大大推动公务员队伍的廉政与勤政建设。
第二，兼顾各方利益，扩大政府财政支出透明度，解决群众理解和支持滞后问题。对于建立以物质激励为核心的预防腐败激励机制，群众暂时不赞成、不支持，是一些社情调研机构屡次说到的，也是一些改革试点单位所普遍遇到的。这一点，其实是改革措施不到位、改革制度不配套，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没跟上所造成的。国外的经验也证明，把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按职务所需以不同标准打入个人工资，私有化消费，不但能大大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减少机关管理工作的成本，而且可以有效防止这方面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生。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应当加大两方面工作力度，以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大政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让群众了解公务员职务消费供给制造成机关工作成本居高不下的严重情形，让大家知道通过实行职务消费货币化，建立以物质利益激励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的进步，节约大量财政资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二是对公务员实行以物质激励为核心的激励制度的同时，也要兼顾各方利益，让广大群众都享受到这一改革所产生的实惠。只要我们的改革能整体推进，兼顾各方，能减少权力寻租，提高行政效能，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给百姓带来便利，广大群众任何时候都会坚决支持。尤其是激励机制在预防、减少腐败发生率和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方面的实际效果是潜在的、巨大的、长期的，其中给公务员的增薪额与由此减少的国家巨额经济损失数相比，难以相提并论。同时，激励机制在预防腐败的经济投入上，远比腐败发生后的经济损失及查处时人力、物力、财力的总投入要少得多，也划算得多，在这一点上，预防比惩处更经济实用。
第三，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和政策，解决制度缺位问题。研究国际反腐实践，可以发现它们反腐败取得显著效果，大多采取预防性规定，而不是惩罚性规定。美国的廉政立法是一个以事先为主的立法体系。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前，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决心清除腐败现象，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以减少腐败动机；厉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些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新加坡如今被公认为亚洲的“清廉先生”，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新加坡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对政府部门公务员从奖惩、津贴、休假、保密到退休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奎尔博士把新加坡可供别国借鉴的反腐制度理念概括为5个“必须”，即必须全面防止腐败的漏洞，实施综合的反腐败战略；必须以优厚的薪俸稳定公务员队伍，减少腐败的动机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制订相关制度时加以借鉴。
第四，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目前已具备许多条件。首先，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国家已经相对富裕，人民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国家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财力。其次，财政体制改革的步子日益加快，各项财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财力的能力已大大加强。另外，随着国内高收入阶层的逐步形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国家公务人员待遇方面所进行的必要改革可以予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奠定了构建这一机制的基础。
[作者简介]鲁渭荣，男，宁都县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福荣，男，宁都县人民检察院民行科科员。
[关键词]反腐工作；措施；对策
在以往的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比较重视建立事中的监督与事后的追惩机制，相对缺少能有效运作的事前引导与事先预防机制；惯于依靠制约惩罚手段来反腐败，而相对忽视制订基于合理利益考量基础上的正向激励措施。而激励机制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条件，这已被历史所证明，也被世界许多国家所实践。受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个问题多年来在我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激励缺位，已成为公务人员“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贪污受贿的重要动因之一。因此，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是使人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到自觉的“不愿腐”，构建廉洁社会的重要制度。
一、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的现实需求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精神激励。不可否认，这种精神激励，曾经为全国解放、为解放后的国家经济振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长期实行供给制和“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年代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被抑制，精神张扬的空间高倍放大，同时对精神力量作用的认识也被夸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物质利益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日益强化，精神激励对人们的鼓舞作用日渐弱化。
人首先是自然人、经济人，其次才是社会的人。作为自然人、经济人，物质需求是第一需要，物质利益是其最本能的追求。国家公务人员并不因职责的特殊而改变其“经济人”的本性。他们尽力工作、努力进取，都或多或少，或直接间接地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个人的能力及努力长期与所得回报不成比例，对劳动者来说，会逐渐丧失劳动兴趣和热情；对部分公职人员而言，则易诱发以权力为资本、谋取私利的行为。从“经济人”角度看，腐败者常有其“经济学盘算”。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人们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公职人员长期的低薪制度，使那些家庭从业结构单一又能廉洁自律的公务人员生活相对窘迫，加之某些先富起来的人的不良示范，使一些公务人员经不住诱惑，这成为当前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动因。建立以“工薪福利”和“职务升迁”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激励机制，就是要在制度上使廉洁者“廉有所得”、“廉有所值”，感到廉政勤政合算；使一经查证的腐败分子永久丧失享受国家公务人员相应福利待遇的资格，这就使腐败的风险与经济损失大于收益，达到从经济利益导向这一面降低腐败发生率的目的。因此，物质利益激励机制的建立，便成为现实需要。
二、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应注意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第一，公务员“制度内”的正常收入偏低。公务员在收入分配“制度内”的正当收入不高，目前工资等级表上所列的最高收入与一般人们所理解的高收入（一般认为年薪10万元以上）相去甚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工资制度的设计已严重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与要求，并由此衍生出“制度外”收入的迅速膨胀。目前已无法借助“制度内”的收入有效分析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
第二，部门之间诸如“创收”等“制度外”收入差距明显，灰色收入已不是秘密，有的已属借助手中的垄断、管理等行政权力谋取部门、行业利益的“隐性腐败”行为。
第三，不同级别公务人员“制度内”工资收入差距偏小，不符合“薪金与责任”相对应的管理学要求。也就是说，现在的工资结构仍留有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痕迹，不利于调动各级公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廉政意识。
构建以物质利益激励为核心的预防腐败激励机制，并不是要对公务人员实行高薪，实际上是利益分配制度的调整。把公务人员的“隐性收入”公开化，“灰色收入”合法化，全部收入制度化。通过这种利益导向，用制度解决公务员收入方面的种种问题，最终建立一种标准统一的“大工资、小奖金、高福利”的工资结构模式，使公务人员“不必腐”，“不愿腐”。
三、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的有效途径
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必然牵动方方面面，涉及种种配套措施，因而需要改革的精神和手段。在制度设计上，要敢于突破旧体制的框框，从改革传统的公务人员分配模式中寻找办法，在具体实施中，要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稳步进行，尤其要防止新的腐败现象附着在新体制的肌体上，借助新制度的推广而蔓延。
第一，实行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公务人员职务消费货币化，解决财力支撑不足问题。也就是说，可以不要国家财政再拿出更多的钱，只要把党政机关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把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转为货币管理，由个人自主支配其中一部分，就足以支持构建起预防腐败的物质激励机制。职务消费是实现职务职能所必需的消费。目前，我国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比如公务用车、公务电话、招待费、出差费等，基本上是沿用过去供给制的办法，造成国家资财大量流失。如果能按以下思路实行职务消费货币管理、私有化消费，将这些消费转化为公务人员的合法收入，即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的低薪状况。（一）对某些职务消费直接货币分配，打入工资发放，由个人自主支配，如给予不同职位公务人员数量不等的交通费、通讯费，取消公配车、公配移动工具等。（二）对某些职务消费实行“定额管理，货币结算，节约分成”，节约部分，财政得小头，个人得大头，从而变职务消费中的“消费竞争”为“节约竞争”，待条件成熟时再改为计入个人工资由个人自主消费，如招待费使用等。（三）对一些与公务消费紧密相连的职务消费，如会议、差旅等，采取“预算定额，一定不变，节约归单位，与职工福利挂钩”等办法，调动部门节约意识，鼓励群众监督热情等。逐步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以物质利益激励为核心的“厚薪养廉”机制，必能大大推动公务员队伍的廉政与勤政建设。
第二，兼顾各方利益，扩大政府财政支出透明度，解决群众理解和支持滞后问题。对于建立以物质激励为核心的预防腐败激励机制，群众暂时不赞成、不支持，是一些社情调研机构屡次说到的，也是一些改革试点单位所普遍遇到的。这一点，其实是改革措施不到位、改革制度不配套，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没跟上所造成的。国外的经验也证明，把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按职务所需以不同标准打入个人工资，私有化消费，不但能大大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减少机关管理工作的成本，而且可以有效防止这方面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生。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应当加大两方面工作力度，以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大政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让群众了解公务员职务消费供给制造成机关工作成本居高不下的严重情形，让大家知道通过实行职务消费货币化，建立以物质利益激励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的进步，节约大量财政资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二是对公务员实行以物质激励为核心的激励制度的同时，也要兼顾各方利益，让广大群众都享受到这一改革所产生的实惠。只要我们的改革能整体推进，兼顾各方，能减少权力寻租，提高行政效能，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给百姓带来便利，广大群众任何时候都会坚决支持。尤其是激励机制在预防、减少腐败发生率和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方面的实际效果是潜在的、巨大的、长期的，其中给公务员的增薪额与由此减少的国家巨额经济损失数相比，难以相提并论。同时，激励机制在预防腐败的经济投入上，远比腐败发生后的经济损失及查处时人力、物力、财力的总投入要少得多，也划算得多，在这一点上，预防比惩处更经济实用。
第三，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和政策，解决制度缺位问题。研究国际反腐实践，可以发现它们反腐败取得显著效果，大多采取预防性规定，而不是惩罚性规定。美国的廉政立法是一个以事先为主的立法体系。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前，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决心清除腐败现象，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以减少腐败动机；厉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些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新加坡如今被公认为亚洲的“清廉先生”，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新加坡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对政府部门公务员从奖惩、津贴、休假、保密到退休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奎尔博士把新加坡可供别国借鉴的反腐制度理念概括为5个“必须”，即必须全面防止腐败的漏洞，实施综合的反腐败战略；必须以优厚的薪俸稳定公务员队伍，减少腐败的动机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制订相关制度时加以借鉴。
第四，建立健全物质激励机制，目前已具备许多条件。首先，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国家已经相对富裕，人民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国家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财力。其次，财政体制改革的步子日益加快，各项财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财力的能力已大大加强。另外，随着国内高收入阶层的逐步形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国家公务人员待遇方面所进行的必要改革可以予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奠定了构建这一机制的基础。
[作者简介]鲁渭荣，男，宁都县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福荣，男，宁都县人民检察院民行科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