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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11月，我国共有社会组织近5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7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0.1万个。山东省临沂市天缘益智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天缘”），就是这20.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的一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由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一般专注公益、慈善事业，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也被称为NGO、NPO，即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
近十年，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猛增，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瓶颈。没有固定资金来源、人才缺乏、机构老化等，都是限制他们发展的因素。
失而复得的孩子
“虽然孩子不是在学校丢的，但我们也要帮着找。”2011年12月，在山东省临沂市天缘益智培训学校上学的两个患有自闭症的男孩先后走失，家长在第一时间求助校长姚希梅。姚希梅和几个老师立即整理出走失孩子的资料，包括照片、走失时的衣着打扮等，当天就交给姚希梅在当地报社工作的朋友。报纸派发的第二天上午10点，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看到报纸，孩子找到了。
2011年12月20日，记者跟随姚希梅一行人，来到走失男孩孙畅家中。孙畅在天缘就读大班，里面的孩子都大于15岁。那天，大班的孩子都去看望孙畅。
一开门，5个孩子鱼贯而入，孙畅一一叫出了同学们的名字，一字不差，姚希梅十分惊讶。
孙畅招呼伙伴们坐在床上，自己坐在了最边上。还没等姚希梅开口，孙畅就说：“我明天就去学校。”听到这句话，孙畅的爷爷笑了，“这孩子回来以后一直不说话，我们都挺担心的，看到你们他一下就高兴了。”
孙畅脸上有两处擦伤，看起来已有几日，结了痂，脖子有一处较为严重的伤。“还疼吗？”“不疼。”孙畅回答着，但没有看记者一眼。说话时不直视对方，这也是自闭症的表现之一。在自闭症儿童中，这种情况已经算轻的，会与人对话，就好照顾许多。
“15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希望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15岁以上的，我们会教他们做点手工活，希望他们能依靠自己存活。”2012年，天缘的计划是建一个小型的加工区域，姚希梅自己去批发半成品让年纪稍大的孩子学着加工。“他们不能一辈子依靠父母，要有一技之长。”姚希梅说。
爱讲实话的校长
姚希梅是天缘的创始人、校长。2011年5月，她获选《南方人物周刊》2011中国骄子青年领袖人物，去北京参加颁奖仪式。在领奖台上，她的话让台下的观众沉默了。
“你们是让我说实话呢，还是说假话？如果说实话，我要告诉大家，我这两天一直都在算，主办方请我来，飞机票花了多少钱，住宿费花了多少钱，请我吃了两顿饭共花了多少钱。我算了一下，这够我们学校所有孩子和老师两个月的花销了。所以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奖颁得太奢侈了。”
见过姚希梅的人很难忘记她的笑容，这个43岁的女人，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就会拧在一起，两个红红的笑肌光滑平整，在灯光下反光。长年的辛劳在这个女人身上留下了很多痕迹：大于常人的指关节、常年肿起的手指，黝黑的皮肤和条条皱纹。
2003年至今，她一直照顾着智障与自闭儿童，在她眼里，这些孩子和普通孩子没有太多不同，他们也能学习，也会进步，也有喜怒哀乐；但不同在于，这些孩子不会保护自己。她和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老鹰捉小鸡，照顾他们的吃喝拉撒，带他们去海边看大海。
在2011年7月参加电视节目《天天向上》的时候，姚希梅曾解释自己43岁还没成家的原因：“负责这个学校要豁得出去，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对家庭也是一个负担。”但两个月后，姚希梅结婚了。
她丈夫付利的羽绒服被人不小心用烟头烫了个拇指大的洞，为防止羽绒漏出来，她随手扯了一块透明胶贴上便罢。“没时间”是最大的原因。结婚后，姚希梅几乎没时间放在家里，而丈夫付利也跟随她“跳进了火坑”。
在认识姚希梅之前，付利在乡下种地、养蚕。“养蚕一年能赚两、三万，种地也能收入上万，农闲的时候，还能出来打打工。”付利自豪地回忆着。
自从和姚希梅相识，他的收入锐减。“如今他在学校当后勤，一个月才1000块钱，还都交给了我。”说到这里，姚希梅笑弯了腰。
“付利抱怨过你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吗？”
“怎么没有？”
“那你怎么办？”
“我就问他，结婚的时候誓词怎么说的？谁答应要不离不弃，不在对方事业上拖后腿的？”
在给付利的定情短信中，姚希梅这样说道，“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家庭。学校的需要，老师、学生、家长的需要好像都比我的需要有分量。”
“四出四进”的老师
天缘的老校区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白沙埠，被农田包围着。一进铁门，映入眼帘的是两块整齐的田地。为节省开支，这里的师生自己种麦、种菜。
姚希梅是校长、是老师、是保洁员、是厨师，还是孩子们的夜间保姆。她的基本工资是800元，作为校长，她的岗位工资是200元。
200元，也是2007年创办白沙埠校区时，姚希梅给前来应聘的特教专业老师开出的工资。
“那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就想赚点路费回家。”白晶华到学校应聘，发现学校里没有专职老师，只有姚校长和两个修女，还有四、五个学生。姚希梅和他谈待遇条件：月工资200元。
“不是少，应该说是非常少。你说我一个大男人，200块钱能保证什么？”最后姚希梅将工资加到了400元，加上一个学生家长每个月资助200元，一共600元，白晶华才“很勉强地答应了”。
白晶华当时并不知道，学校已经“揭不开锅”了。买完必要的东西之后，学校账面上只剩下24元，还都是借来的。
工作一年后，白晶华和同天上班的同事葛红霞确定了恋爱关系，打算结婚。可这恰恰是天缘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学校的情况很不好，捐款非常少。”
2008年，工资的分配原则一度变为“按需分配”。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学校只给白晶华一人发工资，每月将近800元，让他准备结婚。“最初我不知道，连女朋友没领工资都没告诉我。”买房结婚，这个传统的负担压在白晶华身上，他觉得自己不得不走。
辞职的时候，姚希梅将工资的事情告诉了白晶华，希望留下他。“我心里很难过，当一个男人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说我是责备自己呢？还是责备学校呢？很无奈，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白晶华还是走了，他说，人要往前走。
从2007年到现在的5年里，白晶华曾经四次离开天缘，又四次回来。辞职后他当过镀锌工人、跑过业务、送过快递、卖过水果，干什么工资都比在天缘高，但他最后还是回来了。
姚希梅和白晶华说过，想走的时候就可以走，想回来的时候随时回来。
2011年，在第四次回来之后，白晶华对姚希梅做出了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工资原因离开天缘。
坚持前行的学校
2010年10月6日，天缘的新校区建成了。与旧校区在村里不同，姚希梅将新校区开在了城里，她的本意是在城里赚钱，以补贴农村校区的开支。
姚希梅打算将新校区的服务水平和收费水平都提高三倍。她计算过，走读学生的服务成本是800元，寄宿是1500元。而在旧校区，走读学生的收费标准是200元，住宿是500元，一般情况下还都收不齐。
姚希梅将新校区的收费标准提高，最高收费达到每月1000元。
梦想丰满，现实骨感。新校区的收费并不能达到预期。入学的孩子大多家庭贫困，实在无力支付全额学费。姚希梅心软，又将孩子一一收下。
彭捧，新校区学生，女孩，今年17岁。由于家庭贫困，她在天缘的学费、伙食费、寄宿费全免。每天下课后，彭捧会帮忙在院子里扫落叶、晚饭后会将所有人的碗洗净，一一擦干，再整齐地放入消毒碗柜中。
1978年出生的刘世栋是“大哥哥”。刘世栋个子不高，偏瘦，穿着30岁成年男子该穿的衣服，整洁、干净，一般人很难看出他的不同，他有着智力障碍。已经离开天缘的姚景涛曾对媒体说，自己教刘世栋写“12”教了一个学期，可他从来没有写对过，“会给你写 22，我说不对他就写20，我说还不对，他就写02。”
刘世栋的父亲过世了，母亲已经60多岁。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来天缘上学，他一个月的学费是200元，伙食费是100元，一共300元。
在给同行的回信中，姚希梅这样写道，“以我的软弱心态，面对家长的需要，我们是收不了高学费的。学费收不上去，是做不了所谓的社会企业服务模式的。那位老师所讲的社会企业服务模式无非是以营利为主，把盈余再用于公益服务。我之所以说自己在走社会企业的路子，其实不过是在催促自己狠心一些多收些费用，好保证学校能收支平衡罢了。”
2011年，学校的总支出为30万元，而服务收费仅有12万。资金的缺口，全部从社会捐助中得来。“姚老师上电视后，社会捐助多了些，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能按时发放了。”教师韩艳艳说。
但社会捐助时有时无，2011年是学校创办以来收到捐助最多的一年，共31万元，比2010年翻了一倍多。
“有时候太难了，回家后她会在我面前大哭。”付利说，“哭完之后，继续想办法。”
一个学校，收费无法维系，政府没有补贴，社会捐助时有时无，如何维系、做大做强？
姚希梅暂时没有答案。
“我确实割舍不下。”白晶华环顾办公室，“一开始这个学校什么都没有。”白晶华指指边上的储物柜、记者身后的电脑，“天缘到现在为止能够好好运转，很不容易。”
“在她心里就没有‘关门’这两个字，不可能关门的。再苦再累只要有学生，有一点钱，在她那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从白沙埠回城的摩托车上，付利对记者说。凹凸不平的道路因为车轮的碾压扬起一层尘土，姚希梅和她的团队就像这辆摩托车，带着34名学生在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上，坚持前行。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由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一般专注公益、慈善事业，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也被称为NGO、NPO，即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
近十年，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猛增，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瓶颈。没有固定资金来源、人才缺乏、机构老化等，都是限制他们发展的因素。
失而复得的孩子
“虽然孩子不是在学校丢的，但我们也要帮着找。”2011年12月，在山东省临沂市天缘益智培训学校上学的两个患有自闭症的男孩先后走失，家长在第一时间求助校长姚希梅。姚希梅和几个老师立即整理出走失孩子的资料，包括照片、走失时的衣着打扮等，当天就交给姚希梅在当地报社工作的朋友。报纸派发的第二天上午10点，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看到报纸，孩子找到了。
2011年12月20日，记者跟随姚希梅一行人，来到走失男孩孙畅家中。孙畅在天缘就读大班，里面的孩子都大于15岁。那天，大班的孩子都去看望孙畅。
一开门，5个孩子鱼贯而入，孙畅一一叫出了同学们的名字，一字不差，姚希梅十分惊讶。
孙畅招呼伙伴们坐在床上，自己坐在了最边上。还没等姚希梅开口，孙畅就说：“我明天就去学校。”听到这句话，孙畅的爷爷笑了，“这孩子回来以后一直不说话，我们都挺担心的，看到你们他一下就高兴了。”
孙畅脸上有两处擦伤，看起来已有几日，结了痂，脖子有一处较为严重的伤。“还疼吗？”“不疼。”孙畅回答着，但没有看记者一眼。说话时不直视对方，这也是自闭症的表现之一。在自闭症儿童中，这种情况已经算轻的，会与人对话，就好照顾许多。
“15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希望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15岁以上的，我们会教他们做点手工活，希望他们能依靠自己存活。”2012年，天缘的计划是建一个小型的加工区域，姚希梅自己去批发半成品让年纪稍大的孩子学着加工。“他们不能一辈子依靠父母，要有一技之长。”姚希梅说。
爱讲实话的校长
姚希梅是天缘的创始人、校长。2011年5月，她获选《南方人物周刊》2011中国骄子青年领袖人物，去北京参加颁奖仪式。在领奖台上，她的话让台下的观众沉默了。
“你们是让我说实话呢，还是说假话？如果说实话，我要告诉大家，我这两天一直都在算，主办方请我来，飞机票花了多少钱，住宿费花了多少钱，请我吃了两顿饭共花了多少钱。我算了一下，这够我们学校所有孩子和老师两个月的花销了。所以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奖颁得太奢侈了。”
见过姚希梅的人很难忘记她的笑容，这个43岁的女人，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就会拧在一起，两个红红的笑肌光滑平整，在灯光下反光。长年的辛劳在这个女人身上留下了很多痕迹：大于常人的指关节、常年肿起的手指，黝黑的皮肤和条条皱纹。
2003年至今，她一直照顾着智障与自闭儿童，在她眼里，这些孩子和普通孩子没有太多不同，他们也能学习，也会进步，也有喜怒哀乐；但不同在于，这些孩子不会保护自己。她和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老鹰捉小鸡，照顾他们的吃喝拉撒，带他们去海边看大海。
在2011年7月参加电视节目《天天向上》的时候，姚希梅曾解释自己43岁还没成家的原因：“负责这个学校要豁得出去，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对家庭也是一个负担。”但两个月后，姚希梅结婚了。
她丈夫付利的羽绒服被人不小心用烟头烫了个拇指大的洞，为防止羽绒漏出来，她随手扯了一块透明胶贴上便罢。“没时间”是最大的原因。结婚后，姚希梅几乎没时间放在家里，而丈夫付利也跟随她“跳进了火坑”。
在认识姚希梅之前，付利在乡下种地、养蚕。“养蚕一年能赚两、三万，种地也能收入上万，农闲的时候，还能出来打打工。”付利自豪地回忆着。
自从和姚希梅相识，他的收入锐减。“如今他在学校当后勤，一个月才1000块钱，还都交给了我。”说到这里，姚希梅笑弯了腰。
“付利抱怨过你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吗？”
“怎么没有？”
“那你怎么办？”
“我就问他，结婚的时候誓词怎么说的？谁答应要不离不弃，不在对方事业上拖后腿的？”
在给付利的定情短信中，姚希梅这样说道，“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家庭。学校的需要，老师、学生、家长的需要好像都比我的需要有分量。”
“四出四进”的老师
天缘的老校区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白沙埠，被农田包围着。一进铁门，映入眼帘的是两块整齐的田地。为节省开支，这里的师生自己种麦、种菜。
姚希梅是校长、是老师、是保洁员、是厨师，还是孩子们的夜间保姆。她的基本工资是800元，作为校长，她的岗位工资是200元。
200元，也是2007年创办白沙埠校区时，姚希梅给前来应聘的特教专业老师开出的工资。
“那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就想赚点路费回家。”白晶华到学校应聘，发现学校里没有专职老师，只有姚校长和两个修女，还有四、五个学生。姚希梅和他谈待遇条件：月工资200元。
“不是少，应该说是非常少。你说我一个大男人，200块钱能保证什么？”最后姚希梅将工资加到了400元，加上一个学生家长每个月资助200元，一共600元，白晶华才“很勉强地答应了”。
白晶华当时并不知道，学校已经“揭不开锅”了。买完必要的东西之后，学校账面上只剩下24元，还都是借来的。
工作一年后，白晶华和同天上班的同事葛红霞确定了恋爱关系，打算结婚。可这恰恰是天缘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学校的情况很不好，捐款非常少。”
2008年，工资的分配原则一度变为“按需分配”。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学校只给白晶华一人发工资，每月将近800元，让他准备结婚。“最初我不知道，连女朋友没领工资都没告诉我。”买房结婚，这个传统的负担压在白晶华身上，他觉得自己不得不走。
辞职的时候，姚希梅将工资的事情告诉了白晶华，希望留下他。“我心里很难过，当一个男人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说我是责备自己呢？还是责备学校呢？很无奈，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白晶华还是走了，他说，人要往前走。
从2007年到现在的5年里，白晶华曾经四次离开天缘，又四次回来。辞职后他当过镀锌工人、跑过业务、送过快递、卖过水果，干什么工资都比在天缘高，但他最后还是回来了。
姚希梅和白晶华说过，想走的时候就可以走，想回来的时候随时回来。
2011年，在第四次回来之后，白晶华对姚希梅做出了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工资原因离开天缘。
坚持前行的学校
2010年10月6日，天缘的新校区建成了。与旧校区在村里不同，姚希梅将新校区开在了城里，她的本意是在城里赚钱，以补贴农村校区的开支。
姚希梅打算将新校区的服务水平和收费水平都提高三倍。她计算过，走读学生的服务成本是800元，寄宿是1500元。而在旧校区，走读学生的收费标准是200元，住宿是500元，一般情况下还都收不齐。
姚希梅将新校区的收费标准提高，最高收费达到每月1000元。
梦想丰满，现实骨感。新校区的收费并不能达到预期。入学的孩子大多家庭贫困，实在无力支付全额学费。姚希梅心软，又将孩子一一收下。
彭捧，新校区学生，女孩，今年17岁。由于家庭贫困，她在天缘的学费、伙食费、寄宿费全免。每天下课后，彭捧会帮忙在院子里扫落叶、晚饭后会将所有人的碗洗净，一一擦干，再整齐地放入消毒碗柜中。
1978年出生的刘世栋是“大哥哥”。刘世栋个子不高，偏瘦，穿着30岁成年男子该穿的衣服，整洁、干净，一般人很难看出他的不同，他有着智力障碍。已经离开天缘的姚景涛曾对媒体说，自己教刘世栋写“12”教了一个学期，可他从来没有写对过，“会给你写 22，我说不对他就写20，我说还不对，他就写02。”
刘世栋的父亲过世了，母亲已经60多岁。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来天缘上学，他一个月的学费是200元，伙食费是100元，一共300元。
在给同行的回信中，姚希梅这样写道，“以我的软弱心态，面对家长的需要，我们是收不了高学费的。学费收不上去，是做不了所谓的社会企业服务模式的。那位老师所讲的社会企业服务模式无非是以营利为主，把盈余再用于公益服务。我之所以说自己在走社会企业的路子，其实不过是在催促自己狠心一些多收些费用，好保证学校能收支平衡罢了。”
2011年，学校的总支出为30万元，而服务收费仅有12万。资金的缺口，全部从社会捐助中得来。“姚老师上电视后，社会捐助多了些，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能按时发放了。”教师韩艳艳说。
但社会捐助时有时无，2011年是学校创办以来收到捐助最多的一年，共31万元，比2010年翻了一倍多。
“有时候太难了，回家后她会在我面前大哭。”付利说，“哭完之后，继续想办法。”
一个学校，收费无法维系，政府没有补贴，社会捐助时有时无，如何维系、做大做强？
姚希梅暂时没有答案。
“我确实割舍不下。”白晶华环顾办公室，“一开始这个学校什么都没有。”白晶华指指边上的储物柜、记者身后的电脑，“天缘到现在为止能够好好运转，很不容易。”
“在她心里就没有‘关门’这两个字，不可能关门的。再苦再累只要有学生，有一点钱，在她那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从白沙埠回城的摩托车上，付利对记者说。凹凸不平的道路因为车轮的碾压扬起一层尘土，姚希梅和她的团队就像这辆摩托车，带着34名学生在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上，坚持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