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花、洋花都是棉花。
　　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 有个村子叫笨花……
　　铁凝以抒情笔法将 “笨花”吟诵为生命的传奇，也使其成为回溯乡土中国历程的符号。铁凝将笨花作为一种镜像来书写，而有关笨花村庄的叙事，指涉为生命与精神意向的象征，原本是走向对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探索的凭借。
　　《笨花》一改铁凝以往创作《哦，香雪》《玫瑰门》等关注女性命运、注重个人情感开掘的基调，截取从清末民初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历史断面，以冀中平原上一个小村子的生活为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通过对原乡悲喜生命形态的展示，将原乡精神气韵贯穿在朴素、智慧、妙趣盎然的叙事中，把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历史巧妙地融于日常生活场景之中，乡野村粗朴野性世态风情与新奇现代的粗放延展，混杂着时代风云的繁复波澜，堪称铁凝迄今为止最具分量的长篇力作。
　　这部46万字规模宏大的小说，人物达90多个，耗费铁凝6年的心血，于2006年出版。2018年9月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笨花》透着雄辉与沉静，与弥漫着混沌喧嚣的城市形成对比的是，笨花村庄蕴含了北中国的原乡气象与深层底蕴。铁凝大量地融入了拾花（性爱）、钻窝棚、糖担儿、投芝麻、算地、四月二十八庙会、喊号、叫卖声、受洗礼等生活图景、民情风俗，在这个乡村传统走向现代的空间中混搭着对世俗里的物质追求，也有对自然的崇拜、对宗教信仰以及科技等的追随。冀中平原的沧桑大地，不仅生长笨花，也孕育了朴质而厚重、率性而泼辣的人们，这里粗朴而不野蛮，厚实而不狭窄，原始而不封闭。无疑形成了一种独具中国乡土气质与乡土气韵的风物图，呈现了浑厚朴拙具有文化气息的乡村景观。
　　铁凝伫立在历史的回溯与嬗变中，从容不迫地展示人物与风俗，尽量克制暴露战争血腥的场景，也在这偏野乡村捕获尘世的静谧与人性的美好。在革命与现代的叙事中，彰显饮食男女生存之法、小生产者善良的粗朴，以及社会变革与战争灾祸的发生，展现笨花人的选择与坚守、气节与魄力，还有家国情怀以及对中华母体精神的贴近。
　　铁凝主要通过向家和西贝家两个家族的故事来表述的，这两个家族的男人和女人们的生命情状，缠绕的是他们的劳作、信仰及情感。但主要笔墨放在了向家，向喜从卖豆花到从戎到成将军再到保定赋闲，历任了陆军旅长、直隶总督府咨议官、吴淞口要塞司令等直到“解甲归田”，最后回到兆州的制粪厂。向桂走出笨花，在兆州做生意、建绣楼，再到衰落，展示了向家从发展到鼎盛再落回的过程。只是铁凝过于着力故事推进的叙述，设法铺排这部小说为厚重、跌拓，就显得内敛与节制，忽略了激情的宣扬，缺少了强烈的情感表现形式的那份舒张。即晋赵至 《与嵇茂齐书》所言：“哀物悼世，激情风烈。”因此，苦难不是叙事基调，而沉实生命韧性的显露，以及小我精神与品格与大国家的意识主张，或许这正是铁凝要表达的，即在国家与民族的危难面前，个人或家族的生与死已经微不足道。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理解，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支撑，源自是中国传统哲学兼济天下思想的孕育、滋生、哺育，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根系的承继，正是由千千万万的笨花人来接续。他们承载着浓烈的家国情怀，接受到传统乡村伦理的规约，也有着反叛。而一个家族在动荡年代的历史，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历史。
　　小说故事正是以时间为线构成一个网状结构，通过以向家为核心的一个村落的风貌的展现蕴涵了整个时代。向喜是最核心的人物，上有父亲向鹏举，弟向桂，妻子同艾（子向文成），又娶顺容（子向文麒、向文麟）、施玉婵（女向取灯），向文成有子向武备、向有备，构成了男女代际序列。这里存在父子代际的传递与转换：向喜生于笨花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主要是卖豆花、佛堂，通读《四书》，受到儒家的熏陶，后顺利征兵入伍，在袁世凱的新军中逐渐崭露头角，深得器重，但他不改厚道、忠实，聪明有谋，如决绝处理1200多名哗变的士兵。他是一个复杂的军人，既然有封建伦理的浸润，与同艾、顺容、施玉婵的结缘，都是在特定时期的自然选择。同时也有一定的革命性，他放飞施玉婵，支持儿女回到笨花参与革命，让两个儿子去他们向往的延安。当民族危机关头，日本人请向喜出任维持会的负责人，遭到向喜的拒绝，他毅然选择到粪厂当经理，从事离老百姓最近的工作。最后为了救一个宣传抗日的演员，杀了日本兵而自尽。向喜汇入革命与其说是激进的选择，倒不如说他是出于家国一体意识的本能。
　　但儿子向文成却有强烈激进的意识，向文成小时溺水眼睛留下了残疾，看东西模糊，有隐隐的自卑，但富有追求。他是中西医兼通的医师，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参与土改、办小学，在抗战时在家里办了夜校，后又让出西院让给战区医院。向文成后来成为颇具神秘色彩的“交通”。交通是一血肉之气躯体构成的生命线，在一个看似沉闷、看似无序的社会里，像一支支在黑暗中游走着的烛光，带领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奔走的人，到该去的地方。向有备放弃了对美术理想的追求，积极参与抗日斗争。
　　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母与女的代际描绘：同艾是逆来顺受、温顺的传统女性形象，深受封建传统文化伦理的规定，包括接受丈夫的纳妾，尽管也存在有身体的消极反抗。当向喜回到笨花后，她无法回到从前的安好。她对取灯视为己出，对取灯死后入祖坟的处理，就破除了陈规陋俗。顺容是向喜的二夫人，保定汤记茶馆老板的女儿，一个泼悍固执的城市女性形象，自私自利，有所叛逆但最后得以归顺，尚能够以母性的润泽对待取灯。取灯的母亲施玉蝉是走钢丝名伶，行走江湖，不巧遭遇海盗，为了生存不得不投靠向喜，作了向喜的第三房太太， 生了女儿取灯。女儿三岁时，崇尚自由的施玉蝉又离开向喜，重拾技艺。日后作为班主，带领杂技团宣传抗日。而女儿取灯是城市中长大，聪明进取，由单纯的学生在笨花变成了一个抗日时脱产的干部，由于小袄子的出卖而惨死。这跟铁凝的《棉花垛》中乔的命运很相似。 　　笨花不仅由向家、西贝家等家族构成，更有在北京读过大学的甘子明，还有尹率真县长等，具有自觉的革命意识与领导力，能够审时度势，认清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武装侵略是相互依托的。他们深入到笨花村，发动群众抗日，认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阶级矛盾必然要让位于民族矛盾。小说展示笨花原乡生态与民间风情，也将这种革命精神，导入释放到人们日常生活里，成为一种表达生命与情感的形式，并对所有生命形态予以足够的尊重、理解，赋予其神圣、庄严。战争撕裂着人性，致使笨花人面临不同的选择，但笨花主体是以生的韧性与死的惨烈决绝地来守护，向喜、尹县长、瞎话、取灯等以生命捍卫笨花的尊严。笨花人潜藏对一切的生命形态的包容与尊重，诸如对女人钻窝棚的宽容、对基督教的容纳等，但笨花人又从来就是刚性的，大革命失败后，笨花人意志并没有消沉。
　　但笨花也隐匿着消极甚至是反动力量。笨花成为日本人争夺的场地、蹂躏的场所，也有意志薄弱的叛逆者出现。小袄子是生长在乡村的奇葩，寡妇母亲大花瓣常年吃着西贝小治打猎来的兔子，消受着西贝小治媳妇的房顶叫骂；她和村里花主向桂混着， 常年以钻窝棚挣花为生计。小袄子身上散发一种畸形欲望气息，充满生命原欲的躁动与不安，她以色相事人，主动勾引佟继臣，挑战了世俗对女子的规定。与母亲不同的是，在靠着男人过活的同时，小袄子也出于好奇，报名上了夜校，并认同妇女解放，向往自由，为抗日也作过贡献。但小袄子一方面靠着汉奸金贵，一方面受着抗日的吸引。最后背叛革命，直到死亡临头，还勾引处决她的西贝时令。西贝梅阁是西贝家第三代，西贝大治的长女，受过简易师范的教育，接受了基督教徒受洗礼，一味相信能够获得上帝的拯救，拒绝吃药治病，无力参与现实的抗日。这个盲目笃信上帝的圣女，最终也死于日军的屠杀。铁凝也对向喜蛰伏粪厂的避世态度的有过质疑，尽管没有深度地挖掘。
　　显然，铁凝在挖掘家庭乃至笨花演进的根源时，在以向喜为代表的这个人物群体身上，发掘到了民族的底色。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群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不败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类，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一个民族的强韧和发展是离不开我们心中理应葆有的道德秩序的，它会使一捧尘土也能够熠熠生辉。（铁凝：《〈笨花〉与我》，《人民日报》2006年2月16日）
　　铁凝在时间的流转与季节的更替中，既有对宁静、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场景的展示，也将笨花村人的勤劳朴实、尊老爱幼与节俭安分，与庸常的世态民情一起呈现。铁凝探寻在历史变迁中，恪守着尘烟气息的人世间常情与人性的绽放，以及对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底蕴的找寻，便自然地成为了小说主题。
　　無疑，在中国的大地上，有无数默默无闻向喜们，曾经参与到对国家与民族的拯救，他们作为英雄群像留存在历史记忆中，构筑了中华民族精神底蕴，也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铁凝以《笨花》对中华民族精神底蕴的掘进，深意也大抵在此。如果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是苍凉凝重秦腔调性的吼，铁凝的《笨花》则是守着清丽温润朴质的历史回声。
　　《笨花》展演了从清末到抗战结束的家族史，将中华儿女的血泪抗争、民族大义在气定神闲的人间烟火中娓娓道来，聚合与超越了现世界乡村生活朴质伦理，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底蕴的直接掘进。铁凝以细腻的女性化的主体意识与表现，给这部具有本土色泽与底蕴的新历史小说，又平添了温暖与爱意。
　　铁凝试图寻找中国人的生命底色与精神底蕴所在，也在指认与剥离附着在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构成。同时佐证了中国文化及精神底蕴如河床一样沉积固化了人性、观念、经验、伦理、道德、情感、修养等，体现了整体生命形态与轨迹的深度与广度，是孕育、绵延华夏文明的动力与精神源泉，具有强化价值导向、民族凝聚力的功能，并赋予中华魂的塑造。这种精神底蕴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历经了时间的荡涤与历史的冲刷，拓展着人类认知的疆界，也促进着一代代人灵魂与精神的解放，更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无裨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